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

李伯元与《绣像小说》研究

王燕

《绣像小说》是日本横滨《新小说》之后国内诞生的第一种小说期刊，其主编是因创办文艺小报而闻名遐迩的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该刊装帧艺术没有采用《新小说》的新式洋装，却保留了线装、绣像等传统书籍的特色。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绣像小说》不但刊期最长、容量最大，而且也是刊载名家名作最多的一种。该刊继承了“小说界革命”的改良精神与救世情怀，是《新小说》办刊理念的最忠诚的实践者。

李伯元《绣像小说》小说期刊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1903年5月）《绣像小说》在上海创刊，它是日本横滨《新小说》之后国内诞生的第一种小说期刊，由商务印书馆印制、发行。其主编是号称文艺小报鼻祖的李伯元，在编辑《绣像小说》之前，他已是一位闻名遐迩的职业报人。该刊虽在《新小说》之后创刊，在装帧艺术上却采用线装和绣像，保留了传统书籍的装帧特色。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绣像小说》不但刊期最长、容量最大，而且也是刊载名家名作最多的一种。晚清四大小说家中，李伯元、刘鄂、吴趼人都在《绣像小说》上发表过作品；《文明小史》、《老残游记》等晚清名著也是首先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后结集出版的。该刊继承了“小说界革命”的改良精神与救世情怀，是《新小说》办刊理念的最忠诚的实践者。

一 《绣像小说》的主编李伯元

在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中，《绣像小说》的创办情况存疑最多。晚清小说期刊大都在刊物内通过广告发布办刊信息，《绣像小说》内容纯正，除了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广告，几乎没有刊载过作品之外的文字，所以，仅仅翻阅刊物，很难了解《绣像小说》的创办情况。在围绕《绣像小说》形成的系列问题中，主编是谁乃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绣像小说》创刊号刊载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一文，作者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其究系何人，实难确定。此外，在所有72期中，不仅没有一处直接标注编者姓名，甚至没有一篇类似“编者按语”之类的文字可供揣测。关于《绣像小说》的主编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李伯元。相关证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光明日报》1985年10月22日发表了方山的一封信，说他查到一份1905年4月上海邮政局发布的上海各报刊的调查摘要，其中提到：“[报纸名目]《绣像小说》，[号数]二十号，[司事人姓名]李伯元，[出印地方]上海北河南路，[每次出印张数]每次发行三千本，[挂号日期]二月初十日。”此处明确著录《绣像小说》的“司事人”是李伯元。文中还提到《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的“司事人”也是李伯元。众所周知，这两种报纸是李伯元一手创办的文艺小报。据此推测，文中的“司事人”即“主编”的别称。由此可知，《绣像小说》的主编或主办人当是李伯元。

其次，根据刘德隆的发现，1907年10月9日、12日上海《时报》所刊登的广告《商务印书馆、南亭亭长、绣像小说》云：“本馆前刊《绣像小说》，特延南亭亭长李伯元君总司编著。远摭泰东之良规，近挹东海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册。出版以来，颇受欢迎，销流至广。现已出七十二期。因存书无多，特行减价零售。每册二角。全部七十二册精装六函，实洋七元二角。”

再者，魏绍昌在1922年11月大东书局出版、周瘦鹃和赵苕狂主编的《游戏世界》第18期中，发现近代报人陶报癖发表的《前清小说杂志》一文，文中列举了晚清16种小说杂志，第一种是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第二种即《绣像小说》，其中提到：“《绣像小说》，每月二期，癸卯五月初一日出版，至七十二期止，发起者商务印书馆，编辑者李伯元，发行处上海棋盘街。”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宣统元年己酉四月初一日出版的《扬子江小说报》创刊号上，题名《中国小说报调查表》。

