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

在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中，有一个雅普岛。二战之前，那里的原住民世世代代使用石头作为货币，取名为“斐”。“斐”大多修整成轮子状态，中间有一圆孔，便于人们交易时，用木棍插入其中，抬来抬去。由于石头的同质性，其价值的大小，也就取决于石头的大小。显然，大石头用来交易时，移动是困难的。居民们便只是心里记住它的所有者变化，并不实际移动石头，就可以完成交易。有趣的是，一户富裕人家说是自己在本岛之外较远的他岛上，有巨大的“斐”，尽管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因有人证实，也被承认其价值的真实存在。

可以想象，那里的生活，应当就是“世外桃源”的那种。居民们认石头为货币，肯定它的价值，是看到了石头的耐久性，寄托了人们对价值追求的恒久要求。一种价值能够恒久在时间上延续下去，那就是价值无限的别名。而那位富人巨石“斐”仅仅的观念存在，更是开拓了岛上货币价值的无限性，因为可以超过本岛能够见到的石头量来计算“斐”。这就有了一种更加无边的空间，人们大可以开启想象的机能，将外岛的“斐”认定得更多。那些生生不息的雅普人，就在这样价值的无限追求中，一代又一代地继续着生命的轨迹，书写了岛民真实又惬意的生活史。

雅普人的“斐”，其实就是现代货币的原始形态。在眼前的世界里，取代石头作为货币的，不过就是黄金（各国仍然将黄金作为货币储备）;而那位大户人家在外岛的观念上的“巨石”，也不过就是我们时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纸币、银行存款或电子货币数字——纯粹的观念上的价值代表形式，而不是实物商品、服务等真实价值物本身。掀去披在我们身上的现代服饰，将五颜六色、眼花缭乱甚至于光怪陆离的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简化，我们也不过就是那雅普岛上的居民。

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史，变幻了的，一直就是躯壳、形式，生活方式的内在核心还是如雅普岛上的“斐”石一般根性仍然。现代人，个人或是家庭抑或是由个体人或家庭单位组织而成的更大社会组织如国家等，仅从经济角度看，哪个存在体又不在追求更多的价值呢？如果没有天然或历史条件的限制，哪个又会自动地在经济价值的有限处停步呢？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非常要紧的。不论是土著的雅普人，还是现代的“雅普人”，当价值追求已经显现出某种边界，从而可能出现追求目标的有限时，所有的雅普人就要自我地创造出某种无限的价值来了。雅普岛上的“斐”究竟有限，岛民自然要到岛外寻找新的石头。然而，雅普岛之外巨石“斐”的存在有多少，甚至于存在与不存在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有了岛民无限的价值观念扩展空间。设想某一天，就是岛外的“斐”也都找光了，雅普人还会由陆地扩展到海洋，由海洋扩展到天空，由实物延伸到想象，去创造无限价值目标来追逐。

这也就是当今的现实。现代的雅普人们，已经将地球上的黄金储量探明清楚了，哪天也可能将其全部开采出来，那个有限的黄金追求目标便终结了。但是，关于经济价值的追求并不会因为黄金的全部面世而终结。现代纸币、存款货币和电子数据货币的创造，已经大大地超越了黄金的自然数量边界，开启了一个无限的经济价值的空间。相应地，现代社会创设了所谓金融市场类追求平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以及如今说不清、道不明多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让个人、家庭、社会组织都可以通过如此的市场设置，追逐无以终结的经济价值数量。

一个颇具意味的结论由此生成，人类不只是要追求无限的价值，还会自我地创设出那个无限的价值目标来，并同时创设出追求无限价值的行进路径。这显然是人对无限价值追求逻辑的一部分——当某个追求的目标显现出有限边界时，人的生命必定会展开另一种机能，突破边界去开启新的无限空间，创造新的无限目标。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拜菩萨的，是我们自己;立菩萨的，还是我们自己。

说到立个“菩萨”，我们的思维就会自然而然地掠过三个板块：物质的可触摸世界、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灵魂天空。这个“菩萨”所立在的板块不同，显示出不同的无限价值追求的层级或等次。或者说，不同板块里的“菩萨”具有依次升腾的“无限性”：可触摸世界里的目标，只是“有限的无限性”;人的精神世界里的追求，才是真正的“无限性”;而灵魂天空里的向往，则是“无限的无限性”或说“绝对的无限性”。

从这个视角来看，那种精神世界里的“菩萨”对于个体的生命是重要的;对于整体生命，或者说对于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体人类社会更为重要。人类社会整体，如果具有某种共同的精神世界里的美好向往和信仰外化出来，就将不是对立、冲突和战争，只会是安宁、互助与和谐。

