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波 孙晶晶

傩仪式富矿的全方位开采
——评孟凡玉《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徐海波 孙晶晶

仪式音乐是近年来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其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对仪式及仪式音乐的田野考察，借用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揭示在信仰状态下个人、音乐、仪式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从而“认识音乐文化本质以及人类自身”［1］176。孟凡玉2013年9月出版的《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①后文简称《假面真情》，该书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通过答辩，出版时个别内容做了调整和修改，增加了两篇序言，其中第一篇由民俗学者董晓萍撰写，讨论了该文对于民俗学的价值；第二篇由作者的博士生导师薛艺兵撰写，讨论了该文对于音乐人类学的价值。这两篇序言具有点睛之妙，从不同的角度对该书做了解读。就是当下仪式音乐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笔者认为，该书为仪式音乐研究增添了新材料、新理论、新视角，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董序讲该书是“艺术学的文化正午”［1］序1。洋洋洒洒45万字，所体现的不仅是书本的厚重，也不仅是在仪式音乐研究领域又增添新的成果，而体现了作者对具有“纵贯古今的时间跨度”［1］1、“广达四域的地理分布”［1］3、“异彩纷呈的当代延续”［1］4三个特征的傩活动，及与其相关的众多复杂文化现象合理且理性的分析研究能力，更体现了作者作为音乐文化研究者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及驾驭音乐人类学这门学科诸多研究理论的学术功力。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两篇序言中已有所概括，笔者从学习者的角度谈该书带给我们的三点启示。

一、多重的研究材料

《假面真情》使用了田野、文献、考古三种研究材料。作者说：“在做好较为充分、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前提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民俗学材料为依托，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以考古资料为参照，多种材料并用。”［1］7笔者认为这三种资料各有特点，将它们同时纳入研究范围，既是近年来仪式音乐研究在材料方面不断突破的延续，也是作者对王国维二重论证法的继承。所谓二重论证法，指使用两种取自不同地方的材料相互印证，进行史学研究的方法，陈寅恪在《王国维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法总结为：“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2］这三种材料能相互印证与补充，形成了文章多重的研究材料。

1.详实的田野资料

《假面真情》的田野资料均集中在第一章，包括1篇研究对象与地域概况、1篇田野调查经过、5篇傩活动过程的调查报告，这是对荡里姚傩活动的全面展示。

明代画家董其昌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3］，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以这样的一种治学精神构建对自身、自然、社会的认识，可见读书和调查同等重要。薛序说：“读书只是读博的必由之路，但未必是成就学问的必然之路。虽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但‘勤’向何处更为关键。孟凡玉‘勤’之路径，就在于拨开书山，面向田野，走进民俗生活实践中去饱览和读解草根阶层那些无字之书。”［1］序9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既肯定了该书作者的研究过程与该书的学术价值，更强调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田野资料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真实的记录，这类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从文章来看，作者对研究对象的选定与考察已有多次，2005年2月10日的“初下江南”［1］28与6月9日的“南昌追踪”［1］31即是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考察，而2006年除夕是重点考察，所以对傩活动过程的记录非常详细，对研究的核心问题把握得非常恰当。当然，作者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荡里姚，而是面向傩活动存在的广大地区，除对与荡里姚相邻村落的傩活动做过考察外，还对国内其它地区的傩活动，甚至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韩国、日本的傩活动也做过调查。作者提到：“此外现场考察过江西省南丰县石邮村的傩仪式乐舞，还观摩过四川平武白马藏人……日本、韩国等中外傩队的表演，有些还做过采访。”［1］9⁃10笔者认为这样的田野考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有从整体出发，对局部的把握才会不失偏颇。

在田野中获取所需资料，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观察记录，二是搜集文本、图片，三是与文化持有者交流，而与文化持有者交流尤为重要。前两者通过观察即可获得，后者却需要与文化持有者建立信任关系才能获得。入乡随俗是建立这种关系的有效的方式。作者2005年2月在土地庙采访上香求卦之事，恰恰说明了尊重研究对象的重要性［1］29⁃30。

