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敏

（1.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　516007；

2.暨南大学 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论司马文森、巴人的南洋叙事及其意义

颜 敏

（1.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

2.暨南大学 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32）

司马文森与巴人基于启蒙视野而形成的南洋叙事，对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既有追随、挪用，也根据异域经验进行了修正、改写，开启了华侨华人历史叙事的新起点。这种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重生、衍变过程可称为回旋。回旋是对关联与运动性的重视、强调影响的迂回路线、强调继承和流变的交织；它意味着异域经验的融入，往往不是使文学创作骤然远离原有传统，而是在传统与新的创作旨趣的融合中，开拓新的发展路径。这一类作品的价值难以在原有传统中得到准确评价，需要从异域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视野出发重新定位。对司马文森和巴人南洋叙事的意义探寻也是如此。

启蒙话语；南洋经验；异；司马文森；巴人

何谓启蒙？按照康德的观点，启蒙就是脱离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过程。在现代启蒙思想看来，启蒙就是理性的自我成长，是个人从幼稚的非理性状态转变成具有自我选择能力的理性人的过程。从晚清到“五四”初期，以梁启超和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正是基于其新民或立人的思想立场，将启蒙的问题融化在文学的母题、手法和目的之中，从而使得现代文学中的启蒙话语模式逐渐形成并占据重要位置。话语具有自我衍生的固化性质，却并非没有分裂变异的可能性，文学作为话语的视野实际是建立书写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内在联系，发掘出理解文学的深广路径。因此，当启蒙话语模式被后来者沿用借鉴时，受到创作主体、审美对象及审美情境的影响，显现出了分裂变异的特性，大写的启蒙话语模式在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小写和复数形式出现。

现代中国作家的南洋叙事，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南洋的旅行、流亡、谋生、寓居等经历而衍生，零碎、隐蔽、昙花一现，其书写方式也被归属于主流的文学话语谱系之内，难以获得独特价值。但既然文学话语受到创作主体、审美对象及审美情境的影响，那么，融入南洋经验的启蒙话语就有了衍变的可能性。在此，司马文森和巴人南洋叙事的位置被凸显出来。首先，两位作家都是在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其南洋叙事有对启蒙话语的自觉选择；其次，两位作家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创作的南洋题材作品，已是晚清以来中国作家南洋叙事的尾声，带有总结性意味，构成回望和反思的最佳位置。因此，本文以司马文森和巴人为例，分析其南洋叙事中的启蒙话语有何动向，进而对异域经验之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做出考量。

一、阶级意识与某种对立性的消解：国民性批判的南洋路向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民性批判”是启蒙话语的坚实内核，它既是内容与主题，也是视野与方法，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通过具体人与事呈现并批判“民族”的劣根性，使得个体的启蒙问题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问题在文学中得以对接。在现代中国作家的南洋叙事中，国民性批判也一直作为视野和内容存在，但由于面向南洋殖民地混杂的种族与文化环境，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性。

从黄遵宪开始，通过对南洋华侨华人异域境遇的反思而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因与反殖思想、种族矛盾混杂在一起，书写者总是欲言又止、态度暧昧。黄在《番客篇》（1909）中对南洋华侨巧夺豪取、媚上欺下、噬毒爱赌等行径的讽刺已暗含国民性批判的立场，但对他们深受殖民者压迫的海外孤儿境遇的同情冲淡了批判力量。老舍在《小坡的生日》（1929-1930）里对华人的种族沙文主义以及华人社会因区域、方言和利益之间形成的隔膜有所批判，可在幻想不同种族和平共处的童话世界里，自我批判的声音极为隐晦。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在许杰、洪灵菲、马宁等革命作家笔下，南洋华侨社会的迷信、保守、隔膜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但推翻殖民者的黑暗统治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时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司马文森、巴人在南洋叙事中再次凸显“国民性批判”的线索时，依然处在同样的话语情境之中。但在左翼思想和异域经验的交互影响下，他们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开掘了“国民性批判”的深度与广度，并使得南洋情境下的启蒙话语有了新的功用与走向。

