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贤

美文大观

不忘丧国耻 牢记民族恨
——记参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

杨永贤

2014“八一五”前几天，我与坐在轮椅中的老伴——一个抗日老兵专程去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并首先参观了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七三一部队的丑恶行径和滔天罪行，我们以重温仇恨的方式纪念了六九年前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日子。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在哈尔滨市西南的平房区。据金成民所写的《日本军细菌战》一书记载：平房区细菌基地的军事区域占地120平方公里，而该部队所需用的办公、研制生产细菌、活人实验、炼人炉和禁锢中国劳工的牢房等建筑多达七十多座，用地16万平方米。其中用以埋葬劳工的墓地就占用了1万多平方米。在这1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除了埋葬着日本侵略者最为卑鄙、残忍的罪行，还深藏着中国抗日军民的鲜血、白骨和永不泯灭的深仇大恨。

当年七三一部队的办公楼就是现在的展厅。这座两层楼房建筑面积6000多平米，使用面积4000多平米，展品占用了它的全部空间，显得有些狭窄和局促。

进入展厅的第一层，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日本军人塑像，微微低头，满脸带笑，神态恭谨而谦和。为什么要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侵略者塑成这个样子？讲解员说：通过这个塑像让人们更加形象生动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伪善和奸诈。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法、美、日等战胜国与败北的德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和约”中有一条款规定，签约国在以后的战争中，禁止使用生化武器。日本国也签了字，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遵守这一条款。可仅仅时隔不到二十年，他们便背信弃义，在侵华战争中，成立了专门研制、生产、使用以细菌和毒气为武器的部队，穷凶极恶地残害中国广大抗日军民。那个塑像辛辣地讽刺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面带微笑，心藏杀机的骗人伪装。

接下来则是以数字、图片、照片和雕塑等形式，比较全面生动地展出了七三一部队谋划、研制、培养生产细菌、活人实验、战争中播撒使用细菌等罪恶事实。近三个小时的参观，每一分、每一秒钟，都使人处于惊骇、愤怒和暗暗诅咒日本侵略者的情绪中。

据有关史料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的东三省沦为伪满洲国不足两年，即1933年8月日本侵略者便在哈尔滨市的南岗区，成立了七三一细菌部队。这支部队名义上是属于日本关东军序列，实际上是由日本天皇裕仁亲自批准、由日本参谋本部直接领导的“特种部队”，是天皇裕仁的宠儿和心肝宝贝。这个部队的3000名官兵，每年经费高达1000多万日元，超过了关东军20多万人的军费。而那1000多万日元经费，只有百分之三十用于全体官兵的衣食和薪俸，百分之七十，用做研制生产细菌上。

1933年，这个受到日本天皇专宠的“特种部队”，便在哈尔滨市近郊五常县的背阴河建立了细菌实验场，由一个名叫中马的大尉管理，所以这个实验场对外称为“中马城”，称那里的的驻军为“加茂部队”。1936年该部队扩编，并改称为满洲国第100部队，对外叫做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这个称谓，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本来是研制生产细菌、传播置人于死地疫菌的群体魔鬼，却大言不惭地称之为防疫部队，这样的骗局，只有杀人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才做得出来。1938年6月，这支部队进驻哈尔滨市平房区，对外仍称防疫给水部队。1941年才改称满洲第七三一部队。除七三一部队本部外，还建立了18个师团，分别驻在日本铁蹄到达的沈阳、北京、南京、广州等地。有一支番号为冈字9420的细菌部队还驻进了新加坡，妄图以细菌战征服东南亚。这些细菌部队都直接接受七三一部队长的指挥，从上到下，从远到近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行动一致、保密性强、覆盖面大的特殊军事网络。

七三一部队，除了培植各种传播极快、死亡率极高的鼠疫菌、伤寒菌、霍乱菌和可以致人畜共同感染死亡的炭疽菌外，还研制生产各种可以造成重大伤亡的毒气，如氰酸毒液、芥子气、毒瓦斯等。

当年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不断膨胀，不只妄图占领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他们的“远东计划”中，还包括着入侵前苏联。为了测试部队在炎热或严寒地区作战时受到烤灸和冻伤如何救治，他们又强迫“马路大”做化解冻伤和烤灸与穿透实验。无论哪种实验，被实验的人都要遭受非人的折磨，肉体和精神都极端痛苦。

培植各种杀伤力强的细菌，需要小动物做载体，如此一来，各种老鼠便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抢手货”。

据金成民的《日本军细菌战》一书披露：1941年6月，石井四郎遵照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指令，召开了其属下各部队长会议，强调了参谋本部对细菌部队工作成绩的肯定和赞赏，指示他们要加快研制生产细菌武器，以尽快用于侵华战场上。

