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梅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现代派”诗歌群体，在中国诗坛掀起一阵现代诗风。对“现代派”的形成，施蛰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施蛰存在担任《现代》杂志主编期间一再强调不愿以杂志作为阵地形成一个具有固定倾向的创作群体，但在刊物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施蛰存仍在无意识地推动“现代派”的形成。施蛰存引同人加入刊物的筹备与诗歌的选编事务，逐渐促成一支具有相同创作倾向的现代诗人群；鼓励并帮助文学青年坚持诗歌创作，促使部分创作者成为“现代派”诗群的代表诗人；编译和创作具有现代风格的诗歌，不遗余力的推崇现代诗等，这一系列实践行为都彰显出施蛰存在“现代派”形成中的助阵之功。

关键词：施蛰存；“现代派”形成；《现代》；无意识帮助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27-02

一、吸引文学同人成为“现代派”代表诗人

施蛰存在早年读书期间，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和趣味，曾与志同道合的同人朋友一起组建社团并出版刊物。在杭州求学期间，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成立文学社团“兰社”，以戴望舒担任主编创办《兰友》旬刊。在上海，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刘呐鸥又成立“璎珞社”，出版以著译为主的刊物《璎珞》。“四.一二”事变之后，施蛰存与戴、杜二人避居在松江，又组织“文学工场”从事著译工作。1928年，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杜衡又创办了“第一线书店”，并推出文艺本月刊《无轨列车》，次年5月，穆时英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施蛰存办刊经验丰富，而与戴望舒等人在文学活动中的志同道合则成为他后期主持《现代》的一大助力。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等人在文学的译介与创作活动上多涉及现代性问题，这为推动“现代派”诗人群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施蛰存1932年3月进入上海现代书局，同年5月创办《现代》杂志。《现代》在草创之初，施蛰存可谓是单枪匹马，孤身上陣。由于刊物的集稿时间十分紧迫，施蛰存便邀请了旧日文学同人一起集稿，分工执笔。小说由穆时英负责审稿编排，杜衡参与文学评论以及部分小说的审稿，戴望舒则负责选编新诗，同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一个创作现代文学作品的群体渐渐形成。施蛰存与戴望舒在最初开展文学活动时就一起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两人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以及创作上有着相同旨趣。戴望舒作为主要的《现代》诗歌选稿人，诗歌的选稿多受其个人诗歌风格与倾向的影响。诗歌发表以后，势必会引起具有相同创作倾向的作者或读者的关注。在《现代》杂志的办刊过程中，创作者对戴望舒和施蛰存诗歌作品的摹仿创作层出不穷，他们对刊物的接受在客观上推动现代诗的发展，进而也推动了一个诗人群的形成。施蛰存也十分关注非同人性群体，但群体同人性仍是其最大特色。除穆时英、杜衡等主要创作现代性小说，推动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之外，戴望舒作为“现代派”代表诗人，在从事《现代》诗歌编撰工作期间客观上引领了现代诗的潮流，促进“现代派”的形成。

二、鼓励文学青年坚持诗歌创作

施蛰存在担任《现代》主编期间，积极提携并鼓励文学青年的诗歌创作，并对他们的创作加以指导。“现代派”的核心诗人戴望舒，代表诗人纪弦、徐迟等文学青年都曾受到施蛰存的提拔与帮助，最终走向文学创作之路。在《现代》办刊期间，曾有一个青年抱着一大卷诗稿到《现代》杂志社要施蛰存给他提出一些批评建议，作为主编的施蛰存热心地接待了他，并认真审阅诗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青年当场对诗歌进行修改，并留下几首给施蛰存。后来这些诗都在《现代》杂志上刊出。这位青年就是后来“现代派”的代表诗人——纪弦。纪弦曾在回忆中说：“我和徐迟等现代派诗人，当初不也都是为施老大所赏识和发现出来的么？”[3]“现代派”代表诗人徐迟也是在施蛰存的提携与鼓励下成长起来的。施蛰存曾就选稿的问题说：“一个编者对于新人的作品，当然应该用掘宝者的心情去处理它。困难的问题是：怎样断定它是不是‘宝。一读就知道它是一个好作品的东西，当然毫无疑问应该立即选用，但也往往有一种作品，本身虽然不够好，但我们可以从这一作品中发现作者有可能写出成功作品的天才。在这一情形之下，我们应该在退还该稿的时候，附一封信给其作者，指出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并鼓励他继续努力。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扼杀一个新人了。”[4]施蛰存的这一番话充分体现一个编者对作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徐迟在年轻的时候曾多次给《现代》杂志投稿，但是每寄出一次便被退回一次。直到在又一次被退回的稿子上面，徐迟发现了一行小字：“不要失望，再寄。蛰存五月四日。”[5]施蛰存一句简单的鼓励，让几经失望的徐迟再度燃起写诗的热情。除了对文学新人的提携之外，施蛰存对创作现代诗的文学青年——戴望舒的帮助更甚，他能够成为中国诗坛“现代派”的核心诗人，离不开施蛰存对他的支持与帮助。施蛰存担任《现代》杂志的主编后，从第一期开始就一直坚持将戴望舒的现代派诗集中推出。施蛰存在《现代》第3卷第4期极力推崇戴望舒的诗：“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6]施蛰存对戴望舒现代诗给予的高度评价让其颇受鼓舞，更加努力进行现代诗创作。而施蛰存也坚持不懈地支持与鞭策戴望舒：“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以致目下的新诗都是模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之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7]施蛰存的话一方面表明戴望舒的诗歌已经在诗坛产生一定影响，说明现代诗已逐渐在诗界传开并被部分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施蛰存对戴望舒及其诗歌的肯定。而《现代》也确实起到“大本营”的作用，以戴望舒为核心的“现代派”诗人群正是在无形中以该杂志为阵地成长起来的。