司马文森和巴人充分注意到南洋殖民地对于华侨生存状况及心灵结构的特殊影响。在他们笔下，南洋作为重重挤压下的生存困境，集中、放大了中国人原有的劣根性，但在“国民性批判”的视野中，南洋华人却因书写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鞭笞和否定的一群，他们毫无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将异域作为一个逃避各种约束的冒险世界，不择手段地活着，乃至他们显现的某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迷信愚昧、妄自尊大、贿赂骗吹、窝里斗等都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方式与结果。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1949）在种族、婚恋、社党、左右、阶级等多重矛盾中对中国人“你争我斗、一盘散沙”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无论是高高在上的侨领头家还是得过且过的街头混混，都演绎着斗争的生存哲学，以否定他人来保存自我。巴人在《印尼散记》（1941-1948）里也以工笔形式描摹出了一个个可怜可憎的异国游魂。《邻人们》里那个生活腐化、善于投机的柯先生是活跃在坷埠的华侨中间商人的典型。为了生存，他以其敷衍、虚伪、浮夸、做作的热情周旋于各色人等之中，一方面对日人公开示好，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地下反日活动，但他真正信仰的是金钱和利己主义，一有风吹草地，就逃之夭夭了。而另一个山芭里的自耕农则是海外版的阿Q，他本处在生活的最底层，却仍妄自尊大，当家人在异域土地上辛勤劳作时他却“只吃口闲饭，空着手在各处吆喝”“乔张作致”显示自己特别的存在。为了显现自己的威严，常常对比自己更为穷苦的马来人进行呵斥辱骂，“仿佛一个被压迫狂者，无论如何要找比自己低下的对象，作弄一回。”相比作为“恶”的象征的奴隶，另一类南洋华侨是被压迫和被凌辱的一群，他们或因卖猪仔或因避祸逃难来到南洋谋生，无论怎样努力，都过着贫贱的生活；然而作者对他们安于现状、胆小怕事、麻木不仁，迷信愚昧的批判也入木三分。《南洋淘金记》里的天赐叔是都市底层华工的代表，出卖劳力赚到的钱转眼就花得一干二净，失业时寄居在华人会馆里，为华人会党所利用，不免作些嫖赌黑毒的活，过一天算一天地熬到了人之将老。巴人的《任生和他周围的一群》中一群以耕作为生的农民华侨也有着令人胆战心惊的黯淡心灵，如任生的叔父便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华侨孤老的代表。这个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的人，整个人生就是一曲没音无字的歌，活着就是做工、吃饭，抽烟，睡觉。但“这僵干了的，焦黑色的，土拨鼠似的阿叔却有着唯一的生命的希望，那就是即使尸骨是葬在异域，但总得让自己灵魂奔向到自己祖宗的膝下”。于是，他将主人任生的儿子阿方变成了名义上的继子，生前除获得任生一口饭一盅烟以外，便是用他几乎无偿的劳动，来取得死后灵魂的一份享受。这种源远流长的灵魂抚慰术在南洋孤老身上的作用，不觉令人毛骨悚然。最可悲的是，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荒谬，还依借这种心灵的麻醉术在异域存活下来。对这一类不幸做稳了奴隶的人，作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第三类是已经觉醒，决心摆脱自己奴隶命运的新一代。如《南洋淘金记》里的少年章平本怀着淘金美梦来到南洋，但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危机之后，终于舍弃了华侨只求发财的传统思想，走上了反抗和斗争的道路。《印尼散记·从棉兰到蒂加笃罗》一文里第二代移民阿金背负着父辈的痛苦、挫折、希望而成长，但在惨痛现实面前，他已经无法认同父亲默默耕耘、无限忍耐的生活道路，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可见，司马文森和巴人延续着鲁迅对奴隶心态和命运的书写主题，却强化了阶级意识，将南洋华人分成了不觉悟的压迫者、被压迫者以及觉醒中的新人。如果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揭示了华人社会的阶级对立，觉醒的新人则寓示了克服自我局限带领众人摆脱奴隶命运的可能性，阶级意识是其国民性批判得以展开的前提与界限。

