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谦

——鲁迅魔性叙事及其文化使命

王学谦

鲁迅的文化使命在于他的魔性叙事，即鲁迅年轻时期就极力张扬、推崇的“摩罗”精神。这种魔性叙事的怀疑主义精神，能够使鲁迅深刻地洞见历史、文化、人性和现实的种种弊端和不确定性，从而产生最深刻、最具启发性和超越性的批判精神。这种魔性叙事也是一种强劲的个性主义精神，从中国传统上看，是嵇康式个性精神的现代化，从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看，则近似尼采、拜伦的个性主义。

鲁迅魔性叙事怀疑主义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艰难步入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其行动和思想实践着这种历史大动作，各种立场、风格的思想交相辉映、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冲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鲁迅作为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思想选择，显然不容忽视。谈论鲁迅的文化使命，实际也就是分析他的文化实践，他的使命就是他所实践的东西。对于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尽管现代性是一个共同的大目标，但是，在纷杂的历史脚步中，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独特身份介入其中，不同的文化身份提供不同的文化精神，具有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实现，并非是单一质地的文化能够承载的。

一

自“文革”结束以后，“神坛鲁迅”及其蕴涵逐渐松动、消散，代之而来的是众说纷纭的“动态鲁迅”。我以为，这种动态的鲁迅似乎更符合情理。因为鲁迅的文学叙事不属于那种平和、中庸、稳健的风格，而是带着浓厚的拜伦式英雄的撒旦主义气息，回荡着尼采式的那种为魔鬼辩护的存在主义声音。

1924年底，鲁迅讥讽徐志摩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关于波德莱尔诗歌的评论，呼唤：“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怪鸱的恶声”是鲁迅所偏好的，也是鲁迅魔性叙事最具个性的声音。1926年12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者，恐怕就为此。”他屡次三番地表露自己作品的“黑暗”、有“鬼气”和“毒气”，就是对历史、人生和人性存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说白了就是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和人性解放的怀疑。“后现代”并非仅仅是西方特定时间里的一种思潮或主义，它同时也是人类普遍的文化暗流。在鲁迅那里，不仅古代的“仁义道德”吃人，现代的“正人君子”的“公理正义”也同样非常可疑。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现代评论派是现代性，而鲁迅则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现代评论派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结构性一面，鲁迅则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非结构性。所以鲁迅嘲弄现代评论派的“公理正义”：“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在揭破世界的非和谐性的同时，鲁迅却并非如卡夫卡那样在深渊里呻吟，而是如尼采、拜伦或加缪的西西弗斯一样进行着狂傲的自我救赎，表现出孤独而悲壮的英雄气概。世界、人生没有合乎人类意愿的完美结构，也就不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规定性，人的意义就在于自己的选择。鲁迅青年时代热烈推崇的“精神界战士”——尼采式的“超人”、拜伦式英雄，一直是鲁迅文学叙事的重要力量之一。尼采的“超人”其实也并不渺茫，不过是浪漫主义英雄崇拜和自我肯定的尼采式表达而已。这种英雄气概在鲁迅那里的典型表述是：“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二

《狂人日记》的凄厉而凶悍的咆哮，是鲁迅心灵深处深切的体验。我一直以为《狂人日记》的叙事是鲁迅叙事的基本结构，鲁迅文学往往是这一基本结构的呈现或变型、调整。对于这种鲁迅式的咆哮，人们更原意按照“五四”启蒙理性的大势来理解：“吃人”暴露了封建文化戕害人性的罪恶。连鲁迅自己也认为《狂人日记》是暴露家族制度及其礼教的弊端。其实，这只是《狂人日记》的一面，另一面却往往容易被忽略，即鲁迅在暴露封建文化吃人的同时，也深深地触及了人的存在的难以弥合的伤口。人是以被压抑的代价换取了秩序性的存在。个人和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着紧张而尖锐的对抗性关系，世界和人生永远处在震荡、冲突之中。在鲁迅看来，真正的作家就是要以一种近乎英雄般的气概，直面这样一个世界和人生：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学，主张文学家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就是要让文学直面这样一个永远不可能圆满的世界。鲁迅文学叙事的最深沉的美感和深刻的思想，就是来自这种人生体验和世界观察。

