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奇

A 诗与思

1

当代汉语诗人、作家于坚，曾给诗歌下过一个别有意味的定义，说诗是“为世界文身”。

“文，画也”（《说文解字》），“集众彩以成锦绣，集众字以成辞意，如文绣然”（《释名》）。

“为世界文身”的功能不在改造世界，而在礼遇世界、雅化世界——这是反思百年中国“新诗”以及其他什么“新”的一个大前提。

2

世界的本源或本源的世界何以改造？

万物源道，“其宗”所在——宇宙之原生，世界之原在，自然之大魅，生命之大惑——源“其宗”，“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庄子·知北游》）是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道德经》）。

3

故，人与世界的关系，非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礼遇与被礼遇的关系，进而雅化世界并雅化人类自己——经由“诗”与“思”之“获救之途”。

4

世界是原在的，从个体到整体，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且不可能作 “终极”解决的。因此，是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和表达这种体验的说法，亦即其发展变化的“表意方式”，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而不是由说了些什么所决定的。

就此而言，语言及文字之于文体（一切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无异于一种 “物种意义”而至关重要。

5

世界的意义在于其所存在的过程，过程中的细节，细节里的体味，然后——成诗，成文，成文化记忆与历史文本——一种个在的、别样的、不可化约的、看待大千世界的诗与思之感知方式和表意方式。

故，中国以及整个汉字文化谱系中，向来诗大于思。

6

汉语之于世界、之于人生，说什么都讲“味道”，且首讲“味道”，次讲“营养”，从物质到精神，概莫如此。

“文章千古事”，味其道也——“味”是对世界的体味或体味后的说法，“道”是世界的原在。

“味”即“道”，“道”由“味”生；无味则无道，味成道身。

7

将形而下的“味”与形而上的“道”相联结，合成一词“味道”，并以此作为一种既含糊又明白而普遍使用的“价值”体认，且用之于几乎所有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生存体验，以及诗与思之中，是汉字文化的一大发明。

故，“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子路》）。

8

诗是辨认一个民族之精神、思想和语言的指纹。

——诗性汉语，诗意中国，这是认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点。

9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来自这个民族最初的语言；他们是怎样“命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便怎样“命名”了他们。

诗的存在，就是不断重返并再度重铸这最初的语言、命名性的语言。

10

中国人早知天意，明白“道”原本不可解，故止于“味其道”。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这里的“不可言传”，不仅指万物之道根本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而且暗含最好“不要说清楚讲明白”的意思。

——世界本是说不明白的，说不明白才“有意思”，才有这个依然活泛的世界，可不断说下去的世界，也才有更新的“说”来更新这个世界的灵魂。一旦说明白了，这世界就没意思了，就该终结了。

故，“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

11

是以，中国古典汉语中的智者、诗者、艺者，及一切“微言大义”者，面对天、地、人、神，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说明白或无法说明白的是什么，而后深怀敬畏之心，试着说一说。

其背后深层的立场在于：世界是不可言明、不可通约、不可量化的。

12

汉语“味其道”之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的根源，在于汉字及汉语的诗性本质与非逻辑结构。

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道”（《老子·道德经》）。

13

西方语系与汉语语系之诗与思的根本分歧点，在于其执意要解密世界。

即：理其道∕解其道。

14

及至近世在“科学进化论”与“历史必然性”及“资本逻辑”的强势主导下，由无所“禁忌”而全面“解密”，以及自传统语境向现代化语境的全面转换，渐次将世界“理”“解”到面临终结的地步！

其背后深层的立场：世界是可言明、可通约、可量化的。

15

“理其道”的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的根源，在于拼音文字与其语言的逻辑结构及“逻各斯中心”。

16

是谓“理性思维”：大道有形，“大而伯之”，知其真守其理，由“计算”入自“理性”出，归旨于“是什么”和“不是什么”（yes or no），而经由袪魅（disenchant）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

亦即如本雅明所说——失掉光晕的过程。

17

“明晰”对明晰（本明本晰——本真）的遮蔽；

“完整”对完整（本完本整——本在）的拆解。

亦即：“光”遮蔽黑暗；“白”遮蔽黑也同时遮蔽白自身。（张志扬：《偶在论谱系》）

18

理性主导，科学昌明，资本强势，天下“大白”，而“世界是平的”——现代汉语语系与现代西语语系共同遭遇的诗与思之现代性危机，于此而生。

B 诗心

19

诗的存在是家园的存在——对于迷失的现代人，诗已成为我们唯一来反抗生命中的无意义以及对现代科技文明的焦虑与迫抑感，从而获得充实与慰藉的最后栖息地。

20

人是时空的有限存在者，因了生命的繁衍和文化的承传，人类才在无限的时空中保存生生不息的历史记忆。然而就个体的生命而言，这种“类”的记忆并不能替代个在的追寻，有时反而成为遮蔽乃至异己的东西。

