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永禄

中国大陆创意写作理论探索检视

■ 张永禄

中国大陆高校创意写作学科建设虽是以欧美为师，但对比起来看，它和欧美创意写作发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烈的理论自觉性。整体上看，大陆创意写作的理论建设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历史梳理，二是创意写作基本核心理论建构，三是创意写作和文化产业关系探求。第一个问题属于创意写作的学术史范畴，第二个属于创意写作的本体论，第三个问题是创意写作的问题域，这三个问题是创意写作作为学科建设不可绕开的存在，也显示了创意写作理论建设者的理论敏锐性和探索勇气，虽然站在未来的高度重审今天的理论成果难免显得幼稚，但是其开创之功不可小觑。为了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和参与这项前途远大但又任重道远的理论之旅，笔者试图将大陆创意写作理论工作者的思想和智慧做初步的归纳和整理，并指出尚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以期引起关注。

一、创意写作学科史反思与建设

在中国，创意写作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历史语境是什么，它和传统的写作学有何关系，如何实现从现代写作学向创意写作的过渡？这是本土创意写作理论率先要解决的问题。谢彩的博士论文《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和郑周明的硕士论文《一个文学生产机制时代的微景——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专题研究》作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1.建设本土创意写作学科的可能与问题。从现有文献检索来看，谢彩的《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是我国第一部以创意写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鉴于中国悠久的文章学传统和现代写作的巨大成就该论文注重史论结合。在“史”的层面，从对比的视角，论文着重梳理美国高校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线索和中国现代写作学教材建设的历史和成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在“论”的层面，则探索本土化创意写作学的定位，探讨它与中文系既有专业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上篇“本体论”和下篇“教学论”。上篇本体论讨论的是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指出了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材体系的建设思路，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对于创意写作学科的“虚构写作”能力训练环节而言，当今，我们亟需的文学史教材（创意写作的基础前提），不应当是传统那种“研究型”（以专家、教授、文学专业的师生为目标读者群）的文学史教材，而是“研究型”兼“教材型”的。在“创意写作”学科思路中，所展开文学史的研究，格外重要的是对于小说类型史的研究。近年来创意产品根据不同受众需求而“量身定做”、导致类型化趋势日益明显，那种传统的由一部文学史，试图将所有小说一网打尽的教材写作套路，已经越发不适应这种趋势。在梳理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史的过程中，作者指出：这个学科在美国草创阶段，因为对于“原创”的重视，过分强调学生动手创作的能力，曾经导致了一种弊端：师生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创意”不受他人思维定势的干扰与左右，甚至有意去回避文学经典、文学理论，宣扬一种变相的“读书无用论”，该培养思路所导致的弊端，已经引起了西方批评理论界的重视。

下篇教学篇则实现了从“写作学”向“创意学”的突破。在经过对美国高校从事一线创意写作教学的教师们所撰写的教学心得作了梳理以后，作者指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美国二战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的“行为科学”（心理学）。二战以后，美国为了击败他们“意识形态的敌人”（指前苏联），动用举国之力，大力扶植心理学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可以量化、可以运用于各个学科教学的具体教学法，在高校的所有学科进行教学实验，探索尽最大可能激发学生创意和潜能的教学模式。而美国创意写作学科的教学探索，对于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的运用，则首当其冲。美国的行为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它对人的创造性思维做出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则运用于创意写作的具体教学之中，在美国许多高校，都纷纷开设“潜能激发”一类的课程。某些高校，还重视“灵性课”的训练，参考印度瑜珈、灵性课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近些年来，源于中国本土的禅宗在美国也开始流行。

