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生

城市文化与“天津学”

足迹、群落和天津文化特征

张春生

主持人语：栏目里标出“天津学”，颇有些扎眼。其实，这并不是说已经形成或将要形成一个学科。本栏目着眼于广义的城市文化，但又侧重于所在地天津。如此标识，主要是强调这一办栏的倾向。栏目中所收张春生的文章，视野开阔，涉及研究城市文化的方法论。其中对天津地理、历史演变的分析、追溯，可视为研究“天津学”的重要路径。侯杰、常春波的文章以20世纪早期天津旅行指南为媒介，为认识包括天津在内的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王鹤的文章则从具体问题切入，不仅有对历史、现状的分析，还有对于发展的建议。相信对于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会起到特有的作用。（陈洪）

天津有着万年以上的人文史、千年左右的城市发展足迹以及近代百年来影响全国的辉煌业绩；在此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三个特色鲜明的“文化群落”——以古贝壳堤和蓟县独乐寺为标志的古文化群落、以建卫设州为标志的明清历史文化群落和以19世纪末开埠为标志的浓缩中国百年发展的近代历史文化群落。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结构孕育出天津文化“雅与俗并举”、“移过与吸收同在”、“多元与缝隙兼有”、“创造和共生互促”的特色。

天津文化文化群落城市置制移过

一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依燕山，临京城，面渤海，海河流域蜿蜒全境。全域又称九河下梢，港汊星罗棋布、鳞次栉比，被誉为七十二沽胜景。且河海通津，陆路与海岸相映成辉。大运河流经此地穿海河上端，成三岔河地貌，进而居航运枢纽，又因是京畿门户，终于经移民往来人口聚集，由集市而街市再成商埠，至近代风云际会，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日显。

在“天津”平原的成陆过程中，黄河三次北迁天津附近而入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张贵庄、巨葛庄、沙井子一线和白沙岭、泥沽一线以及汉沽区双桥子和塘沽区高沙岭一线，由于古黄河改道的淤泥作用和海生贝类动物在海潮推动下，逐渐堆积而成的与今海岸线平行的三道贝壳堤，明确地证实了天津曾有过指型海岸，陆进海退的环境烙印十分清晰。这也使精卫填海和哪吒闹海等神话有了存在的空间和流布的可能。

在冲积平原未适合人群生活之前，燕山一带因青山碧水的滋润，使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活跃。从而至今在考古中留有夏家店等等遗存。经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中原的夏商文化北抬，尤其西周封燕于此，燕文化为主的封国文化使这一区域积淀成延续绵长的潮白、蓟运河文化群落。战国时期，湿热与干冷气候转换以及农耕的需要，能够令人群离开山区河谷走向平坦的陆地。而天津的陆地和冲积平原，甚至是海退之地逐步得到了规模开发。

东汉时，曹操北攻乌桓，开凿人工河渠，加之黄河下游之径南下，经山东入海，海河水系渐自独立。隋唐时，大运河开凿；金、元立都北京以后，随着政治轴心的变迁，京城的物资需求激增，促使京杭大运河发展成为盐、漕两运主要通道和物流命脉。这推动了海河三岔河口的繁荣，海河遂成为天津的母亲河。

隋唐帝国时期，津沽区域原有的人工运河与隋唐大运河相呼应，漕运文化在此时有所发展。随着征战用兵的需要，河道日渐繁忙，这里成为当时冲积平原上的政治、经济和边防中心。“三会海口”之名的出现，更印证着津沽一带河海冲要的地位，这也可看作“天津”较早的城址选择。唐在这一地区的戍边活动也不断增强，同时，唐在蓟州的佛教文化及其他文化动态，包括社会人生的活动，都在后来的典籍、诗文、传说和考古中得到印证。