时空是无情的，而人又必须在有情的精神依托下度过短促一生；历史的记忆（这里包括当下的生存情景）是浩繁的，而个在的生命又必须在这浩繁中找到自己的真实所在。由此，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便成为诗与诗人们所切切关注的基本命题。

21

这便是现代人的“时间之谜”了——作为肉体的人，谁也无法再回到过去，但作为精神的人，我们却可以反顾逝水，在生命的“初稿”中，在作为最初的旅行者的足迹中，寻回被岁月拿走的一切，以支撑现实的生存困境——溯流而上，那些已逝的、带着朴素理想和原始梦幻的青涩年华，便重新敞开，言说它复生的诗意，还乡的诗意！

22

由此我们明白：无论何时何地，诗的存在，都是为这个日益“老化”（世俗化、功利化以及所谓“现代化”）的世界，找回一颗失落已久的童心和孕育童心的乡土家园。

——海德格尔说：“人之为人，总是对照某种神性的东西，来度测自己。”（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

那么，诗之为诗，是否也总是对照某种已逝或期许中的什么来度测现实呢？

23

永恒的母题：关于此在的盘诘和彼岸的追问；

永恒的悖论：出发的地方成了“彼岸”，而“此在”成了不在的在，一个不断推移的、无法真正抵达的“抵达”。

24

只有语言作为存在的源头，为意欲“还乡”的人们系紧了鞋带，逆流而上，作一次诗之思的跋涉。

当然，你依然不能真实地回去，那个“上游”，依然只能是形而上的。

但吸引你的，不是能不能回去，而是语词的历险、言说的快意、思想的痛感，一种在智力的节日里突然降临的、对生存之寓言化的追问。

25

人是语言的存在，在一种语言范式中生活久了，不免成为语言通约下的精神平均数，使生命成为总体话语的投影亦即他者生命的复制。

现代诗的本质，正是在于通过诗的获救之舌，来不断颠覆我们生来遭遇的语言制度，以求在新的语言之光中找回独立鲜活的生命个性，使这一“诗的过程”，真正成为跳脱文化符号之“硬化”的自由的呼吸，成为现代人得以不断回返本真自我的“回家的路”。

26

没有诗性的语言，就没有诗性的生命；没有诗性的语言的未来，就没有诗性的生命的未来。因此，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的生命体验，原创性的语言体验，是诗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忘记的法则。

也只有遵从这个法则，诗与诗人才会免于被“公共话语”及所谓“时代精神”所辖制，成为开放在时间深处的生命大花。

27

无论在任何时代，诗都应该是一种在时代主流意识背面发光，在文明与文化的模糊地带作业的特殊事物。它应该担当恢复历史记忆及关照当下文化的责任，并适时给出理想与未来的前景，以映照现实之不足与缺陷。

28

对生存“真实”的迫切追问，已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极为重要的精神气质，尽管由此暂时付出了诸如典雅、静穆、高远、精致等传统诗美品质欠缺的代价，但就诗最终是为了护理人的生命真实，以免于成为文化动物、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这一本质属性来说，我们宁可少一点所谓的“诗意”，也不能再失去真实。何况，或许只有在这片复归真实的新生地上，我们才有可能复生真正可信任可依赖的诗歌家园。

就此而言，这样的追求与进步，已不仅仅是诗的、文学的进步，更是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

29

而生的乐趣在于美的照耀，以此使冰冷的存在恢复体温，使窒息的生命得以活性，使干涸的目光重现灵视。

在无名的美的战栗中，参悟宇宙和人生的奥义，本是诗以及一切艺术原初而恒在的“使命”，可当知性/理性/智性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使诗人们的抒情热力渐趋消失和本色情感日益退场时，这“使命”又从何谈起？

30

写诗是个简单的事，弄得太复杂就没了意思。

这话的潜台词是想强调心性的自由，思、言、道和谐贯通自然生发，而不至勉强为之，成了纯技艺的经营。

这句话还可换个说法：写诗是个复杂的事，弄得太简单也就没了意思。

这样说是反过来强调，凡写诗的人首先要尊重诗，有虔敬之心，不要玩诗。

31

音乐家瞿小松说 “好音乐发于心，达于心”。好诗当然亦如此。

想起当年钱穆先生那段警世之言：“古人生事简，外面侵扰少，故其心易简易纯，其感人亦深亦厚，而其达之文者，乃能历百世而犹新。后人生事繁，外面之侵扰多，斯其心亦乱亦杂，其感人亦浮亦浅。”（钱穆·《略论中国文学》）

