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陈纸/著

不错，蒋春花是我，我就是蒋春花。不过，我是不是蒋春花，蒋春花是不是我，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原告与被告来说，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他们只在乎能不能赢，对方能不能输，他们才不在乎坐在民事审判庭上的那位庭长是男是女，是叫蒋春花还是叫蒋冬花呢。

作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申诉状。申诉状的内容各种各样，对于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倒也不觉得奇怪。生活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底下暗流涌动，每一颗人心都积郁着不满和不公平，普通的脸庞下可能都蕴藏着不平凡的经历，这种经历很可能化成一种不同常人的情绪，或者跟常人一比，情绪愈演愈烈，无处发泄。于是，他们像洪水、像风景、像炮弹，在一张张申诉状上肆意泛滥。他们条理清晰，他们理由充分，他们六月飞雪，他们迫不及待，他们巧舌如簧，有的还字字滴泪句句泣血。我都司空见惯了，我应该做的，就是要从容应对。从容应对，与其说是心态，莫如说是手段与方法。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时候，我也疲惫到了极点，甚至有点慌乱迷离。

凡事莫过于此。我的手段与方法百分之九十九是法律与法规。但法律法规再如何熟稔于心，甚至倒背如流，也有束手无策之时，报刊电影电视里所说的“择日宣判”，有时包含着复杂的无奈。有时，我一拿到申诉状就已经有点惶惶然了，我想象着，原告与被告，于法，于情，于理，孰对孰错。有时，法、情、理交织在一起，互为逻辑，又互为矛盾——生活就是如此，没有哪一个案子的审判能让原告与被告都满意，没有哪一个公开审理的案子不在社会上掀起波澜。

此刻，在我面前，有五份申诉状，他们竟然来自同一所中学，我猜想申诉人都是学生（我从他们的口气中依稀能读得出来，我也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同时起草的申诉状。如果是，那就像机关枪，他们给我的子弹就是“扫射”，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自然是连锁性的。这五位原告的情绪肯定是在积郁后达到了高度一致，经过商量后，他们就像排队登上大巴的乘客，人数一到齐，便同时命令司机：开车！大巴载着满腔的愤懑与怨气，呼啸而来。

五份申诉状同时到达，不知这算不算个案，不知这种事情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我翻开这五份申诉状，心情感到从未有过的复杂。我的头脑“嗡嗡”作响，整个的，好像被一群硕大的马蜂包围，我知道，它们随时会俯冲下来，每只马蜂都会狠狠地蜇我一下。果然，写到末尾，申诉状里，一字字，一针针，既让我头痛欲裂，又让我心潮汹涌。

第一份申诉状

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错误，就像我觉得母亲与父亲在一起是一个错误一样。如果那时有我，如果那时我懂事，我会坚定阻止母亲与父亲在一起的。母亲曾无数次地问过我：“我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地丑？丑得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不愿意看我第二眼？”尽管我是她女儿，尽管我知晓她希望我如何如何回答，尽管我也知晓她是如何如何地爱我，平时如何如何地对我好，但我仍不敢说我母亲“漂亮”，就连“好看”“还可以”也没有说过。我只好对她说：“如果你脾气不那么坏，如果你的脾气再好一点，别人就看你顺眼啦。”母亲一听，马上高高扬起她消瘦如尖刀的巴掌，竖立着，劈到我的头上。

我不敢，也不敢说母亲丑，但是，我见她满是粉刺的脸每天铁板一块，我相信天底下的男人都不愿意见她那张脸。母亲说：“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以为我以前是这样吗？还不是你父亲把我气成了这样？你该死的父亲，在你刚生下来时，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以为我不知道，他那点破事我了如指掌。我就要跟他闹，我天天跟他闹，我要跟他没完没了。既然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连家都懒得进，那我干脆跟他闹到底，我要让他永远别进这个家门，这个家、这套房子就属于我们母女俩，他有本事跟这女人过，就别回来。我没工夫洗脸洗澡，我不化妆不买新衣服不打扮自己，我化妆给谁看？我打扮给谁看？我长得丑，没人欣赏我，连女儿都嫌弃我。那好，干脆，我连工作也不要了，我要全心全意跟他闹。我也不想跟他离婚，我也明白，像我这种长相的女人，一离婚，可能下辈子也就完了。我不能便宜你父亲，我要他天天看着我讨厌，天天听到我的声音讨厌，我要让他恶心，吃不下饭；我要让他睡不着觉，做噩梦；我要让他想甩也甩不掉我，我就是一坨屎，一坨紧紧粘在他脚底的狗屎！”

