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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华兹华斯研究综述

2015-11-14罗俊容

世界文学评论 2015年1期
关键词:华兹华斯诗学学者

罗俊容

国内华兹华斯研究综述

罗俊容

内容提要: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受到了国人的持续关注。从20世纪之初华兹华斯之名初次为国人所知,华兹华斯在国内的研究从零散的评论引用,到单篇研究论文乃至专著的发表出版,再到负评围绕被打入冷宫,华兹华斯的遭遇也是历史的缩影。在全新的时代,华兹华斯的研究终于步入兴盛,学术论文的发表不断,学术专著的出版引人注目,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华兹华斯 李祁 比较研究 诗学理论研究

1949年以前,中国的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据现在的统计与考证,不乏某一年甚至连续几年没有关于华兹华斯的论文发表的情况,当然,也有一年之内有好几篇研究论文的情况。据葛桂录先生考证,华兹华斯的名字首次为我国读者所知,是1900年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名为《慧观》。他在文中提出“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的“善观者”时,以华兹华斯为例进行说明。他说:“无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窝儿哲窝士(即华兹华斯)于此中见造化之微妙焉。”这是中国学界对华兹华斯及其诗歌最早的议论。而华兹华斯诗歌第一次进入中国,是1914年3月《东吴》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陆志韦翻译的华兹华斯的两首诗《贫儿行》和《苏格兰南古墓》。中国新文学作家正式接受华兹华斯,最先是从关注他的诗论开始的,1919年胡适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的长文中,明确指出:“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就这样,华兹华斯及其诗歌诗论进入了中国,并引起了中国诗人学者的关注,只是一直没有产生研究的热潮。

为什么这样说呢?20世纪第一个10年,虽然梁启超首先对华兹华斯诗歌作品进行评论,陆志韦首先以文言古诗翻译了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田汉与胡适都对华兹华斯及其诗学思想做出了高度评价,并在自己的论文中进行引用,然而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也只有这么几次事件与华兹华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翻译、介绍与评论是零星的、片断的,没有计划也没有系统。不过,在那个时期,对于所有的外国诗人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如此。

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翻译家加强了对于华兹华斯诗歌的翻译介绍,并且还就翻译问题在成仿吾和梁宗岱之间发生了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徐志摩这样的以诗人身份多次翻译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并对其诗歌与诗人地位做出了高度肯定的评论者。在当时倾向于保守的《学衡》杂志第7期、第9期都发表了文章肯定华兹华斯,并且还发表了华兹华斯的肖像;在1925年出版的第39期,居然一次性发表了华兹华斯的诗歌译文8篇,虽然是同一首诗,而译诗的标题却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这一时期还有多种从海外引进或国内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中,如《英国文学史上编》(上海泰东书局1927年版)、郑振铎著《文学大纲》(1925年版)中,都对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不过,也有反对与批评的声音,如1926年梁实秋在《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并不看重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相反认为这样的诗与理性相去甚远,价值与意义是有限的。值得一提的是王靖编译的《英国文学史上编》,在介绍华兹华斯的时候,把他与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中国最早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华兹华斯及其诗歌。显然,第二个10年对于华兹华斯的关注与介绍,超过了第一个10年,出现了文学史教材中的高度肯定,也将其与中国古诗相联系进行评论,诗人徐志摩与杂志《学衡》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中国学者对于华兹华斯的关注内容与方式,在第二个10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自1930年开始,西方文学史的翻译越来越多,每一本文学史上都有专门介绍华兹华斯的篇幅存在。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卷《英国自然主义》,专门对华兹华斯及其诗歌进行介绍。在华兹华斯诗歌翻译方面,不仅一再有单篇诗作发表,还有两种华兹华斯的诗集出版,张则之、李香谷两次合译华兹华斯的诗歌集,并出版中英文对照本,这在华兹华斯的中国之旅上是从未有过的。同时,对于华兹华斯诗论的介绍与研究有所加强,1932年陈廋竹先生专门撰写《Wordsworth的诗论》(上、下)的文章,第一次集中全面的介绍了华兹华斯的诗学思想及其意义。1934年,朱光潜先生发表《诗的主观与客观》的长文,表达了对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意见。1935年,曹葆华先生译出了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单行本。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学者对于华兹华斯的诗论与诗歌同样看重,认识到其诗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在1934年第19期的《人间世》杂志上还发表了钟作猷的文章《华茨华斯故乡游记》,第一次有国人专门到华兹华斯的故乡进行考察,并配了6幅图片,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这个10年,中国学者继续关注华兹华斯及其诗歌诗论,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0世纪的第四个10年,中国翻译家加强了对华兹华斯诗歌的翻译,不断有新人加入华兹华斯诗歌翻译的队伍,他们翻译了更加丰富的华兹华斯诗作,而对于其诗论与诗学思想则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那样热心。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华兹华斯诗歌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李祁对于其自传体长诗《序曲》的研究专著《华兹华斯及其“序曲”》,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研讨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宗教观、艺术观等,并且附有他到华兹华斯故乡之行的游记,再次为中国学者研究华兹华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的研究专著,自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1949年以前,中国的华兹华斯及其诗歌与诗论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发展线索,也没有全面的翻译与研究规划,这种情况与那个时代的战乱与混乱相适应,没有人会感到奇怪。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与文学界对于外国诗歌的翻译与研究都不太重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诗中各体皆备,古典律诗与山水田园诗歌曾经达到了世界文学史的顶峰,因此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小说戏剧的翻译与研究上面。

