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华栋

面向未来的小说家
——读宁肯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

■ 邱华栋

一、宁肯和他的五部小说

我注意到宁肯虽然出生于1959年，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蒙面之城》却出版于2001年，这部小说处女作写于他40岁的时候，而一个人40岁才推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肯定算是大器晚成了。相比下来，我们很多写作者到了30岁都已经暮气沉沉了。从年龄上来说，宁肯和出生于1950年代末期的刘震云、阎连科、余华等年龄差不多，但是在写作的指向和精神气质上，完全不一样。他的五部小说都出版于21世纪，是典型的属于21世纪里的汉语小说家，也是继续面向未来的小说家。

《蒙面之城》的题记就说明了小说的题旨：“我们何时能生出父亲？”这么强悍的诘问，简直让我目瞪口呆。我一直理解是父亲生下了我，可是他却能强有力地去质询，我们如何生下父亲的秘密。这是大逆不道吗？这是疯狂的假设吗？好了，小说中，一个17岁的少年马格的寻父经历，他在秦岭、北京、广东、西藏的游走，刚好切合了1980年代很多人对自身和父亲的双重寻求的旅程。从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他不同于书斋型先锋派实验小说、不同于写琐碎日常生活的新写实小说、不同于风靡良久的地域文化小说，他的小说向内走，走到人物的内心，走到当下的现实深处，去挖一口井。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说，“我的写作是在地上挖一个洞，然后我使劲挖。”宁肯似乎也在挖一个洞，他还更加专注地挖。这是我们进入宁肯小说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也是他区别于20世纪最后30年大部分汉语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点，宁肯很善于将自身的生命经验和广大的世界结合起来，引领你进入到他那开口小，但是有容乃大的文学虚构空间里去。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沉默之门》的背景是北京，小说的主人公叫李慢，是一个报社的编辑。小说在你、我和他（李慢）三种人称的叙述中，展开了一个北京中年人那镜像一样互相映射的生活。小说的叙述角度的讲究，结构的浑然天成和语言的张力，以及对城市生活抽丝剥笋一样的剖析，使这部小说沉重、沉默而锋利。我从他这部小说中看到了他的狠，他的凶残，他的卖力和对北京生活深入进去的能力。最终，沉默之门会在我们面前打开，而我们都不会再对生活表示沉默，对人，大地上生存的过客，短暂者表示轻视。

宁肯写小说，平均下来要两三年写一部，类似某种呼吸的节奏。每个艺术家的创作，作家、诗人的写作，都有着自己的节奏。宁肯也不例外，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环形山》似乎是夜晚的呼吸。小说题目就提示了我们，他向我们展开的世界，是充满了阴影的世界，是死寂、诡秘如月球上那些被陨石击打造就的环形山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主人公，一个残疾人，敢于面对自己的欲望，敢于对抗自我的存在，敢于选择自己的生活，他因此成为一个精神强健的人。而那些光鲜的、四肢发达的城市人，则是灵魂得病的影子一样在城市里游走的病人。小说给我们创造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到处是环形山的壁垒，是环形山的通道和出口，又是环形山般陷阱的当代人灵魂的境遇之地的象征空间，让我读着读着，感到抓狂和不寒而栗。

宁肯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应该算是《天·藏》。这部小说从文体和结构上有一个奇观，就是小说里那些庞杂到好几万字的注释，也是小说内容的一部分，构成了小说的旁白和插曲，线索和提示。这部小说刚好将宁肯作品的两大优点都结合了起来，一个是他很善于贴着人物写，能够进入到人物的内心里，向人心的内宇宙探险、塌陷和降落。人物的精神世界如同天坑，他敢于以雨伞做伞，毅然地跳进去。而他的另外一个优点，是他还有多年在西藏游走的资源型记忆，一点都没有枯竭。在这部小说中，这两点结合得天衣无缝，成为他书写这个复杂时代的缘起，也最终成就了宁肯的小说风貌——对当下生活、远方想象、内心宇宙、精神荒原、性爱奇观、城市景观、国土漫游的斑驳的拼接。最终，《天·藏》脱颖而出，成为上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作品，也是最受好评的十部长篇小说之一。要知道，这部作品可是从8800部长篇小说里显露出卓尔不群的身姿的啊。

2014年新近出版的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让我十分惊艳。这才是一部“正面强攻这个时代”的作品。这个形容句是某报的一篇用来形容余华写出了《第七天》时余华自己的谈话。但是我却觉得，真正正面强攻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宁肯才是。他不是像余华那样，躲在书房里依靠网上的中国那些离奇的新闻来写作，还借用了胡安·鲁尔福的鬼魂叙事。宁肯在《三个三重奏》中，用三个如此贴近当下的人物，正面强攻而不是隔靴搔痒地塑造了这个时代才会有的人物。一个是最终由秘书处心积虑地爬上高位的官员，一个是逃亡在外的贪污受贿的总裁，还有一个，是宁肯对自身下刀子了——他塑造了一个沉湎于知识的图书管理员——自然是作家的化身，走出了书斋，进入到了看守所去接触当下的罪犯，借以表达对当代社会的切肤之感。因此，这部《三个三重奏》，不仅塑造出了几个我很少在当代作家笔下看到塑造成功了的人物形象，还看到了宁肯作为作家，对自我的批判。这一点在比他出道早的作家那里很少看到。这也是那些作家走不远的最重要原因——不管他们如何眼下受到了外国出版商猎奇般的欢迎，他们最缺乏的，就是对自我的批判，丧失了与大地接近的能力，概念化地书写当下中国。因此，宁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精彩的小说家之一。