听了母亲的那些话，我都觉得恶心，莫名地恶心。每次看到母亲捶胸顿足、披头散发的样子，我又对她产生了同情，无限地同情。我知道，母亲生下我不容易，她生活中，除了与父亲吵架，就是哺育我。记忆中，母亲的乳房一直是干瘪的，即使是在哺乳期。她对父亲的情感干涸也反映在她的身体上。或许，她的内心从来就没有滋润、丰沛过，也许她从未品尝过男人的丰沛的滋润。听母亲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到处托人去给我买奶粉，但她从不敢在本市买，更不敢在就近的超市买，而是左拐右拐，托人从香港、从台湾，甚至是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买。母亲还说，我不但坦然地吮吸着这些奶粉，有时还会觉得过多，恶心地吐出来。往往这时，母亲便会瞪着她那双熊猫似的、带着黑眼圈的大眼睛，咧着厚厚的嘴唇，露出两排黄黄的牙齿，哭号着，而我，反倒被她的哭声吓得不敢吱声。

我仿佛成了罪人，一个不懂得珍惜、暴殄天物、不识好歹的罪人。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我一边不领母亲的这份情，一边又觉得母亲可怜。但我拿父亲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很想对父亲说点什么，甚至也想像母亲那样，把他骂一顿，或者揪打他的头发，但我见不到父亲，他很少回家，特别是自从母亲跟他闹了之后，他几乎不回家了。

有一次，我见母亲从菜市一回到家，便扑倒在沙发上号啕大哭。她足足哭了十几分钟，她丝毫不理会我在大厅里做作业，她突然站起来，冲到我跟前，歪着粗粗的脖子，斜着纸片一样的身子，一只手戳着窗外，歇斯底里地对我说：“你父亲已经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了？他就在隔壁小区养了一个小老婆，还背着我们生了一个崽，他真的不要脸到了什么程度！”母亲捶胸顿足。我知道，这回，她的忍受已经到了极致，接下来，她要做任何事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我像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我甚至觉得，此时，母亲与父亲一样，有点让人生厌，我正在做作业，你打扰我干吗？你们大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和字眼，为什么要让我知道？为什么要在我面前大声地说出来？你骂父亲，没有必要让我听见，好像我就是父亲，你完完全全把我当成父亲，在我面前撒气，瞧你那种神情，像要把我吃掉一样，你有本事当面跟他闹去。或者，在菜市场就把父亲和他那个女子，还有，他们生下的小孩骂一通、打一通，只要不是当着我的面，不让我知道，你怎么做都不关我的事。而现在，你这样在我面前一骂，我作业做不了，心也很烦乱，接下来，我什么都做不了，晚上还睡不着，明天上课都没心思。

母亲见我把头扭向一边，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她的哭声更大了，叫得也更大声了：“哎呀我白养你了，早知今日，当初把你丢在便池里淹死算了。”

母亲的话让我很伤心，也让我很愤怒，我干脆放下笔与课本，跑进房间。母亲追了进来，把房门反锁。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胸中像被一点点抽去空气的皮囊，愈来愈板结，愈来愈僵硬，愈来愈沉重。我往后退了两步，我后仰着身子，我惊恐地看着母亲，看着眼前这头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狮子。

母亲突然拉住我的手，眼泪像挣脱了绳索的野兔，奔涌而出。我从未见母亲流这么多泪，她的泪水好像两三秒钟就把整张脸打湿了，平时干涩的、暗黑的粉刺，此时因泪水也变成了一颗颗鲜艳欲滴的草莓。她的眼泪冲刷着眼影，“泥沙俱下”，像老煤矿下了一场大暴雨，就连她突起的颧骨也染成了灰黑色。母亲的手越抓越紧，眼泪越流越多，她以前大多是号，是喊，是骂，很少像今天这么淋漓尽致地哭。母亲的眼泪滴到了她的手背上，顺着手背往下流，把我的手都打湿了。我的手一湿，我的眼睛也湿了。母亲说：“我那么爱你，你也这么对我……”母亲抹下眼泪，问，“我们离了，你跟他还是跟我？”