司马文森和巴人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国民性批判，在敞开南洋华侨社会的复杂性时，也策略性地解构了华人族群的整体想象，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来重新类分南洋殖民地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得以出现，这样，同属于被压迫者的异族也归属了“我们”的阵营，在此视野下，关于“南洋原住民”的书写有了新的动向。我们知道，在中原意识的投射之下，南洋原住民曾作为原始、野蛮的象征出现在传统及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典籍中，在突出书写者理性位置的同时，也彰显了南洋与中国的某种对抗性。如刘呐鸥和徐志摩笔下出现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南洋原住民形象，常被认为是欲望的投射，是典型的他者想象。但在司马文森和巴人笔下，南洋原住民是患难与共的阶级兄弟，是亲近真实的邻人们，为了使之摆脱被奴役的状态，在表达对其不幸的同情之时，也需对其劣根性严加审视，国民性批判的国际视野于焉生成。司马文森的短篇小说《妖妇》（1943）对南洋原住民的种种文化与心理病症进行了透视：诸如斗鸡习俗里的暴力原则、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巫术文化对个体心灵的摧残、集体犯罪的快感原则等共同构成了吞没弱者的黑暗世界。巴人在《邻人们》、《浮罗巴烟》、《在泗拉巴耶村》等多篇作品里，将对原住民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生活情境的再现与对其身上种种劣根性的批判结合起来：游手好闲的惰性导致田地荒芜、家无余粮；婚姻情感态度的自由与随意造成了无数家庭悲剧；爱慕虚荣、贪图小利让他们因小失大，受尽欺压。

国民性批判面对了原住民文化中的黑暗面，南洋被放在非理性的一端，与黑暗、贫穷、混乱相关联，似乎还在重复处在南洋-中国二元对立视野中的野蛮神话，但是，在两位作家笔下，理性的那一端并不是中国，而是与启蒙目标相连的美好未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际上，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国际阵线大分野的情势之下，面对殖民者，南洋和中国是站在同一战壕里受难的兄弟，带着“难兄难弟”的感情，写南洋也是写中国，批判原住民也是批判自我，在东方共同体的意识中，南洋与现实中国已融为一体。

司马文森和巴人的“国民性批判”，与鲁迅以来的左翼启蒙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它的意义不在于对左翼传统的坚守，而在于借用启蒙话语的资源，建构了新的南洋想象模式——在以阶级意识以基础的国民性批判中，重写南洋的族群、社会与文化结构，呈现国际主义情怀和东方共同体意识。如此，原本根深蒂固的“南洋与中国”的对立性也在叙述中被消解了。

二、启蒙与被启蒙之后：“知识分子在南洋”的新角色

启蒙-被启蒙，知识分子-民众的二元结构是启蒙话语得以确立与展开的基础，但知识分子既可充当开启民智的启蒙者，也可能在革命和战争情境中转化为被启蒙者，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这一变动过程中逐渐弱化。对知识分子从启蒙走向被启蒙的这一转变，现代文学有着丰富的叙述，在呈现这一转变过程的艰难曲折之时，却往往以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实现对国家、人民、革命和主义的臣服为结局。司马文森与巴人的南洋叙事中，应和着“知识分子从启蒙到被启蒙”的时代主题，却强化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知识分子在南洋”有了新的角色定位。

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以侨乡少年章平在前往南洋淘金的船上遇到大学生王彬为起点，又以他和王彬一起回国从事革命运动为终点，显现了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在南洋劳工的觉醒与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小说一开端就设置了一个场景，突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特性与核心位置。在一艘从中国开往南洋的船上，吹着口琴，会说英语的大学生王彬，和一船的淘金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番客们沉溺于赌博、斗殴、喧哗时，他吹出动人的乐曲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当臭泉等老番客表现出对殖民统治者的恐惧与谄媚时，他却敢于和殖民者当面对峙辩驳、争取正当权益，赢得了殖民官员和下层劳工的尊重。正是在王彬的引导下，少年章平最终在南洋走出了淘金迷梦，成长为革命的新生力量。可见，小说中知识分子构成了与传统华侨社会对立的新生力量，他既是知识和理性的象征，又意味着新的生活道路的可能性。但知识分子在以知识理性教育工农的同时，本身又成为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只有通过改造后才能积极投身革命。在《南洋淘金记》中，王彬一方面以启蒙者的姿势出现在工农之间，另一方面又经受了生活的考验，处在被启蒙的境遇之中。来到南洋之后，他本在亲戚的杂货店里做记账的工作，日子过得很轻松，但在目睹了现实的种种问题之后，在工人领袖沈青源的多次游说鼓励下，他放下包袱，积极投入到工人运动中来，成为工人夜校教学的骨干和青年互助会的领导人。

