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翠

精神游子的心灵记忆
——高海涛“文化乡土散文”解读

■ 张 翠

作家史铁生曾说过：“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对高海涛而言，辽西故土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在他的散文中获得了辽阔的世界性观照和深挚的文化关怀。他站在世界和乡土的两极，在世界文化中回望乡土，在乡土记忆中想象世界，使得两种文明相互交错、衔接、渗入、延展、生发，显示了一个辽西赤子雄健博大的文化人格。他的散文是文化的乡土恋歌，也是乡土的文化哲思，有学者称之为“文化乡土散文”或“乡土文化散文”，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阐发的概念。

高海涛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极具诗人气质的优雅绅士、深藏故土情怀的浪漫恋人。“让我说出秘密，说真的，我不会/也许某一天会，谁知道呢？”——就像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一样，在某一个他喜欢的一天，他说出了他的秘密，这就是他的散文，当他把贯通旧学与新知的智慧和兼具美丽与忧伤的乡愁酿成美酒，许多读者都为之迷醉了。人们从他的散文中看到思想之河泛起的光泽，听到才情之海涌起的涛声，品味到一种陌生的气息、遥远的气息。这气息如此切近他的生命秘密：他对世界文化的眷恋伴随着无边的乡土情结。他的散文创作虽起步较晚，却非同凡响，每篇作品都显出非凡的水准，广受赞誉，广为转载。

下面，笔者就从高海涛的散文文本入手，解读高氏散文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为当代散文带来的新的审美质素。

一、散文之“散”的审美意蕴

《故乡海岸桃花》写的是绥中的风物、美景、人事。我的家就在离绥中不远的锦州，差不多每年暑期都要到绥中海岸去度假，却从未有过海涛先生这般风生水起、摇曳多姿的联想。一开篇，作家由美国女诗人毕晓普的诗句引发灵感，赋予绥中的海以陌生的气质；随即又用朴素生动的语言鲜活了读者熟悉的地理概念：“ 绥中素称关外第一县，南襟渤海，北枕燕山，向西不过数里，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就是山海关。进关后抽袋烟，磕磕鞋里的土，就踏上中原大地了。这是进关，出关呢，按习俗也是磕磕鞋里的土，在绥中吃碗餄饹或荞面条，你就是站在了东三省的地界，面对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大地。”笔致推拉摇移，在熟悉与陌生之间，读者跟随作者开始了新奇而丰富的阅读之旅。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到《诗经》里的《蒹葭》篇，从年轻的盲人说唱家到《伊戈尔远征记》，从英文老歌到关东唱词，从周邦彦的嘉树到莎士比亚的核桃，从契诃夫的雅尔塔到古乐府诗句，从拉普兰小调到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从《淮南子》中的“绛树两歌”到德国有关河神的神话，从法国画家莫奈的睡莲到清代张劭的纸鸢，从孔子的“美哉水，洋洋乎”到房龙的《地球故事》……这种写法很令你震撼，舒展、跳荡、发散、绵延，暗香浮动，旁逸斜出，散得前所未有，散得惊世骇俗。他的散，是“散岫飘云叶”，“散影玉阶柳”，是“散为飞雨川上来”，“散入春风满洛城”，也是“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渤海大学学报》主编对他的一次访谈中，高海涛说：“对于散文来说，柏拉图的‘美是难的’可以具体化为‘散是难的’。散文之散是一个悖论，也是一种境界。”他甚至认为：“所有的好作品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因为可以这样理解，只有‘王’才能‘顾左右而言他’，反过来说，只有‘顾左右而言他’，才能像一个‘王’或王者。”可见，他对散文之“散”有着独特的理解，因了独特的理解才能写出新颖的文本，才能富含独有的审美意蕴，才能使读者产生新奇的审美体验。作家善于离题，善于放开去，善于“王顾左右而言他”，把散文的联想性功能和“形散”的优势运用到极限。

在散文之“散”中，他让时间迷路，却让读者找到了宏阔丰厚的审美空间。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里提出一个概念——异托邦，也翻译为“差异地点”，“这些差异地点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当我凝视镜中的我时，那瞬间，它使我所在之处成为绝对真实，并且和周遭所有空间相连”。①高海涛把异托邦的概念运用到散文创作中，这种破除中心和线性叙述的网络化思维，释放了后现代美学最为核心的空间意识。

