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云

冬天的早晨总是来得很晚。

几天前下了一场瑞雪，城市的柏油马路异常的滑溜。我凭着对这条路的熟悉，骑上一辆生产于上世纪80年代的加重自行车，划开夜色的黑幕，急匆匆往工地上赶去。今天是老板开工钱的日子，我得赶早，这年头什么差错都出，要是迟了，老板的钱不够发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在我的阅历中经常出现。一大家人还指望着我的工钱过一个欢乐的年哩！

我顿时为自己的勤奋感到些微的满足，我仿佛看到一沓厚厚的钞票正等着我去消费……

正当我沉浸在美好的奢望中时，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我被一样巨大的东西撞落在地上。没等我反应过来，只听见汽车的声音从我耳边一闪而过，我头脑一直清醒着，这辆汽车没有开灯。我爬起来，抖了抖身子，扶起躺在地上的自行车，继续赶路。当时不知是发工钱的作用大，还是自己的皮肉结实，我真的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

其实每个人都十分奸醒，在我赶到工地的时候，早有人排成了长队。我撂下自行车，赶忙跟在已经很长的队伍后。还好，不大工夫就开始发工钱了，每领到手一个，我们跟在后面的人就向前挪动一小步，这意味着离钱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太阳懒懒地从山头露出半边脸来，它的出现并没有让我觉得温暖，它让我看清了四周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看到刚刚领到钱的弟兄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们熟悉的面孔就像我领到钱的样子。我在缓慢的挪移中，感到了农民工的伟大。

奇了怪了，刚才还好好的，此时我的右肩骤然间开始疼痛起来。我动了动胳膊，感觉疼痛更加剧烈，同时膑间有汗珠沁出，尽管努力多次，试图擦去汗水，但手却一直不听使唤。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感到撕心裂肺的疼。我忍受着莫名其妙的剧痛，尽量不再想有关疼痛的问题，因为还隔十几个人就轮到我领钱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十分艰难地挪到了领钱的窗口，并如数领到了自己辛苦一年的工钱，我捏着厚厚一沓钞票，向那辆加重自行车走去，然后和自行车一起翻倒在工地上。

我大概昏迷了一个上午。醒过来的时候，首先感到的还是撕心裂肺的疼痛。我长长地躺在一间会议室一般大的房子里，刺眼的白色让我晕厥。看到我醒了，和我一起干活的几个兄弟亲热地凑了过来，他们关切的神情让我无地自容。我早上从工棚出来的时候没有叫醒他们，我为我的自私应该付出代价。他们告诉我说，咱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接收的大夫说下午手术全排满了，等到明天再说。我一听要动手术，顿时觉得麻烦大了。他们开导我说，还算命大，只是锁骨三处骨折，开完刀，用钢丝把锁骨串起来，然后打上钢针，很快就长好了。他们将X光片递到我面前，手指着一处地方，我看到骨头断裂的缝隙非常清晰。

听说要等到明天才动手术，我躺在病床上的一分一秒显得十分漫长。兄弟们看出了我的心思，一个个溜出门外，合计了半天后拨通了老板的电话。出门在外，老板就是我们唯一的亲人。老板真是仁义，他亲自过来和医院交涉，并向接收我的大夫意思了一番。就这样，我的手术时间顺利安排到了当天下午。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多人不怪，如今哪一个垄断行业不是如此？收送红包，本来就是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事情，谁让咱这号人腰里无铜，又忍受不住这般疼痛呢？

