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长期生存状态探析

摘 要：人类的一半是女人，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女性被迫沦为他者，成为男性的附属。中国古代男性建立了一整套的伦理制度用来约束女性，以维护自己在权力金字塔中的统治地位。“五四”迎来中国历史上的“弑父”时代，女性开始觉醒；新中国的成立更为女性的独立创造了重要的机遇，然而女性却成为了一种空洞能指。女性在追求解放的道路上不断地进行艰难探索，今天女性并没有取得自身的解放，她们再次陷入了集体性镜像囹圄之中。

关键词：女性；囹圄；生存状态；解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78-02

人的生存状态是指人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处的精神和物质状态。它主要包括人权、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精神状态、情感状态等。回顾中国的历史，母系社会中的女性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当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人类进入以男性体力为主的父系时代时。由于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逐渐下降，经济地位日益低下，神圣的“女娲被套上了枷锁，女性开始处于从属地位。

一、封建伦理下女性意识

中国古代的，家庭、社会是依据男性意愿组成和维系的，女性处于社会边缘，远离家庭和社会的权力中心。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女性的活动空间被局限在窄小的范围内。她们的一生扮演着三个主要角色：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个身份都是为男性所设定的，是男人的孩子、男人的妻子、男人的孩子的母亲，却唯独缺失女人自己。父系社会从女性所处的人伦关系来界定女性，将其与性功能角色等同——生育工具。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周易·系辞上》中就提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关系的主调便是：男性是施恩者，女性是受恩者，后者要向前者报恩。因此女性学者谭正壁认为中国古代一切思想的源泉，都来自于《易经》。随后孟子提出“夫妇有别”，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东汉班昭在《女戒》中系统阐述了“三从四德”，从此这样一套制约中国女性几千年的道德伦理枷锁形成，女性成为没有声音的性别。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类是宇宙美的化身，女性美是人类美的最顶峰。但女性美是什么？评判女性美的标准又如何？这是一个需要人类共同探讨的问题。然而男性将对女性美评定的标准牢牢地抓在手里，成为控制女性的一种方式。中国传统审美观对女性有着十分细致的标准，要求女性向规定的体态、气质、性格发展。女性要以“语不得高声，笑不得露齿”、“食不出声，行不露足”等为准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则体现了男性对女性容貌的审美期待，美貌是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永恒追求。传统的审美观认为：“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这就要求女性在性格上柔顺谦恭，在体态上婀娜多姿。当女性的外观被物化为弱柳、青葱时，其任人把玩的意味隐然可见了。“在这种人体取物品之美的转喻中，性欲或两性关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个微妙转变，它不仅表现或象征着一种对女性的欲望，而且借助物象形式摒除了女性自身的欲望，它所表现的与其说是男性的欲望，不如说是男性的欲望权”[1]。女性在不自觉中走进男性设定的物化圈套，将身体置于被玩赏的目光下，从精神与身体上丧失了与男性相抗争的力量，女性把自身权力无偿交给男性。古代以弱为美的畸形审美观念促使了女性缠足恶习的发展，并成为衡量女子美丑的标准之一。钱咏在《履园丛话》中说：“然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小民编户，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一助也。”[2]由于经济上不独立，，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处于从属地位，成为一个寄生于男性世界的附屬阶级。

