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原

【编者的话】《我爷爷是英雄》以采访健在的抗战老人“我爷爷”葛秀廷为切口，以一个少年的抗战经历为主线，原生态地还原战争状态下中国乡村现状和农民的命运沉浮，最真实地表述底层抗战的历史真相。作品用写实的笔法，活生生的人物，不加修饰的故事，把读者带入70年前的那个宏大的场景，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看到了“我爷爷”那一代人的英雄色彩。这是一部在抗日“雷剧”、“雷书”喧嚣的背景下，原汁原味地讲述抗战故事，还原历史本真面目的优秀文学读本。

上部 鬼子闯进我的家

腊月乡战

1938年的初夏，我爷爷葛秀廷（时年13岁）穿着一灰一红的破鞋，告别诸满镇，向东流庄走来。那个他向往了许久的山东费县城就横在两地中间。

我爷爷说费县城很大，可是偌大的费县城，我爷爷在日本鬼子投降以前一直没进去过。离城墙最近的那次，他看到城头上挂着一个人头，那个人头是被刀砍下来的，就矮矮地挂在城头上，似乎哪个高个子一跳就能抓着那颗人头。我爷爷和所有看热闹的人一样挤着往里看，又和所有看热闹的人一样，在有人读完了城墙上的告示之后就匆匆地溜走了。于是，我爷爷当年眼里很大很大的县城只是看到轮廓罢了。按照现在我开车从城东跑到城西用不了十分钟的时间来看，那时候，我爷爷即便穿着那双破鞋从东走到西，也用不了两袋烟的功夫吧。

但是，当时我爷爷是不会考虑这些事儿的，费县城究竟有多大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爷爷之所以蹲在城边，是因为这片地瓜地里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刚刚挖出来的地瓜毫无章法地堆在地边上，不管它有没有章法，对饿得前胸贴着后背的我爷爷来说都是难得的美食。

拥有城外这片地的人家肯定是一个大户，周边很少有人敢动他家的地瓜，有能耐动的人又往往不屑一顾。有些刚挖出来的地瓜被我爷爷拔断了，露出乳白色的瓜瓤，白色的汁液还在往外渗。于是，地瓜甘甜的味道在整个城外的空气里放肆地飘来飘去，恨不得都能翻越城墙飘到城里的大户人家去。这些可爱的甜味是能够缓解我爷爷饥饿的肠胃的。我爷爷闭着眼睛，闻着这些甜味，忍不住摸了一个，在破衣服上蹭了两下，一口就咬去了大半，我爷爷满足地嚼着甜味十足的地瓜，一脸的幸福相。

嚼了半天的地瓜，我爷爷觉得有点力气了，就开始站起来。他要去城南边的东流庄。

大概是诸满街上魏老六家的骆驼死后第三天，我爷爷和货郎王忠坐在小北庄村头说话。我爷爷吃了王忠的一把红糖片，就欠了他的一个人情，他给王忠端了半瓢子井水。货郎王忠说，东流庄的吴老爷给长工和短工吃的都一样，吃得都挺好，在他家里，老爷和长工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经常有肉吃，时不时地还有油面馍馍吃。王忠还说，也就我们这里还能吃得上油面馍馍了，再往北一点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倒不是地里不长庄稼了，而是粮食让扎着裤腿、扛着长枪的日本兵给抢走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日本人也要到我们这里抢粮食了，日本人从东北一直往咱这里走，还有的日本人从东边的大海上坐船进来，来了也得往咱们这边走……王忠的话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但是诸满街上王进财的话大家都信。王进财是从东北日本人开的棉服厂里跑回来的，一路跑一路哭，他哭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同他一起做工时，被日本人无辜枪杀的同伴，还有一路上见到的死人，死去的人他不认识，有时候连个男女都分不出来。王进财在日本人的棉服厂里干活，还学会了一些日本话，不过并没有因为他会日本话日子就好过些。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界上为什么可以随意杀人？王进财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来，他就知道那边死了好多人，老人、小孩、女人……他就知道日本人比临沂城里的王洪九、比用碾砣子碾轧孩子的土匪刘黑七还要心狠手辣。

