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俊

高歌时代的强音
——田汉新诗导读

□郝俊

很多时候，一位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成就显著，有如强光煜照，长存不熄，具有被持续关注和研究的价值，同时，也因为其过于耀眼的光芒，像一道闪烁的屏障，遮蔽了窥其全貌的视角，让人们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才华。田汉即是如此。大多数研究者总是把目光聚焦于他的剧作家身份和大量的戏剧作品而忽略了他的诗人身份。的确，在戏剧界，田汉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是一位有着卓著贡献的剧坛领袖。据统计，田汉现存的作品中，话剧、戏曲、电影等各类剧本就有一百多部，作家夏衍说过：“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作中国的‘戏剧魂’。”田汉喜好广泛，涉猎博杂，是一位视野开放、多才高产，有着独特人格魅力的文坛巨子。说田汉是一位诗人，不单是因为他尝试过诗歌创作，留下了数十首新诗和近两千首旧体诗，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有着向往光明，追求真善与纯美的诗性品格，以及用自身豪情书写时代精神的恢弘气概。

田汉自身的人生际遇、现实担当和理想追求注定了他不是一个小智小慧、小情小调的诗人，诗歌对于他而言，不是闭门把玩、附庸风雅的贵族游戏。他崇尚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笃信“一诚可以救万恶”的执着信念、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进步思想、坚守御敌救亡的抗战精神，他的大多数诗歌都是为民众呼喊，为时代高唱之作，他的新诗作品不过数十首，但却只有时代和历史方能吐纳。但凡大诗人的一生都没有脱离过他所处的时代，其诗歌作品总是成功地注释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邹建军先生曾经说过：“在历史上，没有哪位大诗人不关心所在时代的民众生活，没有哪位大诗人不关注国家与民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们的心与时代一起跳动，他们的情与人民一同汇流。在完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写出了代表一个时代的杰出作品，基本上是没有的。”①田汉是时代的歌者，其诗歌中鲜明的时代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暴露黑暗，希求光明。对于底层的民众，诗人总是表露出真挚的同情和关切，在《珊瑚之泪》一诗中，他写了一位艺名叫“珊瑚”的女艺人，贫病交加，凄楚不堪，“春晓忽成春昼，/依旧满园如绣。/树影一刻刻儿移，/珊瑚一分分儿瘦。//她的身子既太弱，/太阳光又难避。/你看那断断续续流的/都是珊瑚的泪”。末句“珊瑚的泪”是诗人自己触目伤怀。诗人勇于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不完全是恻隐之心使然，而是出于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一份担当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内在的自觉和抱负，“诸君不做诗人而已，想要做诗人，便请做第一流的诗人！如何去做第一流的诗人？……不可不在时间空间的自己表现内流露超空间时间的宇宙意识，更不可不以超时间空间的宇宙精神反映同时间空间的国民生活！！”②像《罪恶》、《一个日本劳动家》等诗，均是心系民瘼、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了解的，对于人民的苦难是熟悉的，所以早期的作品主要是自我抒写，通过自我的感情和感觉来表达对于时代生活的印象和对于人民命运的关切，当然也有对于社会黑暗与外敌残暴的揭露与批判。

1922年诗人归国，结束了7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中国正值军阀纷争、内乱不断，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些都在诗人内心引发强烈的振荡，诗人心中郁积的愤慨流泻笔端：“维人欲之横流，/罪恶乃用其披猖；/维人心之偷惰，/正义乃晦而不彰：//彼黎元洪虽一傀儡，/固彼所谓直系者拥之以登台，/及乎傀儡之用既终，/王某之逼车索印遂继冯某之逼宫所饷以俱来。//彼临城之大绑票，/华人与洋人同时受困。/洋人既营救下山，/数百可怜之新旧华票遂无人过问。”（《正义之呼声》）这首诗写于1923年6月，短短六节诗，写尽当时水深火热的社会现状和人民奋起反抗的英勇斗争，全诗爱憎分明，用语简练，极具艺术效果，比如“王某之逼车索印遂继冯某之逼宫所饷以俱来”一句，中间不加停顿，用快节奏的语速讽刺了频繁更替的军阀政权，抨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丑态和乱象，同时，赞颂了各类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孙中山挥师北伐、民众抵制日货等。诗人呼吁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盍联手以偕来，/为正义（Justice）而奋斗！”诗人的呐喊不仅出于目睹乱局后的激愤，这样的清醒认识和深切呼吁更是表明了他作为一位革命诗人的自觉与坚定。诗人曾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中说过：“团结万国共患难同辛苦的劳动者以为此后惊天动地的阶级战”，可见，阶级观念在诗人心中已经形成，并且表现出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开矿歌》、《母性之光》、《前进歌》等作品中诗人都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成功地表达了对剥削阶级的鞭笞和对劳苦大众的颂扬。

