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如今已经成为风云人物的艺术家们才刚刚起步，这些“代表”们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在肖全看来，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技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在各个艺术领域，他们用诗歌、电影、舞蹈、音乐来传达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王朔、王广义、张晓刚、陈觊歌、张艺谋、姜文、陈冲……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肖全的镜头下展现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风华正茂的他们被肖全定格于黑白照片间。而他近日将自己的作品重新整理，在成都展出，再次掀起公众对上世纪80年代的网忆，我们也与他共同谈谈那些成长在80年代的“大腕”们。

从飞行员到摄影师

肖全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师。他从小喜欢画画，进入部队后，爱上了摄影。他每月不到10元的补贴，大部分用来买摄影资料，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法国有个叫布勒松的摄影家，用徕卡相机拍摄他熟悉的巴黎；一个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摄了二战时期自信坚定的丘吉尔……1983年，肖全的父亲给他寄了180元，他花了169块买了台海鸥205旁轴照相机，那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了制造影像的‘权力，也就特别爱用相机来说话。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肖全从空军退伍转业回到成都，进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身边就有了何多苓、翟永明、钟鸣、柏桦这样一帮文艺圈朋友。“大家平常喜欢一起玩儿，我在旁边给拍照片，根本没计划，也没目的。那时他们也还没名气，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的相机还不多，大家也没现在忙，时间多，拍着好玩。”

诗歌的黄金时代

1986年，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出了“中国十佳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纷纷来到成都，肖全自然也被找来为大家拍照。“那天四川作协的大楼人潮涌动，会议室的门被严格把守，北岛在簇拥之下挤进会场，几个窗户全被人群挤满了，阵势完全不亚于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娱乐明星。”肖全回忆说，“星星诗歌节”会场的火药味很浓，有四川诗人对北岛进行批判，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岛虽然脸色不佳，回答却非常坚定，“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诗歌论争虽然激烈，但随后的节目表演也很精彩，诗人们陆续登台表演，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肖全还清晰地记得顾城非常不适应这样的场面，“他根本不管那些前来要签名的诗迷，直接就用胳膊肘左右开道，硬是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星星诗歌节”结束后，诗人们一道去成都望江公园玩，肖全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北岛就像个小孩，跑几步就坐在草地上让我拍照。临走之前，顾城、北岛等诗人都领到了100元“舞台演出费”。顾城非常高兴，他说成都人简直太好了，不如天天在这力诗歌节，卖门票，直到最后一名观众。

八零年代记忆80年代情感直白而单纯

Q：你的拍摄中有没有受到拒绝？

A：我拍《我们这一代》，就想记录他们，给他们一个在那个年代真实的形象。刚开始也有些别扭的，比如王朔，根本不让我拍。那是他最火的时候，每天都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电话采访。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何况咱俩又不认识，除非某次吃饭自然而然的认识，那样我接受。后来我给刘恒打电话，刘恒过了会儿和我说：“肖全，赶紧给王朔打电话，我跟他说好了。”后来我跟王朔说对不起啊。王朔说，嗨，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明天下去三点钟到我家来，告诉你怎么走。去他家后我请教了他一些出版方面的事情。

Q：你对拍摄者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A：我拍完一个人后，会去爱这个人，去袒护他，不愿意听人说这人不好。拍完他们我就似乎是把他们占为己有。《现代摄影》的李媚说我拍照片，恨不得跟每个人谈恋爱，拍谁就爱上谁了，谁要说巩俐不好，三毛不漂亮啊，我就特难受。

激情爆发与文化烙印

姜文的秘密工作室

北京三环路边，在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我和李尔葳推门进去，一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打招呼说：“请等一会儿，大哥在忙”。我明白他说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带我们楼上楼下四处参观。我开始看那些贴在一楼两间房里的电影海报，这些海报和工作照片全部与姜文的历年拍过的戏有关：《红高梁》、《芙蓉镇》、以及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完这些，”大哥“的称呼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首先看了我带去的一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和一些我的肖像作品，在看过我的作品后，姜文说了一堆好听的话，他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他说这几天，事儿挺多，过几天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认真起来，知道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记者采访，可以瞎对付。

画坛当红夫妇

刘小东在这几年红的发紫，他是“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我为刘小东和喻红拍摄照片。很愉快。他们在镜头里非常吸引人，这是一对“艰难”的夫妻，据说他们正是在美国旅行时举办的婚礼，喻红对此婚姻坚定不移。后来他们主演了王小帅的黑白电影故事片《冬春的日子》，反响不俗。

崔健成名

有一年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一帮人带队，在郊外的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过崔健这个名字。后来，崔健来成都做全国巡演，我拍了他演出的现场，他说很喜欢。一次，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这张照片。

剧照摄影师

我曾担任张艺谋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摄影师，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家，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干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

我在认识杨丽萍之前，看过有关她的很多介绍。我预感到有一天，她会站到我的镜头面前来。这是我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是办完了辞职手续，下午就乘上了一架波音飞机直奔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时，我告诉自己：新的战斗开始了。到北京天已经黑了，杨丽萍来机场接我。她跟我握手，这是我握住的一只极其异样的手，她的舞蹈，她最著名的孔雀的标志，就是这只手表演出来的。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做拍摄计划，这是我做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活儿。

诗人的时代

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选出中国十佳诗人，北岛来了，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挤进会场去，墙角那边是一些四川诗人，有的长胡子，有的穿着军大衣，我叫不上他们的名。正是这群人，开始了对北岛的批判和进攻：我们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穿着一件灰色羽绒服，透着黑色花点毛衣，身高一米八的北岛终于坐不住了，他面色不佳，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寸土不让：我从不认为我能代表一个时代。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什么“主义”，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一生的遗憾

史铁生的家在雍和宫边的一个小院子里。他的父亲为我拉开了一扇发出声响的小木门，光着背的史铁生，乐哈哈地坐在轮椅上向我们打招呼，他身体很壮，要不是双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驰骋在体育竞技场上。我大概是铁生在旧院子里接待的最后一名远道的客人，他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搬新家了。铁生搬家后，我去看过他，至今我还欠他三幅图片。他对我说：我一直想要三个人的图片，一幅是美国田径明星卡尔·刘易斯奔跑冲刺的图片，一幅是卡拉扬指挥的图片，还有爱因斯坦。

吕澎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

吕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勤奋和比计算机还快的脑子，再加上他的行动力。在他筹划的首届“广州双年展”期间，我与他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去见各路英雄。从“广州双年展”起，中国当代艺术踉踉跄跄地走上了西方那条既学术又商业的道路。吕澎对我来说，是要记住他一辈子的，是他把我“拖下水”，开始了我几年来的漂泊生涯。用他的话说，“是在有效的运动中不断寻找机会”，才有了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