《绣像小说》1906年4月发行第72期后停刊，上述三条资料都发表于《绣像小说》停刊前后，均说李伯元是《绣像小说》的主编，应该是可信的。此后，这一看法被民国以来的学者普遍接受。秋瓮《三十年前之期刊》说《绣像小说》是“李伯元辑”，近代文学研究大家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晚清小说史》等，也都认为《绣像小说》的主编为李伯元。此外，近代掌故大师郑逸梅在《晚清小说的宝库〈绣像小说〉》一文中说李伯元是《绣像小说》的“主编兼主撰”。考察《绣像小说》所刊作品，确以李伯元的作品数量最多。其中有署名“南亭亭长”的章回小说《文明小史》和《活地狱》，这两部作品是该刊的拳头力作，从创刊号开始连载，前者连续刊登了56期，后者则贯穿该刊始末。有署名“讴歌变俗人”的弹词《俗耳针砭》、戏本《新编前本经国美谈新戏》，以及“时调唱歌”《爱国歌》和《送郎君》。晚清小说期刊的主编往往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当稿源不足时，主编往往同时肩负起撰稿的责任。《绣像小说》大量刊载李伯元的作品，佐证着《绣像小说》的主编就是李伯元。他于1906年去世，《绣像小说》也随之停刊。

李伯元在主编《绣像小说》之前，已是一个成功的职业报人，《游戏报》与《世界繁华报》的创办，使他从一个多才多艺、风流倜傥的文人，转变为一名业务娴熟、闻名遐迩的报界精英。由他出任《绣像小说》的主编，对于该刊的成功至关重要。

《游戏报》的创办，是李伯元一生的重要转捩点。1896年，初至上海的李伯元在《指南报》担任主笔，这是他办报生涯的开始。第二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自号“游戏主人”。《游戏报》被“时人推为小报牛耳”，它的创刊标志着以刊载社会趣闻、文艺作品为主的小报的诞生。这份小报的成功运作，使李伯元在两方面受益：一是他擅长骈文、工于辞赋的文学才能，在科场之外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并为他赢得了“骈文专家”的美名。在报纸短札的写作中，李伯元训练了文笔，发现了自我，赢得了声望，从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成为“小报界之鼻祖”。二是《游戏报》的经营，使李伯元从一名没有所谓专业技能的文人，历练成了一名业务精湛的职业报人。据《游戏报》刊载的《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本报添印附张缘起》等文透露，李伯元不仅为报纸撰稿组稿，还需兼顾报纸的印制和销售，在为《游戏报》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李伯元亲历了办报的艰辛，掌握了办报的技能，这为他此后编辑《绣像小说》奠定了基础。

《游戏报》之后，休闲小报风起云涌，李伯元为别树一帜，1901年另创《世界繁华报》，显示了李伯元的知机善变和追求独创。办报之余，李伯元开始由编辑小报转向小说创作。从内容来看，《世界繁华报》与《游戏报》雷同，也是一种消闲小报。但是，由“游戏”而标榜“世界繁华”，说明李伯元已经从纯粹的玩世和娱乐转向对世界格局、社会发展的关注，更能体现这一转向的是《世界繁华报》刊载的两部小说——《庚子国变弹词》和《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以庚子国变为主体”，叙述了一个时代的“巨大事变”；《官场现形记》则是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作家沉郁的笔调和冷峻的态度与《游戏报》“主文而谲谏”的风格相去甚远。从《游戏报》到《世界繁华报》，李伯元的文学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品从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娱乐、消闲逐步回归，开始转向国家变局和社会黑暗。等到主编《绣像小说》时，李伯元以文学指陈社会流弊的意识更为明确。

由此可见，主持《绣像小说》之前，李伯元不仅是一位业务娴熟的报界精英，而且还是一位有着严肃社会关怀的小说大家，无怪乎由他担任主笔的《绣像小说》成了晚清小说期刊中荟萃名家名作最多的优秀刊物。

二 《绣像小说》的装帧艺术

《绣像小说》比《新小说》晚出半年，但在装帧艺术上，它不但没有向《新小说》积极靠拢，反而努力回归本土出版艺术。在封面设计、印刷装订、绣像插图等方面，都运用传统手段进行包装，保留了本土书籍装帧艺术的固有本色。

