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像雪一样永存……”（访谈）

2015-11-18张猛译

西部 2015年1期

关键词：诗歌俄罗斯

张猛译

采访者：斯拉瓦·谢尔盖耶夫（以下简称“С.C.”）

受访者：肯纳基·艾基（以下简称“Г.А.”）

С.C.:您也看到了，现在“先锋文学”与“俄罗斯先锋文学”——这些概念……是含糊不清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作品现在同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和叶戈尔·拉多夫的作品一起，都在Аd Marginem出版社出版。这真是质的变化……

Г.А.:Аd……Marginem？这是什么？

С.C.:一个旗帜鲜明的先锋出版社。

Г.А.:是吗？有意思……

С.C.:您是怎样看待别人称您为“先锋派”诗人的呢？

Г.А.:我不大喜欢这个词。不喜欢它是因为，一方面这个词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回答，我们用它来解释一切不太明了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个标签赋予了我们骗子一样的身份。就在不久前，一个聪明人，列夫·鲁宾施坦①在某个地方曾讲过：别人怎样说我们，就永远都会这样。既然叫“先锋派”，那完了，以后永远都是这样了。已经过去了几个时代、几十年，而所有人讲着同样一个现象：先锋派，先锋派……法国从阿波利纳尔时代、俄罗斯从赫列勃尼科夫时代就开始讨论“先锋派”、“自由诗”的问题，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还要将这些概念用于今天的现实——这是怪诞的……有人说过，俄罗斯就是永恒。在这里一切都变成了永恒。某种对永恒的迷信。永恒的问题。譬如：是先锋派还是非先锋？……（笑）诸如此类。现在让我来回答您的问题。您给我写的问题是：“在今天，什么是诗歌？”（这时艾基的妻子加琳娜·库波尔斯卡娅在谈话过程中出现，笑了起来。——С.С.）诗歌是今天、昨天和永远的永远……诗歌永远是诗歌。这有些同义反复了，但是……

С.C.:不只是诗歌。现在产生了一种总体艺术边缘化的感觉，我讲的是这一点。

Г.А.:……她（指诗歌）存在着。她像雪一样——永远存在。融化了，流走了，但它……确实存在。她就是雪。诗歌在本质上是不变的。她自我保全。至于诗歌发生了什么，则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没有“今天”，也没有“明天”或“昨天”。诗歌……（停顿）与死亡的问题联系紧密。歌曲也一样。普普通通的歌曲，大众传唱的歌曲……但诗歌与其联系还要更紧密些。她浓缩精华，展示词语在生死面前，在我们所谓的上帝面前，在不可言说的世界的创造力量面前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就是那种我们与死亡、上帝之间的联系，是我们面对他们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一条线索，从我们这里一直延伸到“肇事者”，到创造这个世界并将我们置于如此境地的造物主那里。这个造物主给我们幸福、喜悦，让我们欣赏他以及自身，我们一方面感激他，另一方面又在向他求证，沿着这条路我们越来越深化了死亡的主题。对不起，我的话可能太过华而不实了，但是在诗歌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和创造者的存在。诗歌能耳语我们，给我一些关于死亡的表达来。死亡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在死亡中与永恒达成和解。死亡是对永恒的希望，对于灵魂不朽的希望——不，这听起来太虚幻，尤其是刊登在杂志上……是的，还有祷告。但是祷告是一件十分直接的事情，有没有回应——这是另一回事了。而诗歌……在通往死亡和彼岸的道路上，她有时能给予……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了现实存在……

诗歌能给出生活有意义的感受。她的具体性。树叶沙沙响，接着人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黄昏，或者是窗外的春光，诗歌被意义填满，被某种……期待填满，她指出了生活的意义和严肃性，这些性质提升了我们，我们为之忧虑却没有察觉。我们只是到森林里去，散步，观察，瞧这是世界，田野，树，而诗歌能给出对此的思考……诗歌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如果你愿意，可以凭借她触摸到世界万物的实质。