1949—1978年,中国的华兹华斯研究,不能与1949年以前相提并论,要说是一片空白可能言过其实,说无甚可观则是比较准确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许多方面都没有进展,无论是在对于华兹华斯诗歌的翻译方面,还是对于华兹华斯诗论的研究方面,还是对于华兹华斯整个的研究方面,基本上都是如此,并且还受到前苏联学术界的影响,把华兹华斯视为消极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打入冷宫。1949年《文艺报》第1卷第4期发表了卞之琳先生的文章《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采取一种反感的态度,开启了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对华兹华斯研究的另一种开端。1956年《文史译从》(中山大学主办)创刊号上发表了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英国文学概要》,认为英国的浪漫主义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而华兹华斯则属于“反动的浪漫主义”,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1958年6月号的《诗刊》发表晴空《我们需要浪漫主义》,也认为华兹华斯是消极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作品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包括范存忠先生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也是同样的看法,他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1 期发表论文《论拜伦和雪莱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也认为华兹华斯所代表的是消极的或反动的浪漫主义,他们的创作背弃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这种情况到了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变。那么是不是中国学者在此一时期,没有任何人从事华兹华斯诗歌与诗论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呢?也不是。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其中刊载了曹葆华翻译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以及刘若英译自英国柯洛瑞奇的《渥兹华斯关于诗的词汇的理论》,算是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华兹华斯研究资料。1969年,郭沫若翻译华兹华斯诗歌4首:《黄水仙花》、《虹》、《露西》、《割麦女》,其中前两首译诗后面加了附白。可惜这样一些译作当时并没有正式发表或出版。因此,1949—1978年,中国的华兹华斯研究成果极少,真正有学术价值或理论意义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与那个时代的总体状况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所谓17年,人们主要关注诗歌创作本身,关注自己的民歌收集与整理,后来是举国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学者们已经没有了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与空间,加上华兹华斯既然是消极的与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那就没有任何研究的价值,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无用功呢?

在中国,对华兹华斯及其诗歌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对于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期,研究者和学术论文都不是很多;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的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有许多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得到发表;进入21世纪之后,更是呈现了一种井喷的状态,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高质量论文,也有一批在硕、博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学术专著,这一时期华兹华斯及其诗歌与诗学观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界引人注目。

对于华兹华斯单篇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斯敏斯特桥》、《露西》及《露西》组诗、《丁登寺》、《水仙花》、《孤独的割麦女》、《序曲》等几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上。华兹华斯的其他作品,虽然也有人论及,但在数量上与质量上,远远不及他的这几首作品。这类研究论文多从翻译、韵律、题旨、自然观、女性观等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深入的探讨,不过也并非没有问题存在。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于华兹华斯的单篇作品的研究,几乎一半以上是简单的译介分析,从语文教学的需要出发,着重于对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学术价值不高,自然也缺少精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其自传体长诗《序曲》方面,还出现了1篇博士论文:赵光旭的《“化身诗学”与意义生成——华兹华斯〈序曲〉的诠释学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论文运用西方学者常用的现代诠释学方法,集中分析了华兹华斯诗中语言与思想的关系、“瞬间”概念的出现情况及《序曲》的艺术结构,考察了作为文学手法的“化身”在《序曲》中的意义与作用。作者认为华兹华斯在创作《序曲》的时候,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来西方的分析哲学与诠释哲学两大流派的融合,虽然这样的结论并不一定十分科学。因为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所传达的主要是一种感觉,至于哲学特别是具有流派倾向的哲学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如果后来的学者没有明确的指出他们的哲学思想曾经受到华兹华斯诗歌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很难肯定地说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开了这两派哲学思想的先河。