下午四点，我被一名护士带到手术室。为了手术安全，为了尽量减少医院因医疗事故而承担的责任，她让我在好几种单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麻醉室，一名穿戴严实的医生帮我脱掉了上衣，他的帮助是那么职业，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尽快注射麻醉剂，并不关心我的疼痛。注射完麻醉剂后，我被带到手术台上躺下。过了一阵，我的身体就动弹不了了，我只能静静地瞅着天花板，聆听着身前身后忙碌的脚步声，还有金属器皿磕碰的脆响。除此之外，我感觉不到任何痛苦。这样真好，麻药真好。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从晃动的目光中我发现自己的身躯被一股强大的外力撞击着动了起来，同时听到金属之间击打的声音，这大概就是打钢针，就像在墙上钉钉子。对于麻木的身躯而言和墙面一样，在墙上钉钉子时墙面不痛，在我的骨头上穿钢针时我也不痛。在这种击打停止后，我乜斜了一眼，大夫正捉着一枚弯针穿上一段线条。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起了缝衣服的情景，两片破裂的布被我们一针一线组合在一起，使一件衣物完整;两块割开的肌肉被大夫缝合在一起，使一道伤口愈合。就是这么简单，世间太多的事件就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在大夫解下复杂的行头后，我知道手术已经结束。这是常识，我在电视上见得多了。我看到他们清秀的面庞上有汗水沁出，也许是我的骨头太硬，刚才打钢针时让他们太劳累。我真有点过意不去，抱歉地朝他们笑了笑，表示我最最衷心的感谢。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惺忪的双眼，下意识地动了动身子，感觉身体重又属于自己。荧光灯亮着，我吃力地打量着这间宽大的房子，左右和对面的床上都躺着受伤的病人。他们见我醒了，一个个友善地向我问候，好像我们在很早以前已经认识。缘分啊！人只要在社会的浪流中冲撞，总会同相干不相干的人聚到一起。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与他人相识相遇相互磨擦的一辈子。

我们的病床上都被医院编上了代号，在这里我们又有了新的称呼。我住在2号病床，大家都喊我二床，我也依照规矩，不按年龄长幼，依次对他们以“×床”相称。在这里你的名字和身份都是次要，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总是受伤的经历。一个病房住着六个病人，来来往往探望的亲戚朋友甚多，为了友好，也为了猎奇，一些亲戚朋友总会兼顾到其他病人的情况。于是，整个病房一天到晚的内容就成了病人受伤经历的反复宣讲。

我的左边住着一床的病友，他是一个年仅四岁的小男孩。那天傍晚，年轻的父亲带着孩子到外面吃完饭，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钥匙落在了屋里。好在他家住在平房，只要有一件东西支撑，人站在上面爬上窗子，就能伸手打开屋门。年轻的父亲站在一只废弃的炉子上面，将手伸向屋里的暗锁。他努力着，与暗锁的距离越来越近。谁知一不小心蹬翻了炉子。一直站在旁边的儿子被炉子推倒，小小的左腿被重重的炉盘轧在上面。孩子的小腿骨断裂。

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他的坚强让我们这些成年人深感汗颜。手术后，他那纤细的小腿上既穿着两根钢针又固定着一个接近一尺长的金属卡子，他没有过多的痛苦表情，一天吃饱了就呼呼大睡，醒来后就玩耍。一张病床上除了他身体占领的空间外，全部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玩具。孩子的父母都在忙着腊月里的红火生意，白天由孩子的表姐和表姐夫看着，只有晚上才过来陪他。忙碌一天的母亲回到病房后，将身子搭在孩子身旁，倒头就睡了。孩子对自己的父亲有着更强烈的感情，每天晚上，他总会让父亲将身子靠在床沿，将一只胖乎乎的小手伸进父亲的怀里，摸着父亲的胸脯，在有趣的对话中，小男孩很快就睡着了。深夜里，孩子在疼痛中惊醒，是这位父亲，一次次用这种绝妙的方法将孩子带进幸福的梦乡。

我的右边是三床。他是铁路货仓的值班员，这回是“二进宫”了。一个月前，牛师傅在深夜沿铁道值班时，一脚踩空，整个身子翻倒在铁道旁的边沟，右手大拇指粉碎性骨折。当时在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打上石膏固定后就长好了，可一个月后拍出来的片子和当初一模一样。这次手术后穿上了钢针，一只手被纱布包裹得十分庞大，像橄榄球似的。麻醉过后的疼痛像一把钢刀扎在牛师傅心口，他的身体颤抖着，他坐卧不宁，他举着橄榄球一般的手搭在嘴边，不停地吹，“啧啧”的呻吟此起彼伏。对他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想必他也吹不透那厚重的纱布包裹。自己的疼痛永远属于自己，别人无法替代。牛师傅的疼痛持续了三天，我们几个病友爱莫能助，我们在他的痛苦表情中看到了所有人被疼痛折磨的影子。

