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聪聪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0届年会暨“当代文学中的反腐倡廉与生态和谐”学术研讨会综述

◆ 李聪聪

由中国新文学学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协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0届年会暨‘当代文学中的反腐倡廉与生态和谐’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3日至15日在贵阳市举行。开幕式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会议组委会主任张永健教授主持。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教授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大会发言。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致开幕词。出席开幕式的有贵州省文联主席顾久，贵州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谢廷秋，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艾斐、董之林、夏义生、贺仲明，以及著名学者朱栋霖等。大会共收到论文五十余篇，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当代“反腐文学”和“官场文学”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一

樊星(武汉大学)认为，“官场小说”是与“底层写作”形成鲜明对照的热门话题，并对部分“官场小说”在揭示官场中人无奈心态方面所达到的深度表示赞赏。谭伟平(怀化学院)援引西方观念，弥合了“生态文学”与“官场文学”之间的罅隙。他认为，“官场生态小说”中对民主政治的呼唤、对人性善恶的拷问、对文化传承演变的价值判断等都提醒读者对此类小说的阅读不能停留在猎奇的层面上。岳凯华(湖南师范大学)揭示了“官场小说”成为当前文坛热点的文化动因，即在主题上具有重大性和及时性、能够满足人们的期待视野并符合国人偏好现实主义的阅读习惯。杨彬(中南民族大学)在发言中批判了“反腐小说”的类型化、模式化、庸俗化及清官意识，但同时肯定了其直面人生、干预生活的品格。房福贤(海南师范大学)也对“反腐文学”热潮做了冷静的思考。他认为“反腐文学”的社会功用越来越小，而且普遍存在着“人治”超越“法治”的现象。阎浩岗(河北大学)指出，以个人间的权力斗争为核心是十七年小说与当代“官场小说”共有的一条叙事暗线。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归纳概括了台湾“选举文学”的几个特点：用犀利的文笔批判贿选，对劣质选举文化进行嘲讽，用新闻与文学联姻的形式解构选战，是充满政党诉求的另类“官场文学”。龙长吟(湖南省作家协会)则论及了湖南“官场小说”在中国当代“官场文学”中的重镇与先锋地位。曾庆江(海南师范大学)首先指出了反腐题材影视剧在类型归属上的含混性，还把其盛行归咎于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不谋而合。并认为只有反思腐败根源、弘扬法治精神、警惕娱乐化才能蹚入该题材的“深水区”。杨虹(湖南商学院)更多的关注商界小说的权力欲望叙事，她发觉部分商界小说在揭示“官商合谋”等权力腐败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挖掘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喻晓薇(武汉轻工大学)认为以《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为发端，当代文学形成了“斗争型”和“成长型”的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谱系。张岩泉(华中师范大学)则对“官场文学”的创作、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作家与批评家应虚心学习，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以感同身受的姿态去接触真实的政治生活，而非以俯视众生的立场一味贬低政治生活的真实。杨建兵(武汉工程大学)补充认为，研究者要能清晰界定“官场小说”的概念，不能对“官场小说”一概而论，更不应忽视“官场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

在个体性的微观研究上，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选取了南台的“官场喜剧三部曲”，并对杨子厚、高举、王三丰等意蕴深厚的人物形象做了分析。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认为，周梅森的政治小说在话语建构上体现出了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完美结合，这使得他能够站在时代思想的最高点上把握国家政治生活的走向。夏义生(湖南省文联)指出，王跃文的《大清相国》并非威权政治的孑遗，也不是在宣扬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陈腐清官意识，相反它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好官理念的艺术开拓。李勇(郑州大学)选取了贾平凹《带灯》、乔叶《认罪书》、陈映真《夜雾》三篇小说，深刻揭示了“官场文学”稳定主题下的内在延展性。周建华(赣南师范学院)以《大雪无痕》为例，仔细分析了陆天明反腐小说成功的内在因素，即通过故事发展与结局的隐喻、人物建构中的对立传达出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异质性。王泉(湖南城市学院)指出，肖仁福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反思国民性，在生活常态中挖掘悲剧内涵，他用民间立场写官场腐败的小说是中国文坛的一把“亮剑”。张建安(怀化学院)根据肖仁福小说所倚重的文本类别，将其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中篇主要记录官场风景，漫画别样人生；而长篇则致力于解析官场政治，呼唤良性秩序。苏永延(厦门大学)从卢新华新作《伤魂》入手，对作品中“龚氏频道”这一丧魂失魄的人物典型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易丽华(湛江师范学院)认为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坚持“为老百姓写作”的文艺观，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叙事手法，是一部“不一样的反腐小说”。邓立平(怀化学院)对湖南女作家余艳以官员夫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后院夫人》三部曲进行了解读。她认为余艳选择特殊的视角描摹出中国官场女人们的群像，是“官场小说”写作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丁润生(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仔细分析了王安平的《风流贵子街》，认为它撕开了官场生态的面纱、聚焦了市井的生存困境，从而艺术地映射出官场运行逻辑与普通百姓生命逻辑的悖逆特征。

