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丽

摘 要：在中国历史上，抑商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西汉是抑商政策实行的典型时期，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西汉抑商不是从始至终而是渐变的。西汉的统治思想，无论是黄老还是儒家思想，无不要求戒奢从简，而商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攀比之风。武帝时期财政问题的出现，加之商人又兼并土地与政府分利，最终导致抑商的出现。

关键词：西汉；抑商；财政；土地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28-02

在中国历史上，“重农”和“抑商”一直相伴存在，“重农和抑商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政策，而实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互成为条件的：重农是为抑商，抑商是为保证重农，彼此缺一不可”[1]。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抑商”原因，但也有学者从农民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启良就认为：“古代抑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旧的生产方式和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的留恋。”（《世界历史》1988年第三期）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抑商不是抑所有的商，官营工商业不是专制统治者打击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及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王权政治的角度探析了抑商的原因。

一、维护王朝思想统一的需要

汉初，刚刚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国力孱弱，民不聊生，社会生产百废待兴。因此，汉初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施行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在政治和法律上施行贱商政策，但在天下太平，开放关粱山泽，手工业、农业迅速恢复的形势下，商业同样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不少富有的大商人。

首先，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富有，使得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法律贬低商业，商人却富且贵，抬高农业，农民却贫且贱问题，以至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2]，“富民不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3]，追逐利益之风逐渐盛行，而这与汉家的指导思想无疑是相悖的。其次，无论是汉初的黄老思想还是后起的儒家思想，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无一例外是要求抑奢从简的。《老子》强调崇简去奢，认为“舍其俭旦广”是趋于灭亡之道，因此，道家主张消灭人的欲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4]。儒家主张“仁”，“仁”深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而“富”总是与“不仁”联系在一起，被看作“不仁”的因素，是“为仁”所不当追求的。孟子有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5]“富”与“仁”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对立的，求利则断然不会为他人的利益着想。西汉的董仲舒也曾直言：“正其谊（同“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6]体现出明显的尚义黜利立场。商人位于“四民”之末，王充《论衡·佚文篇》载西汉杨雄的《法言》。有商人出钱愿载于书，杨雄断然拒绝：“夫商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载！”这正是儒家传统观念下的典型反应。但追逐利益于国家来说本是无损也是无害的，但这一抑奢的思想根深蒂固，无疑是导致封建政府实行抑商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汉初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这是相对于秦王朝暴政下民不聊生的复苏。事实是，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以农为本的西汉王朝，经济远未达到繁荣程度。可面商业的高利润，民众弃农趋商的趋势愈来愈强，以至于出现了“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7]的现象。商人要求信息畅通，货畅其流，因此会想方设法加强各地乃至与边界的交往。就如傅筑夫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安定的、静止不动的社会结构中，唯一能促使僵化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是商业，只要商业一发展，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出现，变化就马上开始了。”[8]但是，专制王权仍然企图把商业的活动拘束于各自的封区之内，而商业的发展则要求突破封区走向开放。这样的交流的结果是开民智，主流舆论将不被专制王权所控制，这无疑与专制王权要求愚民的思想是冲突的。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稳定，维护专制思想的统一，抑商无疑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举措。

