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霞 王临霞

摘 要：无论是从“历时性结构”维度下，还是从“共时性结构”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存在融合与通约的可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选择指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去接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赢获自身的跨越式推进以及实现二者更多的融合与通约。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A8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39-03

一

在我国，最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以介绍并进行研究的当属中国科学院的徐崇温先生。早在1978年，徐先生就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而后在他所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首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他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出来的。它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与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主要表现在‘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1]徐崇温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一种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反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教条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力图在哲学与实践层面重构马克思主义，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与策略的左翼思潮。此时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在意识形态视域下，学术界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呢？下面我们将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为例管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独特构想中，他首先预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愿同意”是实施文化领导权的前提与基础。一个统治秩序的确立与巩固不仅仅在于对暴力集团的运用以及生产资料的绝对垄断，最根本的还是要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自愿的”认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在《狱中札记》中写道：“人们既没有忽视这种‘自发性，更没有鄙视它。相反，人们对它进行教化、引导，并消除不良的外来影响。”[2]并且“这种‘自发性和‘领导觉悟或‘纪律正是被统治阶级真正的政治行动”[2]。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里真正地建立起这种“自发性”，让他们主动地去认同并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文化领导权才能有进一步生发的根基，文化领导权才能获得合理的话语权。其次，在对知识分子的构成与功能进行深刻剖析之后，他将“有机知识分子”视为文化领导权的实施者。“有机知识分子”是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指在社会变动的过程中，那些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与统治集团、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任何在争取统治的集团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做斗争，该集团越是成功的构造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越快捷、越有效”[2]。葛兰西正是要借助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这种强大的“同化与征服”功能，使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传统知识分子”“自愿”认同并接受他们的思想。所以说，“有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用以对抗、战胜资产阶级的强大“战斗堡垒”。再次，在将在西方社会绵延千年并一直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市民社会以一种崭新的视角诠释为上层建筑领域后，葛兰西将这个被其赋予浓厚文化色彩的市民社会视作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实施场所。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市民社会中常见的机构——新闻媒体、学校、公会、教堂等——接受文化知识、伦理道德、思想方式甚至行为方式的影响。而无产阶级正是要在市民社会中最大限度地掌控与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夺取一直为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意识形态阵地，直至最终夺取整个社会的领导权。最后，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葛兰西则将其解释为“阵地战”，只不过这里的“阵地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术语，而是披上了一层政治与文化外衣。借助于“阵地战”的方式，无产阶级既可以有效地避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牺牲，又可以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放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接受并认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以“阵地战”的方式在“市民社会”中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项长久的、缜密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有助于无产阶级工作的开展。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葛兰西在系统地构筑他的文化领导权大厦时，对于用来建构文化领导权大厦的每一份原材料，他都忘记了进行可行性分析——例如资产阶级在遭受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时遭遇的顽强抵抗，甚至动用暴力机关迫害无产阶级，对此，无产阶级是没有足够的抗衡能力的。文化领导权的构想固然美好，但资产阶级不会给予文化领导权生存的空间，文化领导权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只能是个美好的构想。

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我们可以管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本性”：它继承并继续发扬着马克思主义那种本质的、革命的与批判的精神旨趣，将自己的视域聚焦在微观的上层建筑领域中，继续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只不过他们只是在文化精神与哲学领域进行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无法将其真正付诸实践，“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3]。从葛兰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剖析中，我们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充分继承与发扬马克思革命批判精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这种批判的理论旨趣继承的维度上，它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而并非“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

二

排斥或者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缺环”，都会极大破坏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完整性。只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我们才能真正看到，无论是从“历时性结构”来看，还是从“共时性结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可以实现融合与通约的。

从“历时性结构”维度审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与通约：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共同的“论域”，即二者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自身的发展也始终都保持在马克主义逻辑演变的脉络上。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精神的领悟、阐发与运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继续探索与发展。就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而言，葛兰西构想运用意识形态的功能对资产阶级思想阵地展开进攻，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改造、同化对方，最终推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理论构思正是要发挥马克主义的批判功能，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所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秉持了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革命的与批判的精神，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根基与更广的空间，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路径发展。“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将自身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路径之下，在发生学、发展史的意义上进行史学梳理，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思想，努力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而逻辑地将自身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将自身的发展流变过程揭示出来。”[4]就葛兰西而言，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赋予他的宏大课题——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5]作斗争，并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意向加以阐释。事实证明，是葛兰西勇敢地承担并努力地去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任务，所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以历史的态度审视自己，使自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话语方式进行言说。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映射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轨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诞生于不同的历史年代，但二者都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回应着时代的问题与挑战，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从而助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进程。

“共时性结构”维度下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与通约：首先，从实践层面来理解，二者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际国情相结合，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民族的实际而加以鲜活的继承与发展。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加以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精神实质得以更好的生长与传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实践态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以“握手”并进行融合与通约的。葛兰西依据本国国情，在领导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意识形态认同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有机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策略以及实践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精神实质在意大利国情下的具体运用与发展。同样，不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之中，用中华民族特有的厚重历史去涵养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发展。其次，“悬置”二者不同的致思理路与话语方式，我们就能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域”，而不至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的“问题域”时而“失语”。在诸多的共同的“问题域”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现代性问题。由于西方现代化进程要远远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中国出现或者将要出现的许多现代性问题在西方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并不平行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某些现代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在某些质点上做出回答并提供积极有效的经验借鉴。例如在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下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的许多现代性问题，我们都可以回溯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并在其中探求积极有效的经验。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产生更多融合与通约。有的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已有部分对话与交融，但还并未实质性的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接合起来。“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世界视野长期缺失的重要表现和深层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接合中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敞开世界视野，以国际化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多可供借鉴的经验；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能够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完美地展示给“西方马克思主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局限于对批判理论的纯粹阐释，而是更多地进入“政治性实践”，在实践中探寻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道路。

三

在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接续与再释马克思主义，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批判与历史唯物论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貌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歪曲与背离的[4]，所以在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时，首先就是使二者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之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谈论融合与通约的问题。其次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在中国特殊的时空辩证法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想在特殊语境下对不同于西方的“问题域”而出现“失语”的尴尬局面，就必须在选择研究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向，使自身的理论能够接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讨与话语体系上来，并为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支撑与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够向着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与通约迈进一步，而不是就此分道扬镳。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融合与通约的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要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进一步生发的根基就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相结合，毕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终极指向是使“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服务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6]。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7]，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相结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赢获自身的跨越式推进以及实现二者更多的融合与通约。

参考文献：

〔1〕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导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韩秋红，史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价值与局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4）.

〔5〕梁树发.关于深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意见[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8，（9）.

〔6〕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5）.

〔7〕王雨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J].哲学研究，2008，（1）.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