“素心人”（钱钟书语）要“素心地”养，而今“人地两生”（夹生之生），何来好诗好音乐？！

32

身处今天的时代，让艺术气息和艺术语言亦即人本与文本，都能回归单纯，回归自得，回归“上游美学”，不但已成为一种理想，更是一种考验：平庸或超凡，端看是否过得了这一关。

33

诗的灿烂源自诗心的灿烂——自由，自得，自在，自若，元一自丰，无所俯就，而原粹粲然！

C 诗体

34

在一个充满散文化、娱乐化气息的时代里，诗歌如何保持自己文体的边界和精神的尊严，实在是个有必要时时提醒的问题。

35

诗是从文体属性上就避免了一次性消费的高贵品种。

也即是说，非一次性消费是诗歌最根本、最基础的文体属性——这正是诗的骄傲，也正是作为诗人的荣幸。

由此我们重新理解到，何以称诗为“文学中的文学”。

36

什么都可以写，大概学理上还讲得过去，怎样写都行，却难免是个问题。新诗百年，仓促赶路，居无定所，怎样写的问题，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隐忧。

道成肉身，文以体分，体式混乱无准，所谓诗的灵魂和精神，又何以沉着和深入？

37

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在于其独具的文体特性。

在古典诗词中，这种特性比较明确：固定的体式，讲究平仄押韵，言志、抒情、寓意、情景交融等，在规范中较量才具的高低与见识的深浅，且有较稳定的、可通约的文化大背景作凭藉，写什么，怎样写，写得到位不到位，大家一看都很清楚——我将此种写作称之为“在家中”的写作。

38

在现代诗中，文体特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可意会的是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诗意”、“诗情”、“诗味”、“诗感”等，且众说不一；可言传的则只剩下一点，即“分行排列”，且只在“分行”，如何“排列”，也无定规。

写作者无“范式”可依，无“公约”可求，便完全返回自身，返回个在的对诗的认识，加之文化背景的变动不居和多元差异，写作遂成了一种失范的、同样变动不居的状态——我将此种写作称之为“在路上”的写作。

39

时至今日，当多元已成为价值失范的借口，自由已成为不自由的焦虑，对“自由”的“管理”，便成为无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在自由与约束的辨证中，寻找新的形式建构与语言张力，遂成为“现代汉诗”命名范畴下，必须要面对的首要命题。

40

无标准，也无典范；无中心，也无边界；无所不至的话语狂欢，几乎荡平了当下生命体验与生存体验的每一片土地，造成整个诗性背景的枯竭和诗性视野的困乏。新人辈出，且大都出手不凡，却总是难免类的平均化的化约；好诗不少，甚至普遍的好，却又总觉得带着一点平庸的好——且热闹，且繁荣，且自我狂欢并弥漫着近似表演的气息，乃至与其所处的时代不谋而合，从而再次将个人话语与民间话语重新纳入体制化（话语体制）了的共识性语境。

而我们知道：个人的公共化必然导致个人的消失！

41

当代诗人过于信任和一味依赖现代汉语，拿来就用，完全置古典汉语于不顾，从而造成从语言形式到内容指向，皆只取舍于当下，局限于所谓“时代精神”和“时代语境”中。

由此可以说，当代汉语诗歌在未来的路程中，到底还能走多远，还能拓展开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自觉地把新诗“移洋开新”的写作机制与话语机制，置于汉语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的源头活水之中，并予以有机的融会与再造。

42

我们经历了一个普遍放任的时代，因而，控制、提高和浓缩，便成为必然的重涉——对经典的重涉，对传统的再造：创造一种新的规则，并拥有号召力，而不是任何他者（西方的或我们前人）的投影或复制。

D 诗人

43

在这个世界上，享有“诗人”的称誉，早已不仅仅是单纯文本意义上的认领，而更多是基于人本意义上的指待——最终，是一种可称之为“诗歌人格”的东西，及其所焕发的诗歌精神，感召并不断赢得普凡的人们，对这一过于古老的“语言艺术”依然心存眷顾和敬重。

44

诗之于诗人，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艺术的文本化呈现，更是作为一个真纯的人文知识分子真实而自由的呼吸的通道，一种诗性生命的托付与精神守护。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全部的艺术，作为存在者之真理，本质上是诗。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

45

世人将生活强行赋予某种意义——对于“人”这种“高级动物”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是无法接受的。诗人则将各种社会学层面的意义，重新转化为“生活”——与灵魂、与记忆有关的精神生活。

这种转化的要义，在于将理念性的意义，还原为感性的意绪、意味、意象，即“性感”化的语言艺术。

46

诗人的生命形态与一般人的生命形态之不同，首先在于他是一个从“体制化人格”中跳脱出来，重新归属自我的人，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精神个性，生活在自己选择的精神王国中，亦即不再是生活于他者的思想模式、概念范畴以及种种意识形态掌控中的人，具有独立与自由人格的人。