田野调查也不仅是为获取所需的田野资料，更多的是在田野中生活时的感受与顿悟。研究者带着“研究”意识进入田野后，所接受的各种信息均会引发研究者不同程度的思考，这为研究者在自己的思维层面构建研究成果提供了可能。因此，作者强调“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资料，但无法替代的是只有在田野中才能获得的真切体验和感悟”［1］35。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有所见→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很明显，“悟”是核心所在。

2.扎实的文献资料

由于我国记录文化的传统悠久并延续至今，所以文献资料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时无法回避的。这类资料数量众多，习惯上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假面真情》中使用的此类材料也涉及这四个方面。如用《周礼·夏官·方向氏》中关于方向氏职能的记载“方向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以戈击四隅，驱方良”［1］2证明“至迟在周代，傩仪已经纳入国家典礼”［1］2与“能提供傩文化信息的较早文献”［1］268两个论点。

《假面真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具有悠久历史及广阔地域分布特征的傩活动，民俗学、史学、音乐学研究成果也有相当篇幅，作者在文献综述时做了统计，全国傩研究“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傩研究专著就有63部”［1］15；贵池傩研究成果有10部［1］15⁃16。董序认为：“本书作者的调查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拥有前人大量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1］序2

文献资料的使用分散于各章中，第二、三、四、五章为最多，通过参考文献可以得到准确的数据：古籍有70部；地方志、家谱、剧本等计17部，其中抄本7部；各类中文专著66本；中文译著15本；外文文献12部；中文论文42篇。

3.丰富的考古资料

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构成的论据有较强的说服力，该文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如论述傩活动具有悠久历史时使用“甲骨文‘方相辞’”［1］1图片；论述民歌《啰哩嗹》的生殖崇拜内涵时，使用出土自西安半坡的“半坡仰韶文化彩陶盆人面鱼纹”［1］235图像；论述贵池傩历史时，使用了“淮北汉化像石中的侲子形象”［1］273拓片等。此类资料也分散于各章节中，其中第一、四、五章使用较多。

二、多视角的理论阐释

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从田野走向书斋的重要性不亚于从书斋走向田野，两者恰当的结合使整个研究过程趋于客观，应该说这两者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因为前者既是对田野资料分类、取舍、整合、提升的过程，也是作者以自身知识结构为前提，以自身的思维能力为研究动力，理性分析并重新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更是研究成果呈现的过程。《假面真情》中涉及了仪式音乐研究中的所有理论，并且将文化人类学中的研究理论纳入其中，作者也说：“从研究方法来讲，笔者着力强调的是多种材料并用、多种视角互补。”［1］397

1.符号体系的象征意义阐释与文化功能阐释

研究的本质是作者认识研究对象并将结果呈现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对研究对象不同角度的探索，而角度的选取、得出的结果均决定于作者的思维能力与知识结构。《假面真情》的创作思路就是对研究对象作多方位阐释，作者说，“从描述走向阐释，以描述为基础，借鉴多种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深入阐释表象背后的文化意义”［1］396，这是解释人类学的核心观点：“文化系统的意义是通过人与人互动过程构建起来的，行动与行动之间的结合、交流、互动形成一段段对话，因此我们对某一行动或某一文化现象的了解，就必须将其放在原来‘脉络’中来解读。”［4］332该文将阐释作为成文的基本思路后，重点从“符号学、象征和隐喻学说”与“文化功能”两个方向进行阐释。

象征与隐喻的符号体系是文化人类学象征学派的主要理论，L·怀特认为：“象征符号使人类从动物转变成正真的人”［4］288；夏建中认为：“象征符号是人类意识的主要功能，是我们创造和认识语言、科学、艺术、神话、历史、宗教的基础，是理解人类文化和各种行为的秘诀”［4］288。在解释仪式活动与仪式音乐时，符号体系的象征意义更具优势，薛艺兵认为：“由于仪式是一个‘符号的综合体’，是一个有象征符号构建起来的‘虚拟的世界’，因此仪式情境中的几乎所有可感知形式，包括音乐在内，都具有象征符号的性质”［5］。