《新小说》创刊于日本横滨，封面设计具有一种现代书刊的简洁大方。前十二期在刊名之外装饰有一串飘逸的紫藤花，后十二期仅有刊名。《绣像小说》的封面有两种设计图案，除了隶书体刊名，前八期绘有一枝怒放的牡丹，后六十四期绘有一只开屏的孔雀。晚清杂志封面设计很少采用动物造型，《绣像小说》的这只孔雀也就格外引人注意。和《新小说》相比，《绣像小说》的两种设计，无论是牡丹花枝，还是孔雀开屏，都显得雍容华贵、花团锦簇，这种构图有屈从大众审美眼光的媚俗心态，不免显得矜持而保守，与《新小说》封面的简洁明快形成鲜明对照。

在印刷装订上，中国早期文艺杂志，如《瀛寰琐纪》、《寰宇琐纪》、《四溟琐纪》、《侯鲭新录》等都是线装，1892年创刊的第一种小说期刊《海上奇书》也是线装。受日本先进出版技术的影响，《新小说》采用洋装，即现代平装，尽管现在看来极为常见，但在晚清还是新生事物，它成本低、生产快，与小说期刊的快餐文化属性正相契合。《绣像小说》却弃之不顾，依然采用传统线装。由此，表面看来，《新小说》纸质坚挺，双面印刷，单页装订，与现代书刊毫无二致；《绣像小说》纸质柔软，单面印刷，折叠线装，保留了传统书籍的装帧特色。《绣像小说》的印刷装订技术大大限制了期刊的容量，文字内容不及《新小说》一半。但它也有自己独特的优长，即方便根据栏目或篇目将各种连载作品拆解下来分别装订。

在绣像插图方面，《绣像小说》与《新小说》也截然不同。《新小说》的插图集中于卷首，刊载的都是铜板照片，内容以世界大师的肖像和海外风光为主，这些照片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异域文化体系的存在。《绣像小说》卷首没有插图，卷中却有大量绣像。事实上，绣像是《绣像小说》装帧艺术和形象工程的重要特色，编者甚至把“绣像”二字直接作为小说期刊的刊名，由此可见该刊对于“绣像”的倚重。

明清小说已有大量“绣像”，小说期刊采用“绣像”是对传统小说出版艺术的继承，《绣像小说》之前，《海上奇书》已有大量“绣像”。值得注意的是，期刊毕竟不同于单行本发行的书籍，所以，《绣像小说》的“绣像”和明清小说的“绣像”相比具有显著不同。传统小说绣像往往被置于卷首，主要描画人物的相貌、动作和代表其身份的道具。鲁迅说：“明清以来，有卷头之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周作人说，少时读小说，“最先看见的自然是小说中的绣像，如《三国演义》上的。但这些多画得不好，木刻又差，一页上站着一个人，不是向左看就是向右看，觉得没有多大意思”。《绣像小说》刊载的图画与其说是“绣像”，不如说是插图。因为这些绣像不再被集中置于卷首，为了满足期刊连载的需要，它们大多附录于每个故事单元或小说回目之前；所绘内容也不再仅限于人物，往往根据小说的情节描画故事情景。如果说明清小说的绣像以“绘人”为主，《绣像小说》的插图则是以“绘事”为主。

绣像插图对于《绣像小说》的阅读与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这些插图与期刊连载小说相对松散的结构相辅相成，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形象阐释，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字内容。其次，这些插图不仅避免了传统绣像的呆滞和简单，同时还把广阔的社会图景纳入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毕树棠说《绣像小说》的插图“因为故事的背景是社会时事，是今日新时代的前幕，很可以按图索骥，回想初倡维新时期的形形色色的景象。这是些写实画，和才子佳人文官武侠式的小说绣像，满含着低级浪漫的意味者不同”。再者，除了诠释文本、承载社会信息，这些绣像还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在文字之外抚玩插图是期刊阅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艺术享受。