47

人之境界即诗之境界。人至何境，诗方能至何境。

是生命的质量决定了诗的质量；是灵魂的深度决定了诗的深度。

48

诗人本该是世界的大知者、大智者、大自在者，我们则更多的是一些小才子成就了一点小气候——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诗歌以及整个文学界，很难长出几棵像样的大树、很难成为一片像样的大森林的根本原因。

49

呼唤诗人由本然生命的诗性冲动与邂逅而重返神性生命的叩寻与归宿；呼唤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歌重返崇高、神圣与纯正，是防止和消除走向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现代汉诗向一次性消费趋滑的根本出路。

50

诗人是超越时代和地域局限的人类精神器官，而非时代与时尚机器的有效零件。在一个意义匮乏和信仰危机的时代里，诗人更不能沦为仅仅活在当下或与时俱进的“时人”，而要有重新担当起对意义与信仰的追寻和叩问的责任。

51

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仅有本色是不够的，写作是一种拯救，这拯救不仅指向个我，更指向整个存在。今天的诗人，要有以思之诗的光芒朗照人类生存舞台并开启未来的“野心”，而不仅仅是作为个我的诗性居所。

52

或许该提醒当下诗人们的是，在这个“自我推销”的时代里，如何克服“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T·S·艾略特语），大概是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53

最终的关键，如何“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尼采语）？

54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诗以及一切艺术的存在，都并非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 “擢拔”自我，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礼遇”自我。

55

“初恋”的认领：不管她是否不合时宜，只管倾尽热忱地去追求，有如香客，路就是庙堂，固执就是结果，收获的只是一片真诚的燃烧——这才是诗的真谛、诗的精神之所在。

在这样的“所在”中，“佛”和“基督”、今人和古人、天才与凡夫都可以“殊路同归”。

这是生命的托付，而非角色的出演。

56

“常态”的认领：非实验、非先锋、非前卫、非一切非本真的角色，回到写作的本质、本源、本色、本根，由平常中见出不凡，由限制中争得自由，由守望中获取飞跃——关键既不在于怎么写，也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写什么怎么写之中是否有自我的真心性，是否抵达生命形态与语言形态的和谐统一。

有此和谐统一，有此真心性，写作就脱身于功利的迫抑，化为常态，化为自由，化为从容，无论走在怎样的路向上，向上、向下、传统、现代，都可以走出一种风度、一种境界。

57

在一个介质“本质化”的时代，所有的言说与书写（艺术的以及非艺术的），都难免有一个“他者”的深层次或潜意识存在，而左右甚至主导着我们，故此，“自若”一词，尤为难得！

58

中年午后，诗国行旅，读诗阅人，越来越心仪一句古语：至人近常。

至者，达，到达、通达，至深、至高而后化之，化为平常、日常，随心所欲不逾矩。其思，则自然生发；其言，则高僧说家常话；其道，则只在澄怀观照。如此思、言、道融会贯通，通达无碍，落于文本，必是铅华尽洗，清水出芙蓉，朗照人心而了无隔膜。

59

诗慰人生，也误人生。曾经的精神炼狱不说，单要做物质时代的“红尘道人”，就已属寓言意义上的矜持或曰矫情了。

不过，比起作为一件商品或一种符号化的存在，这种自我安适的寂寞之在，也不失为一种“被抛弃的自由”（本雅明语）。

60

故，今日为学问或为文学艺术者，要想脱出“形势”而潜沉于“道”，以求卓然独具，无非三点：一曰立诚；二曰自若；三曰“业余”。

61

作诗，做诗人，要达至无所俯就、元一自丰而清通烂漫之境界，必成大光明相。

E 诗歌语言

62

诗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所有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

诗是近于音乐也近于雕塑并多少能对存在给予重新命名的语言艺术——这句话说了也接近于没说，但不妨照此思路说说看。

63

诗的实现首先是生命意识的内在驱动，是自由呼吸中的生命体验与语言经验的诗性邂逅，但其落实于文本则最终是语言的实现。

诗由语言之体和精神之魂合成其作品生命。写诗即是由诗人之生命体验与语言体验、生存经验与写作经验的有机融合而至文本化的过程。

64

现代人类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并且大体上都是一种被“体制化”、被“通约化”、被“公共化”而成为类的平均数式的存在——现代诗就是给这种“存在”之所开门、打天窗，或许再放置几面诡异的镜子。

故，诗人必须回到“语言之源里饮水”（瓦雷里语）。

65

现代诗的实现首先是语言的实现。

改变语言惯性就是改变一种生存以及思维惯性，从而导引出新的意识、新的精神空间，逃脱总体话语对人的囚禁与驯化——这是现代诗的本根，更是现代诗学的出发点。

66

语言，正是对语言以及语言问题的高度敏感，成为现代诗歌写作的关键理由，或者，再加上一点思想的 “惊扰”；而思想在现代诗人这里，正如罗兰·巴特所言：是由词语的偶然组合得来的，进而“带来意义的成熟之果”。