由于人类信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种复杂、繁琐的仪式程序来表现，所以，《假面真情》以此作为阐释傩文化、傩仪式音乐的第一个重要方向，并花去了三章内容。其中第二章“荡里姚傩仪式乐舞活动空间的意义阐释”，从祠堂、社坛、村户、青山庙、白洋河等傩活动存在环境中的具体事物切入，阐释其空间意义。第三章“荡里姚傩仪式乐舞活动道具、行为、时间意义阐释”，先从面具、神伞切入阐释其作为道具的意义；接着将仪式本身作为符号，探讨其禁忌以及禁忌的消解与重组；之后通过调查认为傩活动以农耕周期为演出的时间依据。第四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唱腔的原生分类概念”，从对“两腔三调”①“两腔三调”是贵池当地对傩戏音乐的分类，包括：傩腔、高腔、歌调、吟诗调、诵经调。谱例的分析切入，探讨音乐要素在仪式程序中的使用情况，并以《孟姜女》、《月子弯弯照九州》两首民歌为例讨论民歌的传播问题，以《啰哩嗹》为例讨论傩歌的生殖崇拜内涵，并对所有乐器与器乐做了详尽的讨论。这一部分从时空两个角度切入，之后具体到仪式中的每一个程式，每一个道具，第四章以乐谱分析图、表格量化等形式对音乐做详细分析，如：“傩腔1旋律形态示意图”［1］196，强调了音乐即是符号及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假面真情》另一个阐释方向是傩文化的功能。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六章，题为“意义与功能”。文化对人的发展具有作用是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主要观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文化之所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于它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6］；我国学者张岱年认为：“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7］。不管是“满足需求”还是“创造人”即指文化对其系统中每个人的发展均会产生影响，特别是以信仰为基础存在的各类仪式活动及仪式音乐。作者通过这一方向的阐释，论述了傩活动及傩仪式及其音乐对当地人生活的意义。

2.“文化阐释的立体模式”理论的建构

理论建构是学术研究的必然途径，《假面真情》最成功的就是在“梅氏三角”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阐释的立体模式”理论，这部分集中在该书第五章。

“梅氏三角”模式是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模式，影响深远，由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一书中首次提出［8］，其核心观点是“音乐—概念—行为”构成一个循环的平面三角。美国人类学家蒂莫西·奈斯不满于此研究模式的简单，将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创作与体验三个维度的关系修改为相互关系与相互反馈的双向关系，并列为一个三角模式图，并把梅里亚姆的三角模式纳入其中，将平面模式详细化。该书认为，这种模式在阐释文化方面忽略了自然因素对文化成因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成功的将自然因素加入其中，形成了“文化阐释的立体模式”理论，并用下图表示。

“文化阐释的立体模式”示意图［1］265

作者解释：“在这个图中，不仅平面三角变成了立体三角，而且在每一个侧面上形成一个平面三角，除了总的四维关系外，还有四个侧面，有四种交互组合关系：历史—社会—个人、社会—个人—自然、个人—自然—历史、自然—历史—社会”［1］265。对于这四者的关系，作者认为“个人的创造与体验”最为重要，他说：“四个方面的内容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历史的构建与延续’、‘社会的维系与支持’、‘自然的孕育与创造’三足鼎立，共同构成立体模式的基座，是文化形成于维系的基础。而‘个人的的创造与体验’是对文化作用最直接的因素……三个基座支撑着立体模式高高矗立。”［1］265文章中不仅对此理论做了系统的论证，也以此理论阐释了这四个方面与傩活动现状的关系等问题。

笔者认为，从“梅氏三角”模式到“奈斯平面模式”再到孟氏“文化阐释的立体模式”，有一定的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创造性。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必然，也是作者“创造与体验”之结果，此模式对研究音乐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3.全方位的文化深描