二、“间性写作”的出色范本

高海涛的散文中西合璧，融汇古今。既有德国古典美学的气质，又有俄罗斯崇高美学的境界，也不乏中国情趣美学的风致。他文史彬彬，旁征博引，突出了“文本间性”，可称为“间性写作”或“互文性写作”，形成了鲜明强烈的个人风格。

文本间性就是用文本阐释文本，使文本之间呈现一种互生互动、共生共融的关系。“当年轻的春天到来/带着银色的雨滴/我们几乎都能/重新变得更好”——这是高海涛所译的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句，他的散文也往往会给人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写作中，其想象空间和思想含量被春风化雨般提升和扩展了，进入了更美好的意境。他的《贝加尔湖与烟斗》是被许多评家称道、被众多读者青睐的名篇，评论家秦朝晖曾这样评价这篇散文：“他笔下的贝加尔湖，既有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那种纯净的忧伤与诗意发现，也有意大利作家斯格隆那种陌生化的旷远、宁静的观察思索，从容而深切，淡定而强烈。”②这篇散文确实以优雅的情怀对西伯利亚及贝加尔湖地区的人文历史进行了阐发，这种阐发的互文性显而易见。《诗经》里的诗、苏格兰老彭斯的诗句、契诃夫的《三姊妹》、瓦西里耶夫的油画、惠特曼对橡树的赞美，都可以用来阐释“伊市河风”。在《木屋往事》中，俄罗斯名画《绿色的高脚酒杯》与姜夔的《暗香》词互为印证，堪称“深美”意境；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带来的灯边软语、普希金诗歌和精美的白金烟斗互相辉映，更是美得坚贞而不同凡响：“这样的爱情就像一枚枚坚贞的烟斗，耿耿追随，殷殷相伴，不离不弃，点燃了伊尔库茨克，温暖了整个西伯利亚；而这样的烟斗，又像一朵朵火红的玫瑰，迎风怒放，傲雪盛开，不凋不谢，芬芳了十二月党人的名字，并让这段最意味深长的俄国往事在黑夜中传遍大地。”在《白羽草原》中，作家通过引用拉斯普京的《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和契诃夫对贝加尔湖的描述，来赞美贝加尔湖气象万千的秀美；最重要的是作家“终于想起了苏武”，让苏武牧羊的故事和一千八百年后的十二月党人互相阐释、互相激发，来歌颂忠诚与信念：“整整十九年，把自己雕塑在冰天雪地、风吹草低中的苏武，所代表的是一个文明程度遥遥领先、早已不是以牧业为本的偌大汉帝国，可以说，他放牧的是一种乡愁，一种血脉里的忠诚与信念。他是贝加尔湖乃至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最早的囚徒，在他被劫留这里约一千八百年之后，另一批怀抱信念的囚徒才来到这里，那就是十二月党人。他们是那样的不同，但他们不屈的信念、凛冽的信念又是多么异曲同工。”作家还怀着对信仰的敬慕，别有新意、更有深意地把苏武称为“十一月党人”，使“文本间性”得到明确的张扬和推动；文章结尾，作家又引用诗人史蒂文生在田纳西州放置了一个坛子的说法，来引出作家本人巧妙奇崛又充满灵性的比喻：“而俄罗斯人，则在偌大的贝加尔湖，乃至整个西伯利亚，放置了一枚烟斗，放在小木屋，也放在白羽草原，仿佛这就足够了。”

2.2.3.3 烘烤及冷却 将成型后的饼干放入刷油黄油的烤盘中，入烤炉烘烤，烘烤温度和时间为：面火温度为180℃，底火温度为170℃，8～10 min，烘烤至饼干成熟即可，饼干上表面为淡紫色，底面为微黄色，取出后冷却至室温即得紫薯酥性饼干成品。

在高海涛的译诗集《北方船》里，有一首雷蒙德·卡佛的《烟斗》：“下一首诗将出现火花！但不会点燃任何香烟，因为我将用烟斗取而代之。”烟斗是从容诗意和高贵思想的象征，高海涛生活中喜欢收藏烟斗，并以“贝加尔海”作为自己的网名，谁又能说，这篇动人心弦的《贝加尔湖与烟斗》，不是他的生命格局与笔下文字的别一种互文呢？