除了禅宗以外，我们东方的古老智慧中，是否还有别的可能路径？作者指出，中国大乘佛教的唯识宗逻辑圆满、有着“科学化”面目的完备体例，如它将人的意识分成“八识”，并以各种概念，去对人的思维特质做出精确把握与描述。这些理论资源，同样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香港学者罗时宪，一生致力于研究唯识宗。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厘清其理论涵义层面上进行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没有运用于“创意潜能激发”的具体教学环节。美国的一批心理学家，最初也是从中国唯识宗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研究的灵感与突破口，但鉴于语言的障碍，他们对唯识宗的理论研究往往流于表面。那么，至于如何将中国本土的唯识宗的理论资源，做出现代改造、简化，以便运用于创意激发的课程中，目前罕有学者涉足。论文认为，在“创意潜能激发”这一环节，中国化创意写作学还有很大理论空间和实践可能。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当代学者对我们传统的儒、道、佛等高级智慧进行“语码转换”（解码），像台湾戏剧大师赖声川正在做的这样，去摸索古老智慧的现代运用，将古老的儒、释、道智慧“去神秘化”。

论文在历史的比较中，对刚刚兴起的中国创意写作学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构想和构架，有一定的创见性，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作者只宽泛谈了创意写作学科的人才定位，包括他们未来可能就业的方向，但论文缺乏建立于“大数据”（统计学）基础上的具体结论，同时也未对创意写作人才评估体系（如培养指标）做出深入探讨；其二，没有在“创意潜能激发”这一环节取得突破。只挖到了一个点，指出中国佛教唯识宗有可能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但作者未能对唯识宗的理论资源做出现代化的改造和教学实践；其三，创意写作其实如今广泛存在于新媒体，作者指出创意写作学科要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是写作（包括虚构与非虚构写作）能力，尤其是从书写“中国梦”的能力，重新塑造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那么文字文本（文学文本）如何实现与新媒体的“媒介融合”或者说无缝对接，在新媒体时代是否需要建设创意写作人才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作者的讨论还流于表面。

2.撩开欧美创意写作神秘的面纱。郑周明的硕士论文《一个文学生产机制时代的微景——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专题研究》是在其翻译美国著名创意写作马克的《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一书的基础上，对于美国创意写作发展的机制性研究。学科发展史研究有两大趋势，一是内部发展的逻辑，一是外部价值的体现。郑周明的研究关注前者为主体，也融入一部分后者现象。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态势是在国族认同——文化产业——国家战略的逻辑下扶持发展的主线，同时引入对这个体系的批评与争论焦点，特别是众多的批评集中在大量的高校创意写作系统是否伤害了多民族移民社会的一个多元化？对此辩驳的学院派与媒体派各执己见。正是批评与质疑，让一个学科系统一直保持回应的姿态与自我修改的动力，但是否问题获得解决。在此整体观念支撑下，郑周明主要研究如下问题：

战后是美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个契机触发了美国高校改革的选择，也埋下诸多可供开拓的空间，同时后工业时代的国民追求有了变化，也孕育出一个文化消费新产业的需求和空间，它成了群体彰显其现代性个体的一个宣泄出口，庞大的新文化观念此起彼伏，为之代言的附属品便是文艺作品。高校把握了这个契机并着手组建这样的需求体系，它让新加入的写作者有机会实现创造体验与自我身份的建立，它也让教学者有机会展现更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让作家驻校日常化。而工作坊的建立及其运行机制真正提供了两者相遇的空间与土壤，激励的行为与书写的情绪在众多著名工作坊里获得不凡的成果。

来自教学内部（包括工作坊）的声音。创意写作课程内部在进行的场景，如何让学生理解创意写作，真正深入系统内部吸收它，同时也让学生清楚高校学科与社会机构如出版代理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让学生准备进入学科内部成为专业作者的前奏。同样的，教学所致力于产生的主要方向是促进文学写作市场的繁荣，不同工作坊有其不同叙事追求，例如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戏剧工作坊以老牌工作坊代表享誉世界，工作坊以类型化的方式与学生互相选择成熟的未来，如此也持续促使了类型写作在市场获得多元的声音与成就。

