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中，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对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一系列母性形象更是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母性形象，对于母性美的的表现更是寄托了作家的文化追求。

严歌苓是一个推崇东方母性美的作家，对于中国女性延续数千年的性格的美德有一种深切的迷恋，于是在作家的笔下的理想的女性都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在人物的行为、语言和形象上。

这种传统性格特点，更多的是从原始性上来说，没有受到所谓文明的污染，坚守自身朴素的伦理信条，内心纯净的善良，因为善良所以隐忍，所以拥有宽容伤害者的力量，因为宽容，所以有了救赎，因此有了对伤害的修复，好像孕育了新的生命，这就是原始的母性的美，如同大地之母的气质。扶桑、小渔、王葡萄都是具有此种特征的。作家从外部形体，内部气质和性格，心理的描写所展现出来的，从她们与周围的男性的相处来着笔，无论她们身处怎样糟糕的环境，无论身处怎样尴尬的处境，也无论身边的男性是如何伤害自己的，她们用自己深沉的不张扬的善良、宽容、隐忍，来对抗这一切。这是女性的绵绵不断的生命力，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化解这个世界的伤痛，罪恶，就像净水洗尘一样的，以自己的生命力来延续这个世界。看似一直被主宰的女性才是真正的解救者，真正的大地之母的宽阔的胸怀，生命的起源。

在小说《雌性的草地》的创作时，严歌苓谈到过，“在比方我写《雌性的草地》，把母性（或雌性）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是雌性中原本存在，是与生俱有的）和为主义理想的牺牲混溶起来。主义理想成为雄性体，与原始的雌性牺牲的自然品质产生结合。”为什么严歌苓会这么推崇女性的雌性和母性，这与作者的写作背景和从小的生活背景有关系。严歌苓从小参军，从军15年，可以说她的年轻的最好时光都奉献给了军队，是一个“老革命”数次随部队进藏巡回演出，踏进那片神秘的土地，还经历过共和国动乱时代的末期风云。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她强烈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记者，目睹了许多生与死、血与火的场面。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狂热，见证了中国那个时期的许多的荒谬的事和人，她有着丰富的时代的经历，和大量的情感体验，又在她的人格构建中打印着苦难意识和悲情意蕴，她看到人的理性被抛弃时所表现出的癫狂，看到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她以自身的女性身份体验这一切，用她那清澈而敏感的内心感受到了人生的五味杂陈。而作为一名女性，自身经历了婚姻的变故，情感上的经验也更加丰富，对人生，对女性的情感认同也更加成熟。走过那个年代的严歌苓，带着时代和自身的经验。渴望看到被时代和理想主义所压抑的人性的回归。

严歌苓希望建构的是一个充满母性力量的女性，这种力量不是咄咄逼人的，它是安静的，温顺的，充满了美的姿态，它是低姿态的，用温柔的力量来抚摸一切伤痕和破坏，可以像大地那样，拥有辽阔的胸怀，拥有吐故纳新的生命力，拥有大地的即使遭受创伤，仍然拥有的强大的恢复能力，拥有大地的承载各种各样的灾难和肮脏的包容。

（沈阳工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