母亲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要问我一个这样的问题？这样千万父母重复过的一个问题，轮到要我回答，我该如何回答？如果非要让我回答，我只能说：“为什么要让一个错误陷入另外两个错误之中？”所以，我向法官大人郑重申诉：父母为什么要生下我？他们生下我，是不是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要求法庭惩罚他们的错误，判决给我精神损失费，并还我安静、自由的灵魂……

第二份申诉状

敬爱的法官大人，当你收到这份申诉状时，我父亲一定在郊区的香蕉地园里施肥，而我的母亲，一定在单位值班。你一定会感到奇怪，认为我的母亲找了一个农村的蕉农，我想你是理解错了。我父亲是从谭城城市管理局的一个副科长任上辞职后到市郊去承包香蕉地的。也许，在父亲大人看来，做一个蕉农，承包两三百亩香蕉地，雇上十几个人，奋斗一两年，便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下半辈子便可以坐享其成了。而对于我而言，父亲从“城管”变为“蕉农”，不仅意味着身份的变迁，更意味着工作地点的变迁。

其实，我懒得说他，我长到现在十三四岁，他也没想过，他的工作转变，对于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母亲的想法代表了他的心声：“我们大人拼命挣钱，挣更多的钱，还不是为了你能够更好地读书、更好地生活？”

你听，好像父亲不辞职去做蕉农，我就不能“更好地读书、更好地生活”似的。父亲糊涂，父亲“守财奴”也就罢了，关键还摊上个母亲。从某种程度上讲，父亲的辞职，包含了更多母亲的意思。从记事起，母亲与父亲的每一次吵架，好像都与钱有关。母亲要不是嫌父亲的工资低，埋怨物价高，就是怀疑父亲藏有私房钱。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他们商量要花多少万块钱，不让我做地段生，而是要进另外一所他们认为好的学校。

我的每一次劝架都能成功地引火烧身，他们刚才还在用枪口顶着彼此的肚皮，一听到我说话，不管什么话，哪怕一句，哪怕一个字，或者哪怕一个字都不说，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反应，比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轻地“哼”一声，两眼紧闭朝着天花板，他们都会将枪口一致调转，对准我。他们继续刚才的兴致，甚至更浓，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像说相声似的数落着我。特别是母亲，她的话语絮絮叨叨，像绵长秋雨；她的话语密密匝匝，一板一眼，听起来似乎句句在理。听多了，我便听出了窍门，我抓住一两个关键词，抓住一个主旨，听了一两句，后面的懒得听了。因为他们每次说的意思都一样，他们每次说完，都累得趴在沙发上，不想动弹。最多，我能再听到母亲唉声叹气两下，接着说：什么都要花钱啦，钱不够用啦，挣钱辛苦啦，最近红包少了啦，学校伙食太贵啦，成绩退了要不要打点一下老师啦………这些“啦”句无序、无意地，以或一或二或三句地出现。

哦，对了，我母亲是名记者。我不敢说记者是这个社会的“无冕之王”，我只要母亲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份值得尊敬的职业就够了。我从小就为我母亲的这个职业感到荣光。在学校，我有时会趁课余时间，带几个同学，“无意”地冲进收发室，翻开刚送来的几份报纸，“不小心”在报上发现母亲新鲜而香喷的名字，指给他们看，然后说：“这是我母亲。”

母亲的名字总是与这座城市里各种各样的演出、各种各样的展览、各种各样的晚会、各种各样的文艺研讨会，形形色色的文化名人、形形色色的演员明星联系在一起。看着同学们“啧啧”“哇哇”的样子，我为与这个伟大而耀眼的名字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而骄傲不已。我觉得因为母亲的职业，特别是因为母亲是位文化记者，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了一位有文化的学生。——尽管在家里，我只会听到母亲偶尔津津乐道地聊些八卦，而且，从不见她捧一本书读过，我仍这么觉得。