老鼠是各种恶性病菌的载体，传播细菌则是跳蚤，它寄生在老鼠身上，吸食了带有鼠疫和其他疫菌的老鼠血液后，便可以到处传播。所以说，生产细菌武器，离不开这两种东西。要加快细菌武器的生产，就必须抓捕大量的老鼠，提高跳蚤的生产率。此前，他们每三、四个月能够繁殖跳蚤60公斤，石井四郎不满意这个数字，要求以后每三、四个月增加到200公斤。跳蚤数量要大量增加，而跳蚤赖以寄生的老鼠自然也得增加了。所以，石井四郎要求各部队成立“扑鼠班”，同时给当地百姓也强行分配了上交老鼠的任务。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需要，伪满洲国便也下令各地都要扑捉上交老鼠。一时间，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竟被七三一部队视为珍品。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年8月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进攻苏联的德军受到重创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明显朝着有利于抗击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方向发展。面临着灭顶的惨败，日本侵略者仍在做着最后挣扎。他们妄想用细菌战挽回败局。所以，到了1945年初，石井四郎对细菌的研制生产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加快了步伐。据他估算，挽回败局的细菌战，需要一到两顿跳蚤和800公斤鼠疫细菌。而生产一公斤疫菌就需要1000只老鼠。当时四方楼里只饲养着25万只老鼠，仅能生产250公斤疫菌，距离需要量还很大。因此，石井四郎再次召开个支队长会议，要求各支队全力以赴扑捉老鼠，繁殖跳蚤。于是乎，这支以细菌为杀人手段的部队，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老鼠部队。”

为了快速繁殖跳蚤，他们用带有各种病菌的老鼠血液，在特制的孵育器里孵育大量的跳蚤，三个多月后，便可以用于战争。战争中使用细菌，有时用飞机直接撒播；有时是投掷装有跳蚤的炸弹。不论用哪种方法传播细菌，都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军民、家畜或战马死亡。

鼠疫和其他病菌快速致人以死亡的具体过程和表象如何，需要通过活人实验，才能够取得可靠数据和资料，于是，四方楼监狱里的“马路大”便一个接一个地被拉了出去，强作各种实验。实验所采用的方法也有多种，分为注射法、内服法和埋入法。无论用哪种方法，使用疫菌的数量都是由少到多，从0、1克开始，逐步增加。负责实验的日本“军医”，在一旁极为仔细地观察记录着被实验者对不同剂量菌液的不同反应。直至确认多大剂量可以致人快速死亡才算有了结果。一个活生生的健康人，硬是在短时间内被病菌折磨而死，需要经受什么样的痛苦，难以想象。从受害者死后的表象看，无论用什么方法实验，都可以迅速造成受害者体温急剧升高、皮下出血、腋窝和两股之间的淋巴腺肿胀、皮肤溃烂，并伴有抽搐、剧痛，非常痛苦。为了对付被实验者的反抗，每次实验，都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负责押解和现场保卫。被实验者根本无法反抗和逃脱，只有不停地翻滚、呻吟和怒骂，直至死去。而负责观察和记录的日本人，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却神情泰然，取得理想结果时，还会面带微笑，点头赞赏。

用活人实验完毕，便送入炼人炉。有的人没死，还在痛苦地蠕动或低声呻吟，便被熊熊烈火吞噬了。

更为残忍的是活人解剖实验。“马路大”被注射、埋入或灌服了不同种类、不同剂量的菌液后，五脏六腑会发生什么变化，仅从人体表面是看不出来的，为了观察体内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便要对被实验者开膛破肚，进行“内部”观察。剖腹时不用任何麻醉剂，强行脱光被解剖者的衣服以后，他所面对的除了狰狞的面孔便是寒光闪闪的手术刀。这种精神上的恐吓和肉体上的折磨足以使人痛苦到极点。为了不使受实验者反抗和逃脱，四方楼的活人解剖室的木床上，都有固定头部和四肢的设备。一次，在解剖一个壮年男子时，刽子手们把他固定在床上以后，便手持利刃，沿着他的颈动脉切了下去。鲜血立刻喷了出来，他疼痛难忍，愤怒地睁大双眼，拼着力气骂了一句“鬼子……”便含着满腹仇恨死去了。类似情况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再一种活人实验是在野外，这是为了检验实战中，如果把鼠疫、霍乱、伤寒等病菌撒布在战场、居民点、蓄水池或牧场等地，将会造成多大的伤亡。

七三一部队在东北的安达、城子沟、佳木斯等地，都设有固定的活人实验场。在这些场地上，树有数量不等的木桩。强令被实验者穿戴好特制的衣帽，然后被牢牢绑在木桩上，再把事先安放在与木桩一定距离的细菌弹引爆，被实验者很快感染了病菌，便押回监狱，跟踪观察这些人由发病到死亡的详细过程。个别不死的，下次再去实验，反复折磨，直至死去。从反复实验中，取得足够数据后，魔鬼们才心满意足。