高海涛的大多数散文都在自觉地追求这种中西合璧的气象，多方求索，旁征博引，自由往来穿梭于古今中外，“文本间性”层出不穷，风情万种，又浑然天成，自成一家。可以说，高海涛的散文创作是“间性写作”的突出典范和标本。

三、跨文体写作的命定

我曾为张宏杰的历史文化散文写过一篇评论《为史书浇壶清水》（发表于《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其中提到张宏杰跨文体写作的修辞策略。对张宏杰而言，跨文体写作也许是一种策略，而对高海涛来说，跨文体写作就是一种命定。这是由他的学术经历、学识背景决定的。高海涛读过大学外语系，而且在大学教过英语，后来又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他曾任辽宁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文学院院长，现在又担任作协副主席兼《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长期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同时也译介过英美小说、散文、诗歌，发表及出版过《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评家》《文学在这里沉思》《精神家园的历史》《解构的意义》《批评：作为文化生活的范例》《当代东北作家论》《后现代批评的美国学派》《菲利普.拉金的诗》《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北方船——我所喜爱的英文诗》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文、编著和译著。因此，他的跨文体可以说是一种命定的“总体性”的呈现。

出色的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学者的身份和经历塑造了高海涛的学术品格，积淀了他丰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广袤的思想；诗歌翻译家的工作又使得他浸润在英美诗歌的唯美情调中。这样的身份和经历伏蛰在他的散文写作中，使得他的散文具有深沉的思考品格和学者风范，同时又有英美诗歌浪漫、忧伤、纯净的诗境。

我认为《青铜雨》（曾被《新华文摘》转载）是篇不折不扣的大散文，大时空，大力度，大跨越，大情怀，堪称当代散文的传世名篇。《青铜雨》除了具有鲜明的“文本间性”，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跨文体特征：

“如果不下雨也值得讴歌，那我们的辽西可是最当之无愧了。那里每年的降雨量仅有450—580毫米，大部分雨水来自渤海湾，是季候风把它们从大凌河谷吹过来的。大凌河，在清代以前被称为白狼河，在我眼中，那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河之一。也许就是因为那河的缘故，为十年九旱的辽西，保留了一条神奇的雨脉，所以有时下起雨来，才能下得美丽如花，倾国倾盆。那是一种自强不息的雨，大器晚成的雨。詹姆斯讲了，自强不息的雨，就如同自强不息的人，总有一种让人感动的高贵。教授，你说得多好啊，我们的辽西就是这样的地方，它干旱，却也湿润，因为那里到处是雨的土著，父亲的山村住满了雨人。”——《青铜雨》负载着作家对地域文化的思考、对辽西雨文化、辽西风俗及辽西父老乡亲的重新发现与认识。这段文字通过对辽西干旱史料及辽西地理状况的简要分析回顾，又引用詹姆斯教授的话来申发，赞美辽西人民自强不息的高贵心灵。辽西的土地贫瘠、鄙陋、荒寒，十年九旱，时有雾霾、沙尘暴，风是粗粝的、劲健的，但人民对雨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那样强烈。这片贫瘠却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孕育出勤劳朴拙、不失灵性、充满尊严感和仪式感的辽西雨人。接下来，作家深情地写道：“都说辽西不下雨，辽西从来不下雨，但是你可知道，有时候，那里却下青铜雨。青铜雨是辽西人的神话，也是辽西人的心灵史诗。”这是升华了的心灵雨，是雨的精神雕像，是被提升后的辽西故乡。《青铜雨》撼动了我们的灵魂，就像天上的星空，就像大地的良心，这同时也是一个学者的良心、文化思考和人文关怀，一个游子对精神家园的找寻、回归和礼赞。一位作家这样评价《青铜雨》：“ 高海涛站在世界与乡土之间，这是一般作家办不到的。他们没吃过洋面包，未曾扎根辽西贫瘠的泥土，不如他有如此深厚的西文功力，以及融入生命基因里的对故乡的深情。《青铜雨》让所有写辽西的散文相形见绌，别人很难超越，作者自己也不太好超越。”的确，没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养以及对宗教的哲学的民俗的文化的深邃思考是写不出《青铜雨》的。