С.С.：那么……“在城市里”呢？诗歌是不是演变成了普通的艺术，今日之文学“在城市的条件下”仅仅在“书本”里，在……“作品”中，在用于写作的纸页上？

Г.А.: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城市本身就是一本书。确实，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这样。我不久前到过巴黎。巴黎是一本大书。这一次我住在了市中心，巴黎圣母院旁边。这是某种不可思议的整体……就仿佛是上帝呼出的一口气，就是那样的……完整性。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完整性。到处都是：某种已完善的东西进行着，接着是一个间隙，什么都没有，灰暗地带，虚空……在柏林也是如此，还有我钟爱的城市维也纳：你行走着，突然什么也没有了。在巴黎没有这种情况，这一次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好像巴黎是由一百个历史层构成的。我们进过索邦神学院，我朋友读过维庸，而这位作家曾就读于索邦神学院。所有这些层面突然生动起来……我们的许多层面被彻底打断。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已经无法重建。那将会是矫揉造作的。

Г.А.:因此说，“为什么需要诗歌”。 20 世纪30年代末，弗洛伊德曾经回答过罗素伯爵在名人之间进行的调查问卷。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这道题上罗曼·罗兰和其他一些人回复了许多进步的信息……而弗洛伊德说，人类在其整个存在历史中，只迈出过最意义深远的一步：使野蛮暴力成为人类无法想象的东西。如果杀戮也变得那样无法想象，那第二步也就完成了。弗洛伊德接着说，遗憾的是，这一步还没有被人所意识到。应该为此努力，这毋庸置疑。至于说到杀戮的不可能性，这个暂且不谈。在人类的内部储备着大量的侵略因子……关于诗歌必要性的问题……不管怎样奇怪，诗歌也同样是关于这的。这完全是存在主义应该研究的问题，是那些具有十分敏锐哲学视角的代表们该做的事……而突然有一天，“苏联文学”的代表、经历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说道，战争是脏污，是卑鄙龌龊的勾当。他完全是从另一条路上在谈这件事的。不是从哲学道路，而是从最为普通的个人忧虑的路径上发声。我说这个是因为，诗歌的艺术应当十分有意识地参与进来，不是说像克里姆林宫墙外一匹公马骑在另一匹公马的身上，这是令人厌恶的；在我所喜爱的维也纳，我就看不到这种马背上的钢铁偶像……应该意识到——艺术和诗歌应该面对的是严肃的事物。我是在十分严肃地谈这一点。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文学从事着庸俗的，凡人的事业。嗯，就像大家说的：契诃夫、托尔斯泰……而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生活？我们的周围发生着荒谬绝伦的事情。

С.С.:您的意思是政治？

Г.А.:我指的是习惯。习惯！就像今天报纸上刊登的——急救车赶去救人，医生却被人杀害。这种事情成为了家常便饭……

在楚瓦什，四个世纪人们过着没有权利，没有金钱，没有书籍（这一点真遗憾），没有边境意识，也没有战争的生活。他们四个世纪没有征战，和任何人都没有。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在楚瓦什，农村的凶杀事件简直是百年一遇。这样的事十分骇人听闻，甚至于能代代相传……

С.С.:您讲的是哪个时代？

Г.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甚至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分……政权只将布尔什维克送到楚瓦什去。甚至是伊凡雷帝也不需要这样的状况。楚瓦什被施洗，接着是募集贡品——就这样……因此，在发生杀戮的、通往农村的入口，竖了一支黑色的柱子，为的是经过的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不进这个村子而另辟新路走过。因此诗歌、艺术也应该从事这种严肃的事业。

С.С.:那您觉得，艺术有没有这种力量呢？

Г.А.:这要看是哪个人的艺术了。譬如保罗·策兰②就有。策兰可以同上帝争吵……感觉上他承认上帝，但其实他不能与上帝达成一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允许这些？——战争，大屠杀等等……他总是处于同上帝进行激烈辩论的边缘……或者是另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在二十九岁自杀的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③。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了两年，他有一本书《告别玛丽亚》就是讲奥斯维辛的。在书里他讲到，柏拉图骗了我们，他向我们描述埃及金字塔的宏伟，奴隶制是不能被激赏的，这种宏伟是用可怕的代价换来的。他们倒不如将自己的法老丢进尼罗河里淹死！当我读到今日的拉斯普京④，我不禁陷入绝望。我如此尊重他，而他们准备维护自己执迷不悟的过去一直到底。我已经不能容忍这一人民和解的迷信，这个迷信悄悄伴随着大国力量的迷信，而所谓的大国力量已经远离他们“漂走”了……（沉默）这就是拉斯普京所从事的事业，拉斯普京们的事业。我们，我的同辈人，都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但所有人都带着这样的感觉生活——这一切还要持续三百年。