国民性批判的视野设置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观者位置，他承担着唤醒民众，使民众从愚昧黑暗状态中摆脱出来的使命，但在强烈的反思意识中，知识分子又往往对照劳工阶层作出自我批判，不忘记压榨出自己“皮袍下藏着的小来”，从而使自己处在被审视、被批判的被看者位置。如果说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因采用说书人介绍式的叙述而很难深入解剖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到被启蒙者的心路历程的话。那么，巴人的《印尼散记》以第一人称的自叙方式更有利于呈现知识分子角色转换中灵魂世界的复杂性。1941年10月巴人应胡愈之的邀请前往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华侨师范，并为当地报刊杂志写稿。1942年2月在日军入侵新加坡之后，他先后流离辗转于印尼苏门答腊、萨拉巴让一带，其间因逢日军大检举，还蛰居在穷乡僻壤之中以种菜维持生活达数月。《印尼散记》就是这段流亡生活的自叙。其中“我”作为一个处在流亡困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南洋华侨和当地民族生存悲剧和心灵困境作出反思的同时，又敢于逼视、拷问自己的灵魂，显现自己内心的阴暗，最终能够融入到民众之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在《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中，当“我”看到山芭里的侨胞奄奄一息的惨淡生活时，在对他们深表同情之余，我对自己作为掠夺其劳动果实的寄食者的位置开始深感不满：“有谁为那蚯蚓一样伏在土地里，蚯蚓一样耕耘在泥土里，也蚯蚓一样吃着泥土的侨胞说一句话呢？……一种玄学的思想，使我把自己导入人生的大海中；我即使为这蚯蚓似的人们悲悯而苦痛，然而，我们却生活在那些撷取白骨与赤血堆上长着的花朵的英雄们旁边，我们何尝不是一个掠夺者呢？”在自省的过程中，他最终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不坚决地站在这苦痛的被损害者们的一边，伸出铁拳去，打倒一切人类生命的掠夺者；而以徒然的怜悯，给予被损害者些许同情，抚慰他们创伤的心，自己却依然皈附掠夺者以求生存，这种人道主义的实质，不过是掠夺者的变形的说教，用以缓和被损害者们的反抗罢了。——没有中间的路，我自感战栗了。”在《在泗拉巴耶村》中，当我向马达人村长追问马达人的原始习俗和遥远过去时，马达人村长表示抗议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对自己好奇心背后藏着的民族自大的心理进行了批判，并产生了对印尼人民由衷的尊敬：“在我平日同印度尼西亚人接触中，尤其是乡下的劳动人民，他们的私有观念是不深的，占有欲是不强的，这较之我们自己的同胞要磊落多了，爽直多了。我决没有轻视他们的落后，却更敬佩他们公平正直的精神。而听了端·古鲁这一段谈话后，我又更领会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是深入于穷乡僻壤的每一个人的，这将是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

