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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下的东西方文明交流机制研究

2015-11-12胡新梅

关键词:史观

胡新梅

摘 要:自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文明的交流以更多样的方式在发展。马克思曾经这样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改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而每一次的重复,都将其前一次的具体的社会形态,引向了深入发展的里程。”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既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刻意而为,而是在既定的、继承过去的条件下叙写。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文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模式的继承与扩大,因此了解更多的有关较早文明交流的历史,对深入研究今天文明的交流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史观;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和平交流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74-02

一、总体史观与全球史观的兴起

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相关问题,离不开两种史观,即全球史观与总体史观。全球史观从横向角度为我们呈现东西方交流的生动画面;总体史观则从社会、经济、地理等多方面启示我们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深刻意义。

(一)总体史观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传统史观占据历史研究的主导地位,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家恪守“客观主义”。但从今天看来,兰克史学的缺陷是显见的:对史料的拘泥造成了史学的呆板、无趣。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滨逊出版《新史学》一书,他在书中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他指出:“从广义上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一个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情感。”①这种观点立即在史坛引起了轰动。从此,史学观念的革命时代到来。接下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和费弗尔在抨击传统史观的过程中提出“总体史”概念。布洛赫强调:“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②随后,在布洛赫等人的基础上,布罗代尔出版了他的著作《地中海史》,将总体史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全球史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著名学者巴勒克拉夫就主张用全球观点来考察历史,他认为西方史学应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固有思维,跳出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诠释体系。③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全球历史观”,其中较为知名的是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他在其著作《全球通史》中说:“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全球历史观已经成为当代史学家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倾向。

二、和平交流的基本机制

文明交流的模式众多,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小到商人的远途贸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文明交流总体上可分为和平交流与文明冲突两大类,本文限于篇幅,将简述和平交流的基本机制。

(一)在公元前9世纪,欧亚草原地带散居着许多独立的游牧部落,古波斯文献称之为“萨迦人”,希腊称之为“斯基泰人”,中国古籍中则把他们称为“塞人”。④秦穆公时,发起攘夷运动,由此引发的塞人西迁,这为中西文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斯基泰人分布在多瑙河到顿河一带,随着他们的西迁,在欧亚大陆草原上开始形成一条沟通中西方的商路,这条商路被称为“斯基泰贸易之路”。⑤经过斯基泰人的传播,中国的丝绸出现在希腊。沈福伟认为,希腊女神所着衣物的丝质衣料十分明显,人们认为这种衣料绝非野蚕丝织成,而在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并制造丝绸的国家,这种丝料只能从中国贩运而来。

(二)中国和希腊-罗马世界是古代东西方两个比较大的文明地区。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和中国之间就已存在认知。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意即丝国。最早提到“赛里斯”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克泰夏斯。⑥到汉唐时期,中国和希腊—罗马的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三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从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向北出发,越过戈壁沙漠至蒙古高原,越过额尔齐斯河,穿越南西伯利亚草原,向西经过咸海、里海北部,到达黑海沿岸,这条路被称为“欧亚草原之路。第二条道路东起中国的长安,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和敦煌,沿塔里木盆地两侧西行,汇于喀什噶尔,越帕米尔高原后经伊朗高原到达地中海东岸。第三条路线是海上交通线,起点是中国南部,经南海(沿印支半岛)、印度洋经波斯湾或红海到达地中海沿岸。⑦在这三条道路中,我们较为熟悉的是第二条,中国著名的丝绸产品主要从这条路运出,因此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在这三条交通线上,交流主要由三种人进行:一是使节,最为著名是张骞和甘英。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史称“凿空”(开通或探险)。张骞的出使出于汉朝应对匈奴的迫切需要,当时的古路虽已存在,但是汉对西域以及其他外部世界的情况,显然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张骞代表政府出使,带有很强的探险性质。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汉人对这个未知世界有所了解后,探知欲望大增,第二次出使,扩大了出访结果。张骞的出使开启了中国与外界的互动的时代,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时,很多国家也派出使者随同而来,这种交流,加深了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汉人了解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决正。”⑧这种原始史料的记载,不光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西域的风土人情,也让我们像当时的人一样,心生探索欲望。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最远到达安息西界,至此,中国史书中,开始有了新的内容,从《后汉书·西域传》开始,中国官方正史中首次列有《大秦传》。商路开通后,商人便不自觉地发挥起使者的作用。商人所进行的长途贸易,往往是出于利益的需要,但是跨越亚欧大陆的选择显然是冒险的。不过,商人们想出了一个更为保险的方式,即每个国家的商人各自控制一段商路,通过商人之间的货物转手,即使路途遥远,但东西很容易在东西方之间流通。中国商人控制靠东的一段,波斯人控制着中亚到地中海东面的一段,波斯人和罗马在幼发拉底河建有贸易口岸,进行丝绸贸易。这种情况自丝绸之路开通就一直未改变过。⑨由于商人并非政府人员,这种交流具有民间性质,产生了一种与官方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各种民间传说,通过商人之口从世界的一方传到另一方。明代进士陈霆在其作品《两山墨谈》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拂菻国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近海十里许,掘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行近海边。日照金光晃耀,则水银沸滚而来。其势若粘囊,其人即回马疾驰,水印随赶。若行缓,则人马具扑灭也。人马行速,则水银势远力微。遇坑堑而溜积于中。”“拂菻”指拜占庭帝国。⑩这个故事原型见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西方遥远处有一地产锡,其地有一泉,水银喷涌。当地人见水银喷出,达其极点,乃择一绝美少女,使之裸体于水银泉前,水银泉迷少女美色,乃趋前欲拥女;少女急走,彼时数少男执斧近少女,待水银趋近少女,乃挥斧击水银,水银流入坑堑而溜积自固。”11两处记载虽然部分细节存在差异,但其渊源关系很明显,显然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这种记载在古籍中大量存在。由此可见,商人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发挥着非凡的作用。宗教的传播也是首先从民间开始的。《旧唐书·拂菻传》记载拂菻皇宫的情况:“某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至于盛夏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编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知之。观者唯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流,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唐语林》卷四:“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溜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陈体生寒粟,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尤拭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藉,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为万方乘也。”经过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种建筑大致属于一类,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种建筑与景教12徒在中国的活动很有关系。前面说过,基督教具有普世观念,为了获得有利于传教的客观条件,他们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努力与上层官员和贵族保持良好关系。看来在文明交流中,教徒已潜意识地接受了中国的社会制度及文化。

1500年前的交流,虽然不是多么频繁,却孕育了更为广泛的“文明接触时代”,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雏形和世界地理观念。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说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梳理千百年来东西方关系,还原历史真相,在于建构历史体系和历史思维,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机制。

注 释:

①鲁滨逊.新史学[M].商务印书馆,1989.3.

②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

③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3—16.

④林红,王镇富.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4.

⑤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传说[A].中外关系史丛(第一辑)[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⑥刘新成.全球史评论(第五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62.

⑦刘新成.全球史评论(第一辑)[M].商务印书馆,2008.217.

⑧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3169-3173.

⑨⑩刘新成.全球史评论(第一辑)[M].商务印书馆,2008.225, 226.

11L.Boulnois.The Silk Road[M]. London, 1966.162-163.

12景教即聶斯托里教,原为拜占庭帝国境内基督教的支派,即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今叙利亚,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其创始人曾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但由于不承认圣母玛利亚为“神之母”被教会判为异端,驱出教会,死于埃及,后来景教徒出逃至波斯,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贞观年间到达了中国长安。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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