67

诗人的精神向度和语言向度，有如一枚银币的两面，应是和谐共生的。诗的言说（语言）如果同存在（体验）相背离，诗人的体验则将被扭曲而失真。

为此，一切真正有大作为的诗人，无不以建构与自身天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话语方式为己任。

68

诗由语言生成，诗人之魂终要经由与语言的遭遇而附体成形。而每位诗人在此遭遇中，对语言的选择和重构，皆取决于他不同于别人的心境；有怎样的心境，便有怎样的诗境。单就艺术性而言，诗人与诗人之间，最终的差异亦即其艺术特质，皆由其作品的语感与语境差异所定，且由此定风格、定品位。

69

语言既是给定的，又是生成的；既有能动性，又有遮蔽性。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有多少种用法，就有多少种语境、多少种意义。这“用法”，在诗人这里，就是“语感”。有无特别的语感，已成为识别现代诗人写作良莠的首要标志。

正是语感，将这一个诗人与另一个诗人区别开来，将一个诗人与一群诗人乃至一个时代的诗人区别开来。是不同的语感区分了不同的诗人，也区分了不同的诗歌写作。杰出诗人的不可模仿性，正在于其独在的语感。

70

真正诗性的语感，是社会学话语向诗歌美学话语的奇妙转换，是知识话语向生命话语的奇妙转换。

在这种转换中，原本生硬僵死的语词，像被涂上了一层超现实的清釉，出现了一种被雅克·马利坦称之为的 “诗性意义”（区别于概念的、逻辑的意义），从而也就给由这些词构成的现实予以了新的指涉与命名，带给读者一种提升了的认识与被重新洗亮的视觉。

71

如此生成的诗歌话语，不但以诗的方式对时代的文化状况和心理状况做出了更深层次的介入与指涉，同时以这种个性化的语感，参与了现代人感知方式和表意方式的重构，从而也就有效地改造了我们时代的诗歌语境和精神语境。

72

有如我们是被偶然间抛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我们也同时被偶然间抛入了这个给定的语言环境。在我们使用它之前，它已存在了，涵纳着前人、他人的智慧，又暗藏着这智慧无意间构成的陷阱。在它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古人、前人、文人、圣人、高人、凡人、智者、庸者以及外来者填充进无数的理念、概念、观念、俗成约定之念等“硬物”——沉淀、钙化、累积；定义、定形、定势，渐渐失去它原初的命名性和鲜活的能指性，成为“语言结石”和“语境范式”。

语言的问题首先在于语言传统，即由语言的给定性而致的语言的遮蔽性。诗人要创造他自己的语言，必须经由对语言的去蔽而致敞亮，而后去探寻和建构新的语言途径。

73

既怀着敬畏之心去侍奉语言，与之交心，与之对话，潜心倾听语言在给定的面目之后，那隐秘的呼唤和提示。同时，又带着灵动之思去叩问语言，使之显形，使之变化，在去蔽而后敞亮之中，找到与你生存体验相契合的新的语素、新的语感、新的语境。

74

聚焦，收摄，内凝，朗现——回到肌质，抵达语言的原生状态和命名功能，在熟稔中敲出陌生，进入智慧的写作。

75

美国“垮派”诗歌代表人物金斯堡说过：跟缪斯说话要和跟自己或朋友说话一样坦白。

我想这句话是在强调一种“坦白”的诗歌立场，并非就指要说“坦白”的话。过于高蹈晦涩的诗歌，容易犯像庞德所比喻的那样：飞起来毫无着落。但今天诗人们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过于依赖“口语”和“叙事”且只以日常为重的诗人们，却常常是有了着落而再也飞不起来。

76

口语鲜活、灵动、变化大、能动性强，且直接来自生活，比起书面语言 （古典的和现代的），较少前人影响和理性所指，可称之为“活话语”。

叙述性话语则属于“结构性话语”，本身没有明确属性，易于解构、去蔽而后重铸。

虽然我们知道，没有哪种语言是先天性就具有诗性的，即或有，也正是现代诗所要警惕乃至要排斥的。但按照传统的说法，“口语”与“叙事”毕竟都是一种“诗性”因子含量较少的话语，若不借助和融会其他的诗歌元素，难以提炼多少真正深永的“诗意”——这是当代汉语诗歌，在“口语”与“叙事”滥觞且成为主潮后，需要重新反思之处。