在中国人的海外生存历史中，南洋总是充当着避难、流亡、发财、游玩的中转站，最终是要挥手告别的，知识分子往往稳居着文化南洋的高位，俯瞰着这片寓居之地，但这一过渡空间对中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产生影响吗？知识分子在南洋由启蒙者向被启蒙者的角色转换，正说明了南洋作为现实情境对知识者的深刻影响，也显现了盘踞于传统文人内心的中原优越意识得以消失的深层原因。太平洋战争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真正走进了南洋这片广袤的土地，得以纠正自己的偏见。如果说《南洋淘金记》以虚构形式呈现了南洋生活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考验性和重要性，而《印尼散记》则以纪实方式呈现了南洋生活对于知识分子心灵成长的重要性。和巴人一样历经了流亡岁月的沈九兹在其回忆录中说：“回忆战前在新加坡的岁月，好像是在一个小中国里，到了苏西，才使我真正认识到了南洋的一部分。在印尼文中，窥知了一些印尼的历史、民族性和他们的风俗人情。这些，假使是住在新加坡，是不能去了解的。”1944年，陈残云在走出马来亚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这样写道：“现在总算回到祖国了，追念过去的奴隶生活，回首仍在地狱中受难的二百五十万同胞，不禁潸然泪下，只有做过奴隶的人，才知道奴隶的悲惨与痛苦，务望讲空话的先生们，不要把苦难的侨胞，抛得太远！”是生活和体验让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与姿势，融入到了南洋世界，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对话。

在中国作家笔下，随着中原中心主义的意识逐渐消隐，对南洋这片渗透了自己汗水和泪水的土地，有了由衷的故乡之情，异乡也变成了我乡，对其创作和人生的影响变得深刻而弥久。就这两位作家而言，司马文森1920年代在南洋的血泪童工生活，不但影响着他生活道路的选择，也左右其创作内容和风格的形成，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洋依然是司马文森的文学故乡，是他反复书写的主题。而巴人在经受着“文革”非人折磨之时，仍以研究和书写印度尼西亚历史为己任，写出了百万言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与《印度尼西亚近代史》，遗言中提出要将骨灰撒向大海，流向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南洋群岛。更值得赏叹的是，这种对南洋土地的眷念之情，已经上升为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向往。巴人在《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中所写：“我仿佛在腐烂的泥土的气息中，闻到印尼农人身上的汗臭；闻到几十年前我在乡下时娘拿米粉浆过的衣服上的气味；我们仿佛在工作中跟这土地微语，脑海中展开了故乡的土地，山林，小溪，鸟道，村庄——一切熟悉的形貌，而我似乎又把这一切记忆，在告诉这脚下的印尼的土地。一种诗样的感情和有韵律的句子，在我脑子里响出声音来了。”将南洋和故乡、母亲、土地联系在一起，不是生活又是什么能让作家对这片土地如此魂牵梦绕呢？

从文化南洋、居高临下的外在姿势，到接受启蒙、努力融入的认同态度，知识分子在南洋的角色转化，仍处在以鲁迅《一件小事》为代表的自省反思传统之中，也与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文学主题相关，但它凸显了异域经验对作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改造。当知识分子身处异域困境、作为被压迫者的一员共同对抗殖民者时，异域就成为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好场域。南洋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道路和角色改换的影响，在司马文森和巴人之外，老舍、郁达夫的转变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三、新传统的起始：启蒙视野中的南洋华侨华人史叙事

在现代文学史上，司马文森和巴人的文学创作都归属于左翼启蒙文学传统。在相关研究中，其南洋题材的作品虽被提及，但多以南洋色彩或南洋风情一笔带过，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准确定位。倘若将之放在华侨华人历史书写的传统之中，其意义和位置反而被凸显出来。

