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萍

传说人们为了得到貂皮，饮酒抵御寒冷，在热血涌动时踏入枝叶萧条冰天雪地里寻找貂的踪迹，有的人不胜酒力，醉倒在寻貂的路上，貂见了以为人冻得不行了，就钻进人的胸口为人暖身，后来人们就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捕猎善良的貂，为的就是剥它的皮。

最早看见女人穿貂皮大衣是在电影里，旧上海的一些重大场合，一些女人身穿着貂皮大衣，一只手腕上挎一个别致精美的小包，另一只手挽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两只金耳环不定向地摇摇摆摆，一头乌黑的卷发是花非花张扬着，把一张脸衬托得流光溢彩，于是男人的成就，女人的华贵凸显得淋漓尽致。不论是男人高贵了女人，还是女人高贵了男人，你都无法将高贵与他们分开。电视对电影的挤对使我们更多地了解旧时大上海的繁华，原来貂皮在那些风花雪月的场合更加耀眼，那些女人们浓妆艳抹，貂皮披肩，红红的长长的指甲泛着道道血光，那枚黄金戒指也不失时机辉光相映，指缝间的香烟丝丝缕缕轻浮蔓延，嬉笑着游走在那些看似有身份的男人中间。男人们无论是跳舞还是饮酒都不忘触摸这贵重的披肩，不知道他们的高贵下埋藏着怎样的交易和人生，女人穿着高贵的衣服牵着高贵的男人是一种怎样的高贵？高贵男人牵着穿着高贵衣服的女人，是在高贵中泯灭了高贵还是在卑微中创造了高贵？

岁月流淌，貂因为自身的高贵，在人们的“关爱”中家族兴旺，前赴后继，不仅在繁华的大城市就是在不起眼的小城市，就连在偏僻的山村，貂皮也有了市场。当一大批人都在争当“万元户”的时候，先富起来的女人已把万余元的貂皮大衣穿在了身上，走在大街上她们碎步轻轻，眉宇间的笑容掩饰不住她们的幸福，举足抬头间无不透着雍容华贵。人们知道这不是富太太就是富婆，富太太靠丈夫打拼，富婆靠自己打拼，无论哪一种都让人羡慕。

一位女人本来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就因为丈夫发迹而做了全职太太，当有一天她在太太的世界里失落时，她就用那一件件昂贵的貂皮大衣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也有这样一位太太，当她得知丈夫在外面有了二奶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壮自己的威风，不失重金买来不同款式的貂皮大衣。她知道丈夫不会在意钱，更不会在意她，但是她要让别人知道她的富贵，还有她的地位，总是在朋友面前说：“貂皮大衣有一件两件就行了，可是我家老公看见时尚的就给我买，不穿他就不高兴。”朋友们都羡慕地夸她的好老公。二奶见大奶一件件抖落貂皮大衣，无法平衡着这身份，在与情夫一次次苦诉与温情中不断掏着大款情夫的金囊，不甘示弱地穿着各式各色的貂皮大衣招摇过市，暗中与大奶较劲。终于在一个不适宜的场合，两个女人公开交战了。大奶穿着黑中透着紫色的貂皮大衣用右手指着二奶骂道：“狐狸精，人肉贩子，穿着貂皮大衣臭美，小心那只足被砍掉。”二奶穿着白里透黄的貂皮大衣双手掐腰道：“谁叫你没有素质没有魅力？守不住自己的老公别骂街，穿上貂皮也是黄脸婆，你不懂得什么是爱，明智点，放爱一条生路别死缠着，那样大家都不幸福。”两个女人唇枪舌剑越战越勇，观战者也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女人。她们的表情很复杂，不知是羡慕貂皮大衣，还是在为她们的空虚悲哀。两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对骂中渐渐厮杀到了一起，她们相互揪着披肩卷发，不一会儿就一同匍匐在地上，宛若两只嬉戏的大熊猫，抑或是两只恶斗的大狗熊。两张血淋淋的脸，还有那用上百只貂生命拼凑的两件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仿佛发出了带血的吼叫，富有和高贵在这里演绎了无奈。