二、宁肯这个人

宁肯属于那种作品不算很多，却写得一部比一部好的作家。他属于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绝不偷懒下苦工夫的作家，属于那种将写作和自己的生命贴在一起的作家。呕心沥血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比较合适，但他为人为文自还有一种潇洒。一旦他从他那镜像、天坑、荒野般的小说世界里出来，他这个人又是那么地风趣、明亮、坦诚和自然，让你觉得，他的小说和他的人长在一起，如同“分成两半的子爵和“隐形人”以及“化身博士”。

宁肯就是这么一个“天·藏”分裂的、有着白昼和夜晚的环形山的，蒙面的，以及沉默和爽朗大笑同时并存的，吸引你的男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一个我引以为自豪的朋友和同道。和宁肯认识很多年了，每次饭局，有宁肯在和没有宁肯在，感觉大不一样。有他在，话题既能严肃，也能活泼，既能紧张，也能团结和谐。所以，我很喜欢和宁肯出现在一个饭局上。席间听着我们几个人交相忽悠和激辩，十分地热闹而轻松，还有教益与自在。

前段时间，我要出版一本书评集，那本书评集里收录了一百多篇文章，评论了很多同时代的写作者的作品，可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写过宁肯小说的书评，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说起来这事儿，觉得好像欠了他什么似的，他就说，那你一定得给我写一篇。这次写这个文章，算是补上一份欠他的情意了。

宁肯这个人有一种魅力，是北京人、北方男人的那种魅力，爽朗、大气、明快、自然。他个子虽然不高，但身体比较健康强壮，形象俊朗，双眼皮，大眼睛，非常有亲和力。他说话的声音我比较喜欢听，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老北京人的那种磁音和糖音儿，儿化音不像胡同里长大的京油子那么粘稠和含混，也不像军队大院里长大的那种说不上哪里来的优越感和土流氓劲头，而是恰到好处，刚刚好，清爽、自然、不流俗。而且，他说话的音频比较高，也比较快，常常他人没有看见，声音我已经听见了。如果有几个人在酒店大堂等我的时候喧哗着，我一听就知道有他在里面。

我还觉得宁肯是一个相对简洁、单纯的人，不是那种十分矫情和复杂的人。他很好打交道，对人坦诚、直率。他有着一种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并举的气度，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大部分文人都是举轻若重的，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过于用力，遇到事情就紧张，就纠结、拧巴，把小事放大到自己完全都无法承受和掌控的地步，然后是一团糟。宁肯在生活上做到了举轻若重，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同道关系，据我所知，都很好。

同时，宁肯还非常聪明大气，能够举重若轻，这样的人是可以担当大任，可以信赖的人。而在写作上，他处理一些复杂题材的时候，能够举重若轻，这是我羡慕的。这也是他的已经出版的五部小说，每一部都有独特风格和分量的原因。

我很喜欢宁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曾经做过很多年报社的记者，这一点和我一样。记者出身的小说家，是20世纪以来很重要的一支文学力量。做过报社记者的小说家，关心问题的丰富、视野的广度、批判的力度，都是书斋教授型、草根型和愤青型作家所无法相比的。当过记者的小说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一些尖锐问题的批判和把握，是尤其突出的特点。我不多举例子，你去读读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宁肯的作品就知道了。所以，和宁肯在一起，我们的话题必定会从现实生活、城市病症、贫富分化、文体意识、哲学思想、西藏情怀、男人风格等来回游走，形成了脑力激荡的一个场域。

我和宁肯也都是文学编辑型作家，作家型编辑。因此，我们这类人容易看到同行的长处。我记得李敬泽曾经说过，当编辑办杂志，就是开店的，就要像欢迎顾客一样欢迎作家作者的稿子，不能随便地下论断，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要开门揖客，笑脸对人。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文学判断的原则了，没有尺度和准则了，该下手枪毙的稿子他和我都不含糊，要不然杂志就没法看了。可是，我们总是可以从那些虽然有问题，但是却有着生长性的作品中看到某种只有作者自己才有的种子一样的创造性的东西。我们就告诉这样的作者，你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往哪里走。因此，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基层的作者夸赞，宁肯老师当编辑当得好，很有耐心，很对症下药，又谆谆善诱，能给人指出明道。

呵呵，我要是再表扬下去，宁肯即使是一张铁脸，兴许都会挂不住笑了。

（作者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