二是配合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鼓舞民众奋勇御敌。田汉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新诗和歌词创作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他满腔热血地投身抗日动员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的作品要么像备战前的集结号，要么像激发士气的冲锋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只需读一次或者听一遍，就能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其语言鲜活形象，具有特殊的感染力。“长城长，/空中看来一矮墙。/帝国主义强盗强，/昔夺沈阳今朝阳，/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烧我房屋杀我兄弟姊妹和爷娘！/看看中国将沦亡，/将沦亡，/做奴隶，/不愿为奴上前抵！/锄头、斧头、菜刀、鸟枪一齐起。/救国只能靠自己！”（《万里长城》）诗中的“锄头、斧头、菜刀、鸟枪”非常形象地指出了各行各业的民众，这几个简单的词，瞬间传达了万民一心，决心抗战的悲壮之情。《日出之前》、《对着初春的细雨》等诗也都是鼓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作。

除了新诗，诗人还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歌词，这些作品不仅作为歌曲的一部分而存在，本质上也是“诗”，具有独立而完整的现实功能和审美特性。“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这首歌是电影《桃李劫》的插曲，随着电影公映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传唱，慷慨激昂的歌词响彻心扉，像火种一样爇燃青春，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创作于1934年的《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以更为雄奇壮伟的风格，高亢有力的节奏，顽强不屈的精神，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在救亡图存的特殊时期，正是这首歌鼓舞吾国同胞，为了正义与真理，为了民族和人民誓死战斗，无畏向前！每一句歌词都像射出去的炮弹，有着誓死不回头的勇猛，有着最终必胜的坚定信念。歌词蕴含生动伟大的内容——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战胜一切侵略者，是因为有伟大的人民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歌词中所蕴含的百折不饶、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将一直传唱。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标注伟大的时代。《义勇军进行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唱出了中华儿女的斗志和理想，伟大的人民必将继续伴着奋进的旋律从胜利走向胜利。

田汉的创作虽紧跟时代，但从创作目的来看，却不是为了应景应时。从美学追求、艺术特点的角度讲，他的新诗作品（含部分歌词）不完全是凭借内心的激荡和才气写就，他是一位在艺术上有理性把握和自觉追求的作家和诗人，对作品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有辩证的认识:“艺术形式和形式主义是两回事；我们要把生活提高到艺术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不好的，我们要反对。而艺术形式是好的，我们就是要为创造优美的艺术形式而努力，要利用优美的艺术形式，表达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如果不掌握艺术形式或者没有把生活提高到艺术形式高度，那就同实际生活一样了。简单追求生活真实，就没有艺术了。”③具体到新诗创作，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匠心独具的意象构造。田汉在为数不多的新诗中成功营构了一些富有特点的意象，也正是这一点为他的诗作增色不少。在《梅雨》中，诗人借淅沥缠绵的“梅雨”诉说了心中百感交集、连绵不断的复杂情绪。诗人青年时期的作品富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通过营造“月亮”、“光”、“火”等意象，传达出对美好感情的憧憬和对光明的向往。《朦胧的月亮》一诗相对含蓄，“月亮”既是美神的化身，又是光明的使者，诗中既有诗人潜藏于心的私情，又有月华朗照的主题升华：“我离开房里的电灯底下坐在露台之外，/因为电灯那样赫耀的光，/只照着我一个人。/你这朦胧的光，/却照这大千世界！”在《初冬之夜》这首柔美的诗里，诗人表达了追求光明的执着和乐观。《火》中的“火”则可以理解为光和热的混合。