就在牛师傅疼痛难忍的时候，一件更叫人揪心的事情发生了。从牛师傅的单位传来口信说，关于报销医药费的问题，劳资科长没有明确表态，牛师傅的问题在单位里像踢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人在疼痛的时候火气最旺。一听这话，牛师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机会，他开始骂娘，他骂得酣畅淋漓，他的叫骂听起来十分在理。我们对牛师傅的遭遇深表同情，并替他出谋划策，全力支持他去找单位领导。

大冬天，牛师傅是踏着拖鞋去单位理论的。他回来的时候，像一位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胜利者，脸上的表情温和了许多。他说，现在的这事情，真他妈古怪，老子因工受伤，一个尕科长还要耍弄特权。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看看人家段长，他二话没说就同意报销我的医药费了。这件事妥帖之后，牛师傅的疼痛随之消除。看来，病人的心情好坏，对配合治疗大有裨益。

四床的经历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家乡举办的一次篮球比赛中，争球时挣断了他左腿的韧带。一条左腿被石膏包裹着，直挺挺地掉在半空，显得粗壮而难看。

韧带断裂后，四床坚持在家里干着力所能及的农活，他一瘸一拐地奔走在自家的田间地头。半年来，他不愿意到医院花费自己卑微的积蓄，只要有人提起，他就立马打断。女儿正在上大学，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让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受到影响，他想就这样过完下半辈子。要不是女儿放寒假回来，以不再上学要挟他，他至今还在乡下一瘸一拐地转悠。

四床的女儿真是懂事，她每天给父亲端吃喂喝，然后静静地趴在父亲的床边，基本上寸步不离。她的孝顺让我们非常羡慕，的确，知书达理的孩子在我们周围已经越来越少。有这样一个明白事理的孩子，我们为四床感到高兴。

我的对面是五床，护理他的全是警察。他的头部被纱布包得十分严实，只能看到眼睛、鼻子和嘴巴。他是一名交通警察，晚上在酒店用餐时遭到交通肇事者的打击报复，面部被砍了好几刀。

我在几天前的一张报纸上看到，造成警察牺牲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劳累和交通事故。每当看到五床的时候，我便开始怀疑一些专家的低能和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至少，他们应该把打击报复算做一条主要原因。我同时庆幸自己自认倒霉的做法，要是我那天早上看到了那个车牌，要是我那天早上报警了，要是……我简直不敢再想下去。我看着五床面目全非的样子，好像是因为我的被撞而让他受到了连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

六床是一名小学生。课外活动时，孩子们在玩自制的飞镖，一支飞镖扎在了六床的眼球上。幸运的是，六床的眼球并无大碍。

陪伴六床住院的有一男一女，男的是六床的父亲，女的是那个投飞镖孩子的母亲。晚上，那女的陪六床睡在一起，六床的父亲走出走进没有安身之处。等那女的第二天起来，他就迅速趴在六床旁边，不大工夫，就鼾声隆隆了。在病房里，这一男一女经常会因为费用的问题发生不愉快的争执。那女的说，我已经掏了两千元，你还要我怎么样？你看人家二床，被人碰了都不知道是谁，人家说啥了？

乖乖，我的遭遇竟然成了她不愿配合的理由，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医院里救护车的警笛声总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那天下午，一阵接着一阵的警笛响过之后，那女的神情古怪地走进病房，她说，两个人全死了，口张得这么大。她说着张大嘴巴向我们几个学着死者的样子。她刚从救护车跟前过来，故去的两人是亲家，他们开着三轮车往地里送肥时三轮车翻了。

住进医院的第七天已是腊月二十六。早上起来，我随便吃了一口，就去找大夫拆除了缝合伤口的线条。回来后向几个病友匆匆道别，然后抱着受伤的肩膀，离开了这间宽大的外科病房。我知道，走出病房之后，我的称呼将会回到从前。“二床”的称呼要么暂时闲置，要么很快就属于另一个人，外科病房的故事会因病人的不同继续演绎下去。

在医院门口的电话亭，我拨通了我们村里唯一的那部电话，我让叫一下狗蛋他娘。妻子是跑到电话跟前的，她气喘吁吁地说，你死哪儿去了？说着便“呜呜”哭出声来……

我木然地站在这座城市的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让我举步维艰。不远处又发生了交通事故，许多人蜂拥着去看热闹。乘此机会，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一直觉得，土旺旺的老家，永远是我心跳均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