现在的母亲，常常说：“记者只是一个饭碗而已，看到那些影视歌星，唱一首歌，演一部戏，就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地数钱，我们记者算什么？他们与我们一样，谈什么文化？谈什么艺术？还不是为了买一幢别墅，存一大笔钱，下辈子不用干活，或者能孝敬父母，生活得更好？”

现在的母亲，她的话，让我开始对她的职业产生了怀疑。不过，久而久之，我从母亲的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发现她做个记者，的确与在中山路摆个烧烤摊没有什么不同。特别是随着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她跑不动了，强烈要求做个夜班编辑后，她的生活节奏与休息时间，基本上等同于中山路上的那些烧烤摊摊主了。

做了值班编辑的母亲每天晚出晚归，第二天早上却要跟着我早起，在我上学的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开煤气灶，煮鸡蛋，温牛奶，热面包。那时的确很早很早，小区里一般算蛮安静的。如果没有母亲唠叨的话，会更安静。母亲说的话随着锅盖的起起落落而开开合合：“你以为我愿意叫他辞职呀他不辞职去种香蕉至少能替我送你上学，我们这样两头苦犯傻呀？让你父亲从单位辞职去郊区承包香蕉园还不是为了你吗？不多挣点钱以后你上了大学怎么办？上了大学找不到好工作怎么办？有工作工资低买不起房子怎么办？买了房子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结婚生了小孩怎么办？……”

我接嘴说：“现在，父亲不在城里，每天早上你送我去学校，你的身体顶得住吗？”我的话好像催化剂，把母亲的情绪催得鼓鼓囊囊的：“所以呀，我多么不容易呀，晚上要上夜班，早上还要送你上学，你不好好读书，你如果成绩不好，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你父亲在香蕉园的帐篷里被蚊虫叮咬吗……”

本来我还想继续引用下去，只是，敬爱的法官大人，我想你早就不耐烦了，那好，我可不想做我母亲那样的人。我只想申明，现在，我家有两套房子，我们住着父亲单位的这一套，另一套出租。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据我对父母收入的了解，哪怕父亲做协管员，基本生活完全能得到保障。我不明白，当初父母为什么非要花四五万块钱，把我送到这所中学来，难道就因为这里是全市的名校吗？进这所学校也就罢了，还要送三四千块钱，让我进重点班。重点班汇聚了全市各城区的尖子生，我一智力平平者，任凭怎样努力，也只能在全班中下游徘徊，这极大地挫伤了我的学习自信心。虽然，我知道父母是爱我的，他们的辛苦是为我好，但我却不快乐。我不想他们辛苦，我也不想因为他们的辛苦，使我心里背上沉重的包袱。在此，我强烈申诉，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谴责父母的“唯金钱论”，我并且恳请法官大人，判决我父亲回到我身边，判决父母把我转到地段的学校去就读。

第三份申诉状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母亲念的是什么。其实，母亲以前不念这个，她整天念的都是父亲的好，念着父亲的帅气，念着父亲的体贴，念着父亲的勤劳。更多的时候，母亲是在父亲出门的时候念，出远门的时候念，出远门远行的时候念。

父亲一出差，母亲就显得手足无措。在家里，她拿这个也不是，摸那个也不是，干这个也不熟，做那个也不顺手。家里所有的物件似乎都慌乱了起来，特别是在厨房里，母亲把那些东西拨弄得叮叮当当，嘴里还一刻不停地响，她的每一句话都点到父亲的身上，她时常说：如果父亲在家，她就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操心了。父亲一出差，母亲就没有了手没有了脚，走不动做不了了。

以前，我觉得很幸福，为父亲的无怨无悔而幸福，为母亲的感恩戴德而幸福。母亲也像我一样感到幸福，我不止一次地听她说：“嫁给了你父亲，嫁给那么好的男人，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母亲周围的人都说她：“能嫁给你父亲，嫁给那么好的男人，是她上辈子积下的德。”母亲听了，脸颊发红，她的神情，连我这个做女儿的都心生嫉妒。

