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婷

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之其他封建王朝的女性社会地位要高，这主要表现在参政、自主的爱情婚姻意识、广泛的社会交往等方面。唐代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仅带来了女性诗人数量的增多，女性诗人作品的繁荣，而且也丰富了男性文学的创作。

唐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鼎盛期，不仅在于其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而且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如唐代的女性，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不同于中国其他封建社会的女性风貌，不仅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突出表现在敢于冲破传统礼教的约束，敢于大胆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学习诗歌创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参政上。唐代女性有着非常强烈的参政意识。太宗长孙皇后见到太宗厌恶直谏，恼怒忠臣之际，及时劝导太宗：“忠言逆耳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旧唐书·后妃传》卷51）这在武则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归房帏，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听命”。（《新唐书·后妃列传》卷76）这反映出作为一代女皇的武则天，早在高宗还在世时，就代高宗处理军国大事，已经大权在握。高宗去世后则顺利地接手唐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另外，像太平公主、中宗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一些后妃、公主都积极地参与唐朝的政治。

不仅这些后妃、公主等皇亲国戚积极参政，就连一些女官、女尼女冠也都满怀热情的介入政治。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代参政的女官主要有上官昭容、尚宫赀氏、贺娄氏，以及女学士宋氏五姐妹等。其中，上官昭容的影响最大。《旧唐书·后妃传·上官昭容传》记载：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上官）仪之孙也。……有文词，明习吏事。则天时，婉儿忤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

唐代佛道二教盛行，女性出家相当普遍。如中宗时，女巫赵氏曾被封为陇西夫人，并参与政事，“势与上官氏（上官婉儿）为比”。（《旧唐书·后妃传》卷51）肃宗时期，女道士许灵素就参与张皇后矫诏谋立太子一事，“俄而肃宗崩，太子监国”，后来许灵素遂被流放。

其次，在个人情感和婚姻上，唐代女性敢于大胆追求爱情，主动择偶，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如大历时江南女子晁采，与邻生相恋，且“以诗通情”，并最终结为连理。（《全唐诗》卷八OO）唐牛僧儒《玄怪录》卷一记载道：有京兆韦氏女，“既笄二年”，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不合意者，“终不谐”。其后“有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其母许之，遂成婚。此外，唐代敢于主动提出离异的已婚女性也很多，如《太平广记》卷二四二《李睍》条引《记闻》中记载说：“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婚后情志不合，去之。”所谓“情志不合”，实际上就是今日夫妻“感情不合”的同义词。

再次，在社会交往上，唐代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甚至可以公开地与男子同席宴饮、赋诗唱和。如《太平广记》卷二八二《张生》条记载：有汴州人张生，游河朔五年，一日在返归途中，见“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而其妻“亦在坐中”。白居易的《琵琶行》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商妇夜晚与一群陌生男子交谈、并弹琵琶助兴之事。此外，那些具有独立人格且富有才华的女道士更是广交绅士名流，与他们一起吟诗作赋，“联袂出游”。以至于当时一些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等等。（《三水小牍》）

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既有利于女性思想的解放，也极大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后妃公主、大家闺秀，还是市井田园女子，大都能诗会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不再流行。清编《全唐诗》卷七九七至八O五，所录均为女子作品。虽然这些女作者中杂有小说人物，虽然其中有的人连姓名都搞不清，虽然仅从这些作品尚不足以展现唐代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此毕竟可以略窥一代女子文学创作之盛。

不仅创作数量如此之盛，唐代女性诗人的构成也很复杂，主要由宫闱后妃、官吏妻妾、青楼歌妓、道观女冠、市井平民女子五个阶层构成。宫闱后妃诗人主要有长孙皇后、徐贤妃、武则天等人。长孙皇后从小就喜欢读书，善著述，“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太宗徐贤妃，自幼诵《论语》、《毛诗》，及长“遍涉经史，手不释卷”。 （《旧唐书·后妃传》卷五一）武则天则“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顾学颉《白居易集》）值得注意的是，上官婉儿不仅是武后的女官，同时也是中宗的嫔妃，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曾“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死后留下文集20卷，存诗10首。（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及至中晚唐，女性诗人创作主体为青楼歌妓、道观女冠，主要代表人物有薛涛、史凤、关盼盼、鱼玄机、李冶等人。中唐青楼女诗人薛涛颇善言辨，精通音律，擅长书法篇咏，并有诗集名为《锦江集》，《唐才子传》卷六说她“情尽笔墨，翰苑崇高”，可见评价之高。晚唐皇甫枚《三水小牍》评价女冠诗人鱼玄机的诗歌创作时，说道：“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官吏家眷和市井平民女诗人创作成就比之前三个阶层而言，成就并不是太高，但也有其胜处。如“初唐四杰”杨炯之侄女杨容华，“大历十才子”之一吉中孚妻张夫人，成都市井女子张窈窕，她们写诗，或抒发女子柔软之情怀，或写生计之艰难，都有其可取的地方。