岁月流金又淘金，拥有一件貂皮大衣不再是大多数人的梦想；穿一件貂皮大衣，驾一款名车，女人不仅有了华贵，同时也有了自信；穿一件貂皮大衣，挎一款名包，昂头挺胸踩着高靴，走在上班的路上，无不透露出女人的坚韧和气质；穿一件貂皮大衣嗑着瓜子，旁若无人地将空壳撒落，时不时还满口脏话，无不透露出女人的卑微和粗俗。

也曾想拥有一件貂皮大衣，但是我灵魂深处的原野以及灵魂之外的庸俗，怎能突显出它的高贵？我心底深处的沉淀以及心底之外的尴尬又怎能彰显它的富有？

在关于貂的品品评评，矛矛盾盾中，穿上貂皮大衣我真的需要勇气。

把女人与貂皮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很累也很迷茫。秋瑾女士让我走出了漩涡，秋瑾是我国近代女革命家及诗人，她的《对酒歌》写道：“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尊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她牺牲时只有30岁，她不仅高贵了女人，更高贵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老砍头左掌一挥，便将黑风拍散了，掌力余劲未衰，继续向白虎拍去。白虎似乎是活的，凌空纵跃，避过掌力，又喷出一股黑烟。老砍头大怒，正要手上加力，背后一缕微风袭来，一转身，看到一枚细针飞射过来，左手一竖，那枚细针便如被黏住了，一下子缓慢下来。老砍头伸手把它拈住，稍一用力，针就断了。

恍然明了：貂皮与女人的高贵富有无关。

特务姑姑

那年，生产队长来我家里告诉我父母：“你家西屋的‘磨屋’倒出来收拾收拾，明天大连要来一个下放户，就住那里。”“磨屋”就是屋子里面有磨玉米的石磨，石磨就是用两块大青石进行劈、钻、凿，成两个一百多斤的圆石，再把相互摩擦的石面凿上肋骨状，然后将两块大石头肋骨对肋骨合上，还要在上面凿透两个一粗一细的洞，叫做“磨眼”。石磨做好后要放在磨盘上，磨盘是用木板拼凑再削成圆形，裹在用石头垫起一米左右的平台上。如果想磨粗一点的面就把那个细的磨眼用布堵上，如果磨细一点的面就把粗的磨眼堵上，两个磨眼都不堵磨出的面就是不粗也不细。如果嫌磨的面子少，就在粗磨眼里放一个小木棍，这些都是石匠的发明。磨做成了，按磨杆也是大事，磨杆要用歪把子槐树，那样会顺着圆磨伸出一截用来推磨或拉磨，叫做磨杆。

我童年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靠毛驴拉磨。磨房要有驴套，就是用夹板和绳子做成的，还有“驴捂眼儿”，就是用布做一个方巾，在两个上角钉上布条，在驴拉磨时，两个布条系上后挂在驴耳朵后，方巾遮住驴的脸和眼睛。当时总追问母亲：“为什么要挡住驴的眼睛？”母亲说：“这样驴就不会眩晕。”我却总认为这没有道理，因为我曾经蒙上眼睛转圈，结果照样眩晕倒地，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驴捂眼”就是让驴看不见前面的路有多远，让驴总感觉快到头了，在盼望中它越拉越快,为的是尽快走出这又黑又弯的路。

生产队饲养员可是个美差，他喂养生产队几十头牛、马、驴、骡，它们除了吃草以外，还要加料，就是生玉米粒。在那个粮食缺乏的年代，这可是个美差，他们每天都不忘往自己衣服兜里揣上两把，那么多料少两把，谁也看不出来。他们家的鸡总比别人家下蛋多，过年杀的猪也比别人家的大，谁也不敢议论。因为谁家去牵驴拉磨，他说给哪个就给哪个，关系好的，他就给一头壮实一点的驴，一下午能磨很多玉米；谁得罪他了，他就给一头瘦小的腿脚不好的驴，一下午也磨不了多少玉米。让你不得不三天两头跑去牵驴拉磨。牵驴一般都是家庭妇女，有一名妇女实在是看不惯饲养员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手脚也不利索的样子，就让七八岁的小女孩去牵驴。结果半路上驴突然躺下打滚儿，吓得小女孩儿松了驴的缰绳就跑了。结果，驴爬起来，吃够了生产队的庄稼自己回到了驴圈，饲养员发现后，一气之下决定，罚他家一个月不准来牵驴拉磨。无奈，这位良家妇女就领着几个孩子轮留在前面拉一会儿，在后面推一会儿磨着玉米面。有的家用驴推磨时，就劝她跟着偷磨一点，但她怕连累别人，领着孩子坚持了一个月。