外部机制的参与。高校学科的发展必然需要众多社会机制的参与建设，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进行的结合让这门学科体现出独特魅力。例如爱荷华大学的全球写作计划，这不仅是几代倡导者对全球文化交流的某种建设，也是对知名高校的最佳形象形成；又如创意写作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结合，互相需求的关系让美国电影形象产生一种极强而技巧化的内部凝聚力，也就是价值观的统一；此外，由出版社或公益机构或政府倡导建立的文学奖，为寻找文学新星，促进文学写作与鼓励潜在加入者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

美国创意写作系统对海外高校体系的影响，或者说，全球共享文化传播。在这一点上，欧洲突出了学科与产业经济的关系，亚洲一些国家地区如日本、新加坡、港台等地让写作与创意设计都得到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反思文科教育、研讨文创产业、文化发展的未来已然兴起，对此的尝试与实践性建立也在进行中。此处需要发现的是不同地区进行的学科尝试的文化逻辑是否一致，哪些细节变化体现了区域的限制或独特考虑，这也是新兴学科发展的重要观察点。

应该说，西方高校创意写作学科体系对于国内高校与学界而言，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区域。作为一种学科体系的完成与完善，对于创意写作学科的研究需要首先进行学科史的梳理和整理，将完整学科情况介绍入国内，给高校文科师生以及相关研究者一个基础性的底本参考。鉴于学科发展逻辑，我们认为郑周明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弥补空白的价值。不仅如此，他的研究方法，即对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关注于其学科发展本身的主体，同样涉及教学改革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涉及学生的时代体验在其中受到的反馈，并注意到整个社会机制对高校学科后续发展提供了多大程度上的推动。特别是最后延伸到其他区域的此学科发展，更是表明了其研究目的的一个边界，即文化发展不能单一考量，需要根据本土文化历史资源与未来目标给予必要的选择和重心，同时在多边参与尝试的互动下，形成完善丰富的社会文化系统，为内部文化发展需求与外部文化形象品质提供可持续支持。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需要研究者有比较综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二、对创意写作基础理论的初步探索

从国外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来看，主要重视的是实践和训练，对于实践方式方法的总结和提炼。但对于创意写作学科本身并没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为此，国内创意写作的提倡者认为，发展创意写作学科，一方面要引进国外创意写作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教学模式，另一方面要加强创意写作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创意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目前有两个初步理论建构，一个是雷勇和刘卫东的潜能研究，一个是葛红兵、张永禄致力于的艺术成规研究。

1.创作潜能。潜能（potentiality）是指个体潜在的能力或能量。它一旦外化，与实践活动相联系并发生效力，就变成显在的能力。能力只是潜能的外化，占潜能的极小部分。创作潜能研究注重发掘创作主体的观察力、表现力、想象力、联想力、结构力和统摄力。雷勇的硕士论文《作者无意识潜能激发》关于创意写作主体的潜能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分析学、心灵学和禅宗学等方面，做出重要的理论探讨。具体来说，一是精神分析学与作者创作动机的召唤。他借鉴弗洛伊德学说，探索如何将从意识到潜意识的心理机制运用于创作，如何把潜意识中的核心矛盾转化为创作动机。但凡要创作的人，一般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而创作？他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他的创作动机强不强烈，是不是到了如果不写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不言而喻，作者的创作动机驱策着作者去不停地创作。人们往往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去解释和回溯作者的创作动机，雷勇主要探讨的是如何通过弗洛伊德学说，包括自由联想、释梦等方法，去发掘作者内心深处的精神压力的核心，将其应用于激发作者的创作欲望和召唤作者的创作动机。将被压抑的欲望升华为创作的欲望，将潜在的焦虑转变为显在的创作动机。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解释是通向理解心灵的潜意识活动的皇家大道。”也就是说，梦是最接近潜意识的，梦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背后的梦念。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方法所运用的原始材料基本是梦的片段，释梦就是为了解释梦的显义和梦的隐义之间的关系，从梦的显义追溯梦的隐义——核心的梦念。当我们找出了梦的核，找到了梦念，这样我们便找到了潜意识中的精神矛盾的症结所在，就找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根本矛盾和冲突所在。可以说，所有的梦都是潜意识的表达，都是梦念的铺陈。倘若我们把化解这个精神矛盾作为创作的动机和欲望，这将使得我们的创作的目的更加明确化。人活着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精神矛盾比现实生活矛盾相比更为根本，不解决它，寝食难安。我们知道，这种精神矛盾是隐形的，很多人想要解决它，却无从下手，久而久之，就造成了焦虑。“由于文学创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作家被压抑的本能转移的过程， 以至于许多作家在创作前常常感到内心充塞了一种紧张的压迫感，产生了一种非一吐为快不可的冲动， 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常常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自己的行动， 使意识不能自已”。这就是作者创作的根本动机所在。美国著名创作导师克里弗在其《小说创作教程》中就提到：“你必须拥有两个故事要素：一个是渴望，一个是障碍。因为渴望加障碍就是冲突。”这个渴望和障碍不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欲望和压抑吗？“人类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能的抑制上的， 压抑、转移而后始有文学”。精神矛盾的中心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优秀故事的精髓。倘若我们希望能够创作，那么我们就应该进行自我分析，找出那个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核心矛盾，让它成为我们创作的素材，成为我们创作的不竭动力。

