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杰

摘 要：孟子的修养学说的理论起点为其心性学说，心性学说主要基于对人性向善的基本判断，围绕人道思诚，人路行义，最终指向仁人仁政。修养学说的核心是尽心知性，内容包括了修和养两方面内容，“修”就是学习、反省；而“养”要养心、养气。这一理论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重要理论指導。

关键词：孟子；修养；人性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219-02

孟子名轲（公元前372—289），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代儒学大师，世称亚圣。孟子思想广博精深，是儒学心学系统的开创者。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起点，以修身和养气为方法途径，以施行仁政为最后归宿的一整套修养学说影响后世两千多年，在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自强不息、好善恶恶的文化心理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一、孟子修养学说的理论起点

孟子身处攻战杀伐、纷纷扰扰战国乱世，亲见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上下交征利，臣弑君、子弑父的种种乱象，痛定思痛后，指出人性向善、人道思诚、人之安宅在施仁、人之正路在行义。

（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认为人性向善就好比水，水没有不往下流的，人性没有不向善的。孟子还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意指水是因势才改变向下的本性，人的为不善也是因势使然，或者也可以称作：“人性向善，其不善者，伪也”，这正好与荀子观点截然相反。孟子讲人性善不是空谈，而是源于对人的行为的观察，孟子举了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来说明：“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这种不忍他人受伤害的恻隐之心是先于个人利害计较的人的天性，这种天性就是仁爱的起点和来源。人还有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现实世界中“仁、义、礼、智”四德的起点和来源，人之有四端就像人之有四肢一样，没有四端，就失去四肢，就是非人。那么，既然人有善端，为何现实中却充满丑恶？孟子以为人性之善端，就好像初生的嫩芽，极其娇弱，只有不断扩充，才能生发出善行。“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以为“诚”是人的天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思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因此与人相处就要时时、处处讲求诚信。孟子讲：“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孟子从自身出发，论述了从待己、事亲、交友、奉上到治民这一系列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其核心就是真诚。孟子以为人与人交往，首先要明善诚身，之后才能悦于亲、信于友、获于上，最后才得治民，而“民可得而治”，可以说是孟子的理想，而“诚”则是达到这一理想的一把钥匙。

（三）“仁，人之安宅也”。“仁”就是人与人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个体的最高道德标准，而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把“仁”作为治国的方针。孟子：“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这里“仁”与“不仁”成为国家兴亡的主要原因。国君好仁，则天下无敌，国兴民安；国君不仁，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国破家亡。

（四）“义，人之正路也”。孟子以为“义”就是人生的正道。何为“义”？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所谓羞恶之心，也就是有羞耻感。孟子：“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也就是说“义”是按照人本性中的固有的羞耻感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义”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取向。因此孟子讲：“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

可见在孟子那里，一切的努力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仁”，而人性向善首先为达“仁”提供了可能性，人道思诚又为达“仁”提供了动力，最后行义为达“仁”提供了实现途径。而这一切还必须有一个主体，那就是人。

二、孟子的修养学说的核心：尽心知性

孟子的修养学说的目的在于实现仁人仁政，而仁政其实就是仁者治国。因此，仁人是首要的。如何成为仁人？需要通过修养来达成，而修养的核心是尽心知性。所谓尽心，就是尽力修养善心。所谓知性，就是要认识到人性向善。只有认识到了人性向善，才能自觉做到以仁待人，正确处理好父子、朋友、君臣之间的关系。而在现实中，要做到“尽心知性”还须做好：学问、反省，这是修的方面；寡欲、养气，这是养的方面。

（一）要求其放心。孟子：“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意思是人生来就有本心，但是本心容易亡失，需要通过学问功夫找回来。因此，学问对于保持扩充本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如何做？孟子主张“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孟子》），即要广泛涉猎，融会贯通，把握精髓。孟子还主张在实践中学：“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孟子看到艰难困苦对于人的修养的积极作用，强调在苦难、困境中学。“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孟子》）把现实的苦难和内心修养结合起来，相互增益，由外而内，由内而为，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

（二）要反求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这里孟子用射箭来比喻在个人修养过程中，如果出现“行仁不得”的情况，是不应该埋怨他人的，而应当反躬自问、反求诸己、反省自我。那么，为何要反省自我呢？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即世间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我都具备，所以只要我反省自己有没有真心对待，如果是真诚的，是符合本心的，就是最大的快乐。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作为个体在修养上的自足，并以此为前提提出修养就是自我反省、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过程，即强调个体的自觉、自律。所以孟子讲：“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

（三）“养心莫善于寡欲”。人虽有善端“四心”，但天赋“四心”太柔弱，很容易迷失，因此会出现“为不善者”。所以要扩充、养护善心。所謂“养心莫善于寡欲”，即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寡欲。欲即欲求、欲望，是由外物对于身体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耳迷于声，目迷于色，口迷于味，身体耽于逸乐，就会使人渐渐迷失善良本性。寡欲就是要限制或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为世间的声色逸乐所诱惑。孟子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在孟子看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追求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总根源。正如孟子在批评梁惠王时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社会急剧变化，礼崩乐坏，传统的道德礼法为功利追求所取代，个人为满足一己私欲，不惜发动战争，造成万千生灵涂炭。孟子提出养心寡欲，正是要人们正确对待欲望，以更好地扩充善端。

（四）“养吾浩然之气”。何为“浩然之气”？孟子讲：“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孟子的“浩然之气”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浩然正气是一种精神，存在人身上，又能充塞天地间，富于感召力和影响力；其次，浩然正气是一种在行正义、走正道时的凛然之气、充盈之气、自信之气；第三，浩然正气需直养，并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孟子其实是要个体在日常的道德实践中逐步去培养一种道德正义感，一种自信自豪、正大光明、无所畏惧的精神，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

孟子生活的社会距今已经2300多年了，社会环境和个人境况差别巨大，难免有过时、不合时势。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孟子的“四大善端”明显带有先验论的性质，反求诸己的方法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但是，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其修养理论而言，更是如此。首先，孟子的修身学说以人的感性心理为基础，从人的内心生发出现实生活的一系列道德标准，就让道德规范找到了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根基。人从事道德活动不再是外在的规范强制的，而是自身的需要，是对自我本性的回归。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道德实践的条件等问题。其次，孟子总结的一整套修养的方法，从学问、反省，再到养心、养气等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是指导个人修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三，在孟子的修养理论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一种独立人格精神，对于指导当今时代中人们超越物质利益羁绊，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避免庸俗化，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

〔3〕夏传才.孟子讲座[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