灵魂天空里的“菩萨”却没有那种相对于现实世界缺陷而来的无限完善性或是完美性，而只有精神世界里自身的一种绝对完善和纯粹完美。正因为此，这种“菩萨”在精神的世界里也无法形成相对清晰并可固化的精神凝聚或说“意识形态”。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用来对照现实，却无法通过调整现实和改造现实，达到如此的精神转化成现实的构建。换言之，那只是一种纯粹的、无限的精神价值目标设计，或许可以简单地认定，那只是精神世界里极致的幻觉式、想象式描绘。在我们读过的文字和听过的声音里，关于“彼岸”的说法，关于神灵领地的叙述，关于极乐世界的张扬，一言以蔽之，那些关于宗教的信仰，由于绝对地完整、完善和完美，就是如此类的“菩萨”和设定它们的灵魂天空。

例如，西方人的“理想国”或是“乌托邦”，东方人的“桃花源”，甚至有西方人声称在东方世界里找到了的“香格里拉”，都是灵魂天空里设置的“菩萨”，此岸并不存在，也构造不出来。它们仅仅属于精神世界里，走向极端的幻想式建设。

灵魂的天空清晰地模糊着，又模糊地清晰着。人类社会一直将这里的“菩萨”界定为宗教信仰的东西，为彼岸的存在。你可以无限度地想象，却没有办法走近，更没有可能外化。应当说，这个灵魂的天空和天空中的无限价值追求，至今仍然是人类认知的特殊领域，一些人想象着和思考着，一些人批判着和回避着。但不论如何看待这个领域，人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实际上，在人类生命由有限到无限的扩展关联中，这个领域是根本不可缺少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鲜活的生命而言，灵魂天空里的无限价值追逐又有何意义呢？

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今天，总是有个体的生命行进在这样的灵魂追逐里。他们属于现实生活，又鲜明地异于现实生活;他们活在当下，又极度地让自己远离当下，在向往某种精神至极的自由里构建那种终极的绝对完善。在如此的追逐中，现实生活中的物质享受、社会地位、精神愉悦，都不再可能在他们的价值追求序列之中。他们深知，这些“俗世”中的一切价值，不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对自我的精神自由形成制约、妨碍、甚至于阻止个人对于灵魂天空里终极目标的构想。

例如，如果你还有贪图钱财的念头，你的精神深处就会时常为钱财所吸引和掌控，无法自由地去思考。因此，只要是走上了如此灵魂天空价值追逐的个体生命，特别是那些坚定不移者，必定会对于现实中的“俗世价值”予以彻底的批判和丢弃，以免被“俗物”所困住，不得精神自我、自在和自如，也就根本竖立不出灵魂天空里的“菩萨”来。这也就导致出了如此的事实：这些个体生命的“现实生活”，的的确确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苦行僧”式的。

在中国思想传统里，有“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本质说。此说的潜台词是，人性之“恶”是“人之初”后的种种外在存在所带来的，这些存在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的多元外部规定性。在人的后天生活里，正是这些“外来物”吸引、调节甚至于控制了人的生命进程，改变了人性的“本原之善”。

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传统思想，认定人性具有与生俱来的“恶”，这就是所谓的“原罪”之说。与此相呼应，人的生命过程不过就是“赎罪”而已。在那个思想体系和实践生活里，“善”是相对于减少“罪恶”而存在的，信仰者首先要明确的是对自我“罪恶”的认知。之后，便通过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去掉罪而“获救”。很清楚，这种源自于“原罪”的人性思想对“罪”的界定是至关紧要的。否则，信仰者将无所适从。一部《圣经》和其他基督教的文献，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历史过程，不论其分派如何展开，也不论其有多大变化，“定罪”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有趣的是，除了“违背神意”之罪外，涉及到的违背法律、道德和其他社会公认准则的“罪”，都是基于社会历史生活中的标准的。善也好，恶也罢，西方传统思想里的判定标准也离不开社会历史的背景大局。只不过，“违背神意”的“善恶”之分，似乎在一个远离历史和现实的地方留给了我们一份难以把握的神秘。

当“上帝死了”的惊呼出现在西方世界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涌起。关于“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虽然没有评说人性的初始状态，却给出了人的本质是由后天存在来决定的判定，其中自然包括“善恶”的来源和标准问题。而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则明确了人的社会历史属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最为经典的历史观名言。可见，在“善恶”起源和判别标准的问题上，外部存在决定论和社会历史决定论，从来都有相当强势的地位。

综合来看，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体系，都将社会历史的存在，作为了“善恶”的一个来源之地。这一点，反映出了人类思想的某种共性，它并不因为地域之分而有区别。既然“善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那么，所谓的“善恶”标准，当然也就一定会由社会历史的存在来创设了。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们都清楚，此时此地之“善”，彼时彼地就可能不再是“善”，甚至于可能划到“恶”的范围里。“恶”也一样，历史就是它的度量衡。如此的“善恶”标准，无疑是多元的、多变的和相对的。这也就是人们经常为“善恶”问题争论不休的缘由——因为人们所站在的历史位置不同，透过的历史视角不同，选择的历史标准自然就不相同，何人又能辨得清楚社会历史中的“善”和“恶”来服他者？