我爷爷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再也不愿同村里的短工们蹲在一起了，油面馍馍刺激了他，于是，他自己奔向东流庄了。东流庄分南北两个围子，一条大路从中间穿过，村子成“吕”字型结构，从临沂西去滕县山区必须走村中间的大路。村里人为保护村庄成立了大刀会，年纪轻轻的吴老爷被推为首领。当我爷爷把那只灰色的鞋底磨透的时候，就站在了东流庄吴老爷的家门口。吴老爷站在高大的门楼下，这也许是我爷爷一辈子遇到的，唯一一个站在自家门口收短工的老爷了。吴老爷看着我爷爷瘦弱、矮小和营养不良的面容，不住地嘀咕：“太小了，太小了，实在干不了什么活啊。”嘀咕了半天，吴老爷问我爷爷：“你能干点什么？”

我爷爷说：“我什么都会，耪地、种地瓜、割麦子，对了，我还给魏老爷家埋过死了的骆驼呢。我还能跑，我跑得特别快，比兔子还快，村里的狗一般撵不上我。”

吴老爷笑了：“那行，你跑一圈给我看看。”

我爷爷脱了布鞋，转身就跑了，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村东头，再跑回来路过老爷家的门口，准备再跑到村西头。我爷爷一路上跑得看不清道路，也分不清东西，只闻到村子里油面馍馍的香气，那些香气刺激着我爷爷脚下的步伐不断地加快，似乎只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完了这些路程，就能够吃到那些带着香气的油面馍馍了。

吴老爷在后面大声地喊：“别跑啦，别跑了，回来，回来，麻利回来，你留下吧。”

我爷爷听到这句话更来劲了。他在诸满街见过不少地主，那些地主一个比一个会享福，像魏老六，天天端着个紫砂壶，泡一壶龙井，坐在六月的树荫里，看着长、短工在田里流汗，他天天阴着个脸，整个诸满大街好像都欠着他的钱似的。

工头崔大个子曾告诉过我爷爷，这个社会很混账，有仨钱的人绝对不和只有俩钱的人说话。有钱的是姥爷，没钱的都是孙子。

这是我爷爷第一个见到的在大门口站着和短工说话的老爷，从吴老爷让他留下的那一瞬间，我爷爷确定货郎王忠没有骗他，吃上油面馍馍那是一准的事了。不过再往后近十年的时间里，我爷爷再也没吃上油面馍馍，油面馍馍离他最近的那个早上，他差点丢掉了性命……

一晃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爷爷似乎长胖了，但还是那样个头矮小，站在几头牛之间几乎找不到他。我爷爷的任务就是放牛，把牛赶到有吃有喝的山坡上，我爷爷就没什么大事儿了。老爷似乎也没什么大事儿，经常扛着一把长长的、闪亮亮的钢枪走到我爷爷放牛的山坡上，喊着我爷爷一起打兔子。老爷的那把长枪打兔子是有讲头的，庄子里的人打鸟和打兔子一般都是用土枪，装上火药，一打一大片，不愁打不到那些撒着腿跑的小东西。而吴老爷手里的长枪虽然一次可以装5发子弹，可打起来却是打一发上一发的，子弹头小，兔子也小，想打到个兔子可不是件易事儿。不过吴老爷的长枪能打到这些比鬼都跑得快的野兔。老爷打兔子有个特点，见到野兔，先喊一声，让它跑起来，老爷这才端枪开火，他专打兔子的前腿，枪一响，兔子准会一头栽在地上，这时，我爷爷的特长就发挥出来，他跑得比那只黄狗都快，总是抢在狗前捉到受伤的兔子。我爷爷把死了的兔子用绳子绑在腰间上，继续跟着老爷。我爷爷跟着吴老爷后面问：“老爷，你这杆枪叫啥？”

老爷说：“叫中正式。是民国24年生产的。好枪。”

我爷爷又问：“老爷，怎么个好法？”

老爷在前面笑了一下，说道：“88式汉阳造差不多一头牛的价，这中正式还得另外添上两只羊呢。”

