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但孤独得

还不够

使这钟点真实地变神圣。

我在这世上太渺小，但渺小得

还不够

成为你面前的某个事物，

黑暗而轻灵。

我需要我自由的意志，希望它能伴随

那条通向行动的道路；

我希望在所有的时间请求疑问，

那儿有些东西在上升，

成为那些知情者之一，

否则孤单而独立。

我渴望映现出你最丰富的完美，

绝不因盲目或者太苍老

以致无法举起你沉重摇晃的影像。

我应该打开。

我不希望停留在所有欺骗和歪曲之地；

因为在那我会变得不忠诚，不真实。

在你之前，我渴望自己的良心

能够真实，

期盼描述我自己就像我曾长时间观摩的

一幅画，它靠近我，

像一个我学习和领会过的新词，

像那每天的水壶，

像我母亲的脸，

还像一只船，它带着我孤单地

穿越那致命的风暴。

——题记：里尔克《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1

起初接受这个写作计划时，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对于我国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诸般问题，尽管早有耳闻，并且自己的家庭也有切身的体会，但严肃地以文字方式去触碰，却一直没有动过念头。首先，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隐隐地便可以感觉到其格外的芜杂和庞大，大到似乎难以靠一己之力去触摸；其次，这个问题所隐含的那种几乎不用说明的“悲剧性”气质，也令人内心不自觉地便予以了规避。这就像是死亡本身，尽管是我们永恒的困境，但谁都不愿主动地提前感受——就让它悬在我们头顶，只作为一个似乎与己无关的“伪命题”，一来二去，靠着这份规避的态度，仿佛就忘记了那种终极性的压迫。

最终促使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动因，是一则在不经意中看到的新闻。

关于空巢老人的新闻，其实如今早已经满目皆是，翻开报纸，打开网络，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消息闪过——老实说，充斥着的大多都是些负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夹杂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中，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因为成了常态，所以多少便让人觉得麻木。人就是这样的奇怪，当某种常态时刻裹挟着我们的时候，因为司空见惯，倒仿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了。这就好比空气质量的糟糕，由于人人领受，由于无外如此和只能如此，于是呼吸时反而不会觉得异常。

这则新闻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进入我的视野：

2013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9时许，宜春120急救中心接到报警，称中心城区东风大街一名九十五岁老人在家割腕自杀，急需抢救。当赶到老人家中时，医务人员发现，老人平躺在床，面色苍白，昏睡不醒，床前的地面上一滩鲜血，老人左手腕伤口处血流不止，情况十分危急。医务人员给予紧急处理后，快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途中，家属说出了老人自杀的原因——可能由于年后一些亲人外出务工，身边的家人也忙于工作，在家陪伴老人的时间越来越少，疏于对老人的关心，老人心里充满孤独感，一时间无法承受，这才做出轻生的举动。

消息配发有照片。被救的老人躺卧在病榻之上，形容枯槁，但神情宁静，仿佛根本不曾有过酷烈的决绝，抑或肉体遭受的创伤并不在他的意识之内——就是神形之间的这份落差，令我感到了震惊。

我在想，究竟是何等力量，能够让一个活到了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选择从容赴死？消息称，这位老人此番已是第二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唯一的原因，只是独守空巢孤独难耐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此中逻辑，似乎在我们的经验之内，又千真万确到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我的经验和想象中，高龄老人往往对自己的生命怀有格外珍惜之情，这完全符合生命应有的逻辑——告别之际，便要格外留恋。而且，在我想来，人之暮年，大多会因为历经了太多的尘世悲喜，于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于生命，会有着更为宽阔与豁达的体认。由此，对于诸般痛苦便理所应当地有了更为强大的领受能力。

在我的心目中，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几乎就是一位“神”了。

新闻中提及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格外醒目，这是家属给出的老人赴死的最大动因。

那么，是什么样的孤独感，能让一位“神”对着自己的手腕割用？能让一位耄耋老者毅然地选择了离开？

我要承认，正是这个意象令我决定走进这个写作计划，而这个意象的核心词便是——孤独。

我从来以为，相对于物质力量对于我们的压迫，人类心灵上巨大的困境，更为强烈地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肉体的病痛，物质的匮乏，乃至种种的天灾与人祸，这些似乎都是外力，有时候几乎是不可辨驳与无法转换的；而心灵专属于我们，我永远在意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都无法自已？如果说，空巢，衰老，对于我们还是未来之事，那么，孤独，此刻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它柔韧地蛰伏着，伺机荼毒我们的灵魂。