在由晚清文人建构的带有现代性意味的华侨华人历史书写传统中，启蒙话语一直是主导的话语模式。黄遵宪诗歌《番客篇》中简略的华侨发迹史叙述已暗含着文化南洋的思路，而梁启超在带有虚构性的历史传记《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则是自觉开拓了歌颂型、英雄型的华侨华人历史叙述模式，带着文化南洋、拓殖南洋的豪情逸志。但梁的历史叙事是在急需“强国保种”的窘困现实中，为重建民族伟力精神而寻找历史依据和精神资源的建构行为，由此提出的“殖民南洋论”陷入了将南洋他者化的泥潭，容易引发歧义。而后有不少作家都在游记、散文、小说中书写南洋，其中一些作家也萌生过书写华侨华人史的冲动，如1920年代的许杰、1930年代的老舍，但终因体验不够、资料不足等实际问题不了了之。时至20世纪40-50年代，以司马文森和巴人为代表的一批现代作家，已经拥有更为丰富的南洋在场经验，对文化南洋的中原心态有所反思，当他们回望南洋、重写南洋时，便不知不觉与梁启超式的颂歌型南洋华侨英雄史分离开来，以更为生活化、体验化的方式留下了书写南洋华侨华人史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之所以与“国民性”书写融合，有三个原因，一是缘于直接的文学影响，他们一个高举鲁迅的为人生的旗帜，一个是鲁迅的私淑弟子，受到鲁迅式“国民性批判”立场的深刻影响。二是表现对象本身的特点，南洋殖民地的黑暗腐朽，人性的异变与堕落，正是国民性批判展开的场域。三则是“由于国民性着眼的是民族整体素质和民族的文化形态，比较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国民性批判所秉持的文化尺度，具有更普遍和宏观的视野，文学作品往往能够突破‘国民性’命题的局限而对具体环境中的普遍人性进行深刻的揭示。”这对他们深入呈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独特生存处境是有利的。因此，当他们试图建构有深度和温度的南洋华侨华人生活史时，“国民性批判”就成为他们借用的资源与方法。

不过，司马文森和巴人将启蒙话语挪用于南洋这一空间之时，他们表现出了可贵的修正意识，这种修正意识不仅体现在其叙述手法与异域题材的自觉融合，也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对启蒙前辈的修正与超越。鲁迅的启蒙话语虽然是他们的直接资源，但他们的南洋观却超越了鲁迅。鲁迅有关南洋的点滴思考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如对菲律宾诗人黎萨尔的肯定和关注体现鲁迅对同是被压迫国家民族的同情与支持，显现出了世界主义的倾向；但其南洋观的负面性也是存在的。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中提到鲁迅作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对香港的隔膜和偏见，可以沿用在鲁迅对南洋的理解和定位之上。在著名的《两地书》中，鲁迅提到南洋及和南洋联系密切的厦门大学时，总不免将之与经济和金钱等同，形容厦门大学时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这些都说明鲁迅是在中心与边缘的二元思维中来定位南国边陲，折射出国人有关南洋的刻板印象。特别是有关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与南洋归来的校长林文庆的冲突，不但反映出他的中原意识，更反映他对南洋问题的隔膜和冷漠。本来，身处南洋殖民地之中，土生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是对抗殖民统治，建构民族自我意识的合理性文化行为，但尊孔尊儒的南洋归侨林文庆在鲁迅笔下显然是一个可笑而顽固的封建分子，是一个可能被启蒙知识分子耻笑和涂抹的丑角。司马文森和巴人对于南洋华侨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处境有更深的体验和理解，自不会产生鲁迅式的隔膜与冷漠，相反，他们自觉作为南洋华侨华人的代言人，用文学作品为之保留了一部鲜活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的历史。正因为，他们的南洋叙事虽然与许杰等作家的革命话语有着相似的批判立场和革命激情，却开拓了人性和心灵的深度，与前者印象式、概念化的报告文学书写拉开了距离。他们的南洋叙事在情感结构上虽然与田汉等人的浪漫话语有些接近、表现出亲和的态度，却比浪漫话语有着更为深刻和清晰的现实感受，更关注“人在南洋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困境”，基本祛除了风景视野和猎奇心态。

杨惠芬在提及中国启蒙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关系时认为，尽管从根本上说，中国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都与西方话语有直接关系。但更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作家对西方话语的接受，究竟是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观念的妥协，还是在本土舆论无法触动现实时权且借用以作工具的策略考虑？”她的观点是这不是妥协，而是策略。同样，当司马文森和巴人等作家挪用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对南洋加以叙述和想象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有居高临下的中原心态。一方面，作家在不断修正已有的启蒙话语模式以符合南洋的现实语境；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南洋和中国并不是他者和自我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难以分割相互渗透的整体。显然，这样的南洋观不是理性推演的结果，而是受到生活和经验的影响。生活的力量远胜于知识和理性，任何创作的独创性都在于作者情感结构的渗透，正是凭借童年时代的磨炼以及流亡岁月的融入，司马文森和巴人成为了融入南洋程度较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当年老舍无法完成的南洋华人的生活史，在巴人和司马文森笔下得以铺展渲染得丰富多彩，中国立场的负面性影响在写作中也微弱了许多。

