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导演，陈凯歌为大家所熟知，却少有人知道他是福建人，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郑氏的后代。“我本人祖籍即是长乐岱阳首占，父亲原名为郑衍贤，因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便改为母姓陈，名怀皑。我的名字陈凯歌也就由此而来。”陈凯歌说。

2009年3月，陈凯歌回故乡长乐首占镇探亲，来到村内的郑氏义房支祠祭拜祖先，并在祠堂内的郑氏族谱上，亲手加上了自己儿子的名字，算是认祖归宗。他感叹：“每个人都有根，我的根在福州长乐，我是福建的儿子。长乐之行其实在父亲生前就确定下来了，只是一直抽不出时间，这一拖就是15年。一棵树还有根呢，更何况人？”

“我父亲是位典型的福州人，有时脾气有点急，这仿佛是福州人的通病。”陈凯歌回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十八九岁就独自离开了八闽土地，到抗日后方重庆报考了当时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迷上了舞台和灯光。他一生爱戏、爱生活，清贫、善良、快乐、宽厚，哪怕在人生危难时刻，也没改变他的本色。我父亲活到74岁，终生乡音未改，念念不忘福建是他的故乡，每次从老家回京都是兴高采烈，有说不完的喜悦。他对福建的习俗、语言、食物如数家珍。”

陈怀皑执导戏曲片功力深厚，其导演的《杨门女将》《穆桂英大战洪州》《铁弓缘》等都是戏剧影片的精品。他曾说过：“我的戏曲功底，缘于我从小在家乡受到闽剧的熏陶。”

1992年，福建省电影公司想把闽剧“跳加官”改编成《富贵长春》搬上银幕，电影公司负责人为此到北京请教了陈怀皑。老导演听罢，兴奋极了，他在客厅中一边打着节拍，一边跳起财神舞来。

作为一名导演，陈凯歌为大家所熟知，却少有人知道他是福建人，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郑氏的后代。

当时陈凯歌正拍《霸王别姬》，陈怀皑说，如果拍《富贵长春》胶片不足，叫凯歌从《霸王别姬》中省一些来支援。《富贵长春》拍成后，电影局一个镜头没改就审定通过。此片当时仅在福州地区就卖出300多个拷贝，比某些影片全国拷贝总量还多。现在农村放映电影前，还时常加映这部短戏。

陈怀皑生前很关注闽剧，不过由于语言问题，陈凯歌听不懂闽剧。“但我相信闽剧一定很棒，因为它带有中原文化精髓，能在福州扎根，肯定有它的长处。”陈凯歌说。

在散文《我是福建人》里，陈凯歌写道：

有人问我说：你是福建人吗？我说我还真是福建人，祖籍是福建的长乐。福建的先贤，曾经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比如朱熹、林则徐、林徽因、冰心……这样一些福建的骄傲的人物。

我知道自己的家乡福建反倒是从一碗红糟肉开始的。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说，家里很穷，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这个年夜饭是没得吃了，是过不去了，祖母却端出了一碗红糟肉，她自己做的，想方设法地告诉她自己的孩子们：希望还是有的，生活会变好的。我就是这样在北京听着我父亲几十年未改的乡音，吃着他做的红糟肉慢慢地长大的。后来父亲去世了，剩下我给我自己的儿子做红糟肉，这成了我们家的传家菜，我告诉我的儿子说：“吃了这碗肉，你就知道你是福建人。”

2009年在长乐拜祭过祖先后，陈凯歌还到了福州南后街，参观了三坊七巷的水榭戏台、冰心和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明清艺术馆，观看了正在衣锦坊举办的中国近现代名人历史文献手迹珍品展，对历史悠远的闽都文化赞不绝口。

陈凯歌说：“在三坊七巷走了很多地方，很受震撼，福州这个城市出了这么多有文化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你们能把这么多珍贵的藏品收集起来展出，这在国内还不多见，让我长了见识，真不简单！”

2009年，陈凯歌夫妇回到家乡，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2011年，陈凯歌偕妻子陈红回长乐，为“陈怀皑人生艺术馆”揭幕。

2011年4月，时隔两年后，陈凯歌携家人再次踏上故土。“对长乐印象最深的就是文化。一个村能有这么大的礼堂真不容易，在北方，一个城市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礼堂，长乐的文化建设做得真好。”陈凯歌对占首村里的礼堂连连称赞。

长乐当地政府曾邀请陈凯歌夫妇回福建发展影视项目，不久前他的妻子陈红在厦门宣传《道士下山》时回应说：“凯歌是一个只能专心做一件事的人，他拍戏的时候就没办法分心做其他。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希望能来厦门拍戏，这么漂亮的城市，镜头里拍出来会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