我想知道，随着年华老去，当肉体渐趋衰败之时，我们内心里的孤独感，是因何逆向生长，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庞大，直至茁壮到先于肉体的衰亡来熄灭我们生命的残烛？

我想了解这位暮年赴死的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想了解他的子孙。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伤痛的我们这个老龄化时代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就像走进雾霾里，去化验糟糕空气中真实的化学分子，而不再仅仅是无动于衷地将之呼吸进肺里。

当然，网络上的这则新闻不是让我走进这个写作计划的唯一理由。孤独这一命题，早就是驱动我个人写作的基本动力。但它的确是一个导火索。那位老人安详的面容之下，就是惊心动魄的酷烈。他残弱的躯体里藏有骇人的力量，是这个力量，能让他举起那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若千钧的薄薄的刀片。

下面分析两管同时故障的情况:通过表2、表3、图8的数据分析发现:单管IGBT1发生断路故障时,其3次谐波的含量为19.13%。而对于IGBT1和IGBT2同时发生断路故障时,其3次谐波含量为26.20%。通过其谐波含量可以判断发生的是单管故障还是双管故障。

以后不久，我就具体展开了访问空巢老人的行动。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利用假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段，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同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儿子只有十三岁，正是颟顸无忧的年纪，但我知道，作为他的父亲，我自己终将会有那个概念意义上的九十五岁，关键的是，儿子也终将会迎来自己的九十五岁。这算不得是未雨绸缪，令生命更加完整地呈现在儿子的眼前，是我愿意尝试着赋予他的教育。

于是，这些对老人的访问，基本上是在2013年暑假期间和大多数周末完成的。我们父子俩在这一年，走街串巷，深入乡间，频繁地共同聆听着一个个垂暮老人的故事：直接面对同意“聊聊”的空巢老人，倾听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把对话录在录音笔里。两个小时左右，当然这只是平均数，也有用时一个上午或者更长的——因为孤独，老人们的诉说欲往往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的诉说内容大多似乎与我们的采访目的没有太直接的关联，但对于老人整体的生命状态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呈现。老人们用自己漫无边际的诉说，为我们勾勒出他们的一生，这样的生命，在个体中蕴含着整体，汇集成册，便足以折射我们这个时代的全貌，甚至足以折射生命的本质。

然而写作毕竟需要有所提炼。回来后，采访录音首先由儿子负责处理。我给他的任务是把明显与采访目的“不相关”的部分删减掉。这里面也许会有些风险，但我愿意相信，也抱有好奇，想看看在这样的工作中，什么内容会是一个孩子觉得与目的无关的。

不用说，对话大多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的跳跃性太大，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过去，相反，对于自己如今的境遇，他们有种近乎羞涩的矜重。这种落差，却让我对此番写作有了某种更进一步的着迷。人性的复杂与深邃，鲜活与生动，在一次次与老人们的“聊聊”中，反复被我感受着。

所幸，经过儿子初步整理后的录音，基本上符合我的需要，他的取舍完全符合我写作这本书的“本质性”要求。

大部分内容我在写作中需要加以筛选，置换前后顺序，剔除重复的部分，调整段落，以“普通话”转述老人们过于生僻的方言，使之大体容易阅读，且长度均衡；少部分内容我刻意保留了老人的语境，为的只是更加忠实地还原当时的情景。

采访当然也有被拒绝的，这本来就在我的估计之内，我将之视为这项工作有机的组成部分。面对老人们奇特的、有时几乎可以说是“乖僻”的性情，本身就是我要做的这项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实上，被拒绝的某些场景，如果记录下来，也很能够生动地反映出空巢老人的日常状态——对于这个世界果断地拒绝和粗暴地否定。但由于与整个计划的写作体例不相符合，这种情景大多只好忍痛割爱了。这种类似的舍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占了一大半的比重，但我并不觉得是做了无用功。相反，我甚至觉得，恰恰由于这些无用功的辅助，才使得我对空巢老人们的生活有了更为鲜活的体认。