С.С.:不只是您这一代。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还记得，1985年时我还坚信，一切都是牢固不破的。有人向我提到阿玛尔力克的书（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出版的安德烈·阿玛尔力克的作品《苏联能撑到1984年吗？》）时，我当时还觉得好笑。

Г.А.:画家鲍里斯·茹托夫斯基说得好：不是善获得了胜利，而是恶战胜了自身。我们在这种权力之下，生来就具有了杰出的对抗技能。对我们来说，恶就集中在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上。我们抱着某种希望，不管是什么样的希望……我们夸大了我们的希望。因为恶好像是集中于一个点上。等到一切都崩溃的时候，恶变的无处不在，甚至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有人都被传染，问题立刻变得更加复杂了。原先还能清楚，应该和什么做斗争，而现在……我二十年前就曾经讲过，俄罗斯是一个为福克纳⑤而存在的国家。那他又在哪儿呢？这个福克纳？关于这个可以得出很多奇幻的东西。而人们写出了三十个绳结来。

Г.库波尔斯卡娅-艾基：那普拉东诺夫呢？普拉东诺夫就是我们的福克纳。

Г.А.:普拉东诺夫不是福克纳……他更像是马拉美……我们俩总是会偏离主题——言归正传吧。今天回忆起苏联政权，先知传统和救世主的情结在上升。很多人在这种氛围里感觉相当好。总之，这些东西立刻就与暴力、沙文主义（没有这一点根本就寸步难行）联系了起来，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开始证明，苏联体系十分正确，因为它把一切都“抓住”了。他们所有人都逐渐走向了这一点。我要讲一点，看起来和这件事没有关联，但没有这一点我是没办法理解的……“9·11”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些十分虔诚的宗教徒可能要好一些，但总会多多少少有了些改变。因为这件事，我偶然从记忆深处拖出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一个“外国女人”来。那是尤涅斯库⑥的一个长篇随笔。他描写了生活在瑞典小城圣佳林的我们的朋友们。插一句话，我们也在那个房间——在尤涅斯库住宿的那个宾馆住过两次，睡过同一张床，真是搞笑……在这篇随笔中他写到：有一个恐怖分子，他为了杀人而杀人。后来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人不想承认死亡。他的潜意识在黑暗中拖着他，在他施暴的时候，怂恿他去杀人，因为那个时候，据尤涅斯库所写，那时候他觉得不存在死亡。因为死亡是由他来统治的，对他来说就没有死亡！

С.С.:我很想谈话之后听您讲这件事，但现在让我们还是接着上面的说吧。您觉得，9月11日发生了什么？

Г.А.:我想引用不久前读过的、哲学家米哈伊尔·爱普施坦在《新报》上的一篇长文章。他现在住在美国。我和他曾经争吵过，很久之前。这不重要。他应该是个有礼貌的人。他有一篇文章或者是访谈，很具有代表性。我被文章震撼了：他实际上对于这件事欣喜若狂。这篇采访的题目是“恐惧——文明的更高阶段”。因为在他看来，全面的恐惧就是一种更高的层次。他将这种更高阶段称为“集体恐怖主义”（хорроризм, 来自于拉丁语“horror”——“恐怖，恐惧”），并称这一阶段现在已经到来。

说起“9·11”的“思想”层面，我认为这种恐怖分子的“思想”最主要是与巨大的卑劣龌龊相联系的。不是这样吗？……

С.С.:我正是想说这一点……离政治远点儿吧……您在采访和随笔中经常讲，画家们对您来说是拯救者，尤其是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⑦。为什么单单是雅科夫列夫呢？