童年的时光里，我就是在这种母亲对父亲的赞美声中度过的。我觉得父亲配得上母亲所有的赞美，母亲也毫不吝啬给父亲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辞。很难想象，母亲没有这个值得赞美的人她会怎样。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象，我还来不及想象，母亲那个滔滔不绝地赞美的人，竟然倒在了一次出差的车轮之下。

所有的赞美因失去了对象，变成了阴暗角落蓬勃生长的霉菌，它们生机盎然，慢慢沉入泛着光泽的瓦缸深处，封口，不见天日。最早，母亲痛不欲生；接着，歇斯底里；之后，不能自拔；末了，是寂静成灰。

母亲的无言无语也传导到我身上。有时，她偶尔对着我，说上几句话，仔细一听，也不是在说我，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别人听的。她的目光散乱，四处游移；她的手脚局促，漫无目的地晃悠。她的魂魄找不到目的，她的眼里，连我都丢失了，甚至把整个家都丢了。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有一天，母亲踉踉跄跄，把我带到名树博览园。她对那些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名贵树木充眼不看，只是径直踱到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前，很突兀的，她滔滔不绝地念了起来。

记得当时风狂日烈，母亲的一头秀发肆意飞扬。但她的脸上，满是肃穆。我感到一阵阵陌生浓浓地袭来。我见惯了母亲神采飞扬的脸，这时，我觉得母亲的心离我远去了。母亲仰着头，那棵肥大而慈祥的菩提树，将母亲的心携带走了。

菩提树上，巴掌大的叶子“啪啪”作响。母亲一直仰着头，闭着眼，一动不动。她置身边十一岁的女儿于不顾，她松了抓住我的手，兀自沉浸在她的世界里，再也拉不回来。

父亲走后，母亲不得不天天面对厨房。母亲只做青菜，盘盘都是素，碗碗都是青菜。起初，我可以原谅她，因为以前父亲在的时候她进厨房，也是做青菜，相对于荤菜，素菜更容易做。后来，渐渐的，我发现错了。有一天，母亲对我说：“此后，我吃素，我不做荤菜了。”记得当时我哭了，我哭着说：“你吃素，不能让我跟着你受罪。”母亲平静地看着我，说：“吃素怎么是受罪呢？”我愣愣地看着母亲消瘦而苍白的脸，足足有四五分钟，我放下筷子，比她更平静地止住了泪，说：“那我去跟奶奶过了。”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拎着一只书包，简单地收拾了一些属于我的物件，离开了家，那个曾因赞美而活蹦乱跳、温暖如春的家，那个曾经有父亲的家，那个现在只有母亲的家。临走时，我的耳畔全是：“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菩提萨埵婆耶……”梵音阵阵，但愿它能抚静母亲的心灵，伴她安然入眠……

记不得从哪本书上读到，说人经过了“古灵精怪”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人”，即刚开始时，人是很古典的，有古风、古韵之美。接着，是“灵人”，人有了灵气，聪明，懂得灵活变通之术。再就是“精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交易时，知道精打细算，人也更加精明强悍。现在则是“怪人”，经常见一年纪轻轻者，手脖佩珠挂玉，言语一副老成持重模样。今天说这个人是“先进”，第二天就进了监狱；这个人今天十恶不赦，第二天就成了慈善家；这个人今天还大鱼大肉，第二天就言必称素；这个人今天晚上还在歌舞纵乐，听说第二天就遁入了佛门……眼前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我承认，我也有些看不清母亲，但我相信母亲这样，自有其原因。

此后，关于母亲成了“怪人”的传闻，不时传到耳里。奶奶说：“你母亲在家里请到了观音，设了坛，点了香，每天香烟缭绕。”奶奶还说，“在青秀山的观音禅寺见到了你母亲，她一个人，站在大雄宝殿前，看着殿前那棵菩提树发呆。”末了，奶奶叹了口气，对我说，“你去看看她吧，她又瘦了很多……”

我在奶奶家的电视里看到了母亲，穿着红马甲的母亲换了副模样，她笑脸吟吟，做起了志愿者，在中秋夜刚过去的公园草地上拾垃圾，她对着摄像机淡淡地说：“请大家讲文明，不要乱扔垃圾。”记者问她：“你愿意坚持做下去吗？”母亲又淡淡地说：“再过几个月就是春节了，我要和爱心QQ群里的伙伴去社区送爱心年货……”