五代之后，“三会”之区的行政管理系统有所变化。宋辽时期，气候干冷导致游牧民族南下，海河一带成为辽、宋边界区。双方在稳定控制的同时，加强了军事屯垦，并使南北社会文化并存。在海河干流出现了“舖”、“寨”的形制（如泥沽、双港、独流等等），推动了这一带走向河道城市的历程。这实际是“天津”成为后来的卫城的文化基石。在宋辽对峙中，河畔经济活动泛起，移民也从各地来此集聚。佛教、佛寺文化迅速发展，在辽地广泛传播至武清、宝坻。至今蓟县的独乐寺、白塔、千像寺石刻造像，宝坻的广济寺、千佛顶铜器窖藏，武清的大良塔等，都彰显了当时的文化传递轨迹与佛教信仰之盛。这一时期，海河畔的民间传说活跃，至今“唐城的传说”、“杨七郎墓的故事”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中都、元大都的建立使海河地区成为京畿重地，政治轴心由东西转为南北走向。正基于此，当南方因种种原因成为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之地，现在又由于政治中枢到了北京，必须向京畿输送盐粮，甚至是各种供给“无不仰给于江南”。就是“天津”盐业由煮盐到晒盐的转变，亦符合这一趋势。晒盐方式经福建北上的海路至大沽口后传递到葛沽一带，这也预示着当地的生活有了走向海洋的趋势。不久，长芦一带变成制盐和管理盐务的关要之地。海河更由于南北运河的穿过和大运河作为中央政权的漕运生命线，三岔口和干流地区的囤积、转运与关卡职能凸显出来，于是有了金在此设直沽寨和元在此设海津镇之举。随之海河有了“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的漕运兴盛。军垦、制盐、物流成为直沽寨、海津镇经济活动的重点。在文学创作（《直沽谣》和《直沽客行》及其他作品）中，直沽社会生活有着清楚的体现，妈祖信仰也在此时初入（妈祖信仰进入大沽）。元政府曾先后在天津建起两座天妃宫，其中以海河三岔口处的娘娘宫久盛不衰，促使了三岔河口一带，特别是宫南、宫北大街的空前繁荣。“妈祖信仰”北来至此凝聚抬升，并成为各路移民共享的精神文化支柱，造成“先有妈祖庙，后有天津城”的文化积淀。

明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朱棣下旨设“天津卫”，后又添“左卫、中卫”，使天津有了左中右三卫。1406年完成筑城。因临三岔河口，紧靠海河干流，经济活动多在城外河畔。形成了城内多衙门、城外多店铺的格局。而盐务管理机构由沧州转至天津，长芦盐业的大量晒盐和引岸专商极大提升了天津卫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盐文化有了相应的主导力量，给都市市井带来影响。农业文化也有明显发展，屯田机制和袁黄著《劝农书》、徐光启的农业试验等，都出现在天津。此外，天津巡抚的设立、手工业的日盛，也使天津被人刮目相看。这一时期，城厢经济文化发展加快，独具特色的教育（卫学、屯学、商学等）也令人称道。此时天津名曰为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

清对天津的地位非常重视，从康熙到光绪，盛世时如此，衰落时也如此。雍正时期改卫为州府，天津的统辖区域明显扩大，不仅钞关、御史署、运使署迁入，而且辖制“六县一州（沧州）”。行政体制的完善（附廓置县），使天津的“门户”作用极大强化。城区经济因漕运与土宜（漕船可允许夹带的私货）或落地，或交易，使商贸、贩运、经营活动大量增加，尤其是盐与盐商经济推助了城市生活。在开海禁后，商贾更是纷纷放舟天津。从而，天津有了大型的货物交易，肉市、鱼市、菜市、牛市一应俱全，票号、杂货街、各省会馆也一展风姿；有了特色独具的天津早期的“大家”，“商人的活跃对天津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说》对各种户籍人口的统计，彰显了天津的城市作用、城市面貌和城市分量。教育在天津城区多元呈现。《津门杂记》所记的人物事迹、客居天津的名人为数众多，从另一方面表明着天津在有清一朝的兴隆。

随着北洋大臣的署衙在津留驻，津门承载着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的重任，但是两次鸦片战争、被迫开埠，以及甲午海战失败、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的签定、大沽口浴血、火烧大直沽、天津城墙被迫拆毁、都统衙门设立等等，又使天津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变化中蕴含着选择的机遇。作为中国近代前沿城市、京畿门户的天津，发展成为极具思考、极具吸纳、极具转化的城市。行政管理更在适应历史脚步，“洋务”和“新政”——尽管留下后人评判的是是非非——令天津成为改良变革的实验基地。在“西学为用”和“以夷制夷”的口号下，天津的“洋务”与“新政”凸显。商贸、工矿、建筑、纺织、港口码头和金融等几乎在天津城厢和海河干流都有较为全面的发展，其中还有“九国租界”及其充满异域风情的大量建筑——使东西文化的碰撞很是剧烈。这些都使天津的社会状况有着区别传统或领先一步的文化意义，为全国所瞩目。

天津清末民初的文化，是一种多样杂糅、力度方向交错的文化形态。文化半径延伸到华北、东北和西北。天津大文化状态至此形成。

若作简略总结：天津有着万年以上的人文史，千年左右的城市发展足迹，近代百年的影响全国的辉煌业绩。也就是天津以“万、千、百”的足迹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二

纵观天津文化发展，还有这样的发展足迹，我们称之为“三个文化群落”：以古贝壳堤和蓟县独乐寺为标志的古文化群落，以建卫设州为标志的明清历史文化群落，以19世纪末天津开埠为标志的浓缩中国百年发展的近代历史文化群落。