我爷爷就在后面吐了吐舌头，不说话了，在我爷爷的思想里，一头牛换一个媳妇儿还差不多，换一把铁棍子就太不值得了。

慢慢地，我爷爷养的牛也越来越少了，吴老爷家的好地也越来越少了，老爷家的枪却越来越多了。长枪一杆杆地用油纸包裹着，断断续续地送进老爷家里。

从外边不断传来消息，说爱抢粮食的日本人越来越近了，庄子里有钱、有地的老爷都开始卖牛、卖地来换枪，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打枪。农活一结束，吴老爷就把村里的年轻人收拢起来，天天教他们端枪、装弹、瞄准、击发。同时，吴老爷组建起大刀会，自个儿任头领，白天练枪，晚上练刀。

老爷家开着油坊，不差钱，他用花生油换来成箱的子弹，硬是把村里年轻的庄稼汉训练成了枪手。

吴老爷还重金聘来了铁匠，让他打刀、制造土炸弹。

东流庄是周边几十里有名的榨油基地，吴老爷在村里开了几处榨油坊，每到秋后，大量的花生米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进东流庄，因此，东流庄也叫流油庄。

俗话说，穷怕亲戚，富怕贼。大土匪刘黑七闻着油香就带着匪队来了。那天，吴老爷站在围墙上，对着黑压压的土匪说：“叫你们大当家的出来说话！”

肉墩墩的刘黑七挎着匣子枪，骑着枣红马走出来。

吴老爷说：“大当家的，你也是个站着尿尿的男人，眼下小鬼子占了临沂城，你帐下有人，手中有枪，不去打鬼子，你围攻一个小村子，算鸟本事！”

刘黑七说：“老子上千号人马呢，总得吃饱了才能打仗吧。没说的，你们村都流油了，给老子拿三千个大洋来。”

天老爷说：“大当家的，不瞒你说，钱是有点，可是都买枪了，眼下我们村只能给你500斤花生油，多了就没有了。”

刘黑七：“你这是打发叫花子。你就不拍我攻进村子，血洗了你们？”

吴老爷一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劝你还是别攻，万一败了，你刘爷怎么在蒙山混饭吃？”

刘黑七拔出匣子枪，大吼一声：“孩儿们——”

还没等土匪们动手，先发制人的吴老爷抢先开了一枪。枪响了，枣红马的耳朵就有了一个血洞，马疼得跳起来，把个肉墩墩的土匪头子摔在地上。

刘黑七恼羞成怒，狂叫着：“杀进去，杀他个孩丫不留。”

第一波上来的土匪，被吴老爷一排枪击倒了七八个。土匪一看死了那么多人，立时没了脾气。刘黑七看看围墙上黑洞洞的枪口，气得直咬牙，可他再狠也咬不碎吴老爷的枪管。

刘黑七看着高高的围墙，恶狠狠地说：“你们等着，老子早晚血洗了你们。”

老爷说：“等着就等着，你以为东流庄的爷们都蹲着尿尿啊！”

望着抬着尸体撤走的土匪，我爷爷说：“老爷，我不放牛了，跟你学打枪吧！”

吴老爷把长枪竖到我爷爷跟前说：“你还没有枪杆子高呢。等你长大了再学吧。你现在的任务是放牛，多养一头牛，村里就多一杆枪。”

别看老爷只有三十几岁，可在东流这个大村说一不二。他说，刘黑七的土匪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货，不可怕，可怕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到临沂城了，早晚得到咱村里来，村里的围子得加固。于是他组织村民夜以继日地筑围墙。我爷爷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在临沂城里忙什么，但是听说山里的刘黑七没闲着，到处杀人放火。

老爷不但在东流庄说一不二，周边村子的人也都听他的。王忠说得不错，这个老爷跟其他老爷不一样，他有钱有粮，也舍得给手下人。我爷爷说，他在东流庄放牛，就比其他村里的牛倌一年多拿五吊钱，要紧的是他能上桌同长工们一起吃饭。

快过年了，一天，我爷爷赶着剩下的几头牛回村，大街上，几十个大刀会成员正在练武，我爷爷急着把牛赶回老爷家的大院子，以便看他们练刀法。大院子里坐了好多人，老爷背着手不住地来回走动，底下坐着的都是些老人，他们只会在自己的鞋底子上，一遍一遍地敲打着发黄的烟杆，说不出一点有用的话来。