“詹姆斯教授个子不高，当年有五十多岁，一头鼠色灰发。那天早晨外面正在下雨，他的灰发被淋湿了，看上去就像有一只被淋湿的灰鼠在他头上惊慌失措地观望，我们都不禁笑了。教授说，你们知道吗？《圣经》里写着呢，上帝降下的雨水，既会落在小人头上，也会落在君子头上。这样说很巧妙，大家轰然。詹姆斯就这样开始了讲课。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南伊大学的南山教学区，外面正下着白亮亮的雨。”——这段对詹姆斯教授的描述用的是小说笔法。作家用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环境描写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这位美国教授的幽默和博学。着墨不多，但修辞生动俏皮，有一丝陌生感，一丝童话感；那种语境有一种西式的幽默，又有一种旧式的温润优雅；语气也很别致，一点点骄矜，一点点欢喜，一点点回忆的莫名怅然。难怪很多人读过《青铜雨》都对其中的许多场景念念不忘，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象。

“或许，辽西的雨也的确是重的，与心境没什么关系，至少那雨点比别处的大，大的像青杏，小的像黄豆，沉实饱满。所以我们那里的雨点不是落下来的，而是砸下来的，砸到地上会绽出菊花样的小雨坑。我们的雨气味也别样，闻起来极生鲜，很像海豚，连声音也像，啪啪地，从波涛汹涌的天空摔到地上。父亲说那叫‘雨脚’。雨的手很小，但雨脚却很大，特别是我们那里的雨，都有一双美丽的大脚。 ”

——这就是诗了。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诗的意境。在作家的笔下雨的形状、气味、声响、落地的动作都那么富有灵性。雨有手吗？雨有脚吗？然而在海涛先生这里，辽西的雨都有一双美丽的大脚。这双“美丽的大脚”不受逻辑和语法的规范，踏歌出辽西人对雨的敬重、虔诚，行旅着一方风土的庄严、宏大、轰烈、神奇。从《青铜雨》整篇来看，作家显然打破了雨的传统意象之美，让雨充满了创造的新意。青铜雨是阳刚的、伟大的、雄性的、父亲的，甚至带有一份悲剧感，像古老的壁画阐述着风云激荡的主题，像远古的青铜雕像矗立在世界与辽西之间。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可以说多掌握一门语言就多有一个家。高海涛的同事曾笑称他有两个家，一个是母语的家，一个是继母语的家，他的译作《菲利普·拉金的诗》获过辽宁文学奖，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译者在充分理解诗人的思想背景、生平和艺术追求的基础上，力求贴近原作‘抒情而不滥情，伤感而不沉溺’ 的冷静、忧郁的独特诗风和意蕴，同时注重汉语诗歌表达的节奏和韵律，准确传达了拉金诗歌‘情感上温暖，艺术上唯美’的审美特质。”拉金等英美诗人对他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他的散文整体上都有英美诗歌的意境。像《英格兰流年》，就是一首美丽的诗，让你在淡绿色的宁静的午后，缓缓从一月徜徉到十二月，从英格兰漫步到辽西，静静体味着“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流逝”的况味；像《记恋列维坦》，就是一首三月的春天的乡村歌谣；像《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就是一首安谧慈悲的田园诗；像《故园白羽》就是一首白羽般飞起来龙鸟般腾起来的乡土诗……

学术品格、小说笔法、诗歌意境，多种文体的跨越与交融使高海涛的散文找到了人类思维默契协作、自由飞翔、复合共鸣、同体升华的逍遥之境。

四、散文真实观的突破

高海涛的散文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散文、乡土散文、人生散文，他的散文不仅宏大，而且其中有个体的生命记忆，有时代生活的历史感和个人的身世感。他不仅写生活，更写内心；不仅写生活史，更写心灵史。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发皇心史，代下注脚。”内心的更高真实，在高海涛那里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

散文历来尚真，散文作家要表现真人真事，抒写真情实感，这似乎已成为散文这种文体的圭臬。但高海涛明确表示他不喜欢那些过于拘泥“真实性”而缺乏想象力的散文。他的理论依据来源于福克纳、萨特、海德格尔和蒙田，当然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从理论中汲取了力量并勇敢地把它付诸实践。

