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仁

知识分子与革命，革命与自由，是林贤治写作一以贯之的宏大主题和寻思对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之所以丧失原创力的病因在哪里？他认为关键在于“革命精神”的衰微乃至丧失；在于“告别革命”的精神误导和“革命者燃烧般的灵魂的寂灭”。因此，要重新找回知识分子写作的生命活力，惟有从革命那里。革命使写作者“血脉贲张”。它不仅应当和仍在“继续”，而且它也一直在其精神境域中永不止息地高亢地“继续”着。毫无疑问，“革命”是林先生这一代人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生命源泉和写作动力。

这篇《革命寻思录》，使人想到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在我看来，林先生这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写作活动，无不具有“临床医学”的病理解剖意义；而“革命”一直是他醉心进行病理解剖的重要对象。与福柯不同，在林先生灵魂深处，“革命”从来就不是只具有“医学感知考古学”意义的石化了的尸体，而是一个具有无穷魅力和永不衰竭的生命激情的美学具象。在林先生那里，就其文化本质而言“临床医学”意义的“革命”这个活体是根本无法终结的。十多年前，在那篇影响极为深远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当中，他就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革命”以及“革命精神”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对中国作家精神境域及文化品格形塑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然而，在《三十年写作 》当中他却说：“我最喜欢是独语，房间里的声音”。那么，这是否表明那时起他就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在“独语”呢？我们终于还是从林先生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定义中找到了答案：他说，“我认同的是，既被称为知识分子，独立性、流浪性、边缘性、批判性、革命性，都是这一社会角色所固有的。”这一写作身份上的自我定位使他与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他不知道一个革命的灵魂和一个自由主义的灵魂，与共和主义写作者的精神距离的实质性差异。

2009年，在《“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一文当中，他通过对苏俄“一代知识分子流亡史”的描述和阐释，似乎相当鲜明地表达了其对苏俄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当时，他特别引述了以反暴力反激进著称的别尔嘉耶夫这段著名的话：“我也是用个体是最高价值、个体独立于社会、国家及外部环境的原则来对抗。这意味着我捍卫精神和精神价值，而在俄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定自由，否定个性，否定精神的。”应该说，其对革命与自由的逻辑关系以及悲剧同构关系认知也是比较清晰的。他甚至进一步解析道：“精神自由是政治自由的种子、内核、基本形式。一个人不论其社会观念如何，只要坚持捍卫精神个体的神圣性，从本质上说，他就是专制政体的敌人。”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和之后他就一直在自由与革命这一对关系当中首鼠两端、左顾右盼，暧昧着、挣扎着、悲愤着。一方面，他赞同关于“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在狂躁的时代里，都有义务摆脱集团思维的模式，回到纯粹的个人立场”的朴素论断，因为：“专制与革命，是一直胶着在一起的”。而检验革命的方式是极为简明：用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去破解这所有一切”。认为种种“在权威的参与下，形成一种控制的力量，最后取消个人”的“革命”都必须遭到谴责和指控。如果我们就此笃定林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写作者，那就真正看走眼了。正因为怀抱着深切的“革命崇拜”和“革命神话”信念，他在写作中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时处处予以讥嘲和抨击。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消解“革命”。

因此，在另一方面他急切地吐露了更加真实而感人的内心隐衷。“革命”对林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既是刻骨铭心、血火流布的浪漫初恋和热恋，又是难以割舍、无法替代的精神故园；甚而至于就是与写作者的灵与肉同构在一起的那种“美学生命”！他由此写道：“从本质上说，革命思想是人类的理想……筱敏赞美革命，一如不断地赞美理想，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从“革命原教旨主义”立场出发，林先生坚持认为，“革命”是正义的必然的壮美的；“革命”之所以遭人诟病，是因为“革命精神”衰微和“革命原则”丧失而导致的悲剧结果、是“革命能量出现熵的现象”使之“走向它的反面”。他没有真正认识到，其实，所有的“革命”都始终在依循它自身内在的历史逻辑，即人性的逻辑运行。它根本就没有“背叛”什么，也从来就没有发生什么“蜕变”。“背叛”和“蜕变”不应属于“真正的革命”，是那些始终怀抱圣洁的乌托邦激情和信念的、具有浓厚文学浪漫情结的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所谓“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的“维尼奥迷思”，完全是缺乏基本逻辑和历史实证的幻觉和谬言。

他还坚持认同米歇尔斯的说法：“革命”之所以被“背叛”，是当初“那些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被权力“裹挟”所致。历史的真相当然不是这样。所谓“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从来就不存在，倒是“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逻辑”却顽强地在“革命”的崇高面具背后一直真实地存在着。尽管林先生深知“这种残酷的游戏永远不会完结”，但充满悲喜剧意味的是，他对“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创造的“残留于血迹、灰烬和废墟之上的受难的精神”流连沉醉、礼赞有加：“哪怕人类经历了一万次这样的劫难，她仍然不会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显然，林先生赞美的这种写作立场和精神情状，是极具精神标本意义的；在当今中国40后、50后、60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写作者身上，是极具“医学感知考古学”意义的。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林先生在主观愿望上和他们一样，很想跻身于“开放进入秩序”成为一个共和主义写作者，然而，由于在理性和情感深处无法割舍其与激进主义的精神文化勾连，所以，他们就仍将“继续”深陷于“革命继续”的历史幻觉和审美期待中而不能自拔。必须承认：这种大气磅礴、一往无前、慷慨赴死的文化激进主义精神情状的直率袒露，对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写作而言，其作为“文存”的历史文化认知意义非同凡响、疑为绝唱，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和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