徐有富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36)



集史志目录之大成
——读《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

徐有富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36)

王承略、刘心明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收书全面，勘校精良，利用方便，集史志目录之大成。《萃编》汇集史志目录及相关的考补之作于一编，有利于对我国古代著述与藏书情况的全面考察，具有中国古代图书总目意义。此外，通过《萃编》，可以从目录分类、书目著录、细目统计、书目序跋等方面对传统学术，特别是目录学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学术史价值。

《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 史志目录 目录学

我们不少人都有一个梦想，希望将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及其补编、考证之作汇编在一起，随着王承略、刘心明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以下简称《萃编》)的出版，这一梦想终于实现了。

1 《萃编》集史志目录之大成

《萃编》共27卷，分装31册，收史志目录84部。这部巨著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1]该书在每部目录的扉页上都醒目地写明所用底本与校本。其中有十多种稿本与抄本为首次面世，两位主编在《代前言》中作了介绍：“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全力搜求，推出了一些首次面世的史志目录或版本，如清王仁俊的稿本《补宋书艺文志》和《补梁书艺文志》，李正奋的稿本《补魏书艺文志》《隋代艺文志》《隋代艺文志辑证》，佚名(疑常麟书)的《汉隋二志存书述略》，孙德谦的残稿本《金史艺文略》和初稿本《金史艺文略》，清郑文焯的稿本《金史补艺文志》。吴骞的《四朝经籍志补》清抄本，张继才的《补元史艺文志》抄本，等等。”[2]5-6

《萃编》采用繁体横排的形式，施以新式标点，经过精心校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完备而可靠的版本，而且也为我们阅读与利用这些目录提供了方便。程千帆先生曾送给我一部《师石山房丛书》，系开明书店出版的，没有版本记录页，依据陈训慈《序》所署时间，出版时间当为1936年。该丛书虽有目录，但是只列了7部书的书名，未标明页码，检索起来非常困难。全书繁体竖排，未加标点，读起来也相当吃力。而《萃编》本《隋书经籍志考证》，目录详列卷次、部类、二级类目的名称和页码，检索起来就便捷多了。就具体内容而言，每个标目都独占一行，用黑体字，非常醒目。所辑录的每条材料都各占一个自然段，而且采用了句号、逗号、冒号、引号、间隔号等新式标点，读起来十分顺畅。

整理者在校勘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我们注意到不少目录都采用了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作为底本，这是有道理的，由张元济主持校勘、整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始的、完整的、可靠的版本，而且《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集宋元明善本之大成，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校勘资料。而《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正是在王绍曾主持下，经过悉心整理，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的。在校本的选择上，整理者也下了不少功夫，如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选了四种校本，而整理者在校勘实践中，所据校勘资料当然远远超过了这四种校本。如该书卷一首条引了《韩非子·五蠹》篇中一句话“以吏为师”，校勘记云：“‘师’字原误作‘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清光绪浙江书局重刊《玉海》附刻本同，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元刻本、日本中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元至正重刊《玉海》附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清黄丕烈校覆宋钞本《韩非子》及日本中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元至正刻本《玉海》附刻《通鉴答问》卷二‘烧诗书百家语’条引韩非语改。”[2]53经过如此认真的校勘工作，我们相信《萃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版本，其校勘记也是极富参考价值的。