我爷爷小心地把牛赶进棚子里，吴老爷一看见我爷爷，就停下来了，大老远对我爷爷喊：“葛秀廷，葛秀廷，把牛放下，你跑得快，你现在就赶紧去一趟县城……”我爷爷站在原地，手里的牛绳子还没放下，老爷又说：“你去城里问问现在的县长姓什么……”

“哦！”我爷爷放下绳子就往外跑。

老爷还在身后喊：“快点跑，穿着鞋跑，鞋跑坏了就坏了，回来给你一双新的……”

我爷爷跑得更快了。

老爷又喊：“就在城外面打听打听，要是城里面打枪呢，你就别打听了，直接回来……”

我爷爷听到这里，已经快跑出围子了。

时隔不久，我爷爷站在费县城的外头，城里头已经没有人打枪了，城门里站着的人还穿着以前的灰色衣服，不过进城的人很少很少了，从城门里看过去，拿着枪的人满大街都是。我爷爷就在这个时候看见了城头上那颗挂着的人头，人头下面有一张大大的告示。我爷爷看不懂告示，但是我爷爷还记得自己的事情，我爷爷问旁边的人：“城里的县长现在姓什么？”

有人问他：“现在啊？”

“是，就是现在的县长。”

“还是姓张啊。”

“哦。”我爷爷答应了一声就又往回跑，我爷爷心里猜想，县长“还是姓张”的话，那他回去的早晚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吧。于是往回跑的时候，我爷爷就慢了许多，等到爷爷把这件事告诉老爷的时候，老爷的脸上有种说不出来的表情……

第二天早上，我爷爷第一次起得比吴老爷要晚，或者说吴老爷起来得太早了，不仅是吴老爷，庄里的大人都起得很早很早。昨天，我爷爷跑了几十里路实在是太乏了，要不，我爷爷是不会睡懒觉的。看一看钻进屋子里的阳光，我爷爷赶紧起床，刚跑出大门，却被一个大人推回了屋子里。这个人是吴老爷聘的铁匠，铁匠提着一个篮子，里头装满了炸弹。等了一会儿，我爷爷又悄悄地爬起来，他发现庄里的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他跑到庄子边上，庄子的围墙上已经站满了人。我爷爷慢慢地爬上了几人高的墙头，探身往下一看，地上站满了穿黄色军装、扎着瘦瘦的裤腿、端着长枪的人，这些人和王忠、王进财所说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一模一样。一个矮小的穿着长衫的年轻人站在墙下，他正在往围墙里面喊话：“大日本皇军只是借道，去滕县扫荡，没你们的事。皇军只是从你们村子街道过去而已。东面的村子我们已经借道走过来了，这不好好的吗？人家村子相安无事，连根鸡毛都没有少，你们不要怕。”

老爷站在城墙中间，听了半天，想了半天，冲下面喊道：“借道？怎么个借法？”

黑衣服年轻人说：“就是从你们庄里穿过去啊，不抢粮食不抢东西。皇军还说了，他们是去西边的滕县打八路的，你们都是良民，老百姓，你们别怕，把门……”

“放屁！”吴老爷大吼一声。我爷爷以前从来没听过吴老爷说话的声音这么大。“从我们村子里穿过去？笑话，这路是我们祖祖辈辈用脚踩出来的，一群日本鬼子说借就借？再说了，他们都带着枪呢，你给我说怎么穿过去？除非把枪给我们，我们给你运到庄子西头，日本人只能空着手才能从村子过去！”

黑色衣服的年轻人跑回去，又接着跑回来，又接着跑回去，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趟，吴老爷就是没有答应。黑衣人最后一次跑回去就再也没有跑回来，我爷爷很纳闷，怎么这个喊话的不往回跑了？我爷爷踮着脚，伸着头往远处看。吴老爷对我爷爷他们说：“这地，是咱们一代一代人种出来的;这路，是咱们的先人一脚一脚踏出来的。日本鬼子什么东西，这地他们说占就占，这路他们想走就走？在东流庄门都没有！”

我爷爷看见那些穿黄衣的人慢慢散开了，正在纳闷。突然，“叭—勾”地一声枪响，我爷爷听出来了，这枪不是吴老爷放的，吴老爷的枪声他太熟悉了，这枪声俩响呢。就在我爷爷寻思的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二狗子脑门上就有了一个洞，人一声不吭就倒下了。