Г.А.:问题在于，算起来，我和诗人们的关系不够亲密。我曾经和斯坦尼斯拉夫·克拉索维茨基短暂交往过。我们两个要好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民族问题上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相投。他现在成了宗教人士，斯捷凡神父。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还在六十年代时我就清楚了：诗歌中应该更改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就已经该做些改变了……我对形式进行了探索……一切都在于，画家总是走在最前列。法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自己的也是。画家们在探索的前方，并预示了诗歌以及——我觉得——普遍生活上的变化，作曲家也是如此。文学家和诗人们不知为什么总是落后。1959年，当我和雅科夫列夫相识的时候，他那时候是……怎么说呢……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天才。他整个人都要燃烧起来了……那个时候他总共只有百分之五的视力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显现出梵高、苏丁⑧的特质来……他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就像卡夫卡那样——善于预示，而不是胡乱杜撰。

С.С.:您指的是他的画，还是他的言论？

Г.А.:嗯，他谈吐也相当有才华，尽管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他不会读，但是所有该知道的，全都知道。

С.С.:你们是在什么场合认识的呢？

Г.А.:是因为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那时候有个克拉索维茨基小组，列昂尼德·切尔特科夫⑨在这个小组里，赫拉莫夫。还有一个利昂诺左夫小组，他们更早开始，也更有名气。而我们是第三个小组——“瓦西里耶夫小组”，我这样称呼它。其中有十九岁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他的爸爸是电影《恰巴耶夫》的监制之一。我们俩1959年在利昂诺佐夫的奥斯卡·拉宾那儿认识。有这么一件事。我们分开去的，但回来的时候是一起。出门时，他对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坐车吗？我同意了。他邀请我去他家里，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总之他是个尤其英俊、又十分幸福的人。他顺便问了我，您有喜欢的俄罗斯画家吗？我说，不知道，或许，费德托夫算吧……他又说，不，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当代的画家。我说，没有。他回答我，您马上就有喜欢的俄罗斯画家了。我想把他介绍给您。他有一幅肖像画……充满了悲剧精神的一幅画。像大家说的那样，雅科夫列夫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说这种悲剧性能够用色彩和形体来展现的话——只有雅科夫列夫能做得到。那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悲剧。就是这幅1959年的画（展示给记者）。于是我说，是的，这将是我喜爱的俄罗斯画家。瓦西里耶夫回答道，我就知道。这样，过了两三个星期，我们见了面，他完全使我震撼了……

我当时给一个波兰诗人维克多·沃洛施尔斯基写信，讲我为什么转向了俄语写作。很早之前，他在一个访问中问了这个问题。我写道，艺术对我来说属于悲剧的范畴。我转向俄语写作是因为，用俄语可以表达得更为饱满，而这种悲剧性就包含在俄罗斯语言之中。比方说，用楚瓦什语我就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喜欢上雅科夫列夫是因为，这是一种裸露的、敞开的悲剧。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他邀请我去咖啡厅，当时他带了些钱，他决定请我吃东西，自己连酒都不喝……他开始讲，艺术存在于其真实的显现之中——这就是当你快要死了，需要再走最后一步却怎么也完成不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该坐下来创作。这些话当时让我特别震撼。

С.С.:你们去了哪家咖啡馆，还记得吗？

Г.А.: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普希金广场上有一栋长长的房子，后来被拆除了，那栋房子的地下室就一个酒吧，旁边就是咖啡厅。瓦洛佳·雅科夫列夫先到的，接着是兹维叶列夫，也是一个个性卓尔不群的人。他在我家里住过几周。可以说是飘荡不定。他没有地方住，没有房子，所以住在了我那里。一直到最后。和他相处很难。雅科夫列夫是我最喜欢的人，而这个人则完全是个怪人……还有画家伊戈尔·乌洛赫。他是喀山人，现在住在莫斯科。总之，艺术家们给我展示了一条发展的道路，必须寻找新语言、新形式。他们在寻找着，音乐家也是如此。首推的是安德烈·沃尔康斯基⑩，然后瓦列金·西里维斯特罗夫，我很喜欢他，还有古巴伊杜琳娜。

