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雷 勇

——《家父》中“父亲”形象的伦理意蕴

葛红兵 雷 勇

周建秋先生长篇小说《家父》采用家族叙事模式、纪传体书写方法描摹了一个丰满而有意味的“父亲”形象。

小说在塑造“父亲”形象时，非常鲜明地给父亲的形象进行了伦理定位。“父亲”，他凭借的是勤劳、义气、正直，正是这些道德品质，让他获得了当地人的认可。“谷雨洞”和“扁担周”，铸就了“父亲”作为外乡人在异乡扎根的传奇，这个传奇凭借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生事迹，而是伦理底蕴。

父亲有个小药袋，一个小小的药袋，构成了“父亲”故事枢纽。小药袋救过好多人，这个小药袋象征着作者所追求的某种伦理价值：在小说中，代表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伦理，也代表着有恩必报的感恩伦理、朋友相处义字当先的义气伦理。父亲和大舅是通过这么一个小药袋认识的；父亲和后来捐学校的翟金成也是这么认识的。父亲和大舅同念“苍天在上，皇土在下，日月见证，高山作凭，周振杰、常永泰虽不是同胞兄弟，但从此以后结拜为亲兄弟……”，事实上，他们也的确用行动验证了这个“义”字。人这一辈子，有了“义”，就能出门遇兄弟。“父亲”的生命，无论漂泊到哪里，只要拥有“义”，就能随处扎根，这是作者的一个叙事基石。

“父亲”的故事，渗透着伦理要素。而这伦理要素是地方性的、乡土性的。常秀兰是常家的大女儿，常昌泰是她弟弟，弟弟的婚事没法拖，错过这村没这店。外婆、外公对女儿常秀兰说：“咱这儿讲究长幼有序，不然会被人笑话。所以爹妈心里像着火一样，怕人家会说你和永泰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的婚事还没找落，反而老三先订婚了。”于是，外公、外婆就用这“长幼有序”的伦理催着母亲和父亲成了婚，父亲这这“外乡人”的本应有的考验期就草草度过了，虽说父亲勤劳，的确已得了外公、外婆的赏识，也得了母亲常秀兰的青睐，但要说到结婚，却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然而，昌泰的婚事，倒逼这他俩，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就这样成了，这是很有意思的民间伦理，“父亲”的叙事，建立在一种民间伦理逻辑之上。

常永泰和常昌泰这对兄弟之间的故事曲折、纠结，跌宕起伏，常永泰是共产党，常昌泰是国民党，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中央军，自从有了党派和立场之别，兄弟之间只能各为“主义”了。但是，“亲”却是在的，“情”却也是在的。这就有了昌泰率军攻打永泰的营盘，给留一条活路的故事。在“弟兄面对面”一节中，两个人都试图说服对方加入自己的党派，谈国家的出路，党派的前途，但说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亲情上。常永泰顾及昌泰的军令状，不让昌泰作难，亲赴险地，搭上了性命，等等等等。父亲在这一段故事中，似乎是边缘人物，和站在风口浪尖的常家弟兄相比，父亲这一个小老百姓的分量似乎轻了一些，可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收拾了残局，反而成了最重要的人。常永泰和常昌泰两人都没有落得一个好结局，剩下一个外来的女婿尽了孝道。作者明里边儿在说两个兄弟的故事，但暗里边儿，却是在写“父亲”，这里隐含着作者的某种伦理选择。

这种抉择，也可以在马书记这个人身上见出。马书记从忠诚的革命者，到文革中的走资派，人生大起大落，父亲一生不当官，不从军，反而能明哲保身。父亲和马书记是各自的“贵人”，父亲救过马书记，马书记反过来也救过父亲的村子。这里面起作用的不是革命逻辑，而是一报还一报，善有善报的朴素伦理。

父亲重情理，他也用情理来说服人。他是一个普通人，但基于对人情理的自信，他通过勇气和策略，以一个小老百姓的身份，见到了市长，而他说服市长为村里办小学的那套说辞，没有任何高论，用的就是情理。他以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比喻市长和村子的关系，儿子有愚痴聪颖，村子也有贫穷富裕，市长如果以同样的标准对待这些村子，反而是一种不公平，从而巧妙地说服了市长，为村子里争取到了批示。毋庸讳言，这情理的内在支撑是伦理，它只想的是一个人的伦理选择，你对弱者弱势，有同情和倾斜么？这问的不是理智权衡，也不是上级政策，而是你的道德抉择。

