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俊国

小说之“小”：刘益善小说的“微叙事”

◆ 李俊国

作为中国乡土诗歌的代表诗人刘益善，近年却连续发表十多部中篇小说和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并结集出版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

刘益善为人，平实里包裹着精致和优雅。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刘益善的小说，从取材而言，“小”处落笔；从路数来看，“精”雕细刻；写法密匝而细腻，风格绵实又灵韵。“小”而“精”，“实”而“韵”，成为刘益善小说的风格特征。

“小”，既是指刘益善小说体裁形式的小(多为短篇小说)，更是指作家专从“大”时代的“小”人生的“小”处取材“小”处落笔的写作姿态。20世纪70年代的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农场，已经成为“文革”时期中国文化苦难的“大”符号，中篇《向阳湖》却从“小”处落笔：“我”与同乡青年参加向阳湖围湖造田的一段经历，一段既不神圣也不悲壮的“日子”，活画出被重新出土的“文化学者”们的牛棚生活所遮蔽，被向阳湖淤泥所淹没的农村青年的雕像与灵魂。短篇《万斤苕》、《国道边的人家》，皆为大时代的“小人小事”。在大跃进的年月，转业军人张发子，立志培种万斤苕，结果“还是没有挖出石磙大的苕”，刻画了那种小人物与大时代相默契同膨胀的悲喜剧；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时代，贫协组长陈六指与地主陈老大，在几次互换田地的交易里，红与黑、贫与富的身份错位，和狡黠势利与卑怯质朴的人格错位，乃至50年代土改与80年代改革的时代错位，构成多层面的荒诞。

难能可贵的是，刘益善小说能够以“小”承“大”，以“小”胜“多”。像《向阳湖》、《国道边的人家》；如《一枝梅》、《铜镜》，因为作家的精心营构，都采用双线或多线叙事，又将当下叙述与历史写真的时空叠加，再辅之以散点碎片描写，从而赋予小说形式之“小”的“微叙事”，通向表达多向度，语义繁杂性的多空间。一方薄田，几易其主，贫富转移，数度轮回，从50年代土地改革到80年代的分田到户的乡村历史与乡民人性，得到多意味的荒诞性揭示(《国道边的人家》)；一位乡女，从“一枝梅”的花季少女到投湖自尽的“胖婶”，朴实沉默的身体里，却埋藏了那么多的秘密：男女情欲，性与政治，木讷与智慧，殉道义而遭指谪，温爱他人反受乡民仇恨。一个大跃进年代私分公粮，近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刘益善叙述得枝蔓驳杂、丰腴芜茂、意义混沌(《一枝梅》)。

与“小”能承“大”相匹配的，是刘益善小说的“实”而有“韵”。

实话说，刘益善小说不好“看”但耐“读”。但凡让人“好看”的小说元素——新鲜奇巧的情节，紧张激烈的冲突，夺人眼球的场面，乃至华彩美艳的语言——一点都没有，有的只是流水式的“小人小事”的生活流程(《向阳湖》、《农民毛耕的一天》、《藤溪的两个老师》、《单元楼里的最后一对夫妻》)，有的只是作家作为小说的叙述者那老实安静的语调和姿态。

但，刘益善小说“耐读 ”。 “耐读”的小说，看似轻描淡写平实无奇，但它往往在人物一颦一笑里藏着韵味(《书道》)，在文字语词的缝隙间背地里留有意义(《空寂》)。我总觉得刘益善小说有点“废名风”：小句式，短段落；情节推进慢，描写细节多；语言直白而且几分木讷，漫不经心而且铺排细密(《东天一朵云》)。像短篇小说《农民毛耕的一天》的开头：“农民毛耕的基本情况如下：四十五岁，属虎的。毛家细湾农民，家庭成员中母亲六十八岁，妻子四十六岁。小儿子在县城都一个财贸学校的专科班……老二是个女儿，出嫁了，当一个农民的妻子。”这些，好像都是当代小说家和读者一眼都瞧不上的“老实”写法，却奠定了小说的叙述基调——平实而密匝地铺排农民毛耕在1995年4月7日“一天”的生活：上县城遇电视台女记者采访，参与《一百个中国农民的一天》专题纪实片。上午：“是个闲日子”，堂弟毛犁邀约打麻将，拒绝；十点，局长司机小 王找人拖车，毛耕坐地抬价，拖车赚300元。下午：去鱼塘劳动；镇广播站小李通知，电视台明天来采访；为接待电视台客人，撒网捕鱼；鱼跃脑门，撞瞎眼睛。1995年4月8日，晚报新闻：“捕鱼待客鱼跃脑门 一农民眼睛被鱼撞瞎。”平实其表，机趣其里，用“老实”包藏智慧，原来才是刘益善的小说作风。在看似流水单调的铺叙里，作家的笔锋经常地旁逸斜出，既写出毛耕想上电视出名的草根心态，又描出“麻将村”的农民生活状态，更以不经意的结局构思，讥讽了传媒(电视台)专题创意与农民(毛耕)实际生活的双向荒诞。

再回头说说刘益善小说之“小”的意义。

一者，所谓小说之小，实际是小说的“微叙事”。针对文学的“大叙事”而言，“微叙事”不仅意味着篇幅的小，而是叙事角度的小，呈现方式的“微”。或许，小说在近现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大说”的写作传统：近代中国为救亡保种，梁启超们率先把小说抬进社会的公共空间的中心，“欲新一国之民，毕欲先新其小说”；现代中国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小说(文学)一直成为与夺取政权(枪杆子)相匹配的“笔杆子”；新时期文学，又一直担负着忧国忧民呼风唤雨的重任。因此，小说越来越向“大说”提升。大题材大叙事，成了小说的时尚趋势。其实，小说(文学)，区别于新闻学、历史学、社会学，就在于小说之“小”。“小”既边缘，隐在。边缘与隐在的“小”，才是小说对历史人生的“微”(新)发现。由此看来，刘益善的“小”说，确是让膨胀了的“大”说，回到了中国小说的原点与正道。此为一。

二者，关于小说的“好看”与“耐读”，在当代小说创作中，这的确是个“问题”。一百年前，中国出现了两位小说家，一是张资平，一为废名。他们各各成了“好看小说”与“耐读小说”的代表。张资平是“做”(设计)小说，以多角情爱为题材，用奇异故事做框架，以各种曲折突兀的情节为驱动。张资平采用“小说工厂”的写作流程，以“故事型叙事”“做”成了“好看”的小说。废名是“画”(描绘)小说。《桥》、《竹林的故事》以审美的眼沉醉的心描摹人世的“碎片”：散点叙事，一人一物，片山断水，皆有生命机趣。“画”出的小说，属于“审美性叙事”，“耐读”而且有味。今天这年月，文化产业化，文学市场化，“市场”只要求小说“好看”，不求小说的“耐读”，文化“产业”只取小说的“故事”，不要文学的“审美”，所以小说家们都学张资平那样去“做”(设计)小说，而不理会废名那样去“画”(描绘)小说。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