2 《萃编》的中国古代图书总目意义

来新夏在《古典目录学》一书中说：“如果我们把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加上各种补志，再加上《清史稿·艺文志》，进行整理汇编，那就构成了我国自古以来一部比较完整而正规的图书总目了。由于各时代的国家目录多已亡佚，因而这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志目录便成为了解历代著述、藏书情况的重要依据。”[3]可以说，《萃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原有的七部史志目录大致反映了我国古代著述与藏书情况。举个例子，六朝时期，南京地区不少贵族妇女都喜欢写诗，我们查一下《隋书·经籍志》集部，发现西晋妇女一部诗文集都没有，而东晋的妇女诗文集却有12部之多。此外，宋有2部妇女诗文集，梁有3部妇女诗文集，还有4部妇女诗文总集。这一突出的文化现象能说明许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是为已有的艺文志作增补的书目，如清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张鹏一的《隋书经籍志补》，清黄虞稷、卢文弨等的《宋史艺文志补》，傅维麟的《明书·经籍志》等，这些书基本上都收在《萃编》中。最突出的要算为《清史稿·艺文志》所做的增补工作。如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增补四部书10438种，93772卷，如果除去重复著录的书籍，收书种数与《清史稿·艺文志》大体相等。再就是彭国栋的《重修清史艺文志》，它参考全国公私藏书目录编纂而成，收书比《清史稿·艺文志》约增一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王绍曾在该书《前言》中说：“《拾遗》著录，都五万四千八百八十部，三十七万五千七百一十卷，其中不分卷者七百五十五部。较之《志稿》几增五倍以上。”[4]21为了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清人著述之全貌，《拾遗》还增加了不少新类目。如《凡例》三称：“道光以还译述西方声光化电及哲学社会科学之书大量涌现，四库类目不能兼容，乃增立新学类，附于子部之末。”[4]23《凡例》四称：“本书以笔记小说仍归子部小说家类，仿《西谛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例，于集部另立小说类，专收话本及通俗小说，并将集部原有词曲类，分为词类、曲类，另于曲类后增设弹词鼓词类、宝卷类。”[4]23-24这就全面而客观地反映了清人著述情况。该书在著录项目上的重大突破，是著录了版本，及所据书目来源。听说杜泽逊主编的《清人著述总目》已经杀青，相信其收书数量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基础上会增加很多。

三是汇辑了艺文志、经籍志的补编材料，如所收集的补后汉艺文志、经籍志有6种之多，补三国艺文志有3种之多，补晋书艺文志的有5种之多。从而为我们了解各朝各代的图书情况提供了帮助。由于补编的史志目录是依据文献记载，编者较少受到束缚，一般都抱有求全心态，这就有可能突破史官的传统眼光，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各朝各代的著述情况。例如曲是元代代表性的文体，但是我们发现《萃编》中所收清龚显曾撰《金艺文志补录》别集设有词曲类收曲书8种；孙德谦撰《金史艺文略》(初稿本)于集部词曲类，收曲书5种，其中包括《董解元西厢记》，所著录的乐曲虽然不多，然而也清楚地表明，元曲的兴盛是由金代发端的。在清张继才编的《补元史艺文志》集类中的词曲类不仅著录了不少曲别集、曲总集，还著录了高明、马致远、关汉卿以下41位戏剧家外加无名氏的135部杂剧作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著录了元代戏曲作家锺嗣成编著的《录鬼部》二卷，记载了152位元代戏曲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四百余种戏曲作品的目录，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元代杂剧创作的盛况。顺便提一下郑振铎曾为《录鬼簿》写过一则题跋，说的是他年轻时曾和赵万里南下访书，在宁波藏书家马隅卿处看到了不少珍藏。他特别提到“而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马隅卿去世后藏书散尽，“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此明蓝格抄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5]。于此可见其史料价值之高，而清人《补元史艺文志》已著录此书。

3 《萃编》的学术史价值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6]“辨章学术”是指对各类学术进行横向比较，以彰显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考镜源流”是指对各类学术进行纵向研究，以展现它们各自的发展历史。可以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将目录的学术史意义说透了。

首先谈谈分类。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7]就集部文献而言，《汉书·艺文志》专门设了一大类叫《诗赋略》，它客观地反映了西汉时期文学创作的状况。赋是西汉时期特别发达的文体，也为汉武帝所喜爱与提倡。再就是诗歌，武帝时专门设立乐府以采辑歌谣。但是到了东汉以后文体获得了解放，出现了许多文学体裁，以梁萧统主编的《文选》为例，大分为38类，这样单纯用诗赋两个字就概括不了了。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既然写文章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于是大家都忙着写文章，正如梁元帝《金楼子》所说，当时“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再用“诗赋”来命名文学类著作就不恰当了，梁阮孝绪《七录序》说：“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志)》，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9]《隋书·经籍志》改《七录》中的《文集录》为集部，一直流传至今。