我们家西院有三间闲置的平房，因为叔叔家搬走了，一直没人住，就把石磨安在那里，就成了“磨屋”。供十几户邻居用。按照生产队的指示，父亲很快用几根木棒在平房西面空闲的地方挨着平房檐盖了个偏厦子，上面盖上稻草，就把石磨挪到那里。

那是一个初春的上午，生产队长来检查“磨屋”收没收拾好，并告诉我们“下放户”中午就到了。

通往我们偏远小屯的路只有一条，还必须趟过小河。中午，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跑到村头的小河边等“下放户”到来。十二点左右，一个涂着蓝色油漆的大车拉着满满一车东西停在小河边，我们乡下孩子管它叫“大板儿车”，那也是我们山沟沟里人见过最高档的车。因为小河水多，两岸的沙滩又松软，大车过不来，他们只能把东西卸在那边，生产队再用马车拉。车停了不久，我们就见两个人把一位中年妇女从驾驶室里扶出来，然后搀着慢慢趟过小河，来到河这边。我们看见她闭着双眼，表情痛苦，只听他们告诉队长，她是晕车才这样。我们跑过去围着那车转来转去，那好闻的油香，我们用鼻子使劲吸了又吸，我们怯生生地用手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我们梦想着能坐一坐这大板儿车该多好啊！

车开走了，我们一群小孩子跟着跑了好远好远，直到闻不到油香味了。中年女人到了我家西屋就躺在了炕上，他的丈夫和儿子给她喂水喂药。太阳要落山了，她睁开了眼，在这屋子里外看了看流下了眼泪。幼小的我不知道她伤心为哪般。她家有三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在外地的青年点，只有老二老三跟着父母来到这里。

爸爸妈妈都是很善良的人，见他们不会用农村的树叶、野草烧大锅底做饭，就一点一点教他们。爸爸妈妈管女主人叫大姐，我们姊妹四人就管她叫姑。我们家的院子很大，虽然现在是两家，但是中间我们一直也没有墙隔着，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从一个大门进进出出。母亲经常把熟的地瓜、玉米面饼子送给他们家，还教会了他们种菜种豆。他们家时不时也给我们家一点米和面，因为他们家供应粮中有点细粮。他们家的两个大哥哥对我们很好，他们从遥远的城里来到这穷乡僻壤很快就适应了，和乡下人一样早起晚归参加生产队劳动。下班后，常常讲一些我们乡下孩子没听过的故事，姑姑姑父还帮我们辅导功课，我们感到这一家人太了不起了。我常常在同学们面前炫耀我那城里的姑姑，他们眼神羡慕中也透着嫉妒。