这些容我打扰的空巢老人们，主要通过以下渠道找到：一、通过朋友引荐。二、自己的身边人。三、随机走到某处，冒昧地上前与老人攀谈——十之八九，都是空巢老人。不信的话，你可以走上街头做个试验。四、通过一位在养老院做院长的朋友介绍。这位朋友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进入养老院的老人们，之前绝大多数经历了自己的“空巢期”。同时，社区工作者也与养老院保持着密切的协作关系，因为其辖区的空巢老人们，正是养老机构潜在的服务对象，老人们人生的下一站，极有可能便是养老院了。作为空巢老人问题的解决手段之一——养老制度，亦是我写作这本书时必然会常常思考的问题。就此，院长朋友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而且，她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某些人格魅力，也让我在完成这部在某种意义上颇为伤感的悲凉之书时，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如何向老人们介绍自己，起初颇令我为难。我很难跟老人们说明我是一个作家，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最利于我与老人们闲聊的身份。好在老人们往往有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他们几乎不由分说地将我视为“政府的人”，其中最接近的判断，是将我当作了媒体的记者。对此，我基本上不予澄清，只要老人们愿意对我开口，我未尝不可以来扮演“政府的人”或者是“记者”。

但是，这种身份的混淆，某些时刻又的确困扰了我，尤其当我不自觉地以“政府的人”自居时，聆听老人们的诉说乃至诉苦，就格外有了一份沉重。如果我下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名“记者”，那么，为老人们的境遇大声疾呼，差不多就会成为彼时心里强烈的愿望。

2

这个写作计划的完成，是我迄今最频繁地与数字相遇的一个写作过程。譬如：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六十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一点八五亿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七。预计到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两亿，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三亿，2033年超过四亿，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万老年人口。

不消说，对于数字，我颇为抵触，尤其是这些用于数据的数字，动辄以千万计，所表示出的规模由于太过庞大，反而似乎只具备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降低了它所应有的那种有温度的力量。还有一类数字，是老人们的寿龄。老人们的年岁，作为数字本身，不过百岁，但此类数字我却愿意详加记录。因为，这些在自然数中不过一百的数字，一旦置换为人的寿命，却都尽显其大。

老实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找到数十位老人进行采访，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卫生部的规定，六十岁以上，即可定义为老年人，如今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老年人数以亿计，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处在“空巢”的境遇中。如此一来，搜集他们的素材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

这是因为，囿于传统观念的约束，老人们陷于“空巢”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指向对于儿女们的隐性谴责。实际上，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们除了抱怨子女对自己的忽视，更多的担心是——我说的话不会被他们知道吧？不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是，老人们便会积极地去为子女们进行辩解，仿佛自己如今的境遇，若能“不拖累”孩子，就已经是人生残年全部的正面价值了。个中滋味，我当然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有可能会令我采访到的内容有不少“伪饰”的成分，令我难以倾听到老人们真正的内心。

我甚至如此想象那位新闻报道中两度自杀的老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安然沉默着的，平和地思念着儿女，独自忍受着莫大的孤独，或许对邻里们提及子女之时，还是一派夸赞之情，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位福寿双至的老人，但是他却向着自己的手腕举起了利刃。

因此，对于老人们的话语，我力图如实还原，但经过整理后的内容，一定又会有我的主观色彩。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的写作，我也不免担忧，我怕自己会误判了老人们真实的内心。

本书以“非虚构”的写作要求为基本宗旨，但在某些段落，的确掺杂了我的某些想象。这种想象，其一是为了在行文中保持某种逻辑的连贯性，其二也使我在面对这个题材时，更能感受到其独具的魅力。我认为，只要本着恳切的理解，我就不会背离“非虚构”的宗旨，用心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人，我们便无法出离上帝所给予的人类生命的边界。

由于自己的生活环境所限，还由于这个写作计划在时间上的要求，都决定了我难以走进更多的散落在广袤农村的空巢老人们。在这部书中，尽管在写作结构上，有一种城乡之间刻意为之的用笔的均衡，但我知道，书中农村空巢老人所占的比重与现实之中他们的规模极不相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失重和巨大的遗憾。因为农村的问题，从来就是我们这个国度诸般问题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说是重中之重。在养老问题上，广大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其严峻程度在整体上百倍于城市居民。对于垂暮之年的农村老人而言，丧失行动能力之后的生活，大多抱有几近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没有一个所谓的“规划”，千百年来他们已经习惯将人之暮年交由那个更高的存在来决断了。