二是心灵学与作者创作灵性的开发。心灵学到目前为止应该还不算一门严谨的学科，但规模已经蔚为壮观。有狭义的心灵学和广义的心灵学，狭义的心灵学专指西方的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主要研究超感现象；广义的心灵学则包含了很多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它广泛汲取西方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神经语言程式学（NLP）、东方的禅学、瑜伽等理论。雷勇所使用的心灵学，是广义上的心灵学，也可称为心灵研究。在雷勇的研究视野里，心理学和心灵学是有区别的。第一，心理学是讲究理路的，而心灵学是讲究非理路的；第二，心理学侧重于智性研究，心灵学则侧重于灵性研究；第三，心理学和心灵学其实是对人之心的研究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找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被遗忘的记忆和精神压力根源，倘若能够得到澄清尚可，倘若得不到澄清，则使人陷入道德的谴责和自身的愧疚，其效用反而适得其反。因此必须找出一种力量使得人能够走出雾霾，能够化解这种负面效果，这就是灵性的力量，灵性所表现出的创造性的愉悦能够极大地促进人的潜能的释放。狭隘的自我与自性的对决，是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对决之一，是阻止人走向灵性的最大的障碍之一。每一个人的实相并不是外在世界的种种，也不是身体，而是灵性。这种灵性存在于内在源头合一的那种不分彼此的境界之中，佛教称其为“不二”境界。我们所有的创造力都源自于这个本源，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本源，它实则内蕴于我们，从来没有与我们分裂过，只是被遮蔽起来而已，倘若我们能重新向内追索，就有与之实现重新连结的可能。

三是禅与作者创作心境的提升。作者的心境保护着他的创作，不仅保护着他的创作状态，还保护着他的创作层次。所谓的心境，一个指的是作者其心的定力，一个指的是慧力。定力保护着他的创作状态，慧力可以提升他的创作境界。“禅”是“禅那”的简称，梵语“dhyana”的音译，简称为“禅”作为佛教最基本的修行方式之一，“禅那”一般指的是把自我的心念收摄住，不向外攀援，对自我进行内观，“禅那”是一种定慧相生相伴的状态。那么这里的慧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第一种是改变我们的“名相分离”的思维方式。现代人大多数被裹挟进一种快节奏的生活，很多事情来不及体验就有了先验地判断，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概念而不是经验。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活在概念的世界里，感受力急剧褪化。这也就是佛教所讲的名相分离，名称和实相之间是分离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名字本来就是我们贴上去的一个标签，是我们为了方便认识事物，给它赋予的一个语言符号。我们接受了大量的概念系统，我们需要停下来恢复我们自身的感受。禅坐就是一种恢复我们自身的感受的过程。第二种是改变我们的“能所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相对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的思维范式。如果我们把能所对立以后，我们就会产生好多种对立，有心和境的对立、自和他的对立、心和心所的对立。能所对立和根尘对立使得我们迷惑于四相，看不清事物的实相，这大大局限了我们的思维。