从《全唐诗》收录的一百一十多位女性作家的近五百首诗来看，唐代女性诗人写作的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情诗。这是唐代女性诗人作品中所占比重最多的一种题材，她们描写爱情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大胆直露地展现自己的情感世界。这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鱼玄机的《江陵愁望寄子安》，其中，“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深情表露了自己对恋人的思念之情。薛涛的《池上双鸟》则以双鸟作喻，这两只鸟相依相偎，“朝暮共飞还”、“同心莲叶间”，表明了诗人自己想要与恋人朝夕相伴、心心相印，字里行间充满了柔情蜜意。晁采的《春日送夫之长安》一诗中的“夫君远别妾心愁”一语道破了送君离别时女子内心的愁苦。不仅如此，《全唐诗》里收录的唐代女性的送别诗大都是写与恋人或丈夫离别时内心的痛苦感受，故这里都当作爱情诗加以讨论。

二、写景诗。唐代女性诗人作品中多描写自然，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一方面是表现自然的美好，另一方面又以自然比照自己。写草有薛涛的“绿英满香砌，两两鸳鸯小。但娱春日长，不管秋（一作春）风早。 ”(《鸳鸯草》)写风也有其的“猎蕙微风远，飘弦唳一声。林梢鸣淅沥，松径夜凄清。”（《风》）写秋日风光的有张窈窕的《两江行》：“日下西塞山，南来洞庭客。晴空白鸟度，万里秋光碧。”由眼前景联想到自己的处境，进而推及岁月的变迁：“庭前风露清，月临人自老，人望月长明。……昔年拜

月逞容辉，如今拜月双泪垂。回看众女拜新月，却忆闺中年少时。”（张夫人《拜新月》）柳氏的《答韩翃》则以柳枝被折以“赠离别”的命运来对比自己的不幸。

三、赠答诗。随着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社会风气的开放，女性受教育的普遍，唐代女诗人的赠答诗也比较多见。比如说，薛馧的《赠故人》：“昔别容如玉，今来鬂若丝。泪痕应共见，肠断阿谁知”。这道出了两个故人自小离别，年老相聚时复杂的内心感受，既有相聚的喜悦，也有时光易去、容颜已老的悲哀。再如薛涛的《赠韦校书》：“芸香误比荆山玉，那似登科甲乙年。澹地鲜风将绮思，飘花散蕊媚青天。”韦校书，即韦正贯，是韦皋弟韦平之子。这首诗是诗人写给韦正贯表明情意的诗。又如蒋氏的《答诸姊妹戒饮》，由于蒋氏嗜酒成疾，众姊妹规劝，故蒋氏写下这首诗 “平生偏好酒，劳尔劝吾餐。但得杯中满，时光度不难。”除了以上几种常见的题材，还有怨恨诗，这多是对爱情生活的不满意而引起的怨恨，故也可以划分到爱情诗里去。题咏诗和应制诗，这多出自于后妃、官宦妇人和女冠之手，如杨德麟的《题奉慈寺》、李舜弦的《蜀宫应制》、鱼玄机的《题任处士创资福寺》和《题隐雾亭》等。这多是她们在参加社会活动时写下的诗篇，这也论证了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交往的扩大。

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带来了女性诗人的增多和女性诗歌的繁荣，同时，女性诗人特别是女冠诗人同男性诗人之间的往来唱和，不仅发展了女性诗歌，也丰富了男性诗歌的内容。像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与女冠有来往，并留下了大量的与此有关的诗篇。这些在《全唐诗》中都有所反映。

综上所述，由于唐代开明的政治社会制度，各个阶层的女性社会地位因此而得到很大的提高，并且由此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