在此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华兹华斯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华兹华斯与中国诗人的比较分析方面。在与中国古代诗人比较方面,一些学者多将华兹华斯与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人如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比较,也有的学者将华兹华斯与李白、杜甫、李贽等人及其作品进行比较。它们多从分析华兹华斯与中国古代诗人涉及自然山水的作品入手,探寻二者在自然哲学观、人与自然关系、审美境界等方面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并尝试探寻背后的原因。这些论文的作者在比较分析时,常常涉及了中西文化传统的诸多差异,认为我国读者在接受华兹华斯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坐标参照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然而它们也有一些牵强附会之嫌。在与中国现当代诗人比较方面,学者们多将华兹华斯与胡适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郭沫若进行比较,分析华兹华斯诗学思想对他们的诗歌观念与诗歌艺术形成的影响。此外,在与中国当代诗人进行比较分析的时候,涉及海子、杨键及其诗歌的,各有一篇论文。由此看来,在华兹华斯与中国诗人的比较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失衡现象,学者们重于与中国古代诗人比较,与中国现当代诗人尤其是与当代诗人的比较研究还需有更大的突破。在华兹华斯与外国诗人的比较研究方面,仅有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济慈、布莱克以及哈代比较研究的一些论文,也需要今后在比较对象上,有更大的扩展与突破。显然,中国学者是站在中国诗歌的角度来认识华兹华斯的,就是没有比较的对象,自然也有比较研究的意义;而华兹华斯之后,西方大量的诗人及其创作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只是不被中国学者所重视,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此关注不够,也受到语言与文化的限制。

在对华兹华斯诗学理论的研究领域,此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也有少量的学术专著。它们多从情感、想象力、儿童观、自然观、生态观等方面入手,分析华兹华斯诗学观念形成的过程和背后的原因,以及它们在诗歌作品中的表现方式。此一时期出现的研究华兹华斯诗学理论的博士论文有2篇:王萍的《凝视自然的心灵书写》(吉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从作为诗人必然要思索自然、感悟自然的方式,提出的一个视觉隐喻“凝视”出发,探寻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形成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以此独立地诠释了华兹华斯独特的诗歌艺术世界。叶蔚芳的《华兹华斯诗歌原初创伤的剖析》(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以原初创伤为视角,检视了原初创伤在华兹华斯创作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及其表现出来的艺术价值及其审美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认为对作家原初创伤的解读能促使人们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正确理解。这样集中深入的专题研究对于我国的华兹华斯研究是有极大学术意义的。

21世纪以来,我国还出版了5部研究华兹华斯的学术专著,作者均为高校教师,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且多有海外访学经历与留学背景。这些作者大多自求学时期就已开始关注并研究华兹华斯及其诗歌,著作是其多年研究的结果,均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毕业的苏文菁,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华兹华斯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由其导师童庆炳先生作序,被认为是一部当代中国学者重要的华兹华斯研究著作。全书共4章。第一章“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梳理从古希腊到浪漫主义时代西方自然观的演变,探讨华兹华斯生平与其自然观的形成之间的关联,从三个方面全面地论述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第二章“华兹华斯的情理观”,从“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合情合理”两个方面剖析了华兹华斯的情理观。第三章“华兹华斯的语言观”,通过“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异同两个方面,探讨了华兹华斯的语言观。第四章“华兹华斯的想象观”,整理了古希腊到18世纪西方想象观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想象”与“幻想”、“记忆”之间的异同,指出“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三大特征与能力。书后有3个附录,分别是“国内外华兹华斯研究概况”、“华兹华斯部分重要诗论的翻译”和“华兹华斯大事年表”。从这个简要的介绍可以看出,苏文菁对于华兹华斯诗学观的研究主要从其诗歌作品出发,结合诗人的相关序言与日记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与合理的学术结构。