我这才恍然大悟，是啊，中秋刚过，我的生日在中秋节她都忘了。半年多了，母亲都没来看过我，却想着别人，说要去社区送爱心年货。敬爱的法官大人，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我要向你申诉，我不是申诉母亲的无能、自私与失责，而是希望法官大人判决母亲，也请她给我一点关心与爱……

第四份申诉状

我决意要离开母亲。我倚窗看着母亲花枝招展、兴味盎然地打开轿车车门，我决意这么做。此时已是华灯初上，夜色阑珊。

不得不承认，我母亲很漂亮，她的漂亮不飘不浮、不卑不亢，我想这是由于她那份工作造成的。母亲在省商务厅的某处室有她一张办公桌，从很小时，母亲的形象都是与她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她的话一说出来，涉及的人和事，大得连这座城市都装不下，而要涉及整个省，或者外延到北京，甚至全中国；涉及的金额，让父亲自卑得都插不上话。

母亲不谈工作时，总是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父亲在厨房与客厅里忙忙碌碌。母亲想帮忙，但是，往往屁股还没移动，便被父亲一句“累了就坐着别动”，而被重新推到沙发上。实际上，母亲坐在家里沙发上的时间，跟坐在饭桌边的时间一样多，她两三天都难得在家吃一餐饭。吃一餐饭也是匆匆忙忙、心不在焉的。

各种各样的电话，总是堂而皇之、时时刻刻把母亲叫唤出门。每每这时，满脸倦意的母亲立马神采飞扬，乐此不疲。

有时，父亲说：“晚上到了家，就下班了，能不能不出去？何况，也就是唱唱歌、喝喝茶……”母亲正眼都不看父亲，边打扮边随口说：“唱歌喝茶就是工作，很多业务就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谈成的。”每每这时，我总能看到父亲无奈的眼神，看着母亲昂首走出家门。

在这个家中，看上去互不干涉，但我与父亲的生活轨迹，在母亲的眼中若有若无；母亲的生活轨迹看似很少与我们交叉或碰撞，但她的光环把整个家庭都笼罩了。不知不觉，我与父亲越绑越紧，可能不仅仅是在学习与生活上，都是他打理的吧？我与父亲，两位男性，越来越退缩在家庭角落里，完全被母亲掩盖了。但看上去，我们乐得平静，安于淡然。

有几次，母亲也将她的热忱席卷到家里，她手上时不时有去香港、泰国、马来西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如法国、英国的旅游套票，但母亲神采飞扬地邀请我们去，却在这个家里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我奇怪我自己，为何也像父亲一样无动于衷。

有几次，母亲也拉着我与父亲去了卡拉OK厅和茶楼玩。看着母亲如鱼得水一样，父亲终于抵不住困意，拉着我要一起回家。我看得出，母亲感到深深的失望。母亲一边向客人道歉，一边出门要开车送我们回家。父亲无力地摆摆手，拉着我径直离开。

印象最深的一次，母亲拉我去打高尔夫球。到了那里才知道，是某银行组织的一个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数不清的各种轿车，数不清的各种豪华点心，但打高尔夫的少年屈指可数。

母亲说：“都是在银行里存了上百万元的客户才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夏令营的。”看着母亲熟稔地与周围的人打着招呼，看着她秀颀婀娜的身姿游弋在众人当中，我感到非常自豪又担心。母亲看出我的神态，她嫣然一笑，把我拉到一对父女面前，介绍说：“李总，这是我公子，请多关照。”那个唤作“李总”的男人颔首示意，说：“刘处好！我家宝贝。”之后，他对我微微一笑，把他身旁的少女轻轻往我面前一推，说，“以后还请公子指教。”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打高尔夫球，而且是与一位与我同龄的翩翩少女一起打。我感到既怪异又好奇，还非常激动。我太想在女生面前表现自己了，却弄巧成拙，差点将脚指头交付给茵茵草地了。