在鲁迅的叙事中，不断触及这种令人焦虑、悲哀、疼痛的伤口。鲁迅要改造“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无疑更重视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但是，他更深刻的地方是他所看到、感到的思想、文化并非是简单地外在于人的理性意识层面的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性深处并和人的存在融为一体的东西。他所揭示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一方面的确能够清晰地诊断出他的病因：愚昧、落后的封建文化导致了国民的病态，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并非这样简单、透明。像孔乙己这样的悲剧，最容易理解的地方是普遍的等级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里，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以至于使人们将孔乙己这样的弱者的悲惨和不幸有意无意地当成笑料，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娱乐，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种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又何时才能被克服呢？祥林嫂从婆家逃跑到鲁四老爷家做佣人，可以看作是乡村版的娜拉出走，她的生活境遇的确得到改善，她获得了大家的友善，但是，这种卑微的处境仍然是在“铁屋子”里的昏睡。祥林嫂的抗争都是求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她在第二次死了丈夫、儿子之后，就像孔乙己那样被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沦为弱者之中的弱者，而她的命运也和孔乙己一样，成为鲁镇的笑柄和垃圾，从鲁四老爷到普通的鲁镇人都把她当成异类，当成无聊生活的消遣物。在《药》中，监狱狱卒红眼阿义无法理解革命者夏瑜，尚可以说是缺乏政治觉悟，但是那些围观夏瑜就义的看客们，那种贪婪的样子，那些走进华老栓茶馆就嗅到了人血馒头的香气的茶客们，却似乎带有动物性的本能。阿Q临刑前看到了围观他的一双双狼一样的眼睛。从鲁迅叙述的那些看客来看，群众——人性似乎都是难以救药的，不是能够靠知识、道理唤醒的。那些觉醒者们，如魏连殳、吕纬甫、子君、涓生等等，都在那种“几乎无事的悲剧”中沉没，他们自己只能黯然而孤独地品味着痛苦、绝望。然而，就是在这种沉闷孤寂中，鲁迅经常燃起英雄的光芒，如《长明灯》中的疯子，《野草》中的“这样的战士”、“叛逆的猛士”，《铸剑》中的黑色人宴之敖者，包括后来散文中的无常、女吊等，都是鲁迅狂人——“精神界战士”的悲壮气概。

人的自由解放乃是不可能的，但是，反抗仍然是必要的。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将中国文明看作是一场吃人的盛宴，他要掀翻这盛宴，打碎制造盛宴的厨房，他号召人们要创造“人的时代”，但是，人的时代在哪里？人的时代究竟是怎样？他的确非常茫然，缺乏信心。我们所见到的是，他不断对黄金世界的怀疑、否定。在《春末闲谈》中，鲁迅认为，古今中外的权力者们，都想要效法细腰蜂，试图以最好的方法制造一个舒服的圆满的世界，但是，都无法禁止人们思想，因而，也无法阻止人们的反抗。“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羸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鲁迅认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忧虑：“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到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但是，即使如此，人总会要反抗的，就像陶潜歌咏的刑天一样，即使头没有了，也仍然挥舞着他的战斧。《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探索人的自由解放的经典篇章，我们从中可以体会鲁迅对人的解放的消解，和反抗绝望的心态。鲁迅说，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娜拉没有钱，自由固然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却很容易为金钱所卖掉。但是，娜拉有了钱就自由了吗？也还是不自由。“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即使不能获得解放，也仍然要抗争。如果娜拉对抗到底，情愿作出牺牲，“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的逻辑是：没有黄金时代，人不可能获得最终的自由解放或救赎，但是，不能因为没有最终的自由、救赎，就否定反抗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反抗就是自我价值的最高境界。

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作为左翼的“同路人”，并受到阶级论的影响和鼓舞的时候，乃至认同苏联的时候，对于未来，他也并不乐观。历史小说《非攻》中的墨子，仍然是英雄形象，只是多了些默默无声的隐忍、坚毅，但是，他却被群众所抛弃，历史仍然是分裂的。在《理水》中，大禹在体制中只能默默而孤独地存在。他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有较大的共鸣，这为他的战斗增强了正义的信念，但是，他对左翼所规划的历史道路，也是有所怀疑的，似乎也并不能确信。鲁迅加盟“左联”近似于拜伦加入意大利烧炭党。在《现代史》这篇小文中，他认为历史就如同低劣的街头变戏法的一样，虽然总是重复着相同的表演，却总是有一群人围观——相信。“左联”解散以后，他心气难平，对冯雪峰说，他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而且，“以后也不想加入什么团体，就一个人照例做点事情罢”。在“文人相轻”的系列文章里，他一如既往地张扬个人的意志和强烈的情感，主张大恨大爱，仿佛变成了摩罗诗人。他的那篇散文《死》虽然称不上正式的遗嘱，却总是看不出阶级论的痕迹，倒是更具有前期的拜伦、尼采情怀。普遍的怀疑、拒绝，同时是顽强、坚毅的自我坚守，就如同拜伦笔下曼佛雷德的那种性格和精神。