老爷大吼一声：“都给我趴下！”老爷话音未落，手中的枪也响了，我爷爷看见一个端枪的鬼子仰面倒在地上。这一枪过后，鬼子呼啦一下子全趴到地上，动作之快、行动之整齐，让我爷爷眼花缭乱。

我爷爷人矮用不着趴下，他站在射击口上看得一清二楚，他看见一个胖鬼子拔出一把长条刀，向前一挥，地上的鬼子兔子似的跃起端枪就冲了上来。

老爷命令：“都给我瞄准了，听我的口令，一起开火。”

老爷弯腰来到抬枪手面前说：“看见那个胖鬼子了吗？他是这伙鬼子的头，瞄准他轰！”

大抬枪，也叫雁排，是老爷冬天用来打雁的。我爷爷见识过它的威力，那是初春，老爷带着射手事先藏在麦地的掩体里，等雁阵过来。大雁很怪，它们绕着麦地盘旋，直到确认无事，才落下来吃麦苗。就在它们吃饱时，老爷大吼一声，雁们慌忙起飞，这功夫，雁枪响了，雁们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

就在我爷爷想着雁的时候，排枪响了。鬼子当即倒下一片，满地打滚的鬼子叫着，那个高个的鬼子官，脸上中了枪砂，一脸血。他凶狠地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把长刀一挥，吼了一声，立刻，鬼子不翻滚了，他们爬起来端枪就冲，但我爷爷分明看见有三个鬼子再也爬不起来了。

鬼子越来越近了，我爷爷终于看清了他们的脸，我爷爷纳闷，这些人除了个头矮了一些，鼻子、眼睛、嘴巴跟中国人没有两样，只是中国人留长胡子，他们只留一小撮！

这时，老爷大吼一声：“开火！”

一阵枪声，冲在最前头的七八个鬼子就像中枪的兔子似的，一个个栽了下去，剩下的鬼子一下子又趴到地上不动了。

鬼子大概知道了厉害，两挺带腿的枪吼叫了起来。几年后，我爷爷才知道，那个很厉害的东西叫歪把子机枪，一扫一大片。我爷爷看见围墙上的土坯都让它打碎了，有几个村人中枪滚下围墙，围墙下的老人和妇女哭叫着，把滚下去的人抬走了。

除了机枪的叫声，双方都停下来。我爷爷看见吴老爷没有停，他命人往抬枪里装火药，命人往枪里压子弹，命人给炸弹揭开盖子……

老爷说：“都别怕，给我瞄准了，鬼子站起来咱们就开枪。大伙顶住，保住了围墙，就保住了咱们的老人孩子，就保住了祖宗留下的这片土地。鬼子若冲进村子，咱就用炸弹炸，跟他们拼命，掩护老人孩子往西山上跑。”

带腿的枪刮风似的叫了一袋烟的功夫，围墙让它啃去了一层皮，在机枪狂扫南门的时候，我爷爷看见那个提刀的鬼子悄悄地向东门移动。

老爷喊了一声：“秀廷，跟我去东门。”

东门建了一座炮楼，上面安着两尊土炮，是老爷事先设置的。炮膛里面装着铁钉、铁球等杀伤力极强的东西，土炮不像抬枪射程远，土炮是近距离杀伤性武器，老爷怕炮手沉不住气，这才赶来了。

一群鬼子叫着扑向东门，小桥上挤满了鬼子兵，老爷对手持粗香的炮手说：“对准那个挥长刀的胖鬼子，炮口对着小桥，给我开炮！”

我爷爷说，那才叫过瘾呢，两门土炮几乎同时叫起来，两团火球打出去，鬼子倒了一大片。尤其是那个举长条刀的鬼子，像飞起来一样，那把长刀在空中旋转着，阳光里煞是好看。那个鬼子的头目被一炮轰出十几米远，再也爬不起来了。也正是这两门土炮打醒了狂傲的鬼子，他们不再进攻了。南门没了枪声，东门的机枪也不叫了。我爷爷当时想，可能鬼子认输了，他们的头儿死了，树倒猢狲散，没人管这帮鬼子兵了。我爷爷高兴地跳起来，准备开门下去捡枪，被老爷喝住了。只一会儿，我爷爷就发现鬼子从后面赶来一辆马车，从车上卸下三根粗铁筒子，但是我爷爷不知道那玩意就是大炮，直到他后来参加了八路，才彻底明白那叫六零式迫击炮。就在老爷领着我爷爷返回南门时，只听三声炮响，东门的炮楼就不见了。