77

口语诗歌容易上手，便于传播，有较强的亲和力与流通性，影响所及，导致大量的追随者簇拥在一个可诗性极为狭小的作业地带打拼，也难免带来大量的仿写与复制，从而很快出现严重的“族系”相似性和“同志化”的状况，并将个人语境与民间语境又重新纳入了制度化语境和共识性语境，造成普泛的同质化，而这本是引入“口语”与“叙事”策略的初衷所主要意欲反对的东西。

78

一般而言，口语的语态宜于“说”，不宜于“写”，很难拿这种语态去抒发情感经营意象，故要放逐抒情、淡化意象，拉来“叙事”为伍。而选什么样的“事”来“叙”，以及如何“叙”才是具有一定诗性的，又成为一个考验，弄不好就变为“说事”，变为日常生活的简单“提货单”，或现象碎片的简单罗列。

79

当下诗人趋之若鹜的诗歌“叙事”，其实大多只是指事、说事而已，看是真、是切、是实，以求反假、反妄、反虚，其实到了也只是见出那点“事”，仅作“记录”之叙，无德，无性，无生命。

80

真正到位有价值的“口语诗”写作，是一种需要更高智慧的写作，也是一种更需要独在个性和原创力的写作。

那种只图“轻快”和“热闹”的普泛的“口语诗”写作者们，却将“高难动作”变成了庸常游戏，将实验诗歌、先锋诗歌变成了大众狂欢，有趣味，没余味，有风味，没真味，随意宣泄，空心喧哗，唯以量的堆积造势蒙世，已严重危及到这一路诗歌的良性发展。

81

诗，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先锋”的还是“常态”的，说到底还是要成为一种艺术。无论是“口语”还是“叙事”，都只是形成诗的可能要素，是形成诗要素的一部分表意方式。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写成了好诗，有人则写成了庸诗坏诗，可见方式并不完全是决定性的因素。

创造性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生育形态而非生产形态。不是像工厂那样，引进一套新技术新设备新的生产线，就马上可以生产出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却总是容易被忽略。

82

在这个一切都走向“不归路的时代”，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于现代哲学如此，于现代诗学亦然。

现代汉诗的危机来自现代汉语的危机：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的现代汉语，在本质上形成对汉字及汉语诗性运思的一种考验。而现代汉语诗人们也不可能转过身去，重返古典汉语的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由此，如何在新的语言困境中确立新的语言立场与语言向度，遂成为一种挑战。

83

语言是存在的家。所有有关“文化身份”、“文化乡愁”及“精神家园”之类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都是语言的问题。

但语言毕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成发展中的活生命体。有如我们人的生命历程，既有先天“基因编码”之规定性所限，也有后天“养以移性”之创造性所变。诗及一切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所在，正是在语言的规定性和发展性之间，起着保养、更新、去蔽、增殖而重新改写世界的作用。

84

由此我们可以给诗下这样一个定义——

诗是经由对语言的改写而改写世界、或者改写我们同世界的关系的一次语言历险与思想历险。

85

与语言约会，与智慧言欢，与远方的朋友或自我的沉默部分对话，是现代诗歌写作的本质所在。在这样的写作面前，那些为追求功利的激情和不朽的欲望的写作，都顿时显得黯淡无光。

86

最终的问题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何为“汉语的”存在之家？

我认为，必须重新确认“汉字”这个“家神”的存在，才足以真正安妥我们的诗心、诗情及文化之魂。

而这个“家神”，自现代汉语以来，尤其在新诗中，实在与我们疏远太久了。

F 新诗

87

新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也是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

新诗新了快一百年，是否还可以像现在这样新下去，确实是一个该想一想的问题。

88

“知常曰明”（《老子·道德经》）。

新诗的“常”在哪里？不知。

不知则无以明。故新诗百年，从创作到理论，说来说去，怎么说，都是一本糊涂账。

89

新诗是一个新的起始。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我们只能用它来言说我们的“现代”，舍此暂时无路可去。问题是，这个“新的起始”是以断裂与革命的方式得来，而非以修正与改良的方式衍生，其立足处，是否就根基不稳？

或者说，在“扶东倒西”的现代汉语语境下谈“创新”，总体而言，是否基本上都只能是一种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

90

新诗及与其开启的新文学，自发轫之时便被“借道而行”所累，加之百年来新诗诗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确实太过纷繁与沉重，故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首要取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诗的存在，毕竟还有她非现实性的一面。古人谈论诗书画之雅俗问题，常常将过于切近现实之作归之为“俗”，即在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和超现实性。百年新诗，人学大于诗学，观念胜于诗质；每重“直言取道”，疏于“曲意洗心”，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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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移洋开新，本意在思想启蒙。前期多求时代之“真理”，当代多求日常之“真切”，唯以“情生文”为要，一直疏于对诗体之“文”、诗语之“雅”的“商量培养”。

