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伦

以时间关系来命名诗歌是违背时间本身的运动性的，比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但在诗歌发展史上特别是中国新诗的历程里，这些名词是绕不开的。撇开诗歌的观念、形式、技巧和题材不谈，单从文化内核看，现代主义更多指向科学技术和城市文明。时至今日，诗歌的“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从观念上抵制浪漫主义、从形式上反叛抒情传统、从技巧上翻新换代那么简单了，它显得更多元，更具可能性。那种以当下处境为内容，以现时物象为表征，以个人体悟和人类命运为关照的诗歌，都是具有“现代性”的。

诗歌美学上的谱系向来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不是诗歌的根本，诗歌的根本在于诗歌繁衍代际中不变的DNA——人类生命图谱。21世纪以来，科技飞速发展，城市文明进程一日千里，诗歌概莫能外裹挟其中。然而，诗人的生命体验更为沉重起来，诗人的诗歌兴奋点出现在这里的时候，“现代性”向诗人释放了巨大的反作用力。面对“重水”这个具备高度科技含量的词语，诗人邱正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忧思，从微观的分子、粒子到宏观的军事、医疗，从草莓、小麦到医生、美女，从中国本土到异国，他都在思索科技与伦理的悖论，在呈现现代技术与传统情怀的冲撞。这仅仅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一个具有两千年山水田园诗歌传统和乡村隐逸情结的诗人的个人体验吗？是他在遽然转型时代的不适应吗？

在这里，诗人隐隐向我们传达出一种反抗过度利用科技，从而制造怪胎和隐患的思想。我在这里把这种现代性写作称为“反现代”。“反现代”不是反所有，是反战争、反污染、反扭曲。诗人在这里扮演着预言者的角色，因为他们相较于“现代”，更看重未来。

在中国“后现代”诗歌运动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大学生诗派。王琪博是这一个流派的代表性诗人。他在停笔多年后又重新进行诗歌创作，这是他在磕磕碰碰的现时里需要一种温柔的反抗和抽离。现时离奇吊诡，诗歌平静抚慰。本质上讲，诗人的“反现时”也是为了在未来能够明了地洞见爱情和艺术，坦然面对辛苦遭逢，让未来更为重要的时光来决定衰老与死亡。和“后现代”许多诗人长期坚持写作不一样，王琪博应是一个“归来者”，这尤其可喜，因为“归来”更能证明诗歌于诗人的重要性，更能证明与内心相对应的诗歌是割舍不了。或许枯竭之后的蓬勃会更具有破空而起的力量。

雨田是一个长期坚持不妥协、不流俗写作操守的诗人。他在和城市里的一条狗对视，在和克拉玛依火灾中逝去的灵魂对话，在和渊薮中的黑色事物对抗。雨田的诗歌站到了鸡毛蒜皮的现实性的对立面，他在用尖锐的词语刺疼麻木的局部现实，他是一个擅长在现代肌理上注射、并企图治疗未来人心的诗人。阅读雨田的时候，那种磕绊的感觉很是强烈，尽管诗歌气息平稳，情绪顺畅激越，但是那种语言的“水”中冒出来的突兀之“石”，显得多么不合时宜而又顺理成章。它就像诗人自己，就在那里，时不时刺你一下，让你骨头里有些疼。这种昂头出水而不顺流而去的诗写，恰是诗人的意义所在。

这三个诗人在“现代性”里发出的声音，不是乡村民谣的怀旧，不是抒情老歌的自我伪装，而是一种新的金属之声，是一种新的创造态度。他们粗粝而不乏柔情，悲悯而具危机感。同时，他们不抄袭现实，他们发现了“非常现实”，这让三位诗人都走在了对现实的“诗意重建”的路上。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智能化和乐于享受科技成果的当下，这种诗歌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回应，是一种近乎沉默的、秘密的、涌动的去蔽之诗，提示着城市文明需要跃升到更为生态的契约法则和精神秩序。因为，未来，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