《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这篇散文很受读者喜欢，许多评论家也都给予了赞誉和解读。但有人认为，因为作者讲述的是“文革”中的那段时光，所以那些诗情画意的描写或许是“失真”和“纵情”的，也就是有些不够节制。但我不这样认为，首先，这涉及对“文革”的认识和如何表现的问题。我不赞成一提起那段岁月就是浩劫，就是苦难，就是阶级斗争，暴力快感，仇恨美学，至少不应该让“文革”叙事模式化。生活并不等于政治，更不等于政治运动，不能因为“文革”历史的被否定，就推断因生不逢时而恰好经历了那段岁月的一两代人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拥有美好记忆。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真实的。弗兰克在讨论俄国虚无主义历史时曾经指出，这种虚无主义“包含着热烈的精神探索……在虚无主义造成我们民族不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得以欣慰的是，俄罗斯民族所陷入的前所未有的深渊不仅证明它的迷惘，同时也证明它具有高度的精神热情。虚无主义的胜利只不过是俄国人民宗教生活的危机和过渡状态”。③我认为，这种认识同样可以为中国的“文革”叙事提供参照，对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革和作为一段历史生活的文革，我们是需要有不同的价值区分和判定的。其次，高海涛写的是心灵史是历史生活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最赞赏的名言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Possibility is higher than actuality）， 而他心目中好散文也正是这种“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散文。也许，评论家刘恩波的一段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高海涛先生的散文理念。刘恩波认为：“在高海涛超越的精神视野里，乡土人生，不仅连接着大地、植物耕种，而且还升腾着历史的折光、人伦的情调和诗意的色彩。这个家园并非抽象的形而上的，它接地气依托具体具象的时空地理环境，然而，由于作者摆脱了散文写作的单一指向，这个家园与此同时又跨越了单纯老家的价值定位，进而获得了通往永恒艺术审美精神的别一重可能和境界。”④

高海涛喜欢蒙田的一句名言：“强劲的想象产生真实”。当下散文，乏味者有之，怪异者有之，炫技者有之，颠覆者有之，但为什么不能感动人呢？我想不止于语言问题、思想问题，更重要的是想象力问题。黑格尔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雨果说：“想象是伟大的潜水者”；波德莱尔说：“想象力是人的一切能力中的皇后。”审美想象无疑是包含着情感的想象，情感是真实的，内心是真实的，想象就是真实的。有一些散文作品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看上去并不真实，因为作者太拘泥表层的真实而忽略了更高的真实；而高海涛的作品未必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读者却觉得很真实很亲切，因为他走进了内心的真实，倾听了灵魂的真实，用艺术想象升华了现实生活、照耀了内心世界，体现了艺术更高更美更深度的真实。好散文说到底是一种精神。

在林嵒对高海涛的访谈中，高海涛这样表述他的散文观：“散文是专注于记忆的文体，但现代散文应该并已经有所突破。现代散文的现代性之所在，我认为就是不仅需要记忆，还需要想象；不仅需要感觉，还需要精神；不仅需要现实性，还需要可能性。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散文标准，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就是这样。或者说，至少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散文，那就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散文”。⑤

五、成长散文的价值观

在众多的艺术原创形式中，高海涛选择了散文。他选择了散文来表达心路历程，来表现精神成长，自觉践行“成长散文”的价值观。

“成长散文”的概念是高海涛率先提出的，这是批评理论的创新。20世纪以来，散文创作可以说是繁荣的。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朱自清先生就做过这样的描述：“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名士风，有外国的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⑥这一经典性的论述，为我们提示了审视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个视角。当代散文，成熟于五六十年代的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定之下的当代三大经典模式。当新时期到来，随着政治文化背景的重构，散文逐渐回到本体位置上，从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走向文化的视野。90年代以后，尽管散文文体受到市场化的冲击，散文仍在困惑与危机中不断地探索着，散文领域出现了一些革命的动向，一种崭新的散文气息开始在某些局部弥漫。无形的枷锁挣开了一道道缝隙，散文文体自身显示了自我创新的能量与无限的可能。特别是进入21世纪，散文真可说是空前繁荣了，历史文化散文、人生散文、人文随笔、乡土散文、田园散文、游记散文大量涌现。面对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丰富的创作实践，散文理论却显得贫乏可怜，严重滞后。作为理论学者出身的高海涛对这种陈陈相因的散文研究理论现状颇感忧虑，他提出“成长散文”的概念，是想藉此开拓散文理论的新的可能，从而给散文创作以新的启迪。