二、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需要

汉初，政治和法律奉行贱商，但经济上却实行通商。《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文帝即位后，修身勤俭，一心以百姓为重。当民众大多放弃耕种土地而去经商，贾谊于是上奏：“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奢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今驱民而归之于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可以为富安天下。”[9]贾谊认为民众弃农经商危害国本，使他们回归农业才是正经之道。继贾谊之后持有这种观点的是晁错，他们提出了抑商的想法，但是文帝、景帝并没有采纳。这从文帝、景帝时期的诏书中可以看出来。《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孝文帝二年（公元178年）九月诏：“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前168年）三月诏：“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将何以劝焉，其赐民今年租税之半。”[10]景帝时期，《汉书》卷五《景帝纪》载后二年（前142年）四月诏：“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釠之本也，女红害则害之原也。”[11]显然这些都是重农的言论，他们没有及时采取禁末的措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农业有待复苏，而恰巧商业的税收能够供应天子和诸侯的一部分生活费用，而免于从国库支取经费。但是这一情况在汉武帝时已经发生变化，武帝即位时距汉朝建国已经70多年了，这期间，社会生产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京师国库钱粮充足。武帝开始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早在10多年前，黄河出现缺口，梁国、楚国一带本来已经屡遭灾荒，再加上沿河郡县又要筑河堤堵缺口，因此耗费的钱财无法计算。谢天佑先生的《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关于《战争态势与财政状况》一文中认为，大致在武帝元朔年间（公元前128-前123年），即对匈奴战争进行的10余年之后，开始出现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对商人的态度开始转变，最明显的是对卜式态度的转变。初时，卜式愿捐一半家产给国家以支援边疆的战事，但是武帝很久没有答复他的请求，因为这时候财政危机还没有出现，所以武帝会觉得“此非人情”。但是“岁馀，会军数出，浑邪往等降，县官费重，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12]。此时，卜式拿出20万钱财给河南太守用以补贴迁徙的流民，于是卜式被拜为中郎，赐予左庶长的爵位并通告天下。武帝之所以不同于之前，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财政的问题。武帝这么做是希望以卜式为榜样来带动富有商人向国家捐钱。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的富豪争相隐匿财产，没有人拿出钱财来应急。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武帝终于开始实行抑商，于是就有了告缗的盛行，家产富足的大多皆破产。武帝开始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总领盐铁事宜，桑弘羊为计算用事、侍中，开始了盐铁官营等这样一系列的抑商措施。

三、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无疑是一个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西汉的皇家，不仅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全国各地之山岭、陂泽、湖沼，以及所有的无主荒地都统归皇家所有。汉初商人多且富，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13]，可见不乏富可敌国者。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14]，帝王达官家也不例外。“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民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15]，无论是高居庙堂者还是隐居追求高名者，他们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钱。这就是以贵求富和以富求富了，而这“求”的有效手段就落在土地上了。土地本是国家所有，民众使用。而商业的发展势必要突破城市的界限蔓延到農村，席卷农村的土地。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开始兼并大量的土地，这就存在与统治阶级争利的问题。西汉时期统治阶层对土地的支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君主利用其政治权利将土地赏赐给有功之臣以及皇室贵族。如武帝年间：“天子乃思卜式言，乃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16]将土地赏给为国家捐钱有功的卜式。武帝也曾将公田百顷赐其姊。二是皇室贵族以及功臣强买土地，如衡山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17]”等。他们除由皇帝赐以“汤沐邑”，“各自私奉养”以外，又任意强占土地。三是皇室所有的土地即公田，除去一部分用作皇家的苑囿、牧场、围猎以及墓地之外，其余大部分租给农民或分给退伍的士兵，以取其利。但随着商人队伍的逐渐壮大，他们开始加入兼并的行列，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如“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18]。《汉书·食货志》曰：“至武帝之初……罔疏而民富，役财骄益，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19]西汉的土地问题，到武帝时，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商人分割土地与皇室争利，威胁皇室重要的经济来源以及皇室的权威，这无疑也是西汉抑商的一个出发点。

纵观西汉王朝，从开始的通商到后期的抑商无不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挂钩。西汉的抑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历史的问题应放在历史的环境中考虑，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当权者从维护王朝思想统一、政府财政以及中央集权统治的需求出发而做出这样决策亦是无可厚非。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7〕〔9〕〔18〕〔19〕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贾谊.贾谊集·时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4〕老子·安民.

〔5〕孟子·滕文公上.

〔6〕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80.

〔10〕班固.汉书·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班固.汉书·景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16〕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14〕〔15〕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班固.汉书·衡山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