老爷看一眼塌了的东门，提枪就返回去了，他头也不回地对我爷爷说：“秀廷，赶快告诉铁匠，让他带上五个投弹手支援东门！”

鬼子的炮火厉害，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三门炮就把围子炸开了十米宽的大豁口，炮火让全村人心惊胆寒。

鬼子蜂涌着向豁口冲来，铁匠他们的土炸弹麻雀一样地飞过去，炸得鬼子东倒西歪。鬼子的进攻被阻止了，但是很快，那炮弹就跟长了眼睛似的，落在投弹手身边，转眼功夫六个投弹手就死了五个。铁匠一个人根本阻击不了那么多鬼子。

老爷看看围子守不住了，大吼一声：“拿枪的留下，其他人带着孩子妇女向西门撤，快！”

我爷爷随着人群往西门跑，突然那个带腿的枪响了，村人像砍倒的秫秸，纷纷倒下去。我爷爷是被死人给绊倒的，等他爬起来时，老爷正端着枪跪在地上，显然，那个鬼子机枪手是老爷打死的。

老爷喊：“快，秀廷，快带着人向西门跑啊！”

我爷爷想去扶老爷起来，他看见老爷两腿都在淌血。老爷说：“你跑吧，我起不来了。”

我爷爷说：“老爷，我背你！”

老爷说：“你太小，逃命去吧！”我爷爷只好放弃。

老爷说：“秀廷，出了西门后往西北跑，那里有条大沟，记住，能活着出去就立刻回你老家诸满，这里已经是鬼子的天下了。”说着吴老爷爬到一段残墙下，把长枪架在石头上，开始瞄准了。

突然，一个炮弹落在我爷爷的面前，轰的一下就炸开了，弹起来的不知道是石头还是土坷垃，狠狠地打在我爷爷的胸膛上。我爷爷的头有点晕，还没来得及站稳，就被旁边一个提着一篮子土炸弹的人一把推进了小胡同，这个人是吴老爷聘请的铁匠。铁匠对爷爷喊着：“跑！赶紧跑，叫小孩都跑！”我爷爷听完这句话，就摔倒在地上，接着他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等到我爷爷醒来的时候，周围已经没有了枪声，他身边全都是被打死的村民，有的没有了半个脑袋，有的没有了一双腿，有的连整个下半身都没有了。血汪汪的，十分耀眼。我爷爷想站起来去找吴老爷，看看吴老爷怎么样了。刚站起来，就看见一帮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人，用枪逼着村里人挖着大坑。我爷爷认出来了，那些村里人都是村里的小孩，我爷爷往前走，想去问问那些小孩老爷去哪里了，突然后面一个尖尖的东西顶到他的肩上。我爷爷回头一看，一个日本人端着刺刀顶着他，不停地往前推。我爷爷就顺着刺刀的压力往前走，走到那群孩子中间的时候，一个日本人扔过来一把铁锨，指了指地，我爷爷就开始随着小孩子们一起挖坑。

我爷爷说，那个坑挖得很大很大，直到挖完了也没往里边放人。日本人在坑边的土地上立了两根大木头，日本人在村子里找，在尸体堆里找，找到一个还喘气的大人，就把他紧紧地绑在两个木头上。然后日本士兵排着队，端着刺刀往那人胸膛里扎，旁边还有一个背着短枪的日本人，不住地用手在刺刀扎进去的地方指指点点，每指点一下，扎人的士兵就停下来，认真地听，手里的长枪不住地转动着方向，然后再拔出来，换个地方再扎进去。直到绑在木头上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士兵这才转身离开，再把另一个活人绑上来……我爷爷站在坑边上，站在两根木头的边上。我爷爷看得清楚，每扎一次，绑在木头上的人就浑身动一次，有的撕心裂肺地喊着，有的已经喊不出声音来了，每扎一次，我爷爷的身体也跟着颤抖一次。木头上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有的叫得出名字，有的只知道外号，有的只是见过。木头上的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总是亲切地喊我爷爷“小放牛的”。