禅修就是把自己掉举起来，断绝对过去的盘桓和对未来的妄想。不随妄想而流，要回到当下的意识流。不随不止，不来不去，不出不入。控制住自己就要使自己的妄想变得冷静，绵绵密密，纷纷扰扰的状态变为收放自如。内修，就是了解自己，继而改变自己。禅修就是让自己与自己接触，每一刻都让自己保持对自己的关注，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制心异处，无事不败，制心一处，无事不成”。 如果我们能有制心一处的能力，将这样的心境用于创作，对创作来说将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雷勇认为三种方法都是带领作者去内观，“内观”是一个去弊的过程，把覆盖在我们的灵性和创造力以及潜能之上的厚厚的遮盖物一层一层地剥掉，拥抱我们的灵性，发现我们的潜能。

应该说，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查找出潜藏在深层意识当中的矛盾，让它去刺激作者的写作，或者通过心灵学的方法探测深蕴在个体人身上的灵性，用合理方式让它成为创造力的源泉，或者通过禅理对作者心境创作的保护和提升，这三个方面是非常具有创新和挑战性的，尽管有研究者有过这方面的思考，但很不系统。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这个研究仅仅处于初步阶段，课题对象本身具有深大的神秘性，它和创意写作这一具有实践性的活动之间的对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而精神分析与心灵学、禅分属不同的理论渊源，现在要在创意的大视野下如何让它们融合，也是一个理论难题。

2.艺术成规。创意和成规的矛盾一直是创作界纠缠不清的难题。葛红兵和张永禄两位研究者以小说这种典型的叙事类型，从类型学角度作了理论研究，目的是为了证明写作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以帮助一般写作者找到写作的规律，并在写作规律基础上有效创新。具体来说，他们的基本观点有：艺术来自成规、成规的“生成”与“凝定”有规可循、艺术成规是生成性的等等。

艺术来源于成规。“成规”概念来自社会学，社会成规的内在运作机制是说过去的有些在未来也有效，因而，过去人们处理某种事物的时候表现出的一致性生产出了未来的一致性，一致性使自己不断自我复制和生存，这就是成规。社会学领域的成规是大众趋同并且后来者认同这种趋同的结果，成规成了人类意义世界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成规的习得，就是人社会化的同义语，对成规的理解、获得和遵循是一个人得到集体意义和价值的前提性活动。成规事关价值认同， 事关人类集体意义世界的相互通约。小说叙事是社会的反映，叙事成规本质上是社会成规的折射，它的性质和社会成规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不同的，艺术的价值呈现有自己的方式，或者说它有特定的审美形式表达。按照类型学的表述，就是叙事语法。比如侦探小说的叙事语法是“命案必破”，这个语法表达式既是中国警界的社会成规，也是社会心理的沉淀。中国民众相信罪恶一定会受到惩罚，中国的政府机构常常采取群众运动限期破案等方式，集中警力、突击破案，我们的文宣机构也常常通过强调命案必破强化法制宣传，塑造警察形象。可见，“命案必破”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价值成规（ 罪犯，特别是犯罪情节重大的罪犯不允许逍遥法外） 、意义成规（ 全社会共同的生命意义和社会意义体系成规）。但是，叙事成规不会和社会成规一一对应，它和社会成规之间存在一个“社会心理”“文化心理”中介，“命案必破”之所以会被接受为中国当代侦探小说的重要叙事成规之一，显然不是社会成规的直接投射。谁都知道在现实中命案的侦破率不可能是 100% （必然破案），作为叙事成规它首先受到大众社会心理的影响，大众希望坏人受到惩罚，希望社会治安良好， 这种心理会投射在叙事文本中， 对文本走向产生微妙的影响，直接促成了叙事成规形成。而在这之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维成规。

