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左翼文艺思想研究

2015-11-12汤原力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10期

关键词：丁玲创作

汤原力

摘要：作家丁玲从30年代登上文坛开始，就一直备受瞩目。她的一生波澜起伏，其文学创作也随着时代思潮而不断演进，左翼文艺思想是其作品的重要属性。本文将左翼文艺思想为视角，研究左翼文艺思想对丁玲文艺观的影响。

关键词：丁玲；创作；左翼文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20-03

一、“左转”：自愿的选择

1927年，刚刚20多岁的丁玲登上了文坛，她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梦珂》，但是真正使丁玲第一次被大家所熟知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茅盾对丁玲这篇小说评价很高：“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①不同于同时代冰心的文学，丁玲笔下的莎菲显然更具有了赤裸裸的真实感，追逐爱情，讨论女性的性心理，莎菲女士的形象是20年代中国女性的一种真实写照。自五四运动时期，真正敢于用如此大胆真实的手法对女性的心理、困境进行深入剖析，丁玲还真是第一人。至于丁玲为何这样写，丁玲所说是因为她将小说作为一种宣泄对社会不满的载体，她说：“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写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挣扎。”②接下来丁玲创作了《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均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用尖锐的笔锋刻画极具真实感的形象。

那时的丁玲还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她只是拥有一种天才般的写作才华和一颗敏感的心，她的生活虽然受到时代激情的荡涤，却还是相对平静的。她身边的朋友多带有“左”倾色彩，但是她依然不愿倾向任何一方，她说：“当我在平民女校时，有人征求过我是否入团，我表示了我的意见：我怕不自由。”③冯雪峰是促使丁玲转向的重要人物。李辉在《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介绍：“在80年代的回忆中，丁玲强调的不是冯雪峰的文学才能对她的吸引，而是他们政治思想上有更多的共鸣：1927年我写完《莎菲日记》后，由王三辛介绍我们认识。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黨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里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④此时的丁玲已经由早期的自由自在，不愿受到束缚，逐渐地想要靠近一种能温暖她的“火光”。

1930年5月，丁玲参加左联。在加入左联之前，丁玲创作了《韦护》这部典型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加入左联之后，她创作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茅盾评论：“如果《韦护》这小说是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那么，继续发表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就是她更有意识地想把握时代。”⑤1931年，丁玲的作品《水》，得到了冯雪峰的高度赞扬，认为丁玲“从个人主义的虚无，走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⑥1931年2月，胡也频遇害，这件事让丁玲受到很大的刺激，她性格中“飞蛾扑火”的一面也显示出来了。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丁玲面对党旗宣誓：“我的生命，我的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⑦

二、文艺与政治之间——规训的痛苦

正当丁玲决定投身革命之时，1933年5月，丁玲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南京幽禁了3年。出狱后，丁玲决心去延安，1936年11月丁玲到达了陕北。丁玲在延安初期快乐的生活，和每一位刚来到延安的激动的文人相似，她曾说来到延安就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激动的丁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她很自然地认为文学就应该担负宣传的责任。同时，在一种军队和战争的环境中，她逐渐认识到要克服个人主义，要融入集体，服从上级等。她在西北战务团时在日记中写道：“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不是一个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⑧而西战团的规约中就有：“一切行动听指挥；对上级应有礼节。”⑨

来到新的环境，丁玲很自觉地进行自我“规训”。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要抛弃个人，要听从集体的意见，她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⑩也就是个人主义。丁玲用的是“监视”一词，一个人自愿地将自己置于监视之下，这种规训是有悖于丁玲的天性的，可见她改变自己的决心。在《忆天山》中她发出感叹：“在集体中受磨练，克服自己……真是不容易的事呵！”11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几天，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谈到瞿秋白无法将自己彻底改变的一种痛苦，她说：“他那种二重生活使他在临死还不免又是申诉。”12丁玲有感于他所过的一种“二重生活”，一种政治生活和作家个人精神生活同时存在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不仅仅是瞿秋白，丁玲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丁玲对延安文艺的状态有她自己的认识，发表于1942年《中国文艺》的《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认为在延安推广着一种盲目的文艺观。她举了一个例子，延安文艺小组中一个孩子的作文，8篇中“6篇都说到无产阶级、八路军、苏联、毛主席，共产党……这几篇短短的作文，孩子应该令人满意的。他的阶级立场坚定……这些都是教员称赞的，说是‘意思好。然而我只看见他思想的贫乏。”13她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句子也许是好的，但我想这绝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14可见丁玲对于文艺中刻板套路的反感以及千人一面的不满。她看见了危机：只要“意思”对，立场坚定，加上一些套话，就是所谓的好文章，丁玲对此是忧虑的。最后丁玲说：“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套了，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15丁玲的呼声不仅仅是针对孩子们的文学教育，也是针对存在于延安的文学中的问题的呼声。她正是如此，主张放胆地写。

丁玲、萧军、罗烽等人在《解放日报》推动了一场“杂文热”。她写的《我们需要杂文》，企图重走鲁迅式杂文针砭时弊、勇于坚持真理的文学之路。她的《“三八节”有感》是一篇很典型“放胆去写”的文章，也是一篇“丁玲味”十足的文章。第一，这篇文章依旧是丁玲最关注的女性问题；第二，笔调辛辣尖锐，很有鲁迅杂文的风范。整风之后，丁玲发现自己离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她进行的自我“规训”还远没有达标。所以在整风之后彻底“卸除甲胄”的丁玲在选材和立场上都按照《讲话》精神的来进行。

