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

湖北境内的赤壁因三国时的赤壁大战而闻名，引历代文人前往凭吊，多有怀古抒情诗词面世。其中唐朝杜牧的七绝《赤壁》是学界共认的上乘佳作：“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而宋朝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广为人知、脍炙人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众所周知，赤壁大战奠定了后来的三国鼎足局面，从而在史书里占有一席之地，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又因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成为中国兵法史上的著名战例;特别是在东汉末年那个多事之秋，涌现的各路英雄豪杰云集赤壁，更为这场大战增添了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色彩;加之这场战役在出奇制胜中落下帷幕，更使赤壁大战成了经久不衰的文字素材与津津乐道的坊间谈资。但，不管是付诸文字，还是民间传说，东吴主帅周郎总是风流倜傥“领尽风骚”，诸葛孔明的“神机妙算”，曹孟德数十万大军的狂妄自负，双方其他将领谋士的各显身手，东风骤起火烧战船的惊心动魄——都绘声绘色地成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都喜欢看到的故事。每个人都像杜牧、苏东坡一样，都想在“赤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自己的雄心壮志。苏东坡以他那惯有的大手笔，抒发了多么豪放又多么复杂的思想情感，唯其这种豪情、这种怀才不遇的复杂心绪，才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的同情与赞赏，才在中国文人的心灵里引起了强烈共鸣。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开场就非同凡响：大江的气势，历史的苍茫，风流人物的顶天立地，构成了让终生以“修、齐、治、平”为志精的中国文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世界，谁不想在这个世界里一展身手，建功立业？开篇的亮点是“风流人物”占据了千古历史的制高点。可以看出，在苏轼的笔下，道不尽的，是其对“风流人物”的倾心向往与热情讴歌。即便在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历史关头，苏词仍有“小乔初嫁了”泛起“英雄美人”的动人情致，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什么比“英雄美人”更让人浮想联翩？还有什么比美人更能映衬英雄的威武雄壮？一句“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把一个将国家命运与百姓生死系于“背水一战”的统帅，美化成了胸有成竹的人间战神。不是吗？几十万大军的生死对战，在这位指挥若定的潇洒周郎的“谈笑间”，轻而易举地“樯橹灰飞烟灭”了。这样千钧一发中的淡定，让人不可思议，让人怀疑实际生活中是否可能？——这样的淡定大概只能出于苏词的浪漫想象。实际上，苏轼对风流人物情有独钟的“浪漫想像”，与历代文人每遇“风流人物”便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都同出一辙、一脉相承——在有着同种文化意识的中国文人的笔下，竟会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风云变幻的历史、吏治腐败的社会、盗匪四起的乱世、生死煎熬的命运、生灵涂炭的战争，以及那些人为造成的社会灾难，都在文人的“浮想联翩”中反转变化为一种可资利用的素材，从而塑造了各类“风流人物”光彩照人的形象——其实这是一种病态文化意识：苦难中的人不去深究苦难的原因，却在荒谬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赞美苦难，赞美造成苦难的人。《念奴娇·赤壁怀古》虽有气贯长虹、情满乾坤的豪迈，然而豪迈之余，还是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与失望：火烧赤壁的恐怖与惨烈，几十万人顷刻间葬身鱼腹;大战后出现的六十年“三国争衡、兵连祸结”的乱世;以及周郎那不足为训的“侥幸取胜”，都烟消云散在作者倾情打造的“千古风流人物”光芒四射的风采里了。苏轼在赤壁凭吊怀古中赞美“风流人物”的情怀，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崇拜、英雄史观心理的蓬勃展现，这是一种中国文人普遍拥有的文化意识。