三

鲁迅的文化使命就在于这种魔性叙事的张扬。一方面，这种魔性叙事的怀疑主义精神，能够使他深刻地洞见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种种弊端，看到人性本身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成就了他最深刻、最有启发性和开放性的批判精神，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持久的魅力。现代性的过程，是一个始终伴随着反思、批判精神的过程，这种批判精神既包含着对深远的传统的质疑，也包含着对现代性实践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批判。

另一方面，这种魔性叙事的怀疑主义同时蕴涵着强劲的个性主义精神。个性主义作为现代文化的基础文化之一，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鲁迅的恶魔个性主义，近似于拜伦、尼采式恶魔个性主义精神。它蔑视、质疑历史、文化从来如此的基本规范，将个体生命至于最高境地。它追求个体生命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的英雄气质，既有浪漫主义的激情，也有存在主义的顽强意志及其忧郁、孤独的体验，它和自由主义中的最激进的个性主义具有一定的共鸣，如小穆勒式的个性主义，而和更多的保守、稳健的自由主义的个性主义是存在着激烈的冲突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看来，鲁迅的这种恶魔个性主义是对道家文化个性主义的现代发展，复活了道家文化中那种被压抑的激进个性主义精神。用“出世”与“入世”这种观念来衡量道家、儒家，其实是封建时代的等级主义文化心态，如果我们用自由、平等的观念来看的话，这种在体制之外的社会文化秩序之外的个人主义，就同样是一种热切的人生关怀和社会关怀。由于长期政治专制和儒家文化的霸权、压抑，道家文化被弱化、矮化，道家的个性主义精神似乎仅仅变成了那种静逸、闲适的个性主义。其实，在老子、庄子那里就流溢着激烈、愤激的情感和力量，在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博大境界之中，有嵇康刚烈的因子和陶渊明的那种“金刚怒目”的一面。胡适等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个性主义，和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更具有一致性，它是将个人纳入到体制、社会政治秩序中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它要求有一个合理性的体制，一个确定性的有结构的世界秩序。他们以政府的诤友自居，从最高意义上看，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那种以“道统”干预政治生活的传统转化。

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个性主义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无拘无束的个性主义，它怀疑、反抗外部世界而充分肯定自身。在这种个性主义那里，与外部世界的妥协、融合就会削弱自我的纯度乃至丧失自我，因而特别强调自我的自足性或自律性，在这种自律性的鼓舞之下，自由比幸福更为重要。那些特别看重道德自律性的思想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无拘无束个性主义的精神。如康德的实践理性就非常强调个人的自我选择，在实践理性中没有必须遵循的必然性，如果你依赖于必然性，无论是家长式专制权威，还是大众或其他什么人，你就不是自己支配自己，就不是自由的。因此，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也将康德看成德国浪漫主义起源的重要力量。在伯林看来，德国浪漫主义者所形成的那种反对启蒙主义的自我精神，是后来尼采思想、存在主义的坚硬内核。另一种，是有规则或有约束的个性主义，就是来自洛克的那种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这种有规则的个性主义，也不是没有发现世界的混乱、芜杂或飘摇不定，但是，它总认为秩序、结构的客观性是必要的，人的自由应该克服不确定性的魅惑，向往并抓住确定性的普遍价值。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或许会损伤自我，但是，这不意味着自我丧失或无法建构，因而，它对传统和现实秩序往往较为尊重，态度较为平和。这种个性主义的伦理学在德国浪漫主义者看来，几乎是庸人的同义语，缺乏精神、力量的光彩。但是，在洛克这一派个性主义者那里，拜伦、尼采等的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则是狂暴而危险的文化。这两种个性主义，往往处在冲突之中，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现代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

（王学谦，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There Stands Lu Xun as The Terminator——Lu Xun’s Demonic Narrative and His Cultural Mission

Wang Xueqian

Lu Xun’s cultural mission is embedded in his demonic narrative,namely the“Mara”spirit, which he strongly advocated and respected in his youth.The skepticism in his demonic narrative enables Lu Xun to see clearly and deeply into the history,culture,human nature,malpractices and uncertainty in reality,resulting in the most profound,enlightening and transcendent critical spirit.The demonic narrative is also a strong individualist spirit,which is modernized versionof Ji Kang’s specific character in Chinese tradition and is similar to individualism of Byron and Nietzsche in western culture.

Lu Xun;Demonic Narrative;Skep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