要说真，人世间莫过于一个“死”字，人人明白的真，却依然人人都“伪”美着活下去——可见“真”不如“美”，虽是哄人的东西，却是实实在在陪着人“伪”活一世的东西。故许多“真理”都与时俱“退”、与时俱寂灭了，唯诗、唯艺术，万古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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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灵魂（诗心、诗性）已渐趋成熟，新诗的肉身（诗形、诗体）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远未成熟。

因此，就前者而言，可以说新诗已形成了自己的、足以和古典诗歌并肩而立的传统，自由、灵活、宽广，于求真求新求探索中不断发展的诗歌精神的传统。就后者而言，新诗还无法证明自己有何可作为其标准与典律性的传统，而这，正是当下和未来的诗人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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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诗性，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时至今日，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诗歌是语言的如何说的历史，而不是说什么的历史”（于坚语），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落实于具体的诗歌写作，在年少的新诗这里，却总是以“说什么的历史”带动或改变着“如何说的历史”，“灵魂”扯着“肉身”走，变动不居而无所不往。

这里的关键在于，百年新诗所处历史语境，实在是太多风云变化，所谓“时代精神”的激烈更迭，更是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百年都无法比的，以至回首看去，百年新诗历程更像是一次“急行军”而难得沉着，更遑论“道成肉身”式的自我完善。

94

近一百年间，新诗在社会价值、思想价值、生命价值及新的美学价值等方面，都不乏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唯独在“语言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换句话说，新诗百年的主要功用，在于经由现代意识的诗性（其实大多仅具“诗形”）传播，为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解放不等于再生，真正的再生，还得要回到语言的层面作更深入的探求。

95

新诗百年，虽有创世之功、造山之业，但具体到阅读，总是有诗多而好诗少的遗憾，读来有意思（意义、思想之意思）没味道，或者说是没了汉语诗质的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相通合，这大概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问题。

96

实际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历史的反思、思想的痛苦、真理的求索、现实的关切、良知的呼唤等等，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并不缺乏，且一直是其精魂所在，甚至可以说无所不在，但何以在国民的教化与人文修养方面收效甚微，乃至即或有问题，也反而常常要去古典诗歌中找答案、找慰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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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诗文，仅从语式语态而言，多是“商量培养”的感觉。而读现代汉语之诗之文，尽见真理在握而欲指点江山的戾气。

98

新诗大体是“时点（时代）记录”，读古典诗歌，倒常常见得所谓“时空穿越”。

古诗中有千古，方能传千古，与尔同消万古愁；新诗多以活在当下，故总难免随“时过境迁”而失效、失忆、失传。

99

现代中国人已经被现代汉语所造就，我们再也难以重握“那只唐代的手”，但身处今日时代语境下，在现代性的诉求与传统诗歌血缘的传承与发扬之间，能否寻找一些相切点，以提供新的语言体验与生命体验之表现的可能性，以再造一个与我们文化本源相契合的“精神家园”呢？

100

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照“他者”的图纸造了“自我”的家，住了一百年，似乎已住惯了。无传统成了最大的传统，无风格成为最后的风格，再经由教育注塑、驯养对位，早就“反认他乡作故乡”了。

只是独静处时，总有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生活在别处”的憾意。

101

有如成长的法则不能替代成熟的法则，年少的新诗之过渡性的唯新是问，也不能因此就“过渡”个没完。

新诗无体而有体：各个有体，具体之体；汇通无体，本体之体；本体不存，具体安得久存？

这是新诗一直以来的隐忧。

102

百年中国新诗，要说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丢失了汉字与汉诗语言的某些根本特性，造成有意义而少意味、有诗形而乏诗性的缺憾，读来读去，比之古典诗歌，总觉少了那么一点什么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通合。

103

汉语文学自古便离不开文字，离开字词思维，就没有了根本意义上的文学思维。也就是说，汉语是包括发声的“言”和书写的“文”原道共融、和谐而生的诗性话语，文字是其根本、其灵魂。故汉语诗学向来就有“情生文”与“文生文”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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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引进西语之逻辑语法、文法，过于讲求因承结构，不得已而先求篇构，再求词构、字构，只要谋篇有成，谋不谋词、字便成次要。今日又迫于求更新的“新”，复引进“叙事性”、“口语化”、“小说企图”、“戏剧因素”等等，实则都在谋篇上下工夫，以补因字（词）构、句构的缺乏所导致的文采之不足。如此看似扩展了新诗的表现域度，但却再度将语词深陷于结构的拘役，不得自洽自明自雅致，是以滞而板、呆而木、繁冗而散漫，背离了汉诗之美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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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书法，“以形载象，以象载意，以意载韵，以韵载道”（雷铎：《饶宗颐书法展》序中语），方得以“一笔细含大千”。

此中的关键在“以韵载道”，即载“道”之“形”之“象”的“韵味”如何？书法如此，汉诗亦如此。

故，新诗比之古诗的根本落差，既在“道”之浅近深永，更在“韵味”之多与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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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发生，多起于诗兴。