三、骄傲与自卑：复杂的“赎罪”心理

建国之后，新的文学体制确立，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占据了中心位置，而来自国统区的作家被迅速边缘化。这种分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很明显，丁玲、周扬等人的发言都是带有指导姿态的，他们将《讲话》的精神传达给所有作家。在体制内，丁玲也是骄傲的，她参加过革命，喝过延河水，还有证明自己文学地位的创作。丁玲的自豪感来自于体制对作家的选择，也来自体制对文学新的衡量标准。所以即使在巴金、老舍这些作家面前，她也有一种参加了革命的优越感。丁玲的骄傲还体现在她内心对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才华的肯定上，不管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丁玲的自我检讨，还是50年代初期，许多作家的“自我否定”，丁玲从来没有否定自己的早期创作，丁玲秘书张凤珠说，丁玲虽然十分信服《讲话》，但是在内心深处她从来没有否定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尽管《莎菲女士日记》等丁玲早期作品都带有浓厚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色彩。丁玲曾经劝说作家曹禺在建国后不要再修改他的话剧《雷雨》，她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历史就是历史。”16可见丁玲对于自己历史的淡定和对文学的自信。

虽然建国初的丁玲地位如日中天，但她一点也敢放松，不断批判各种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文章，这源自于她对于自己曾经有过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自卑，在延安时她说过：“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不可否认的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当我们还没有肯定自己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要脱离本阶级，投身到无产阶级来以前，我们的思想言行是为小资产阶级说话的，养成了本阶级的一种情绪。”17丁玲强迫自己一定要适应新的环境，达到《讲话》的要求，她将这种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当做动力，不断地想要证明自己，于是就形成了丁玲的“赎罪心理”。50年代中期，丁玲被打成右派后，她说过这样一番话：“一年多以来，我是处在一种如何困苦的境地。过去毛主席同我说过：‘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中去看，不是从几年去看。……去年曾很伤心，以为从听过毛主席这话以后曾经努力了的8年，至少可以赎一点过去的错误，谁知却被完全推翻，成了相反的历史。”18丁玲一直想证明自己已经改变两，已经成为改造好了的无产阶级作家，她的内心是带着“赎罪”枷锁的，用自己在文学上的表现赎政治上的罪。

四、解不开的心结：晚年对“叛逆”的坚守

80年代，重新归来的丁玲却给人一种僵化“左”倾的印象，但是丁玲却偏偏要逆潮而行，这是为什么呢？刚刚回来的丁玲带来了两篇作品《杜晚香》和《“牛棚”小品》。在这两个作品中，丁玲更加看重的是《杜晚香》，丁玲将《杜晚香》看做是她重新回到体制中给读者的第一部作品。丁玲将这篇作品的发表看成一个政治意义很重的事。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群众只问这个的名字在报上出现没有，哪里管其他问题，见报后对解决其他问题也有好处。”19丁玲的这篇《杜晚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品，还是她解除封印回到体制的象征，更是丁玲的“表态”。但是，在时过境迁的80年代，在摆脱长期“左”困扰的新时期，丁玲的这部作品却没能在读者中引起共鸣。但是此时的丁玲最在乎的还不是这些，她最在乎的是政治上对她如何定性。所以她坚持要发表《杜晚香》，以此证明自己的立场。《杜晚香》一文中，主人公杜晚香对北大荒的生活充满激情和向往，是一种自愿、愉快的奉献，这不难让读者联想到丁玲在“丁陈案件”之后被贬至北大荒劳动的那段经历。丁玲在80年代出访美国时，有人问起她为什么去北大荒，丁玲回答：“我是为了去体验生活。”20丁玲在无形中将“下放”美化成了一种自愿的选择。从创作选材到细节处理，《杜晚香》没有一处能挑出政治方面的问题，但代价是丁玲一向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质的衰弱。这样的写作思路与当时的“伤痕文学”大相径庭，与当时民众普遍希望清算十年动乱给人们造成的痛苦的心情差距太大。丁玲创作这部作品，目的是使自己重新回到体制内，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她刻意要让人们看到她过“左”的一面，以此洗刷在她身上长期贴着的“右派”标签。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后，邓小平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在1980年丁玲在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讲话《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极力强调文艺与政治是脱不了关系的，丁玲摆出的姿态是与潮流格格不入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丁玲这种逆反潮流的做法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党的一贯拥护者，证明将她打成右派是多么无理。

从踏上文坛，辗转延安，再到建国后从高位跌落，丁玲的一生总是离不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丁玲对党是真挚的，她曾经对她的秘书张凤珠说过：“共产党是她年轻时候经历了很多挫折才找到的，自己的丈夫也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摇理想。”21可见丁玲对于党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丁玲对党真挚的感情和她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现实差距，才是她痛苦的根源，所以她复出时无法融入文学改革的思潮，不能体会民心，失去了在读者中的号召力，这是她一生最后的遗憾。

注释：

①⑤杨桂欣.观察丁玲[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205，206.

②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丁玲.随感四则（四）.丁玲全集（第九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36.

④李辉.沈从文与丁玲[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10.

⑥郜元宝，孙洁.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80.

⑦丁玲.我是人民的儿女.丁玲全集（第八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09.

⑧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丁玲全集（第五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8.

⑨丁玲.第一次大会.丁玲全集（第五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50.

⑩杨桂欣.情爱丁玲：惊世女子骇俗恋[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258.

11丁玲.忆天山.丁玲全集（第五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87.

12丁玲.风雨中忆萧红.丁玲全集（第五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