三、推动“现代派”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在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之前，他就与戴望舒、杜衡等人在文学工厂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其中，施蛰存最重视、最喜欢的工作便是对西方现代派、意象派和象征派诗歌的译介。对西方诗歌的译介直接影响了施蛰存的个人创作。施蛰存的诗歌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译出大量的英美意象派诗歌后，他也自觉地进行了意象主义诗歌创作的尝试，成为中国意象派诗歌创作开拓诗人。在《现代》第1卷第2期，发表了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组诗，紧接着在第3期上以《美国三女流诗钞》为题，译介意象派陶立德尔等女诗人的作品。同时，施蛰存也在《现代》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桥洞》、《祝英台》、《银鱼》等意象抒情诗，大量运用隐喻、晦涩、朦胧等为主要表现手法的现代诗，对“现代派”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在《现代》杂志的新诗选编中不免出现与施蛰存等人诗风相近的诗作，再加上施蛰存等人选编来稿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这势必推动了以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创作风格为主的诗人群体的形成。与“现代派”诗歌的风格特征相比较，《现代》杂志刊发的具有相同倾向与风格的诗作和现代诗相差无异。因此，施蛰存对西方现代主义诗作的译介与创作客观上推动了现代诗派风格的形成。

受施蛰存、戴望舒等人诗歌的影响，《现代》杂志在形式和风格上非常相近，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特征：诗歌不仅在句式段落上不整齐，而且诗句句尾不押韵，诗歌的诗意晦涩难懂。这些特征正好与“新月派”诗讲究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且简单易懂的特征相反。许多读者对现代新诗的诗意疑惑不解，声称《现代》杂志的诗歌像谜一样。曾有一位名叫吴霆锐的读者写信给施蛰存，说自己读了《现代》上的诗感到很失望，还说：“这一类未来派的新诗玄妙——如入五里雾中！……而不得不反对现代的诗。”[8]对现代诗大加质疑。施蛰存把这封信发表在《现代》第3卷第5期的《社中座谈》中，同时针对吴霆锐的疑问一一作出回答，详细说明现代新诗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风格，并在回信中专门提道：“《现代》中的诗，读者觉得不懂，至多是作者的技巧不够，以至晦涩难解，决不是什么形式和内容的問题。但读者如果一定要一读即意尽的诗，或是可以像旧诗那样按照调子高唱的诗，那就非所以语于新诗了。”[9]充分肯定《现代》刊发的新诗。施蛰存的回应发表不久，热衷于探索新诗的青年纷纷写信给施蛰存，想要进一步了解新诗。施蛰存针对读者来信，又在《现代》第4卷第1期的《文艺独白》栏上发表了《又关于本刊中的诗》，对《现代》诗理论作进一步的阐释：“《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10]施蛰存对现代诗的论述不但表明了其对现代诗的支持态度，也让读者逐渐接受“现代派”诗歌。施蛰存对现代诗不遗余力的辩护与推动使现代诗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期形成的“现代派”诗群无疑是现代诗发展的结果。

施蛰存在主观意愿上一直宣称《现代》杂志不会造成任何一种思潮或流派，但是，任何一份杂志在其运营过程中，多少会受编撰者的个人喜好或读者接受喜好的影响，不自觉地选编具有某一种相同风格倾向的作品，最终会出现一个固定的作者群，这也无可厚非。《现代》杂志正是“现代派”的阵地。施蛰存在主持《现代》期间，无论是吸引同人加入杂志编辑队伍，或是鼓励、支持文学青年坚持新诗创作，还是积极译介、创作现代诗，都在客观上对“现代派”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施蛰存虽不承认《现代》与“现代派”形成有关，但其自身言行却对流派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9〕施蛰存.《现代》杂忆[M]//北山散文集（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4〕〔5〕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6〕耿纪永.论施蛰存的欧美现代派诗歌翻译[J].同济大学学报，2011，（4）.

〔7〕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8〕施蛰存.社中谈座[J].现代，1933（5）.

〔10〕施蛰存.文艺独白[J].现代，1933（1）.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