这时，两个鬼子押着一个大人走来，我爷爷认出来，这个少了一条胳膊的人，就是那个提一篮子土炸弹的铁匠，他为东流庄制造了上千个土炸弹，把鬼子炸急了眼。铁匠被捆在木桩上。那个翻译过来问：“皇军问你，村里还有多少炸弹？”

铁匠的那条断臂流了不少血，流得他有气无力了，他慢慢地昂起头，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只能告诉鬼子，你个吃里爬外的汉奸算什么东西？”

一个鬼子走过来。铁匠说：“靠近点！”

鬼子把脑袋靠过去，只听得一声嚎叫，鬼子的耳朵没了。我爷爷亲眼看见铁匠使劲地嚼了嚼，就在他刚要吐的时候，鬼子的刺刀扎进了他的胸膛……

日本人把铁匠放下来，让我爷爷背到大坑里面去。我爷爷觉得这个铁匠很了不起，背他的时候格外小心。虽说他的身子被刺成了血葫芦，但我爷爷分明感觉到他的身子还是温热的，感觉到热乎乎的血顺着自己的背流到腿上，流到鞋子里……

等到大坑填满了死人后，所有剩下的小孩就跟着日本人走。小孩子都不敢哭，不敢说话，不敢抬头，就是那么木木地跟着走，就像是一个个移动的尸体一样。我爷爷的心怦怦直跳，日本人的凶残把这帮小孩儿吓傻了，但我爷爷没有傻，他早就瞅准了前边的那堆高粱秸围城的团垛，当地人叫它秫秸团。我爷爷走在人群边上，趁着日本人说话的功夫，一下子钻到秫秸团里。我爷爷蹲在秫秸团里，身体就像是高粱秆一样，风一吹就来回地摇动……

千古小镇成废墟

吴老爷临死前叮嘱我爷爷回诸满街。其实，大半年前，我爷爷是在诸满街上实在挣不到一口饭了，才跑到东流庄打工讨生活的。诸满街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我爷爷闭上眼就能摸进每一家店铺的门。

让我们跟我爷爷一起，看一眼一年前的诸满大街吧（当地人一直称诸满镇为诸满街，在他们的眼里，那条宽敞的大街就代表着诸满）——

天蒙蒙亮的时候，诸满大街上就人声鼎沸了。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从街边的旅店里出来，从路边的早餐摊子上站起来，吆三喝四地忙碌起来。他们用粗糙的麻绳一遍一遍地捆绑着车上的货物，那些货物包括了他们的行李、干粮甚至晚上睡觉的被子，有的人还把毛绒绒的山羊也捆在车上。因为接下来它们都有很长的路要走。经过长途跋涉的山羊像人一样的疲倦，一晚上的休息并没有让其恢复全部体力。睡眼朦胧的人们从街边的旅店里，慢慢腾腾地赶出一样睡眼朦胧的山羊们，又矮又胖的山羊们，被鞭子打一下就往前走两步，它们穿过旅店伙计的板凳下，穿过俊美的大马身下，最后在一群比马还要高大的物种面前停了下来。山羊们睁着一只只圆圆的朦胧的眼睛，惊恐地看着这些从未见过的、无比高大的物种。而身后的商贩是不管这些的，只是不停地继续抽打着山羊的后背，山羊们被打疼了，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去，小心翼翼地闻了闻那些物种宽大的蹄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昂首挺胸，从那些巨大的物种身下穿过去。商贩无奈地跟在后面，冲别人说道：“唉，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山羊啊。”

这件事倒是不能怪羊的，这将是山羊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山里，也是最后一次离开羊圈，等它们到了目的地，被换成一包一包白花花的海盐后，它们就再也不用走路了。而那些高大的物种，不像羊们具有一身鲜美的肉，和一张可以做成各式服装的皮，于是它们一生的时间都在负重远行的路上，这些见过世面、经历风雨的大家伙们嚼着干燥的料，昂着粗长的脖子，耷拉着长长的睫毛，对山羊们看都不看一眼，一副经多见广的神态，似乎它们的神情永远都是那么的不屑一顾。