С.С.:这是哪个年代呢？

Г.А.:我和安德烈在1956年相识，我们之间的爱和友谊则开始得晚一些，也是从1959年起。1973年他离开了俄罗斯。音乐家们又一次成为创新探索的典范，又一次……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就连赫列勃尼科夫也谈不上多么新颖了，已经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了。我不久前在摩洛哥参加一场诗歌会议，有人问我：将来诗歌会是什么样子，您怎么看？……我对他们说，我想，将来的诗歌应该是……未来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等人想要从词语中挤出一切东西，他们将语言看作实物。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将词语本身替换掉，就是那种所谓的“无意义语言”……创造新词。我觉得，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此了。

问题在于，今天的词语仅仅被理解为逻各斯的词语，在诗歌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词语充满了……韵脚——这是显而易见的。韵脚现在常常像是记号一样。韵脚应该是它本来的样子……我在摩洛哥讲过，问题是词语应该重新，或者以一种新的方式建立空间，并与之发生关系。或许，也和时间进行相互作用。我说——或许……因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词语本身什么也做不了，它是死的，它无能为力。只有在它发生作用时，它才开始工作。我开始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在从事词语工作时，一切都取决于，你让这个词语与其他词语之间产生了怎样的时空关系。就像加利亚说的，她在教堂里感觉很好，我曾有过一段时间，工作不下去，写不出东西，于是我和她一起去了教堂，但我在里面感觉并不舒服。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人们在教堂里是怎样以一种共同的状态彼此产生联系。于是我写了一首诗，名字是“人民即教堂”：“心灵，就像蜡烛，彼此照亮。”我没有开玩笑，我想的根本不是一首单行诗，而是一件庞大的东西。（笑）在其中有它自己的尺度。在这首诗里名称做着自己的事儿，接着是签字“2002年1月6日，索切尔尼克，拉马施科瓦村”，这一部分同样算诗歌文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切都做着同样的事儿。我这是打了个最简单的比方。在我的那本厚厚的新书（《远距离谈话》，圣彼得堡：里穆布斯—普列斯出版社，2001）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词语没有被变形——也就是那种不能用来做任何事、但本身又处于某种空间和联系之中——它将会在自己周围重建一个新的空间，假定就是心灵秩序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说诗歌可能是任意的样子。以及有确定计划的散文。以及行动。我不只是想开玩笑，还是出于严肃，写下了那些“柏林光文字”。其中的有些东西可以用来做成光的广告……这看起来像是游戏或者玩笑。但这根本不是游戏。这是诗吗？……我想是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马上将会出版一本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⑪的书，很有意思。他和我有相似的观点（特朗斯特罗姆的双语作品于2003年在莫斯科出版——С.С.注），法国人也有这种观点，米歇尔·德基⑫，还有德国人……

不同的国家都在进行创新的探寻，一些人依赖于另一些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马列维奇⑬，对于其他人可能就是另一些人，但没有这些，没有探索——是不行的。不，当然可以，但——也可以说是不行的。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于一些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东西——我却弄不懂。有时候——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存在着一种总体上侵略性—亲传统的立场，尽管问题已经不在于此了……

С.С.: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哪些人能让您记住？

Г.А.:我很喜欢叶莲娜·施瓦尔茨⑭。我非常喜欢她，我觉得她现在是最有天赋的。伊万·日丹诺夫⑮也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个神奇的人，一个隐匿的天才，还有阿伊兹恩别力⑯。

我喜欢和他交流，也非常喜欢他的诗歌。还有一些人，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С.С.:您对电视感兴趣吗？政治，新闻，这些您都关心吗？

Г.А.:当然了，不然怎样。要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条件……

С.С.:能够绕过这些吗？不去注意它们。因为大体上来说，一切都是明摆的。

Г.А.:照您说来，譬如报纸，那确实是这样。可是我钟爱的狄更斯每天早晨都是从报纸开始。读得津津有味。那为什么我不能读呢？

С.С.:但他读的或许不是“苏联报纸”吧。这里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东西，这些新闻，关于车臣的采访，无穷无尽的官僚斗争，杜马……这些在您的诗歌里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Г.А.（沉默了一段时间）：斯拉瓦，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要所有的都知道，都清楚才行……