母亲一边花枝乱颤地笑，一边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要领。她柔弱白皙的双手放在我的手上，对我说：“在女生面前，不要慌乱，不要太造作，要淡定自信。”那一刻，阳光温暖，天好蓝，风好柔，我使出平生气力，那颗高尔夫球，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坠落在远处的湖中……

那次经历后，连续几个星期，我都消退不了内心隐隐的兴奋和激动。我这才知道，我是多么渴望有某种感觉来刺激我的心地。只可惜，母亲像个若即若离的天使，又回归到了她匆匆忙忙的生活轨迹。迫于无奈，我又要适应与学校、与父亲在一起的节奏与感觉。

接下来，注定要发生点什么。有一天，深夜回家的母亲打不开家门，我把它看成是父亲“误关了门”，但母亲脸色开始阴沉，我看见父亲的脸上也是乌云密布。

我感受到要出大事了。以后，在晚上一点钟之后，家门被父亲准时反锁了。每次都清醒到那时候，就听到父亲的脚步堂皇而坚毅。母亲每次回家都打电话给我，叫我开门。几次之后，她不再打了，她不回家了。

我知道无法挽回了。

我记得，父亲与母亲都问过我：“你愿意跟谁？”我的回答让父母亲呆若木鸡。父亲最早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离去。母亲则流着泪水，惊喜地将我紧紧拥在怀里。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可能潜意识里，我想再给母亲一次机会。

可母亲的“机会”需要坚强的儿子给吗？她的“机会”已强大到只需她自己把握，而且她不必在乎别人的感受。

离婚后的母亲依然我行我素，像挣脱了线的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了。

母亲比以前更能干了，也比以前显得更年轻漂亮了。她难得回一次家，见到她，她总是对我说：“你妈拼命挣钱，还不是为了你嘛！”

可是……

如今，母亲与父亲已离婚三年多。听说父亲已再婚了，而且，刚刚有了一个小宝宝。我决意要离开母亲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尊敬的法官大人，您能为我想个好主意吗？……

第五份申诉状

亲爱的蒋春花同志，当您拆开这份申诉状时，我猜想，您之前肯定没有时间留意信封。是的，这份申诉状是专门写给您的，估计此刻您会感到惊讶。

昨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了“十大孝心人物”颁奖文艺晚会，当您走上台接受证书与鲜花时，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很奇怪内心是这种感受。我也不知道我是应更加恨您，还是该向您表示祝贺。不过，应该肯定的是，您脱下制服、换上一身碎花长裙，真的很美很美，我甚至觉得，整个舞台上，你是最美丽最耀眼的一颗星星。

亲爱的蒋春花同志，您一定不知道吧，我还有一百天就要中考啦。您有多久没检查我的作业啦？您有多久没问询我的复习情况啦？我知道，您放心父亲，您嘱托父亲既要当爹又要当妈地关心我，我也很理解您，我内心很幸福很满足。可我总是贪心不足，总是小肚鸡肠。我总是无端地羡慕，甚至嫉妒外婆，她怎么生出了您这么一个好女儿呀？我这样问时，也像是问我自己，往往我心里有些不好意思。

记得您对我说，十七年前，外婆不小心从二楼阳台摔下来，造成了下半身截瘫。自从我懂事起，没有一天晚上，我是和您睡在一起的，您都是和您的母亲睡在一起的。您要给外婆翻身、擦身、按摩，每隔一两个小时，要背她起来小便。

十七年，我先是想问：我是从哪得来的？接着，我想问：您是怎么过来的？当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总分不清，您是从单位回来的，还是从外婆家回来的。

十七年，那条公交线路上，公交司机换了一个又一个，而您的身影从没换过，从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幸亏往返才一个小时，但仔细算算，17年，有多少个小时，占了您人生的多少部分啊。而我，在您的人生中，又占多少部分呢？

亲爱的蒋春花同志，您应该庆幸，找到了一个好丈夫，我也庆幸有一个好父亲。父亲不愧是军人出身，做事麻利爽快，为人重感情讲义气。十七年来，他对您照顾外婆从无怨言，很多时候，他一起帮忙，把外婆当成自己的母亲。