虽然杜牧也在赤壁凭吊怀古，但是当年的赤壁大战在杜牧的“思古之幽情”中没有引发作者慷慨激昂的情绪，没有别人在这个古战场上面对赤壁大江顿生的蓬勃豪情。《赤壁》开场就是一种平淡的叙述：江边出土的一块折断了的锈蚀斑斑的兵器，使作者想到了当年的赤壁鏖战。这样的低调咏叹，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那豪气冲天的吟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难看出，一般人眼中波澜壮阔的赤壁大战，在杜牧平静的思绪中，不过是中国历史上见多了的战争厮杀，有什么可精神振奋的？后人不吝笔墨歌咏的“风流人物”周郎，也在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中黯然失色;东吴的大获全胜，不过是意外的东风相助，这样的侥幸取胜是不足为训的，有什么可值得赞颂的？特别是末句“铜雀春深锁二乔”，以精妙的艺术构思涵有的辛辣讽刺，将读者引向深邃的历史反省与无尽的理性思考中。于是，中国文人浓墨重彩的赤壁大战与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在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中变得平淡无奇了。

杜牧写《赤壁》时，正值“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际。所以，历代学者解析《赤壁》时，都指出了作者的这种精神隐痛与才干自负如何影响了《赤壁》的创作：“杜牧精于兵法，此时似有不足周郎处”，“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国家不保”，杜牧“之所以这样写，恐怕用意还是在于自负知兵，借诗一吐胸中抑郁不平之气”。这些说法不无道理，却失之肤浅，并未发现一句看似平常的“东风不与周郎便”，才是这首七绝含英咀华的魅力所在。

读《赤壁》应该注意到：作者在“风流人物”面前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冷静——中国文人由于受各种情结缠绕，这种理性现象极其少见，对“风流人物”的批判意识，却是这首七绝与众不同的思想亮点。唯其有了这种批判意识，作者才可能发出了“东风不与周郎便”这一石破天惊的声音。

“东风不与周郎便”不是心血来潮中的“兴之所至”，它是作者深入思考的结果，体现了一种有悖传统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有着历久弥新的意义：

如果没有“东风”，这场战争的结局将会改观，胜败双方将会易位：即曹操胜了，东吴败了，“东风”在杜牧眼中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

决定三国鼎足局面的关键是“东风”，而不是大家都认为的周郎等“风流人物”。这个结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直被中国文人崇奉不疑的英雄史观是站不住脚的——“风流人物”情结虽不能说是荒谬的，却是一种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文化意识，英雄史观一种是有悖历史事实的价值理念。

“东风”是从哪里来的？是诸葛亮这样的“风流人物”借来的吗？显然不是。“东风”是谁也无法左右的自然现象，这种人类无法左右、却能决定社会格局、影响历史走向的偶然现象，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历史社会中。然而这种偶然性却被笃信英雄史观的人们长期忽视了。

当代哲学家李泽厚说，慈禧早死十年、晚死十年，中国的现代史都不是后来的模样：早死十年，光绪变法就成功了;晚死十年，君主立宪就成功了。然而慈禧在1908年去世了，这是个偶然现象。

法国大革命是国王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临时召开三级会议引发的，如果没有三级会议，就不可能出现群情激愤的“网球场宣誓”，也就不可能爆发大革命。召开三级会议是临时决定的，是个偶然现象。恰恰是这个偶然现象改写了法兰西的历史。

统治俄国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垮台的。“二月革命”是——圣彼得堡的市民因为面包短缺而走上街头酿成群体性骚乱，无人组织、无人领导的革命在群众骚乱中突然爆发。如果没有这场骚乱便不会有“二月革命”，沙皇统治也不会垮台。但“二月革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偶然现象。

偶然性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一类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赘。应该指出的是，偶然性事件不仅改写了历史，也改变了身在其中的人物的命运。由此推而广之可以发现，人类面对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无可奈何，都是人生道路上有着太多无法预料也无法改变的偶然因素影响的结果。

“东风不与周郎便”在“风流人物”情结密布的中国文化天地里，不啻为空谷足音。然而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竟不足以撼醒沉睡得太久的中国文人——杜牧后二百多年的大诗人苏轼，不是仍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咏叹自身难解的“千古风流人物”情结？且满怀深情地美化“风流人物”的形象，神化“风流人物”的能量。实际上苏轼以降的中国文人，一直无人能从“东风不与周郎便”那里受到启发、获取灵感，从而摆脱英雄史观的精神束缚，不能回到历史的真实中。面对这样的先知先觉，我们在羞愧不已中献上一份迟到的敬仰后，还应该做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