多维度、多角度、多层次的文化阐释使研究对象——荡里姚傩活动以立体的状态呈现在读者眼中，“深描”特性非常明显。

“深描”是文化人类学解释人类学派的主要理论之一，基本步骤是通过田野工作建立民族志，以便在此基础上挖掘更深的文化内涵。格尔茨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理论》一文中指出：“民族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浅描’，另一种是‘深描’。”［4］311接着他以两位眨眼睛的少年举例：“这两个少年的眨眼动作是相同的，在浅描式的写法中，如在照相机镜头中一样，我们无法区别是谁在无意识的眨眼、谁在有意识的递眼色。而深描式的写法则以这两种行为为起点，构建知觉、解释无意识的眨眼与有意识的递眼色之间的文化层次，从而使民族志成为‘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因为‘细小的行为之处具有一片文化土壤’。”［4］311作者能够抓住傩仪式活动的各种细节，阐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如对傩活动演出时舞台朝向不同所代表的含义解读为：“荡里姚舞台和神的方向一致朝向人，太和章的舞台和人的方向一致朝向神。由此带来二者在表现形态、表达方式、表达内容、基本功能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前者的表演时代神向人宣谕，后者的表演时代人向祖先献祭；前者的祭祖色彩很淡，后者的祭祖色彩很浓。”［1］78⁃79薛序认为“这种方法不仅要求对文化表象的各种细节进行细致描述，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识别和解决表面现象从而对其本质含义进行深度描写。”［1］序12笔者认为，在现代化影响不断扩大，传统文化因子濒临消亡之际，撒豆、放河灯等仪式所具有的深刻文化内涵更加凸显重要性，所以研究中的对文化的“深描”更具意义。

该文通过多视角的理论阐释，对傩活动的形态、文化意义、功能、成因均有了深刻的认识，基本涵盖了傩活动中的所有文化内涵，如禁忌、场域、人物、音乐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假面真情》的学术价值已经超越了音乐学学科本身。董序也认为：“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博士论文，而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1］13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当下学科交叉大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与必然产物。

三、富有启发的文本体例

《假面真情》具有非常典型的文本体例，以田野中的活体对象及古籍文献中与傩活动相关资料为基础，以民俗学等学科研究成果为论据，以音乐人类学多理论为阐释视角构建起文章的结构。该书既能坚持以傩仪式乐舞为主线，又能旁证其它，也能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设置文章结构，如关于符号问题探讨的“上”“中”“下”三章设置，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文本体例，笔者认为这种文本的写作体例对类似研究有借鉴意义，可以作为研究文本的范式，为仪式音乐的个案研究提供程式化模板。

1.《假面真情》的结构

该书第八章将全文的论点、写作思路、支持理论、研究方法做了总结，既阐释了“假面真情”作为论文主标题的文化内涵，即：“假面与真情，有机地统一在了傩活动之中。‘假面真情’不仅是荡里姚，也是所有傩文化的真实写照”［1］400，也总结了文章结构，即：“一个中心、两条脉络、三个支点”［1］395，接着对此结构做了深入阐述。“一个中心”指：“从描述走向阐释，以描述为基础，借鉴多种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深入阐释表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是本文始终坚持的方法论核心”［1］396。“两条脉络”指：“一是文化意义阐释，一是文化功能剖析”［1］396，作者认为：“从表面上看，文化符号的意义阐释和功能研究分属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术流派。其实，二者是相通的，所研究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396，对于符号体系的象征意义及文化功能的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前者是文化表达层面的，是一种意义的呈现方式，后者是文化的内核，是更为本质的文化内涵”［1］1396。“三个支点”指该文“主体部分的三个基本支撑点，其一是运用符号学、象征和隐喻学说的文化阐释，其二是文化功能剖析，其三是文化形成、维系、发展、变迁的文化动态考察”［1］397，作者指出：“本文主体部分的几章事实上由三个方面组成，形成本文的三个主要论域，是支撑本文的三个支点”［1］397。

这三个方面既具有内在的联系，又形成了不同的层次，使该书具有较强的结构力。“一个中心”指出文章的核心就是对傩仪式及仪式音乐阐释；“两条脉络”指的阐释方向的两个侧重点；“三个支点”既是文本的结构模式，也是“深描”方式的延续。作者将这三者以傩活动为主线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2.主副标题结合的论点表述形式