我知道，亲爱的蒋春花同志，您是一位十分好强的女子。在单位，您工作出色，从一名普通的法官，到如今的民事审判庭第一庭庭长，报纸、电视里常常宣传您的事迹，说您“秉公执法、任劳任怨，无一冤假错案，群众满意，人民放心”。可我问您：“假如女儿对您有不满意，有怨言，您如何对自己做出‘判决’呢？”

我知道，您可能又是对我采取“哄”的手段，然后一扭头，毫不犹豫奔向外婆家。连七十七岁的外婆也看不下去啊。她无数次地推着您，要您多花点心思在女儿身上，可您怎么说？您说：“是母亲给了我生命，而且，母亲越来越老啦。”您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我还看见，束手无策的外公在旁听得泪如雨下。

亲爱的蒋春花同志，亲爱的母亲啊，其实，我多么想到这座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去玩玩去看看。有一次，您有一个到别的城市开会的机会，时值暑假，我想搭顺风车，到那里去玩。可您却放心不下外婆，把她背进了您的私家车，并且拉上外公，说外婆需要外公陪着。您说：“我在外面三四天，我放心不下母亲，她没有我睡不着……”难道，不捎上我，我好受吗？难道没有您，我就睡得着吗？

现在，您获得了全省“十大孝心人物”称号，我们家的亲戚都在谈论我们家，我的同学都在谈论我们家。他们瞪着各种神情的眼睛，他们说着各种内容的话语。亲爱的蒋春花同志，您现在成了展示在公众面前的“活体标本”啦。可您，不管是面对家人还是法庭，依然是那种惯常的微笑，难道您就不会笑累吗？连外公都看累了，外公拍着胸口，跺着双脚，带着哭腔对您说：“春花啊，是你爸没用，把儿女拖累啦。”您连忙把外公拉到外屋。这时，您罕见地收起了笑脸，严肃地对外公说：“爸，以后再也不能这么说，会让妈伤心的。”亲爱的蒋春花同志，您知道同学们是怎么议论我的吗？他们说：难怪，我们还以为你爸妈离了，你是单亲家庭呢……

亲爱的蒋春花同志，读到这里，您以为我向您申诉，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吗？我承认，我有这种目的，我甚至觉得，给您写这份申诉状，是增加您的工作负担，您如果可以，大可不必读到这里，或者，您可以嗤笑一声，随手将它丢弃在废纸篓里。但我坚信，您不会那么做，您不是说“要尊重每一份卷宗、每一份诉状、每一个证据”吗？您真的能做到吗？我相信您真的能做到。而且，您一直是这么做的。

那好，现在，您应该认真地对待我这位普通的申诉者，这是对一位庭长的庄严申诉。我——作为民事审判庭第一庭庭长的女儿，向蒋春花同志提请申诉，希望法庭判决：蒋春花的女儿也要照顾她的外婆，因为她有为母亲蒋春花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

五份申诉状看完了，我既头痛欲裂，又心潮汹涌。我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些小子和丫头！”我还想骂句什么，我捶了三四下额头，觉得骂错了对象。那么，我该骂谁呢？我该骂些什么呢？我该不该骂呢？

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么多年来，我判案的依据大多是法律与法规，而事实是，很多申诉要的不是法律与法规上的说法，有的甚至什么也不要，只要给他们一个发泄或倾诉的出口或路径。

我还没想好，五份申诉状，需要动用多少法律和法规的条条款款，我来不及细想，我要想的是，他们的申诉究竟有多少代表性，究竟代表了多少人的心声。我觉得尽快开庭，在所难免。

我认真地算了算，大致安排了开庭的时间。但我心里还是堵得慌，我想了想，给女儿拨通了电话：“我是你‘亲爱的蒋春花同志’。”

“知道，什么事啊？”

“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开庭的日期。”

“真好。您看出来了？那是我们班几位同学写后同时寄给您的。”

“到时，你们会到庭吗？”

“到时，你会站在哪方立场来判决？”

“不相信你妈？我是谁呀，我是蒋春花呀。不过，我是不是蒋春花，蒋春花是不是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

足足有十三四秒钟，电话那头的女儿，用低沉的声音问：“妈，您说，我们，还有你们，会好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