司马文森和巴人等人在启蒙视野中形成的华侨华人历史叙事模式和观念对后来的创作有重要影响，可谓一个新传统的起始。这些新质包括“对海外华人精神创伤、心灵史的关注，知识分子中心意识，流亡与放逐意识以及历史修正意识等”，这些在后起的南洋华侨华人史叙事中被不断重复或强化。1947年开始创作、1960年出版的新加坡作家苗秀的长篇小说《火浪》可归属于这一历史叙事谱系。这一部有关华人南洋抗日历史的文学作品，与各种历史著作和官方叙述中的抗战史相比，突出的是精神抗争的历史，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修正意识。如苗秀自己所言“决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还要刻画出那贯穿历史事变中间的整个精神世界的汹涌波澜。”这部小说除了反映在时代风潮中普通人的精神困境之外，还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虽然在充满商业气息的南洋华人社会中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扮演过主角，但苗秀却将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中心和英雄人物加以表现。对此，陈实认为这是苗秀受到鲁迅、茅盾和郁达夫等现代作家影响的结果；但我认为，苗秀与司马文森、巴人等人的南洋历史叙事之间的联系更为明显。1980年代，印尼华侨作家黄东平的大型华侨历史小说《侨歌三步曲》中，在具体叙事、人物、结构等方面都与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相似，同样强化了“知识分子在南洋”的启蒙叙事格局。黄东平的《侨歌》中的第一部《七洲洋外》以大学生徐群乘船前往南洋为起点，逐渐展现在知识分子引导下的南洋华侨社会的反殖反封的斗争历史。而表达方式和风格层面，黄则延续了巴人倾向于精神探索的那种情感激烈的写作风格。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出版的杜埃的《热带惊涛录》、陈残云的《风雨太平洋》等长篇小说，对南洋华侨华人的抗战史的书写，也与司马文森、巴人一脉相承。80后作家张悦然在她有关南洋的历史小说《誓鸟》中，以情爱编织了一个探寻南洋华人历史的悠长梦境，凸显的依然是司马文森和巴人式的“放逐与自我放逐”之悲情。2009年我国央视大型的南洋史诗剧《下南洋》以“知识分子前往南洋指引下层劳工组织罢工起义，与当地民族友好相处，共同反抗殖民统治”作为叙事线索，再次呼应了《南洋淘金记》华侨史叙事模式。

如此，司马文森和巴人的南洋叙事，可视为启蒙视野下的华侨华人历史叙事的新起点，一个与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传统有交接却衍生了新的脉络和价值的起点。

四、小 结

司马文森与巴人基于启蒙视野而形成的南洋叙事，对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既有追随与挪用，也有根据异域经验进行了修正与改写，其南洋观接近晚清以来的巅峰，其叙事模式深刻影响后来的文学创作，开启了华侨华人历史叙事的新起点。不妨将这种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重生、衍变过程，称之为回旋。回旋是对关联与运动性的重视、强调影响的迂回路线、强调继承和流变的交织；它意味着异域经验的融入、往往不会使文学创作骤然远离原有传统，而是在传统与新的创作旨趣融合中，显现新的发展路径之可能性。这一类作品的价值难以在原有传统中得到准确评价，需要从异域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视野出发重新定位。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对现代作家异域叙事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异域经验为文学创作带来的新题材与新内容，而应深入分析异域经验融入文学创作的具体方式，以把握异之于文学的微妙影响。对司马文森和巴人南洋叙事的意义探寻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的创作未必有太高的艺术成就。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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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72（2015）06-0009-08

2015-01-31

颜 敏（1977—），女，湖南涟源人，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主要从事跨文化与海外华人诗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究暨史料整理》（批准号：13CZW080）；

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现代中国作家的南洋叙事》（批准号：2014WTSCX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