二、民主旗帜下的女性意识

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标志着两千年的父系统治秩序的谢幕，作为一家之主、一国之君的男性家长形象从政治宝座跌落。科学、民主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女性开始从男性编织的梦中觉醒，追求个性解放，张扬女性意识成为时尚。她们上学接受新式教育，拒绝父母包办的婚姻，大胆的追寻婚姻自由。虽然受“五四”时期民主思想革命的冲击，“包括封建礼教在内的封建纲常礼法并没有根除”[3]。女性虽然渴望新生活，但依然与旧的封建道德藕断丝连，不能逃脱男性社会的桎梏，女性的命运仍然受制于父权。她们争取人生自由的方式过于单一，通常以离家出走的形式进行抗争。对于“五四”时“娜拉们的出走”，鲁迅敏锐觉察到女性将要面临的现实：“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4]犹如鲁迅所言，当激情澎湃的女儿们满怀热血地跨越封建藩篱时，社会各个方面的侵扰便纷至沓来，稍有不慎，便成为新式男子的玩物，将自身解放终结于婚姻家庭之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女性迎来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历史性机遇，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享有相当多的权利。“男女平等”、“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标语随处可见。“铁姑娘”形象成为女性的偶像。然而如波伏娃所说：“只要女人还挣扎着去蜕变成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5]虽然她们的初衷是反性别歧视，但是她们将男性形象的构成因素照搬，变成自己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在模仿中将性别差异消除，反而突显出来。女性放弃自我的性别身份，是对男性传统秩序的认同。实际上由于男女生理构造不同，他们在身体、心理等方面差异很大，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应该正视男女差异，否则只是一种伪平等。由于时代的限制，女性意识只能由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进而销声匿迹。如果说传统的男权文化中所规定的女性特质——柔弱、贤惠、美丽等，是男权统治主体对“女性所指”的偷换与抹杀，那么这时期的女性形象连这样的所指都已丧失，女性成了“男女平等”这一社会虚伪外衣遮掩下的性别存在，女性所指被虚无化、僵硬化。“五四”之后虽然女性拥有了和男人共同辽阔的天空，却丧失了其确认、表达和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力与可能，女性群体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中。

三、当代女性意识的建构与失落

马克思说：“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6]在科学技术与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女性意识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女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教育、政治、医疗等领域中影响日益增强，俨然成为这个社会的半个主人。但是女性是否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经济独立时，女性得到的是解放后的快乐？物质的富裕给女性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精神迷失？女性是否真正走出男性传统的樊篱获得独立？实际上今天女性虽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传统思想对生活在不同层面女性的压迫依旧存在，并且陷入集体性镜像囹圄之中。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并且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在角色的平衡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角色冲突，女性处于各种角色的包围中，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女强人”是当代文化语境中对职业女性角色的戏称，因为激烈的职场更符合男性原始的狩猎本性，能给男人带来竞争的快感。而女人即使闯出一番事业，依然难以摆脱传统所赋予她的“家庭情结”。她们既要学会与男人一样打拼的本领，在上班时与男人一样做事，又得兼顾女性扮演几千年的妻子与母亲的传统角色。她们工作和生活上性别角色的转换与错位，使她们经常陷入内心分裂的状态，不得不在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困境中挣扎。结果她们既没有事业的完全成功，也没有成为一个“好女人”，只能走进现代语境为女性埋下的“弱者”陷阱。当代社会人们对于女性努力的评价是“学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男人才是女人一生幸福的保障。以往，寻找男人由父母代办，现在的女人开始自己寻找“白马王子”，寻找“靠山”成了女性的努力方向。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女性为自己编织了精神罗网，窒息了女性的创造力。由于男性话语的长期浸染，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自愿走进美容院，开始了比缠足、束腹更加摧残身体的美容手术：隆胸、抽脂、整形，伤皮破肤、断骨折筋，在所不惜。过去女人被迫用眼泪和痛苦来矫正自己的身体和行为，而今的女性完全是自愿的。从这个层面来说，自觉美化比被强制美化更加悲哀。在新传媒时代，女性形象标签为“女人=小女人”（听话、顺从、会撒娇），“女人=性工具”（性感、暴露），“女人=商品”（同车子、房子一样，是男人物质上的奋斗目标），而作为“人”的属性却被忽略。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就越容易在男性社会中生存。女性在忙于打扮自己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只是男性为其特制的“魔镜”中的镜像，女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我，陷入镜像的囹圄里，乐在其中不能自拔。

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7]自母系制社会解体后，男性不仅掌控着经济、政治、法律等国家权力，而且还掌握着话语权，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女性尽管为了解放进行不懈努力，女权观念也日益得到彰显，但性别歧视仍然影响着人们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知。女性在经受着多重角色的相互撕裂中，陷入一种进退维谷、难以抉择的困境。男女双方都应承认对方为主体，摒弃控制与依赖的关系相互竞争与尊重，女性才能与男性拥有同一片天空，才有實现平等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

〔2〕（清）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

〔3〕李春林.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33.

〔4〕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52.

〔5〕刘慧英.走出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5.191.

〔6〕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71.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54.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