成规的“生成”与“凝定”。小说写作与欣赏实际上是依赖某种成规的，这种成规也可称为小说叙事模式。张永禄通过自己的研究，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把叙事成规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表层基本句法、行动元模态和深层语义对立。表层句法结构是从故事情节构成角度而言的，叙事性文体一般都可以浓缩为由主谓宾成分构成的完整句子，用叙事转化公式表示：

（身份、属性、状态）主人公 —→ 行动 —→ （身份’、属性’、状态’）主人公’

“—→”表示的是“转化”的意思，“身份’”、“属性’”、“状态’”中的“’” 表示主人公在系列行动（比如“改变状况”、“犯罪”和“惩罚”）后“转变”成或“过渡”到新的特征，达到了新平衡或者复归旧的平衡秩序中。在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背后是行动模态，这个模态的完整形式应该是：（心有欠缺）—→产生欲望—→锻炼能力—→实现目标（失败）—→〔得到奖赏（受到原谅）〕；行动元模态则主要是围绕目标构成的行动元矩阵，比如主角与对手，帮手与反面帮手等构成的矩阵。上面提到的基本句法、模态和矩阵都是相对凝定的，是一类叙事得以成为它自身的规定性。但是，它同时又是生成性的，具有相对灵活性，比如句法的主谓宾结构不变，是常数，但行为状态的定、状、补是 可以变化的，是变量和参数。随着变量和参数的改变，故事可以千变万化。行动元结构矩阵不变，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随时变化，就形成了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幻性等。

艺术成规是生成性的。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基于成规之上的，只是有些民族中成规的习得性成分更多地受到强调，而在另一些文化中成规的生成性成分更多地受到认可。人类既希望继承，同时也希望创新，在这种情况下，成规的习得和生成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矛盾，而且还常常是不可调和的。这需要一个观念的革命: 首先是相信小说家是可以学出来的，其次是明确指出，小说家要学的是“类型成规”，这就是类型成规的承袭性。故事的底层存在着一个直接和人类理性天赋沟通的“深层成规”省略的故事能被理解，是因为这个“深层成规”早已被理解，这个“深层成规”通过一系列转换生成语法，成为故事浅层、表层的叙事逻辑。表层充满了各种各样附加的符号和意义符码，但是，它的深层成规和对这种成规进行运作的符码，却是基于人类的叙事天赋和先验理性而能够被理解和把握的。

葛红兵和张永禄对于艺术成规的探求目前是一般原理性的，理论大于实证，有待于进一步从各种故事类型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和演绎。而且，这一理论还有待从类型上升到上位的文体中的成规探究，那文体的成规研究是不是也可以借助结构主义的方法呢？这无疑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创意写作和文化产业的关联性