有一天，邻居一名同学偷偷告诉我：“你知道吗？你那伟大的姑姑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她原来是个女特务，是来这里改造来的。”同学说完还怪怪地笑。我怎么都不相信这个事实，回家问父母，这是不是真的，父母说：“你姑是好人，不是特务。”心里还是有点阴影，每到姑家就偷偷观察她，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和别的女人真的不一样，特别是她那弯弯的眉毛下那双漂亮的大眼睛，还有忽闪忽闪的长眼睫毛，薄厚相宜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我感到都深藏着天大的秘密。她说话入情入理，又掷地有声，除了不抽烟以外，她和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女特务像极了。特别是她家箱子上面那个带拉链的黑皮包，还印着“上海”两个白字，就像是装电台的。几次都想问姑姑那黑包里到底装的啥……我又敬又爱的姑啊，你怎么能当一个反党的女特务啊？怪不得把你送下乡，你就应该好好改造，不枪毙你就是宽大处理。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懂得了爱国爱党，渐渐和姑姑疏远了，有时跑到姑姑家窗下偷偷向里察看，看那黑上海包还在不在，看她是否像电影里的女特务用电台在偷偷发报……如果发现了我要立即报告。有时真的很想和姑姑说说话，可刚到门口，就退缩了，革命意志不能动摇。有一天，闻到姑姑家蒸馒头的香味，还是忍不住去了，更忍不住吃了姑姑给的馒头，革命立场就这样被瓦解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上级通知姑姑和姑父到学校上班，因为姑姑和姑父原来都是教师，还宣布姑姑和姑父是“五七”战士，是到农村走“五七”道路的。我又在同学们眼前炫耀我姑姑不是女特务，那是污陷。我姑姑是“五七”战士，我又看到了他们羡慕妒忌的眼神。后来，生产队给姑姑家盖了房子，离我们家有一里路，我们姊妹几个还是常常去，有什么好吃的还是互相送。妈妈常常回忆说：“我第一次穿的尼龙袜子就是你姑姑给买的，那时农村人根本没见到尼龙袜子，我总是留着过节和出门时穿，平日在家里舍不得穿。这双袜子我整整穿了六年，我用脚背上没破的地方补在线袜子脚底上又穿了两年。”

现在七十多岁的母亲还深深记得，姑姑和姑父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又燃起了工作热情，他们看到了落后的农村教学，主动帮助学校推进教学工作，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教育方法。他们夫妻俩既是有名的好教师，又是一对模范夫妻，他们互相交流、研讨教学经验，他们家星期天都有学生在学习，中午还要管学生吃饭。有一名学生的母亲把孩子衣服上的补钉补得不周正，姑姑就拆下来重新给缝补；哪个学生衣服扣子掉了，她就到商店买相同的扣子给缝上。那年月，乡下大多数孩子理发都是母亲用剃头刀、剪子，有些男孩子的头发让母亲给剃得像一层层“梯田”，学生的发型千奇百怪，有些粗心的母亲任凭孩子的头发自由飞翔。姑姑是个爱美爱整洁的人，她自己买了剪头的推子，定期给学生剪头发。她教的班级不仅成绩好，更突出的是道德风尚好，家长都夸她教育孩子有方。姑姑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班级多次被评为先进班级。姑姑已经把这里视为她的第二故乡，她默默地奉献，不抱怨、不计较，总是那么和善。她不仅在学校为人师表，在家里也是个贤妻良母，她烧得一手好饭菜，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和邻居们相处，谁家有困难姑姑总是第一个去帮。

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姑姑和姑父接到了全家返城的通知。姑姑的冤案平反了，上级让姑姑和姑父回到原来的学校上班。姑姑搬家那天，全屯人都去帮忙，我们全家人也都去了。母亲还给了二十个鸡蛋，满载着姑姑一家人的车开走了，我哭了，我看见姑姑上车时也满含热泪，她向乡亲们挥手时，眼泪已不停地滑落。

姑姑回到城里后，经常给我们家写信，我们家也经常给她写信。那时候我们这里没有通往大连的汽车，我们几年都没有见面，但是那份亲情还是浓浓的。姑姑时常给我们邮寄挂面、衣服什么的，我们有时给她邮寄一点花生仁。我高考时他们还给我邮学习资料，这个城里姑姑让我们家特别荣耀。

后来，我小妹分配到大连工作，姑姑知道后特别高兴，这时她和姑父已经离休了，儿子们都各自成家了，她让小妹星期天到她家去，她把小妹视为自己的亲生女儿，邻居们也都夸她这个女儿真孝顺。小妹到了谈论婚嫁的年龄，姑姑就四处张罗着小妹相亲，最后小妹和姑父教的一名学生相亲相爱。因为我们家住在农村，妹妹出嫁的时候，就是在姑姑家上的轿，姑姑高兴地对邻居们说：“我们家闺女今天出嫁。”她的眼里有母亲留恋、喜悦的光。

十年前姑姑驾鹤西去，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位特务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