小说阐释了“父亲”对这种伦理的信念，“父亲”相信，凭借这种伦理信条，他可以把乡土和从乡土走出去的人连结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募钱，在这过程中，有些人甚至在考虑要不要落叶归根，把尸骨埋回乡土，这是什么呢？这是在挖掘一种基于乡土中国的伦理信念，它的中国的大地上似已不见，但是，它有恰恰就在中国的大地上，支撑着中国。

“父亲”，大地上的父亲，中国就在他的身上；反之，中国对于千千万万个“父亲”来说，意味着一种伦理抉择，一种无有来处，也无有所去，却永在心间的人生态度。

自古以来，写人物，必依据两个理路：道德和见识。“父亲”是个聪明人，他对事物都有独到见识，但是，在《家父》中，作者却并未特别强调“父亲”的聪明，并未特别强调父亲的见识能力。而是相反，把父亲的德行放在第一位。这种伦理抉择的由来，颇有意味。

道德不仅仅是居先的，而且赋予见识以基础，支撑人生意义。这构成了《家父》叙事的一个伦理本体论基础。终其一生，“父亲”始终保持着某种固然于身的道德心境，正是基于这个心境，“父亲”的见识和行为才有了基础，换而言之，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有这种道德心境作为前提，“父亲”的见识才会保持了一贯性的准确，父亲的行为也才保持了一贯性的勇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在精神结构：我们看到“父亲”并没有完整的学习经历，他的“格物致知”是不独立的，而父亲却是勇毅于“行”的，为什么“父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涵养道德”为基础的，“涵养-力行”二元人格架构，在作者看来，有了道德的涵养，“父亲”的力行，就不再需要其他的基础。

由此，我们想引出另一个问题：“内圣”、“外王”的二元关系。如果“涵养”和“力行”构成了“父亲”人格的内在结构，如果力行的根基不是认识论的，是伦理本体论的，是用道德涵养来奠基的，那么如何讨论父亲人格的外在显现？这种力行，是只想外在的，还是又反诸于内心的？是一种外在实践，还是一种内在心性实践？这里透露出作者周建秋先生怎样的一种人生观？

儒家追求“外王”，“内圣”常常是“外王”的基础之道，儒家的大传统，是要创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变天下无道为有道。儒家的“内圣”之学，常常是外向的，而不是内转的，在这个框架里，如果没有“外王”，“内圣”就无以实现，人也无以成就。但是， 我们在《家父》看到，这个逻辑被颠倒了过来，那些做官的、革命或者反对革命的，生命风风火火，看起来成就很大的，动静非凡，但是，到最后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倒是“父亲”，一生没有追求什么显达的事迹，他追求的都是想内转的事业：尽孝、捐资办学，等等，但是，他不追求显达于诸侯式的“外王”，但是，却最终成就了“内圣”。

这是一个跟传统儒家相反的逻辑：内圣不必显现于“建功立业”、“改变世道”的“外王”，而可以通过回转，转向内心心性更加澄明，追求伦理自足的各种区别于传统“外王”之道的“力行”。由此，周建秋先生解决了他在“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关系，把“内圣”当做了基石，同时也当做了目的，实际是取消了“外王”，换而言之，周建秋先生用“尊德性”取消了“道学问”，用“内圣”取消了“外王”，建立了一种“尊德性”而“内圣”的内在伦理结构。

周建秋先生在学理思路上崇尚宋代，走的路子异于宋前期传统儒学，而近于宋代理学家的思路，但是，理学依然强调，在“内圣”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其目的依然是“外王”，只是把“内圣”当做了“外王”的条件，宋代理学家大多同时肯定“内圣”和“外王”两大价值，虽然各有侧重不同。而周建秋先生则不然，他是完全地建构了以“内圣”为旨归的“尊德性”之学，在他那里，“尊德性”到“内圣”，就已经可以自足了，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在周建秋《家父》的世界里，“尊德性”的意蕴近乎于“天生涵养”，而不是来自“问道学”的智慧和见识，作者似乎并不赞同格物致知、学识见识可以帮助“尊德性”而至“内圣”。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价值模型，无需事功的认可，没有“内圣”和“外王”目标上的纠葛，也没有方法上的“尊德性”和“问道学”之间的紧张，是一种得多地包含了“心本位”意蕴的价值建构。

葛红兵 上海大学

雷 勇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