同样是来自一则新闻报道：

芦山地震中，一百零二岁的罗财发是转入华西医院首批二百零四名伤病员中年龄最大的。护士说：“从地震当晚被转院至今，还没任何亲人来看望过他。”面对记者，老人眼角泛起泪花，对记者说：“儿子在湖北打工，三十多年没联系了，我也不想麻烦他。”希望老人的儿子能看到这则新闻！

一百零二岁的老人、打工在外三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儿子，这几乎可以看成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概括性的描述之一。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其中的困苦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细节了解，我们依靠常识便能够为之收紧自己的呼吸。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村空巢老人，作为一个群体，是我们这个国度所有弱势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群？是我们这个国度发展模式中第一批承担起终极性代价的一群？

所以，我的访问未能更多走近这一群体，始终是我的一个心结。

所幸，我的写作将视角聚焦在空巢老人们的“孤独”上，而这种人性中深刻的情感，古今同慨，是共通的。因为孤独，所以悲伤，因为孤独，所以叹息。还有，因为孤独，我们才倾诉与聆听。是的，这部书不会像“政府的人”那样给问题以某个解决的方案，这部书以孤独之名，只负责聆听与记录。

访问对象中以女性老人居多，这不是我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只反映出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老年丧偶者往往是女性多一些，先走的那一位多是男性。而且，也许是我个人的推测——老年男性大概对这类打扰更加怀有抵触情绪。事实上，拒绝我们采访的，也的确都是些男性老人。这种现象颇为有趣，但已经是两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也许，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的奥秘之一，便在于她们更愿意言说。诉说如果成为了人类延寿的奥秘之一，那么，空巢老人生活中的无以言说，便成为了一个致命的匮乏。孤独，由此便更凸显了它有违人道的残忍。

作为一个整体，空巢老人的境遇大致相仿，几个规定性的指标便可以将其概括，但由于社会身份的不同、个体家庭的差异，又使得每位空巢老人的状态各不相同，因此，尽管空巢老人如今已蔚为大观，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现象之一，但找出能够均衡反应“空巢老人现象”的受访对象，却是极花时间极费思量的劳作。

我力图用不同的侧面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空巢老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并不讳言由于困境的逼迫，部分老年人会成为社会秩序的扰乱者，但这个“全面呈现”的愿望无疑是难以悉数抵达的。我期望，这部书的读者们，能够从这数十位作为个体的老人的生命中，体味出某种更为辽阔的人类普世的况味。

这里所需要依赖的，只有每一个阅读者自己内心的情感了。

3

在技术上，鉴于保护老人们隐私的需要，我都做了相应的处理。我可以保证，在读者眼里，每一个老人都更接近于“书中的老人”。但对于我个人，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之中的长辈。有些老人，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区区几个小时的交谈，但他们提供的密集的、带着体温的生命信息，却不啻是向我这个倾听者交付了一生的秘密，由此，珍惜并且敬重老人们这样的交付，对于我就是一种必要的心情。我想，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写作计划的全部意义也将完全丧失。

所以，整理好访谈稿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回访一下老人，读给他们听，请老人确认。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对于将其匿名，部分老人认可，个别老人强烈反对：“干吗把我说成是另一个人？我就是我嘛！”最有趣的则是，有位老人疑惑地反问我：“你这写的是谁？我想认识她，她这一辈子简直和我活得一模一样呀！”这其中的往复，都令我对人之暮年更多了一些难以说明是唏嘘还是欣然的感受。而且，请老人确认成稿后的记录是否能够过关时，若有老人情绪抵触的记录部分，我就请其告知是希望删除还是设法更改。差不多所有的老人都希望删除——他们拒绝更改自己的人生，哪怕将其匿名化。事实上，删除的部分往往含有老人们最鲜活的生命轨迹，作为小说家，我对此相当遗憾。但除了删除后会使得文本前后不连贯的情况发生之外，我都遵嘱照老人的意愿做了删除。难以落实的时候，我改换另外的笔墨，以求在语气上可以被老人接受。

如果删除较多，造成比较大的调整，出于难以说明的动机，我会再去请老人确认。当然，“确认”之情，往往只藏在我的心里，这类似某种强迫症，老人们并不知道我这种微妙的愿望。若老人仍有不同的意见，只要时间允许，我便按同样的顺序重复一遍。其中一个访谈如此重复了数次。这种工作方法，由于可被理解的原因，却只能限于对城市空巢老人访问的那一部分。