二

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者过于聚焦现实性的生态事件、生态意识不够自觉、沉溺于神秘的极端无法自拔等问题尤为关注。长期致力于“生态文学”研究的雷鸣(河北大学)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在审美品格上是稀薄与空缺的，在价值取向上是混沌与偏至的，即使在思想资源上也仍未能跳脱出传统与单一的圈子。董正宇(怀化学院)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方言写作的生态危机，并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够自觉地采撷运用民间话语资源进行创作。

朱育颖(合肥学院)指出，当代女作家生态书写中对人与自然的重新思考、对生灵万物的体贴、对叙述空间的拓展等为新世纪女性文学的新拓增添了绿色之维。谢廷秋(贵州师范大学)则从生态整体观的建构等五个方面对贵州少数民族诗人的生态诗歌进行了解读，挖掘诗歌中的生态文学思想，揭示其美学价值和艺术瓶颈。李奇志(武汉轻工大学)对湖北女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伦理生态的阐释，深入探讨了其中所蕴含的两性、社会及精神伦理生态的表现和意义。毕海(中央民族大学)在发言中从地域民族文化的角度谈及了当代草原文学中独特的生态文化意识，并呼吁更多学者能够用“民族文化视野”去揭示被遮蔽了的文学图景。崔志远(河北师范大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来印证新时期地域小说中的和谐精神，从侧面将文学中的生态性与地域性贯通起来。周晓平(嘉应学院)认为，客家生态文化所特有的流动性、宗教性及迷信性对黄遵宪以“乡情长卷”为代表的吟妇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益伟(安阳师范学院)主要谈及了自己对1980年以来日本华文文学的生态主题与叙事范式的看法。陈霞(玉林师范学院)指出，尽管作家笔下呈现的生态失衡现象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别，但他们追求生态和谐的观点是一致的。

肖向东(江南大学)以生态学视野观照《狼图腾》，认为这部作品是“狼学”与“人学”交织并存的历史。作品以草原生态逻辑贯穿始终，竭力摹画草原族群镜像，并以自然生态法则为旨归。郑立峰(玉林师范学院)对《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进行生态学的解读，并以此窥探广西文学的生态观。邱诗越(玉溪师范学院)对雷平阳的诗歌进行了细致解读。她认为从对“诗意家园”的眷恋、批判再到期待，雷平阳传达了他对人与自然，人与非人和谐关系的思考。彭文忠(湖南商学院)认为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对人类生存的生态背景已有了自觉的关注，对生态问题也有了哲学性的思考。

与会专家学者还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理论批评的现状进行了审视。金雅(浙江理工大学)认为，开展“生态文学”批评应立足中国现实、倡导中西对话、挖掘民族资源，并以中华传统审美中的“有机和谐观”和“生命生气观”为圭臬。陈彩林(玉林师范学院)则深入本体论的层面，从表现对象和方式上对“生态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了再思考。丛坤赤(齐鲁师范学院)归纳出林语堂所构建的“田园式都市生活”的几个主要特征：悠闲从容的生活节奏，科学与人文的完美融合，舒适怡情的生活状态。并且他认为林语堂是在看似矛盾的思想交汇中实践着自己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观。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