主副标题结合的表述方式是学术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书写范式①如：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等。，这种表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既能表现文章主旨，又能总结其文化特征，在一个标题上已经形成了两种视角。《假面真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突出，如：该书题目为《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很明显，“假面真情”是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活动的总体文化特征，而这一特征的活动，是通过对该活动的人类学研究获得的。

如以章为单位，一至七章的题目都是一个分论点，都采取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形式对该章内容进行说明、定位、提炼，这使每章所讨论的内容更加明确。如，作者看到的荡里姚傩仪式活动，就是“村落中的文化表演”［1］20；荡里姚傩仪式活动中的空间意义、时间意义、道具、行为、仪式音乐等都是符号的世界，均具有象征与隐喻意义，称其为“象征与隐喻的符号世界”［1］64；对于荡里姚傩活动的成因及其形态特征，总结为历史、自然、社会、个人的“多维塑造与维系”［1］258的结果；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荡里姚傩活动面临的困境与发展，称为“冲突与调试”［1］376。第五章中的第二、三、四、五小节也都使用了这样的书写模式。

3.多种形式的文本表述

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如视频、文本、图片等，不同的表述形式适合不同的对象，各有优缺点。《假面真情》以传统文字陈述形式为主，图片、表格、谱例等为辅。

文中使用图片99幅，包括作者拍摄的照片和绘制的各种示意图，如“荡里姚傩活动多元‘在场’示意图”［1］303，将荡里姚傩活动中的各种因素画成图片，并结合文字说明，起到了简明扼要的表达效果。此外，文章还使用各类表格22张，乐谱28例，与图片的效果是一样的。

该文在文字表述上基本采用两种语言形式，一是文学化的，一是学术化的。如写2005年2月15日晚上的傩活动：“脚下踏着刚下过雨的湿滑路面，偶尔还会踏入存有积水的坑洼之中，溅起一裤脚的泥水，耳朵里只听得一路嚓嚓的踩水声”［1］41；写“伞舞”活动时的锣鼓节奏：“响亮、急骤的急急风鼓点，偶尔不很规则的喘息”［1］43。从总体来看，田野调查一章行文与其它章节有明显的差别，田野中触发的激动、兴奋、沮丧都从字里行间有所反映，但其它章节却具有严谨的理性思维。笔者认为文学化语言反映了来自作者的真实感受，文中也并非仅用“急促的锣鼓”来描写傩活动的打击乐，在这样的语言之后，均附有作者记录的节奏型，并在第四章第六节对傩活动中的乐曲功能作有详细的学术分析［1］253。笔者认为这两种写法源于不同的思维状态，前者多是感受的表达，后者多是理性的分析，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视角，这种写法在以研究活体文化为主要对象的音乐人类学学科中，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作者很少用鲜明的价值判断对研究对象做界定，如在第七章陈述了傩活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代”文化、城市文化的冲击，只将各类观点、各种冲突做了客观的陈述。笔者认为这与作者所强调的“多种视角互补”［1］397等研究理念构成作者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相关，即在最大程度上使研究对象客观化。

《假面真情》把发生在安徽贵池荡里姚的傩活动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将荡里姚村落作为“文化空间”，从细致的田野考察切入，以田野、文献、考古三种材料相互印证，以文化人类学研究理论为指导，创建多维研究视角，并对仪式音乐研究理论进行补充改造，提出“文化阐释立体模式”理论。多种材料的使用，多种理论的“深描”式阐释，使研究对象尽可能多的视角下呈现出立体形态，因此研究成果尽可能趋于客观。笔者认为该书从研究资料、理论阐释、文本体例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是近年仪式音乐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1］孟凡玉.假面真情——安徽贵池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2］陈寅恪.王国维遗书序［M］//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2.

［3］林治金，等.中国古代文章学辞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302.

［4］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5］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J］.中国音乐学，2003（2）：13.

［6］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8.

［7］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4.

［8］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穆谦，译.陈铭道，校.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33.

（责任编辑：黄向苗）

2015-04-16

徐海波（1985— ），男，甘肃会宁人，河西学院音乐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仪式音乐研究（张掖734000）；孙晶晶（1981— ），女，浙江宁波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仪式音乐研究。（宁波3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