其次谈谈著录。书目的著录情况也能反映学术的盛衰变化。如《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总集类著录了十多部研究与注释《文选》的著作，这表明研究《文选》在唐代成了专门的学问，这主要是因为唐代科举考试要考诗赋，所以士子们都把《文选》当作教科书来学习，杜甫诗中就提到“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可见杜甫不仅要求儿子熟读并深入掌握《文选》中的道理，而且自己也把《文选》背得滚瓜烂熟。这表明唐人是多么重视学习《文选》。

目录所著录的某类图书的统计数据，往往也很能说明问题。如南朝人所编文学作品的总集只有《文选》《玉台新咏》两部，难道它们是孤立的现象吗？我们查一下《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发现“共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而这些总集绝大多数都出现于南朝时期。由此可见，《文选》与《玉台新咏》正是在如此大量的总集的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佼佼者。著录项目如书名、作者、版本等也能为我们提供大量的学术信息，兹不繁述。

下面再谈谈书目之序。《萃编》收录了大量书目之序，这也为学术研究，特别是目录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如清邵晋涵《补续汉书艺文志序》对补志的史料来源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今复有《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予受而读之，盖取蔚宗本史所载，及书之见存于今代，引证于古书，著录于别史，暨藏书家所录者，辑为此编，以补司马氏之阙漏。”[10]再如清姚振宗在《后汉艺文志》史部史评类的按语中谈了立类的原因：“《唐·艺文》以论史诸书附文史类，系总集末。晁(公武)氏《志》(《郡斋读书志》)从文史类摘出为史评，入史部。史评之类，盖始於此。今考后汉人亦有论史事之文，是史论之最古者，汇而次之，得四家焉。今立为史评类，以见是类亦权舆于后汉云。”[11]这则按语为史学理论著作作了追本溯源的工作。还有不少史志目录在序中记述了该朝代的藏书、刻书、修撰图书的情况，对研究文化史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人们都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而《萃编》中收录研究《汉书·艺文志》的著作多达15部，研究《隋书·经籍志》的著作多达7部，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乃至中国学术的资料宝库。

两位主编在《代前言》中表示要继续寻觅一些下落不明的史志目录，连同1949年后问世的史志目录考补之作，做成《萃编》的续编，外加书名、作者综合索引，我们期待着王承略、刘心明团队在史志目录的整理与汇编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1〕 王安石.题张司业诗[A].全宋文[Z].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1992:6713

〔2〕 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一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3〕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M].中华书局,1991:32

〔4〕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郑振铎.录鬼簿跋[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5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3

〔6〕 章学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945

〔7〕 郑樵.通志(卷七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831

〔8〕 曹丕.典论[A].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5:1098

〔9〕 阮孝绪.七录序[A].广弘明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112

〔10〕 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六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

〔11〕 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七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45

Epitomizing All of the Shizhi Catalogues——ReadingErshiwuShiYiwenJingjizhiKaobuCuibian

Xu Youfu

Ershiwu Shi YiwenJingjizhi Kaobu Cuibian, edited by Professor Wang Chenglue and Professor Liu Xinming, is an outstanding bibliography work for its comprehensiveness, convenient and careful textual criticism.Cuibiancollected bibliographies and related sequel works of all dynasties, from which, we can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ancient books’existing situation in China.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catalogue classification,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 specific items and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this book, we can reach a further study-on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especially on bibliography,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value in academic history.

ErshiwuShiYiwenJingjizhiKaobuCuibian;Shizhi Catalogue;Bibliography

G257

A

徐有富，男，1943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