什么是成长散文？高海涛认为，“真正的成长散文意味着这样的作品： 一个有阅历的作者，以散文的形式，集中或反复地，同时又是真诚而深情地叙述了他的人生历程，展现了这一历程的精神价值及其与时代的关系”。⑦

《苏联歌曲》写的是一群乡村中学生在苏联歌曲的伴随下成长的故事，表现了乡村少年对文化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渴求。殷红家里的钢琴、书架、教唱歌的胡阿姨以及殷红美丽的绿军装、红围脖都成为文化的象征，而无论是海芳姐的自杀、米国林的失踪、树瑟哥的死亡、“我”的当兵都有苏联歌曲的背景音乐如淡淡的春雾袅袅地响起。那种悲伤而不乏欢乐的时代氛围，那种压抑而蓬勃的青春记忆，那种精神成长的诗意，令很多读者心动不已。《苏联歌曲》是别有风味别具诗意的《致青春》。

《在军营那边》是写一个年轻战士内心世界的成长。在这段去南方武汉当兵的日子里，作家最难忘的就是那些“晴川历历”的女兵，“芳草萋萋”的女兵，那些像蝴蝶样飞来飞去的女兵。当兵的岁月里因为有了女兵的色彩照亮了短暂的军旅记忆，因为有了女兵的娇嫩造就了一个男人的刚强，从此一个男人的心灵史中便不仅有了侠骨，有了剑胆，还有了琴心，有了柔肠。作家带着淡淡的忧伤娓娓写道：“看书，去南方，从南方回来还是看书，这就是我生命的一段历史。”一个人的成长是由一段段历史构成的，而精神成长的情趣无疑更富于生活气息和生命意味。作家有一颗书呆子的灵魂，也有一颗未泯的“兵心”。现如今书香濡染的高海涛先生，学贯中西的高海涛先生，谁又能看出他当兵的历史身影呢？也许只能从他对文学精神家园的坚定求索中窥见那已放进“玉壶”之中的一片“兵心”。

《记恋列维坦》《寻找男孩克拉克》这两篇也是作家对“成长散文”精神主旨的一种自觉践行。其实成长也是一种仪式，世界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成人礼，它是男孩或女孩精神成长和精神升华的标志。有论者评价高海涛的写作是“仪式性写作”，这与成长散文的概念是分不开的，仪式行进的过程也是精神成长和精神升华的历程。

《三姐九歌》和《四姐在天边》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唏嘘落泪。比之小说，散文更本真，更在场，更贴近生命体验，因此更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这两篇亲情散文是海涛先生为姐姐们树立的记忆之碑，在姐姐们精神的成长与衰落里，作家本人的哀伤与忏悔更是一种精神的找寻。作家相信，只有历经精神危机和精神寻找，才能臻致生命的成熟、广阔和淡定，才能凸显出创作主体博雅深沉的精神气韵和开阔自信的人格境界。

高海涛有过一句张力感十足的深情表白：“辽西在我心中永远是仪态万方的‘西方美人般’的母亲”。在世界与乡土、历史与文化、哲学与诗、文明与心灵之间，高海涛以“全球本土化”抑或“本土全球化”的立场，书写了一个精神游子充满乡愁的心灵记忆。他努力以散文的形式把他的辽西写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他愿意为此像菲利普·拉金笔下“北方船”那样长路远航。

注释：

①. 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2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秦朝晖：《在世界与乡土之间》，《辽河》2011年第5期。

③.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3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刘恩波：《故乡晚风吹送下的风信子》 《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⑤. 林喦、高海涛：《找到了自己的花园》《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⑥.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说散文》《背影》，开明书店1936年5月版。

⑦.高海涛：《成长散文：一个概念或一种向往》《中国艺术报》2011年7月5日。

（作者系锦州师范专科学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