考察《绣像小说》插图创作实绩，不难发现，从数量上来说，《绣像小说》最初两年每期刊载12图，以后减少为10图、8图，全部72期共采用了800多幅。相比之下，创作小说的插图多于翻译小说，如《文明小史》、《老残游记》、《瞎骗奇闻》、《负曝闲谈》等创作小说都是每回两图；翻译小说的插图明显减少，全本53页的《环瀛志险》总共只有两图，《小仙源》则一回一图，不少翻译小说甚至没有插图，如《斥候美谈》、《生生袋》、《灯台卒》、《山家奇遇》等都无插图。从插图质量来看，图画中国现实生活的插图绘制精良，发挥了图解文本内容、升华作品意蕴的积极作用。因绘画者对于域外文化的陌生，翻译小说的配图较为逊色，依靠想象构图的成分明显增多，以致有许多配图不合原作旨趣。如《汗漫游》（今译作《格列佛游记》）“小人国”所配插图，其中的城堡、城门和中国的城楼几无二致。

整体来看，“绣像”的大量刊载使《绣像小说》在晚清众多的小说期刊中独树一帜，以致提到《绣像小说》，人们首先想到的“最特别的一点是有绣像”，只是这些绣像的“画法不甚精美，和《点石斋画报》、《寰球图画日报》的画法差不多”。作画的人并不署名，主要采用白描手法，笔法粗糙、因陋就简之处时时可见。不必说《绣像小说》，即便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点石斋画报》，其插图被人诟病之处也比比皆是，鲁迅曾说：“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绣像小说》虽以“绣像”著称于世，但这种装帧艺术因落后保守而后继乏人，商务印书馆此后创办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均改弦易辙，启用摄影图片来美化刊物。

《新小说》和《绣像小说》在封面设计、印刷装订、绣像插图等方面的不同，并非简单的装帧艺术的改换，它们身处世纪转型之际，分别代表着现代和古典两种不同的文化。《新小说》像身着洋装的留学生，洋溢着异域文化的现代精神；《绣像小说》像身着长袍的传统士人，保持着本土文化的朴实典重。

三 《绣像小说》的创作实绩

在办刊宗旨上，《绣像小说》与《新小说》一脉相承。《绣像小说》前两期卷首以红纸附印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一文，堪称该刊发刊词。开篇云：“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这段文字，与1901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第68期上刊载的“衡南劫火仙”的《小说之势力》极为相似，该文云：“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间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已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而已。”由此可见，《缘起》的基本精神完全继承了维新派人士的小说观。作为《新小说》之后最早创办的小说期刊，《绣像小说》是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最忠实的践行者。

在编辑体例上，《绣像小说》虽然没有像《新小说》那样通过栏目设置为小说类型张贴标签，但所刊作品却与《新小说》栏目、类别高度一致。据统计，《绣像小说》72期共刊载创作小说17种，翻译小说17种，传奇、戏曲各3种，弹词1种，另有《时调唱歌》、《小说原理》等诗歌、笔记7种。从数量来看，《绣像小说》所刊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都是17种，秉持了《新小说》主张的“著译各半”的编辑原则。从类型来看，《绣像小说》虽然没有分栏标目，但实际内容却几乎囊括了《新小说》开辟的各种小说栏目与类别。其中既有依照西学体系设立的小说门类，如政治小说《珊瑚美人》、科学小说《生生袋》等；也有从西方舶来的小说类型，如侦探小说《华生包探案》、冒险小说《小仙源》等；还有体现《新小说》“泛化的小说观念”的戏曲类、弹词类小说，如《维新梦传奇》、《醒世缘弹词》等；“小说原理”则是在《新小说》“小说丛话”栏目启发下设立的小说评论。

办刊宗旨和编辑体例的雷同，使《绣像小说》继承了《新小说》的改良思想，所刊作品关注社会现实、聚焦国家变局，指陈时弊、揭发隐恶，显示了编者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执着的救世情怀，这在“新编小说”即创作小说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三十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所刊征文启事可以得知，该馆为《绣像小说》征集的小说类型主要是教育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和实业小说。《绣像小说》所刊17种创作小说，大致属于上述四类。其中以社会小说数量最多，包括《文明小史》、《活地狱》、《老残游记》等11种；3种教育小说，分别是《苦学生》、《学究新谈》和《未来教育史》；2种历史小说，分别是《泰西历史演义》和《世界进化史》；1种实业小说《市声》。