这几片文化群落，清楚显示了天津独特的历史人文足迹和天津的文化走势。那么，其文化肌理如何呢？

（一）天津文化的主要着力点在“明清”和“近代”。

“明清投影”之于天津文化，仅从其大运河经子牙河而形成三岔河口，下游经海河又连接渤海而面向海外，即可知道津沽大地扼据要津通达四海的底蕴。“近代烙印”包涵的天津文化，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大沽炮台陷落和紫竹浴血的悲痛，在痛定思痛之后的蜕变中所积聚的文化。尤其是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随着九国租界的林立、近代新政的实施、先进思想的传播、教育与科技得到普遍重视，津沽大地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文化绚丽多元，鲜明而深刻。

同时，天津文化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立体化。表现在思想上，如严复译《天演论》，梁启超在饮冰室写了大量的思想历史文化著作等等，都是当时极为进步并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表现在教育上，如张伯苓办南开学校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教育观，至今还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北洋大学、南开学校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各类专门教育学校在天津的兴起，都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同时，城市的创新推动着社会的近代化，城市发展迅速提升了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尤其是科技、教育、交通的变化和工商业的繁荣对天津的影响甚大，天津也由此带动了周边地区。而且，天津的河海运输业由内陆走向海洋，天津港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明显。码头文化推演为港湾文化，城市的国际性元素增强，交往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1.天津城市核心区及沿着海河发展的“近代烙印”，代表着近代生产力的变革成果，又传递着工业文明的形态，以及这一进程给天津的方方面面带来的深刻影响。天津文化的典型特征，也进一步凸显。2.革命活动在天津十分活跃，从中走出了李大钊、张太雷、周恩来、邓颖超、于方舟等，这反映出近代天津的政治、思想、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先进性层面。所以，天津的中心城区文化，尽管多元且良莠不齐，但主导文化是开放、开风气之先和具有变革性的，决定着天津文化的内涵。

（二）文化群落的内在机制：制置变化与互动发展。

天津地域文化在随着陆进海退和三岔河口一带城市布局而加快的同时，其人文形态在核心区也出现了新特点：符合市井的内容与形式，越发浓烈，越发斑斓。对天津而言，是通过与京师的区位关系——也就是城市规格的提升——推动城市面貌、经济表现发生显著变化的，制置的变更促成“津门”文化特色日益明显。与首都近在咫尺的政治地缘，是孕育天津文化的一大因素。

天津文化围绕着发展还有一个互动的变化过程。一方面是积淀与机遇，为文化的发展变化铺下生长的植被，另一方面发展中又激活着文化的创新，使城市在积淀的同时不断获得突破，并由此得到升华。文化对天津而言，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城市功能不断丰富的保障。

三

天津文化的特点：

（一）雅与俗并举。

天津的文化表现，既有纵向的由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步伐造成的群落分布，也存在着主流文化驱动下的高雅审美与通俗欣赏的碰撞。尤其是城市文化趣味，当园林（水西庄等）荟萃着天津文学的诗魂，文人雅士对精英文化咏唱不已的时候，天津的市井、民间却不断扩大着世俗文化。例如，天津的天妃庙是元朝皇帝敕建、清朝皇帝下旨赐匾的，应当具有一定的皇家气派。然而，民众实际上看重的却是以“拜娘娘”的民俗来保佑自身的平安，进而去为家族祈福。城市氛围所笼罩下的娘娘宫，是因为“码头经济”而日趋兴旺的。可以说，天津文化在津沽大地，充盈着仰视高雅却亲近俗文化的氛围。这令天津文化自有其求同存异又和合共生的特征。

（二）移过与吸收同在。

文化的明显群落状态和码头文化具有的“迎来送往”的个性，使文化根系难于牢牢扎下，这成为天津文化的又一特征。从天津以园林为基础的文学活动看，一方面，众多文士往来于此，寻园赏景；另一方面，参与其间的墨客中，外地名家大大多于本土的诗文高手。各地文人雅士在天津常做园中过客，未能扎根津沽大地。这不是说文士不愿留驻津门，而是由于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中群落的存在，其难以久居，难于融入市井。可见，天津文化虽有自身渊源，但是促其鼎盛的却大多来自涌入的区域外文化。这既说明天津的主流文化中缺乏较为庞大的本土队伍和突出的领军人物，也表明了依赖园林和盐商富贾的文学注重收藏和出版，却难以在自我创作的高地上自在耕耘。加之高雅的诗文创作和影响全国的文坛活动越多，其外来因素的比例越大，使津门诗文笼罩着一丝不似天津却在天津的混成状态。