第二，热情真挚的诗歌语言。田汉的诗情不是靠刻意酝酿和苦心等待而来的，他的诗歌语言真情丰沛、亲切有力，没有一首诗带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感情的涌动源于诗人扎根生活、心系人民，当然也与诗人视情感为诗歌生命的美学观有关，“就‘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讲，那么在心为志，属诗的内容；发言为诗，属诗的形式。诗的内容以情感为生命！……不管诗与散文如何变迁，总不能不承认诗歌为情的文学。我们情动于中而发于外的时候，其为言为动必带多少节奏，以助成其形式美，所以诗歌有格律。特事象愈繁，格律愈松，松到成散文诗一样。若专重格律，而不重情感，或以格律而束缚其情感，都不算真正的诗歌。所以诗歌者，是托外形表现于音律的一种情感文学！！”④《黄浦怒涛曲》中第6节写道：“绿杨的哀泣；/黄浦的怒号；/寂然无声的，/是他们最亲爱的同胞！”诗人用义愤之情，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控诉。写于1938年的《武汉退出后》（歌词）用移情的手法，借山水抒发了抗击敌人的愤慨之情：“龟山蛇山鼓着眼睛，/江水汉水发出了吼声！/敌人的坦克车，/冲不破和平的阵营；/敌人的飞机大炮，/炸不动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三，新诗创作的戏剧化。不同的文体，在艺术手法上是可以互相借鉴的，这种借鉴不是简单移植或强硬杂糅。合理的借鉴是为了让作品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使艺术的感染力更加强烈。田汉作为一位“多面手”的诗人，戏剧成就尤为突出，在他的新诗创作中，不少作品都有明显的戏剧化的特点。在这类作品中，既有运用恰当的，也有运用欠妥的，但这样的尝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既拓宽了诗歌的表达途径，又对风格多样化的开掘作了有益的探索。《喝呀，初梨！》这首诗，实际上就是诗人的三段独白，是诗人对李初梨所言。以戏剧独白为诗，最突出的艺术效果，就是让抒情主体的言说有了明确的指向，让读者立刻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此时的读者不仅是读者，同时也成了“观众”，这首属成功之作。再看《暴风雨后的春朝》：“好月儿，/刚伴我，/过元宵。/半夜里，/雨淋漓，/风怒号。//树枝摇，/门板裂，/电丝鸣。/像名将，/带强兵，/打雄城。//一醒来，/天又晴，/日又好。/家家的/短墙头，/啼小鸟。//分明是，/颂和平，/伤战争！/春风里，/曼陀铃，/一声声！”这首诗很明显是运用戏剧中的说唱表演，节奏明快，音乐性很强，适合表演。作为诗来说，其外在形式虽有别致之处，但每行三个字，致使表达上受到极大的限制，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都得不到充分的抒发，损害了新诗的自由性。《最后的那一晚》既有人物对白，又有类似旁白的叙述，表现手法虽然多样，但诗性不足。用诗来叙事（尤其是短诗），难度极大，每一句话既要具有交代情节发展的功能，语言上又要保持灵动的诗性，并且最好在叙述的同时又有强烈的抒情，这本身就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样做，其结果大多是吃力不讨好，田汉的有些诗就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其尝试的过程和探索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

作为文学家，田汉才气纵横，除了戏剧创作之外，在诗歌、歌词、散文、小说、文论等方面均有成就。作为诗人，田汉在新诗创作上特点鲜明，贡献突出，尤其在表现题材、艺术追求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尝试具有开拓意义，他在诗艺上的不足和欠缺也是有的，这些问题同样不能回避：第一，在新诗的散文化、戏剧化方面的探索停留在试验阶段，缺乏有意识的总结和完善，导致有些作品试验痕迹明显，读之索然。田汉的新诗创作主要在其早期，青年时代血气方刚，情绪激荡，自由地抒写时代情绪成为一种必然；同时，他受西方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思想影响很大，认为诗就是情绪加直觉，所以其诗大部分都是情感的直接表达，当然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第二，创作中虽然有意象的经营，例如“月亮”、“光”、“火”等，但稍显随意，缺乏精心的建构和深厚的积淀，在意象的建构上，没有形成色彩鲜明、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意象，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的艺术效果。就意象艺术而言，他的诗也比较单调，与战争、与悲伤相适合的意象居多，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诗也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情感与形象的关系，没有把情意附着于意象之中，直抒胸臆成为其许多诗歌艺术表现的惟一方式。这样讲，不是对诗人的苛求，而是出于客观全面的考查。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品，即便是成功之作，其作品总会带有某些特点，而“特点”几乎就是优点和缺点的共融共存，很难剥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是二而一的关系。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来说，更需要对作品辩证地审视。田汉在新诗创作上的美中不足，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创作上的仓促急就所致，毕竟新诗创作只是他所有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总体来说，现存的新诗和歌词作品，足以说明田汉心胸开阔、才情恣肆，紧随时代节律，字里行间传达出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民请愿的担当以及在诗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的抗战精神，都让他的诗歌作品成为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特别重要的是，他的词作《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里的一个重要符号。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功。当然，其成功蕴含必然性，因为诗人用深沉的爱国情怀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我”抒情。

①邹建军：《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大诗产生的基础》，《湖北日报》2012年5月27日。

②④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田汉全集》第十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③田汉：《加强思想生活艺术锻炼，保持艺术青春！》，《田汉全集》第十七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