《新小说》和《绣像小说》两刊均重视社会小说与历史小说。此外，《新小说》鼓吹政治小说与科学小说，《绣像小说》提倡教育小说与实业小说，虽然类型不同，但它巧妙地转化了政治、科学等外来词构建的小说类型中隐含的启蒙与救亡的精神力量，更多地结合本土特色，“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在此编辑方针的指导下，《绣像小说》大量刊载了反映社会流弊和国家危难的章回小说。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说：《绣像小说》的创作小说“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帝国主义的迫害，半殖民地的形形色色，以至破除迷信，反对缠足，灌输科学知识等等。这些小说，不仅出自名手，影响也极大”。生逢易代之际，救亡图存的努力可以从两方面开展：一是走向世界，发现和学习异域的优长；一是反躬自省，揭露和指斥自己的弊端。启蒙救亡和针砭时弊就这样相辅相成，贯穿了晚清小说的始末。《新小说》和《绣像小说》分别代表了上述两个方面，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建构着小说创作的世纪工程。

《绣像小说》三年间出版72期，刊载的上乘佳作比比皆是，李伯元（南亭亭长）的《文明小史》和《活地狱》、刘鹗（洪都百炼生）的《老残游记》、连梦青（忧患余生）的《邻女语》、欧阳钜源（蘧园）的《负曝闲谈》、吴趼人（茧叟）的《瞎骗奇闻》、丁逢甲（壮者）的《扫迷帚》等，几乎篇篇都是一时名作。马光仁在《上海新闻史》中认为《绣像小说》之所以寿命长、容量大，并成为“清末大骂官场的谴责小说的大本营”，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有商务印书馆做背景，决定了《绣像小说》的质量和内容比较扎实稳健，敢于干涉时政、指陈时弊，这种强烈的批判锋芒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其次，有商务印书馆做后盾，为该刊的出版发行提供了资金保障和营销渠道。商务印书馆确曾在《申报》、《大公报》等著名报刊为《绣像小说》屡次征集稿件，从而使《绣像小说》这一半月刊基本做到了如期出版。

需要补充的是，《绣像小说》的刊期长、容量大，还与商务印书馆的稿费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三十日，《申报》所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中明确规定有奖征文，具体奖金为：“第一名酬洋一百元；二、三名各五十元；四、五名各三十元；六名至十名各廿元；十一名至二十名各十元。”根据《东方杂志》第2年第3期所刊《商务印书馆征文题名》一文可知，在《绣像小说》发表《扫迷帚》的丁逢甲（壮者），获得小说类征稿第5名，并得到三十元奖金。除了有奖征文，《绣像小说》还给作者提供稿酬。如，1903年，连梦青因参加唐才常起义而避难上海，刘鹗欲资助连梦青，又恐其生性耿介，不愿受人资助。当时连梦青以卖文为生，写了小说《邻女语》，经人介绍交《绣像小说》发表，有每千字五元的稿酬。“刘鹗知道后，便在业余写了《老残游记》的稿子，交人转送给连梦青，以此作为资助之法。连梦青将《老残游记》亦交《绣像小说》发表。”由此可见，无论是商务印书馆的有奖征文，还是《绣像小说》的稿酬，都使《绣像小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并使该刊成了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中刊期最长、容量最大、荟萃名家名作最多的优秀刊物。

（王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A Study on Li Boyuan and Xiuxiang Xiaoshuo

Wang Yan

Xiuxiang Xiaoshuo is the first domestic novel journal published after the birth of New Xiaoshuo which was founded in Yokohama,Japan.The editor was Li Boyuan,who was famous for founding the literary tabloids and later became a famous novel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journal did not adopt the New Xiaoshuo’s new binding style,but retained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adbound books with embroidered portraits.Xiuxiang Xiaoshuo lived longer and contained more among the four novel journ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ith more remarkable authors and excellent novels of that time.The journal inherited the improvement spirit of“revolution in the fictional world”,and was the most loyal practitioner of New Xiaoshuo’s editorial ideas.

Li Boyuan;Xiuxiang Xiaoshuo;Novel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