创意写作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其倡导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倡导者葛红兵做过如下概括：一是作家，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复旦大学创意硕士培养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二是类型小说作家、影视编剧——学校和网站、影视公司合作签约，用剧本项目来培养学生；三是文化产业的基础从业人员：策划编撰人员；四是新一代文化创意产业领军人物——管理者。进一步归纳，就是二分法，即传统作家和面向市场的创意写手。第二个目标就客观上把创意写作和新媒体等联系起来，刘卫东的《理解创意写作：创意、文本、新媒体》是这方面新的收获。该书主要帮助读者如何认识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关键概念、存在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可能性，旨在帮助读者迅速地建立理解创意写作的框架，并对该领域当下的重要问题、走向进行探讨，让读者能够对创意写作这一领域有相对完整的理解。本书对创意写作的分析和探讨，建立在大量的个案分析和数据整理的基础上。从创意写作与文学活动、创意产业、新媒体、学科之间的关系出发，力求直观地展现、突出创意写作的整体理论框架，帮助读者有效地理解创意写作。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主要探讨如何有效地理解创意写作；第二方面主要立足于创意写作本土创生的视野，探讨创意写作的发展可能性。书的第一章主要阐述如何理解创意写作现有的基本定义与概念，对创意写作的含义、概念的形成、内涵与外延进行分析，讲述如何理解这些概念。主要从课程发展、英语文学、教育理念等角度建立对创意写作的理解框架。我们发现，关于什么是创意写作的定义纷繁复杂，没有完整统一的定论，但在对创意写作基本定义与概念的追溯、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加深对创意写作的基本概念的理解，知道在这一领域理解和认识方面的基本共识，对它的基本内涵、意义的不断丰富过程有整体上的认识。《创意写作的基本存在形式》部分引导读者对创意写作形成整体上的理性认知，了解创意写作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和形式。这一部分分别对作为学科的创意写作与作为文学活动、创意活动的创意写作进行概念上的梳理与辨析，并阐释其内在渊源、背景、本质特点与相互关系。上述基本范畴是我们理解创意写作概念的重要角度，也可以说是从创意写作的存在形态来认知，创意写作的上述范畴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构成了理解创意写作体系的基本层次。这些范畴分别是： 1.作为文学活动而存在的创意写作。2.作为创意活动而存在的创意写作。3.作为学科而存在的创意写作。这些范畴是创意写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客观存在形式，是本书展开论述的基础，也是对创意写作研究的切入点。第三部分《创意写作的基本问题意识》论述文学活动、创意活动、学科的形式存在，它们之间的交互性关系、逻辑关系，是本书组织内容框架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虑的则是文学教育、创意实践、学科创生，它们是我们深入理解创意写作基本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的基本问题意识，也可以说，它是立足于创意写作的这些基本存在形式，延伸出来的认识创意写作的基本视野。纵观美国19世纪末以来至21世纪初，百余年的创意写作生成历史，以及英国60年代以来创意写作的发展、澳大利亚近三十余年创意写作的创生与革新，创意写作的强大生命力和学科合法性正得益于它鲜明的行动性、介入性，用文化创意来驱动写作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发展、演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本体意义的文化创生行为，并在战后种族文化的融合、女权主义、民族国家文化创新驱动等不同层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本土学科创生的视野下，中文系在创意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开设“创意写作”课程，既是中文系文学教育改革的产物，也是现代创意产业不断发展、社会不断发展的内在需要。创意写作的学科设置前提之一，就是创意活动和创意产业不断发展，创意活动的不断升级。而以学科的形式存在的创意写作，正是“创意写作”的最常见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之一。《理解创意写作的基础视角》从宏观方面来认识创意写作，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现代多重语境下，创意写作存在的理由、发展动力。即从创意写作与创意教育、创意产业、生活实现的关系展开阐述。第六章《创意写作的可能性初探——禅与创意写作》探讨的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丰富创意写作，即用中国禅宗的智慧来引导创意能量。主要从，1）创意的维度，2）文学经验的层面，3）教育实现的角度等三个方面阐述。即在创意写作本土创生的背景下，思考创意写作的可能性的问题，而对创意写作的可能性问题的探讨，正是对创意写作不断加深理解、拓宽理解的过程。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即使是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这一方向仍处于尚待发现的状态，也有许多亟待厘清的概念，以及具有深刻思想的个案。这是一个大胆而富有创新、也具备极大挑战性的研究方向。它实质上是在本土的创意写作学科创生的背景和际遇下，思考创意写作教学与实践的未来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反应了前述所提到的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与本土化创生之间的实际境遇。《创意写作的可能性初探：文学公益性》主要是立足于文学公益性的视野，思考创意写作本土创生和发展的可能性。该部分从作家工坊、社区、文学之都、创意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内在联系出发，分别阐述了文学公益性的着眼点、价值取向、实践路径等问题。文学公益性视野下的创意写作探索，是本书在创意写作教育国际化、本土视野双重维度中展开的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它与“禅与创意写作”的主题构成本书的两大理论创新与实践途径的探索。这些创新的立足点则建立在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创意写作发展现状的客观认识基础上，是在思考创意写作发展可能性的基础上，基于文学价值的实现进行的创造性探索。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