天津作为漕运码头，流动和装装卸卸的经济环境自然会增强文化的“移过”。不过，天津文化虽有着较强的迎来送往的特性，但却能凭借越来越强大的城市功能，不断发挥着集聚的牵引力，促成天津善于迎接“它处”文化，并以此发展出一种文化特点。例如，严复是《天演论》的译者，他的思想代表了天津一个时期的文化的高度。他在津二十余年，是新式军校的“掌门人”，但是终于和梁启超等人一样……他虽未能始终扎根津沽大地，却也增添了天津文化的色彩。天津文化多姿多彩，并随着人脉而转换，使天津文化在“移过”中自有其活力。

（三）多元与缝隙兼有。

天津的群落文化呈现得较为明显，这既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又由此而使群落之间有某种间隙。天津话的“方言岛”现象，清晰地揭示了这种“缝隙性”。

首先，属于安徽的方言，因为在天津城里和各个衙门普遍使用，逐渐成为天津“官话”，而原有的语言虽从城区退出，却在城厢四周存在。当天津城里越是“独特”地表明所操语言的官方性、主流性，也就越使得天津方言岛和周边的语言表现出不同，造成了中心区的“天津话”和左近的方言之间没有交叉，也缺乏过渡。由此也能领略到天津文化各群落之间有一定的“分野”，也可视为群落与群落之间有着某种“缝隙”。

其次，移民文化的多元和文化的群落状态，在天津地区明显地表现为求同存异下的共生。以近代天津为例，老城厢、九国租界和河北新区的出现，使不同文化的展示有了各自的“舞台”。这就使得文化的“缝隙性”不仅鲜明，还成为天津地域文化的又一特征，“三不管”的出现可为此作证。

为了把上述的“缝隙”阐释得更清楚，略谈一下津沽的“非官方控制”文化。陈克先生曾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沿海城市大发展的现象。这些城市不再是控制农村地区的行政连接点，而是西方商品市场与中国传统市场的连接点，中外政治冲突、交涉的热点”；“相对于官僚体制的局限性，绅士势力和民间帮会则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调节功能。”由此可以说，在乡甲局、守望局之外，牙行、帮会、火会和善举的管理作用日益强化。尽管这种管理作用有一定局限，但是单凭官府与民间、行业功能和社会总控来说，就存在着缝隙。而缝隙内外不仅存有文化差异，并且也在保留区别性的同时让缝隙中的文化表现有了格外的体现。例如，“鸟市”里不可能有歌剧，“五大道”中很少有撂地的曲艺杂耍。

重要的是，要辨证地看文化的“缝隙”带来的互补、竞比、移过和融洽，并予以发掘、开拓、利用。但是，应当清醒看到，“缝隙”会造成文化群落的划界分明，以及雅俗取向各自固守一域，并由此形成了天津文化各个群落之间“你表现你的，我张扬我的”的状况。

（四）创造和共生互促。

文化的群落状即表明文化呈多元状态，又说明天津文化在互存的同时有着嫁接和创造。以天津文学由周边向核心的凝聚来说明：天津文学的文脉，应当是一个由周边“发酵”，进而促使城市核心区的文化成为城市文化凸点的沿革进程。尽管天津周围各县的历史大都比天津建卫的历史久远，可是随着海退陆进、九河汇一、经济枢纽与首都门户等等要素汇集于天津的三岔河口，天津地区文化几乎被城区文化所凸显。这种城市核心引力的形成与聚合，体现出天津文化的一种性格，即：后起的文化活动更有变革力和创造力，风格上更是凸显出沉实和豁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津文化的吸纳力与创新精神，并影响到市井生活。

综上所述，区域文化中的天津离不开孕育它的地貌，尤其是水系发达、河海相通，更离不开它“京畿门户”的制置传统。天津还是中国北方工商重镇，又曾是中国近代曲折变化的前沿。“万、千、百”的足迹和文化群落遗存的丰富，使天津文化自有其突出特点。现在，更应以容纳、开拓、创新来彰显城市的独特个性和历史积淀的厚重。

（张春生，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Traces,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ianjin

Zhang Chunsheng

Tianjin is a city boasting for its 10,000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1000 years of city development,and the splendid achievement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whole country.Three striking features of cultural community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development—ancient cultural community,marked by the ancient shell banks and Dule Temple at Jixian County;Ming-Qing historical cultural community,marked by the setup of Tianjin garrison;and modern historical cultural community,marked by the opening-up of trade city a hundred years ago.The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structure nurture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ianjin:coexistence of elegance and vulgar,experience and assimilation,diversity and gap,and creativity and endurance.

Tianjin Culture;Cultural Community;City Establishment and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