另一部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华兹华斯研究专著是丁宏为《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此书共有6章。第一章“绪论:文学与批评的悖逆”作为全书的“引言”,简述国外学者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的研究所存在的争议和分歧,以此提出全书的写作目的,以及它的内容结构。第二章“政治与历史:华兹华斯的现代批评家们”,对西方的华兹华斯新历史主义批评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对所有研究进行了再审。第三章“逆动与重复:《序曲》中的诗意逆流”和第四章“华兹华斯与葛德汶:‘一场大病’”,主要研究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动态关联,勾勒了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第五章“后革命心灵的食粮:悲痛的快感”和第六章“后革命心灵的投射:悲痛的快感与诗人的职责”,立足于华兹华斯的大量作品,剖析了诗人如何通过对人类悲苦的捕捉和描绘,实现了精神创伤的复原。对作为一位杰出诗人的本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此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开创意义。诗是由诗人所写的,诗是反映诗人的心理与性格的,诗歌的风格与气质是诗人气质与风格的集中体现,因此从作品出发研究诗人的心理与结构,不仅独到而且深具意义。

陈才忆的著作《湖畔对歌: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交往中的诗歌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是将两位诗人进行比较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具有独创的研究思路,且文笔很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全书共有5章。第一章“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十五年交往与终身情结”,从史实出发,梳理了二人从相识相知、互相启发、各有佳作到诸多分歧、努力弥合、渐行渐远的历程,着重论述了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影响及其所产生的意义。第二章“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诗学观”,从诗歌作品与历史点滳出发,分别阐释了二人在诗学观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第三章“柯尔律治的诗歌”,从文本出发探讨了柯勒律治12首杰出的“对话诗”,以此剖析了柯勒律治的对话诗学观念。第四章“华兹华斯的诗歌”,从文本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华兹华斯四首杰出的诗歌作品,并探讨了其诗歌的艺术观念。第五章“尾声”,简要地评价了二人的文学成就和学术地位。书后附录有二人大事年表和作品选。为什么选取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进行比较与关联研究,作者虽然做了一个说明,然而如果扩大眼界,将湖畔三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比较分析,或者更有学术意义与史学意义。

与此同时,赵光旭著作《华兹华斯“化身”诗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许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的理论色彩更加浓厚。全书共5章。绪论概要地介绍了全书内容与结构,是一个“引言”性质的说明。在第一章“‘化身’诗学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中,作者认为“泛神论”是华兹华斯自然观的核心思想,也是其“化身”诗学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如何理解西方的泛神论思想及其来源,对于研究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第二章“‘化身’诗学与华兹华斯的情感论”中,作者指出所谓的“万物有灵”即万物有情,因此情感是“化身”的直接体现,表明了作者对于“泛神论”本质的一种理解。在第三章“‘化身’诗学与华兹华斯的想象论”中,作者以“泛神论”为基础,认为华兹华斯的优势在于通过想象将人与自然世界融合为一个整体,而他的许多杰出诗篇正是这样产生的。在第四章“‘化身’诗学与华兹华斯的语言论”中,作者提出华兹华斯“语言不是思想的外壳,而是思想的同体”的论述意义重大,因为在诗人看来语言即思想,而思想即语言,语言不是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思想情感的直接载体。第五章“结语”是对全书的总括。书后附有作者已经发表过的关于华兹华斯的学术论文9篇,作为对全书的一种补充与深化。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梁启超:《慧观·饮冰室自由书》,载《清议报》1900年第3期,第37页。

[2]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As one of the great romantic poet, William Wordsworth remains a constant concern by Chinese people. Wordsworth was first known by Chinese peopl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The domestic study of Wordsworth has several phases. In the beginning,Wordsworth poems were referenced in some scattered comments, next becoming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a single research paper or published monograph, and then owning negative evaluations and going unheed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tudy of Wordsworth is an epitom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is new era, the study of Wordsworth has becoming thriving and prospering day by day with continuous published papers, outstanding published monographs and abundant research results.

Wordsworth Li Qi Comparative Research Poetic Theory Research

Luo Junrong is a doctor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working in Graduate Affairs Office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inly studying on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罗俊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

Title: A General Survey on the Domestic Study of William Word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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