这部书在我的写作中由此成为一个特例。它在某种程度上讲，不是一本我写给无数未知读者的书，它几乎就是我和这数十位受访老人之间的至诚对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阅读到付梓后的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却只能是他们。

这是我写作时的态度——在触碰一个宏观现象的同时，我在领受老人们个体心灵的交付。为此，我才不惜顽固地、甚或说是颇为享受地再三推敲。

这种态度给这个工作增添了难度。成稿后两位老人拒绝公开发表，哪怕是以匿名的方式。老实说，舍弃已经完成的稿件，感觉上有断臂之痛。但既然老人说不，那么只能放弃。我自始至终想在这部书中坚持恳切与顺服，就像一个晚辈在长辈面前应有的那种态度，否则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于我便会大打折扣。

这部书以孤独为名，所以我只能尊重每一个老人孤独的选择。

我力图收在这部书里的，完全是老人们自发的、积极的表述，不做过多的文字润色，不做诱导，不做勉强。对于我写作能力的考验，在这次工作中只集中于一点——如何才能原封不动地采用老人的话语并且做到使其容易阅读。

本书在出版要求中，需要配发一定数量的照片。对此，我和出版方达成了共识，除非老人不拒绝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本书中，其他的照片我们均选取不聚焦个人的方式。有些受访老人，不知道我前来“聊天”的目的，只当我是一个可以说说话的客人，对于这部分老人，虽然有的也有拍照，我亦不会私自将其照片公布。这样一来，本书所需的照片就略显不足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动员了自己的私人资源——请几位朋友提供有关空巢老人的图像资料。所幸，朋友中不乏早已将目光注视于空巢老人身上者。为本书提供部分照片的朋友中，有两位优秀的作家——郑小驴和黄土路。他们除了以写作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之外，还是狂热的摄影爱好者。这些年，他们以小说家的眼光，将手中的镜头聚焦空巢老人，拍摄下了不少颇具意味的图像资料。在我看来，这些照片用来填补本书的空缺是最恰当不过的。感谢他们热情的授权，他们独特的眼光为我们凝视这个世界提供了别具力量的角度，同时也令本书更为丰富。

4

访问时，我最先需要了解的是老人们的基本人生背景：今年高寿，曾经做过什么职业，如今的身体状况，家中子女在哪里工作等等。在老人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占如此大的比重，是想让“空巢老人”在我这里成为具体而微的个人，而不愿意让我面前每位活生生的老人变成“空巢老人”这样一个泛指。这可能是一个小说家的天性使然，而另一方面，我对空泛的“整体”无法驾驭也难以感兴趣，只对每一个具体的、不能替换的“个人”怀有敬意。

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时候我都会忘记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空巢老人”。面对老人，我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地理解对方是个怎样的老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我想我采取的这个态度，或许对于完成这部书稿也是有益的。因为“空巢老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已经广为知晓，而作为具体的“空巢老人”，他们的形象却因为屡见不鲜而显得轮廓模糊。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老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采访，连我都会将他们混淆在大而无当的概念里，认为他们就只是、也只是生活的本身而已。这些老人仿佛只被赋予概念的意味，我们极少能够有机会、甚或有耐心，侧耳倾听他们独特的声音。要知道，通过媒体，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

听完老人们的个人信息后，转入他们当下的“空巢”生活。

无疑，老人们都是艰难的，这是自然规律使然，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我却必须将他们一一分别，让他们成为唯一的那个空巢老人。在我眼里，让每一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无一例外都事关“孤独”。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个体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前者不可逆，我们面对起来反而易于接受，而孤独，似乎是一个可以人为调剂的情绪——尽管人之孤独，亦是不可辩驳的生命本质——所以强加于己的时候，才如此令人神伤。

对于孤独感的存在，老人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几位生活条件不错、个性也颇为外向乐观的老人，如果不加分辨，从他们的话语中你几乎难以捕捉到孤独的阴影，但作为一个亲临现场的倾听者，我却能够从他们瞬间的语气或者神情中，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忧伤。

我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猜度。

在这个写作计划整个执行过程中，里尔克的一首诗始终萦绕在我耳畔——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但孤独得还不够

使这钟点真实地变神圣。

……

是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