С.С.:为什么呢？

Г.А.:因为，这都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作为一个人，我应该记住并且明白，我生活在哪里。因为社会在飞快地变化，不只是现在，大人们就像孩子一样，不知不觉就陷入了蒙昧无知的状态……我在这世上生活，就应该记住并且明白一些东西。至于说在我的诗歌里少有反映，这个……（沉默）我们现在已经十分麻木，对于很多东西都不能作出回应，对于那些更早发生的东西，当然，回应得就更充分一些。

С.С.:那这种麻木是全世界都这样，还是只有我们才有？

Г.А.（停顿）:您知道，“消费社会”——要知道这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并且已经说了很久了。而我们才刚开始说。我们的状态是一种不清晰状态。在我那个时候，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清晰的，因为，说实在的，没有什么需要弄清楚的。可是现在整个世界文化都涌现出闻所未闻的大量新事物，就是最近八十年都没有出现这么多新事物，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研究考察。苏联时的审美延迟也表现出来了。专制主义极其喜欢古典的形式。勃列日涅夫喜欢它们。这一切都在发展，并且是带着侵略性的发展。

就在六七年前，我们去萨马拉，伏谢沃洛特·涅克拉索夫第一次在那里面对众多观众朗诵诗歌。他们一开始什么也听不懂。但是慢慢地，我亲眼看到，人们开始“进入”了他的诗歌中去，理解了……我在八十年代末朗诵的时候，有时也会有人走到跟前，悄悄地问：您也写韵脚诗吗？现在这样的人，谢天谢地，已经没有了。是的，听众也少了……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列夫·鲁宾施坦，所有人都爱戴他。这几乎让我想起了契诃夫，我对他说些什么，他就会腼腆起来……当鲁宾施坦朗诵时，已经没有人去考虑，这是不是一个诗人了。所有人坐在那里，欣赏着。他们已经理解了，是的，诗人，是的，诗人也可以这样。我认为，在俄罗斯，那个暴力和习惯于臣服的时代已经终结……

С.С.:您觉得已经终结了吗？

Г.А.:是的，已经结束了。

С.С.:那您觉得，它会不会死灰复燃？

Г.А.:不，不可能。那就有点半生不熟，不伦不类了。那将会是丑陋—脏污的，令人绝望的。但是政权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她（指政权，译者注）小心翼翼，或许，他们会拖着她朝那个方向去，但他们已经猜到，这是不可能的了。那个对于全人类的专制制度的时代已经大体结束了。是的，结束了。但问题也在于这一点，时代已经结束，而有些人又希望它继续下去。这样他就会成为最高权威。俄罗斯是有力的，伟大的（尽管存在着贫困），而周围都是敌人、嫉妒者……

并且，尽管他们清楚，应该小心翼翼，但总还是将它拖向那个方向。但这已经是明日黄花，老古董了。老古董，一般来说，现在会强有力，但将来他们终究是要走向灭亡。

译者注：

①列夫·鲁宾施坦（1947— ），俄罗斯诗人，散文家。

②保罗·策兰（1920—1970），德国犹太裔诗人，写作有《死亡赋格》等著名诗歌。

③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1922—1951），波兰诗人。

④拉斯普京（1937— ），俄罗斯作家。

⑤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意识流小说代表。

⑥欧仁·尤涅斯库（1909—1994），罗马尼亚及法国剧作家，荒诞戏剧代表人物。

⑦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1934—1998），俄罗斯画家，“非官方艺术”的代表。

⑧柴姆·苏丁（1894—1943），法国画家，作品有《剥了皮的公牛》、《卡尼列风景》等。

⑨列昂尼德·切尔特科夫（1933—2000），俄罗斯诗人，翻译家。

⑩安德烈·沃尔康斯基（1933—2008），俄罗斯著名音乐家，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