古诗起兴，既生于“情”（“情生文”），亦生于“文”（“文生文”）；心动（缘情言志）而发为“词”动，落于文本，由字构而词构而句构而篇构；先由妙词佳句起兴，再牵引相互字句生妙意成奇境，发为新的生命，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新诗起兴，多以“心”动为止（且是已被“现代汉语化”了的“心”），由情感而观念而主题，重在“情生文”，疏于“文生文”。落于具体写作，重篇构、重意义，而少佳句、弱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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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以无限可能的自由分行为唯一文体属性，其根由源于失去对汉语字思维、词思维之诗性基本元素的约束，过于信任和单纯依赖现代汉语之“通用语言机制”而放任，看似自由，其实反而是不自由——写来写去，分（行）来分（行）去，只是一点点“同一性差异”；从分行等外在形式层面看去似乎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其实内在语感、语态、语序及理路与品质并无多大差异——无数的诗人所作的无数诗作，都像是同一首诗的复制，或同一首诗的局部亦或分延，结果难免“彼此淹没”。所谓“人各为容，庸音杂体”。而“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钟嵘·《诗品》《诗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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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汉语诗性修为与文采美感追求能力的当代诗人们，遂二返西方现代“翻译诗歌”的借鉴，拿来小说、戏剧、散文及随笔的情节、人物、戏剧性、理性论述等“他者”元素，来“开疆拓土”以求新的“新”。而问题是，如此拿“他者”彩头充门面的事，是否到了只能是更加“降解”了自身的本质属性而导致诗体边界的更加模糊？

109

在新诗一路走来的各个阶段，从创作到理论，始终没忘记强调“两源潜沉”，但实际的情况却总是偏重于西方一源，或者说是由翻译诗歌主导的发展模式。

故，只要新诗还以“新”为使命，只要新诗还依然过于信任并一味依赖现代汉语式的写作，而忽略对汉语本根之字词思维亦即汉字的元素参照，就永远处于被“危机”的追问中。

110

新诗以“启蒙”为己任，其整体视角长期以来，是以代言人之主体位格向外看的，可谓一个单向度的小传统。

其实人（个人及族群）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缘，都存在不以外在为转移的本苦本乐、本忧本喜、本空本惑，这是诗歌及一切艺术的发生学之本根，一个向内看的大传统。新诗百年，基本走的是舍大传统而热衷其小传统的路径，是以只活在所谓的“时代精神”中，一旦“时过境迁”（包括“心境”和“语境”之迁），大多数作品即黯然失色，或不复存在。这是新诗至今没有解决好的另一个根本问题。

111

一人，一族，一国，一时要发愤图强，必是于斯时斯地先堵了一口气、进而再赌了一口气起而行之的。如此，生志气，生意气，生豪气，也必不可免携带生出些“戾气”来。此一“戾气”，可谓百年中国之时代“暗伤”与国族“隐疾”，发展到今天，无须讳言，从庙堂到民间，教养的问题已上升到第一义的问题——此一要害问题解决不好，必然是谁也过不好，也必然难得长久之好。

“戾气”何以消解？唯有以“雅气”化之。而这“雅气”，从古至今，汉语文化中，总是要诗文来负一点责任的。

112

众所周知，古今汉字文化圈，连一片茶叶，也可由“药用”而“食用”而“心用”，终而达至“茶道”之境，洗心度人，功莫大焉。

反观烈烈新诗，却由最初的“药用”（启蒙）到后来的“时用”（反映“时代精神”），便一直停留在与“时”俱进之“势”的层面，难以达至“雅化”之道的境界，显然，其内在语言机制和心理是大有问题可究的。

113

好在“汉字”还在，不管承载汉字的“介质”如何变化，只要是汉字的“运行”，其“同源基因”的存在可能，就不会完全消解。关键是，如何在极言现代的喧嚣中，静下心来去认领这样的 “同源基因”，以此为现代汉语的 “思”与“诗”，拓殖新的“增长点”，以及新的运行格局。

114

新诗毕竟还年少，该给他一个伸胳膊伸腿自由成长的时期，过早的局限或修正，难免会遏止其多样的可能性。不管其艺术形式上有多少缺陷，新诗还是负载了百年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的言说和最自由的呼吸，当然，也同时埋伏了背离汉语诗性本根和民族审美特性的危机。

问题是，我们该在何种时空和语境下，来指认与解决这种危机？

115

经由百年来覆盖式的现代化注塑之后，我们陷入了双重的现代性焦虑：既怕失去世界，又怕失去自己——失去世界的自己是孤弱的，失去自己的世界是迷惘的。

当此关口，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世界，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自己。

2014年初春修订于西安印若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