容易看出，当“善恶”由外部存在和社会历史来决定时，人就是被动的。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历史活动不仅明确或潜在地创设了“善恶”标准，更是规定了言行的边界。一般而言，人的存在不过就是在这些历史标准和边界内的经历而已。当你达到了某种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认可高度，你就是“善”的;相反，当你触及了那“不善”或者“恶”的边界，你就将为那个时代所唾弃。在通常的历史演进里，每个人也都会用历史的标尺进行自我的衡量，择当下之“善”趋进，离众认之“恶”远去。尽管这样的人可以有这等的选择，由于标准和边界的既定性，人并非实质上的主动。对于人的精神而言，则是束缚住了的、不自由的。

如果回到人的主体位置，即回到人作为自然、社会和人自我的主动者位置，从人的精神自由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会有如何的“善恶”理解和标准呢？存在主义的思想告诉我们，你如何信仰，你就如何生活。在这里，人是主动的信仰者，而后才是生活者。问题是，信仰从何而来呢？来自于你所处在的自然、社会环境和你自身的存在状态，那便回到了外部存在决定和社会历史决定论，这里的信仰不过是社会历史存在向人的精神世界的返归，精神还是不自由的。佛学的理论说，心佛即佛，心魔即魔。强调“心”的主导作用，强调人的精神指向。同样的问题是，佛从何来，魔又从何来呢？

俄罗斯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可以说，一生都在探求人的“精神自由”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直接地关联到了宗教和神学，他也的确深入地研究了人类的宗教和神学思想，他的哲学观点被人们划列在“宗教哲学”的范围或是神学思想领域，大有远离社会历史现实的意味。其实，从他早年参加俄罗斯革命，又受到驱逐远离祖国，思考过革命的价值，探求过俄罗斯的未来来看，他的思想更多是关心人的生命和价值追求的，虽然带有深厚的宗教哲学的形式色彩。在我读到他关于“善恶”之题的著述里，“大善”之说、“精神自由”之议、人的生命和价值追求始终是思考的核心。

对于别尔嘉耶夫而言，“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具有某种时代的进步性，却是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贬低了人的存在高度。因为按照这种理解，人始终是被动于存在的，人由此不再具有神圣的创造力，无法完成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精神先于存在”，即人是存在的主人、主宰和主导，而“精神自由”又是人去创造世界、走向“大善”的前提。别尔嘉耶夫并非不清楚，人是社会历史中的动物，根本无法远离社会现实而生存和生活。他讲的“精神自由”，实际上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从人的本质上来看，精神是人的本原性东西，它是自然、自在的，也就是自由的;二是当人类创造出社会历史的存在后，精神不应当被存在所奴役，也可以不被存在所奴役，人能够自我获取或回归精神的本原自由。从后一种理解来看，我们更容易在社会历史生活里认知人的本质和“精神自由”。

正是在人类具有如此的“精神自由”里，那个终极并模糊不清的“大善”，竟然可以被某种有感可见的形态建构出来，这便是我们常常谈论到的“乌托邦”类的理想性或幻想性创设。从古到今的社会历史生活，那些具有高度“精神自由”的人们，不知道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建设了多少的“乌托邦”。更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乌托邦”出现在真实的历史中，新的“乌托邦”的创设也从来就没有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消失过。我们发现，所有的“乌托邦”共有的特点，无一不是针对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缺陷而设计的：去除缺陷便可以塑造精神中极度美好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表明，“乌托邦”一直寄托着人类的一种向往。而且，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缺陷越多，这种向往就越发积极和强烈，相应的“乌托邦”构想就越是完美无缺。

一言以蔽之，“乌托邦”离人类历史社会很远很远，却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很近很近。或者说，人类的精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乌托邦”——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如此，对于个人生命的价值追求也是如此。试想，谁又没有过梦想？谁又仅仅只有有限的梦想？

作为人，作为生命的存在，已经有那么多的光辉思想在启迪我们，我们应当时常提醒自己。人在本质上，精神是自然、自在和自由的;人在生命的过程中，精神也是会受到掣肘的，但本质上的自由基底，你可以主动去拆除外在的樊篱，回归自由的状态。恰恰是人的“精神自由”特别是高度“精神自由”能够带给你足够的“善”。如果人皆如此，那样的社会历史生活就会走向终极的“大善”，“乌托邦”成为现实。而人类精神世界里，不再有也不再需要建造新的“乌托邦”。

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生活在既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里，但我们必定又需要超越既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我们需要“乌托邦”，但“乌托邦”是用来向往的，不是用来实现的;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但我们永远也达不到那种绝对性的“精神自由”。

说到这里，我们颇有几分的无奈。谁都清楚，作为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人，我们并不能够触摸和感知那个终极的“大善”，甚至于无法较为明确地述说。因为此，相关问题的思考者和某些实践者，常常被冠以“虚无主义”而被简单地否定。然而，我们更有多分的信心，从古到今，不仅为众的思想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此的思考和探求;就是普通的民众一旦思考生命的价值和追求，就会关联到有限和无限的问题，就会想到善、恶判别，以及终极的“大善”等。人的生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精神世界的复杂有时解说得了，有时是解说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