毒气实验，被实验者遭受的折磨更是惨不忍睹。实验前先把被实验者装入密封的玻璃柜内，柜内安装有计算毒气量的刻度表。然后通过一个伸向柜内的毒气口，打开毒气阀，毒气便源源不断地喷向柜内。日本刽子手们站在玻璃柜外，一面观察毒气量度，一面观察被实验者在不同剂量的毒气中的不同表现。毒气是使人窒息而亡，但由于毒气是由少到多，由从呼吸困难到完全窒息有个长短不等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被实验者极端痛苦的煎熬过程，同时也是刽子手们欣赏实验成果、津津取乐的过程。

在展厅的一个角落，用一个类同玻璃柜的密封小屋，滚动播放着某个影视剧的片段。画面上显现的是一位被俘苏联女红军，双手和脖颈都被绑在椅子上，膝上坐着她的只有两三岁的女儿。当毒气阀被打开，毒气迅速弥漫小屋时，她大张着嘴，用力吸吮毒气。从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中可以看出，她大口吸气，是为了让女儿少吸一些，减少孩子的痛苦。随着毒气量的加大，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头不停地摆来摆去，脸憋得呈黑紫色；而她膝上的小女孩，只是大睁着惊恐的双眼，默默地等待着死亡。这个片段是真实的，那位女红军名叫索菲娅，被俘时女儿只有一岁。孩子在四方楼的监狱里生活了将近两年，最终被当做毒气实验品，与母亲死在一起了。这证明，当年的“马路大”也有少数外国人。

上面曾提到，日本侵略者的“远东计划”，主要是想进攻苏联。苏联冬季太冷，日本侵略军可能被冻伤，怎么治愈冻伤，也用“马路大”做实验。乍听起来，这种实验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痛苦，实际上更是苦不堪言。实验开始，先强令被实验者把手伸进清水里，然后不断施放冷气，水温快速下降，很快冻结成冰，手掌与冰冻在一起。为了测试手指冻僵程度，刽子手用一根坚硬的小木棍，敲打冻僵的手指，敲打一下，断掉一截手指，如此敲打下去，手指全部断掉。刽子手们得意地敲打着，接受实验的人，眼看自己的手指一个个被敲掉，手指不疼，心，却在痛苦地颤抖。有的冻得不够程度，敲打不断骨头，但皮肉裂断，露出根根白骨，更是令人毛骨怵然。

烤人和穿透实验，都是为了验证日本人自己生产的武器性能的。比如装甲车、坦克和驾驶它的士兵，在战火中遇到多高温度才可以使它瘫痪、士兵死亡。用活人做这种实验更是惨绝人寰。

在空旷的野外，把做实验的人强行装进装甲车或坦克里，然后从相距20——30米的地方放射白炽的火焰。火焰很快从周围烤灸着那些坦克和装甲车，温度不断升高，里面的人热烫难熬，开始呼叫、挣扎，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便悄无声息，被活活烤死了。而那些坦克和装甲车则需周围达到千度，才开始变形、报废。而里面的人这时已成灰炭。

穿透实验，实际上是集体屠杀。实验时，把四方楼里囚禁的中国劳工成群地绑缚押解到打靶场，每十人一组，紧紧靠在一起。十人中有穿棉衣的，有穿单衣的，还有裸体的。然后，朝他们开枪射击，待他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以后，刽子手们再一个个检验子弹的穿透情形，从而获知步枪的不同穿透力度。

一言以蔽之，当年的侵华日军，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几乎都要通过实验，以收集某些数据和资料。而实验品都是身陷囹圄的中国百姓和抗日军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七三一部队从东北三省和关内一些地方，共强征中国劳工5000多人。这些人除了当做各种试验品被折磨致死外，也有些人死于虐待和疾病。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四方楼的监狱里，还关押着430名中国劳工。为了毁灭罪证，石井四郎是不肯让这些人活着走出这个人间地狱的。他在8月11日最后一次伸出魔掌，下令打开各个牢房的毒气阀，窒息性毒气很快充满了各个牢房的各个角落。里面的人大部被毒死，少数一时未死的，又遭枪击毙命。四百多具尸体，堆积如山，他们又泼撒上汽油，点火焚烧，最后留下的是一堆骨渣和灰烬。

四方楼，这个比魔窟还要阴森可怖的杀人工厂，比起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建立的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有的还能逃出来，逃不出来的有的也能生还。而在四方楼，只见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走进去，却没见一个活着走出来。石井四郎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犯些的罪行，和其他侵华日军在我国各地犯下的罪行一样，罄竹难书，令人没齿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