谈起当年诸满街上的情景，我爷爷就会感叹地说：“上帝总是公平的，吃饱了就睡的山羊不用出力流汗，却被剥皮割肉，挨了刀子;一辈子都在出力流汗的骆驼，却能寿终正寝。造化啊！”

诸满是从海边到内陆，再从内陆到海边，为数不多的可以住得下所有物种的地方，包括骆驼。从东海到西边的中原，从中原到大海的路程很遥远，其间穿过八百里蒙山之阳，西来的商贩直到闻到大海咸味的时候，兴奋才能驱赶疲劳。因此，不管是人还是牲口，这么远的路程总是要歇息的，而地处八百里沂蒙山东南峭的诸满街，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街上大大小小的店铺足有五十多家，店铺的不同你可以从门口挂的灯笼的不同分辨出来。大小不同的灯笼表示着不同的旅店，有的旅店仅仅可以住人，有的旅店可以住羊，有的旅店可以住牛马，有的旅店可以住骆驼。住牛马的旅店，大门要高过住人和羊的旅店，又矮过住骆驼的店，高的旅店的灯笼挂得要高，为了让人看得清楚灯笼要大。不过我爷爷告诉我，他一直觉得灯笼挂得高，是为了防止骆驼抬起头来，咀嚼那些温热带有香气的灯笼。在1938年我爷爷饿得要死的时候，闻着那些挂在门外的已经破败不堪的灯笼的香气，都有一种想咬上一口的冲动。不过，对早上坐在大街上，吃着肉丸子，喝着鲜汤的旅人们来说，是不在乎那些散着香气的灯笼的。掐指算一下，后天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西边曲阜的孔子庙会了，我爷爷一直不明白，孔子的庙会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牲口参加，每一年都有那么多牲口驮着大大小小的海货包，匆匆地从东海边赶过来，在诸满街上住下，积蓄上一两天的力气后匆匆地赶到庙会。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牲口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人，哦，对了，还有骆驼。回来的人豪放地在诸满街上点下一盘一盘的牛羊肉、炖肘子，豪放地在诸满街上一直喝到第二天他们启程离开，这些从东海来的贩子和那些从西边来的盐商不一样，盐商们是舍不得如此破费的，好像他们的钱就是他们的汗珠子、血滴子。

而此时诸满街上的老爷们，没有一个是坐在当街上喝丸子汤的，丸子汤这东西要熬上足足半个晚上，把从女人手里捏了半天的肉丸子里，一丝一点的味道都熬到了汤里，等到卖给旅客的时候，一个大大的瓷碗里也只有三五个索然无味、快要散架的丸子了，吃起来是毫无乐趣的，而汤却鲜得要命。让人费解的是丸子是论个卖的，汤却白送。当时还是少年的爷爷之所以跑到诸满街上打小工，多半是冲着那碗不要钱的丸子汤来的，每天晚上，用血汗钱买两三个丸子，舀一大碗汤，再买一块锅饼站在汤锅前美美地享受上一顿。老爷们这个时候是不吃丸子汤也不吃早饭的，他们坐在高高的柜台后头，看着账房先生一遍遍地核对着一天的银两，早上，所有驻足的旅人都要离开了，账目算不清楚的话就算白忙乎了。不过，诸满街上的魏老六是不在乎这些账目的，客栈的收入对他来说细若牛毛，仅仅是他家的房租和地租就抵得上半条街的收入了。魏老六这样的地主，之所以从魏家荒搬到诸满街上住，目的只有一个：场面。

魏老六腆着个大大的肚子，躺在深深的藤椅里，端着一个细嘴的小茶壶，时不时地直起身子来吸上一口茶水，然后又卧进椅子里。魏老六的身世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没有人记得他的祖上以前到底是哪朝哪代的秀才，他们家到底出了多少个秀才，又出过多少个举人，大家知道的只是他们家土地越来越多，而读书的子弟越来越少。他家与五十里外的沂州城里的王洪九大老爷不同，西墠王家是沂州城里的望族，王洪九的大祖爷和二祖爷双双考中进士，成为当时沂州一景，到了王洪九上学时，已到民国了，王家的科举梦就像到了屠夫门口的猪。但王洪九依旧挑灯苦读，考了沂州城最好的中学，他与诸满街上的邵子厚、上治街的马鸿祥成了同班同学。后来，三同学都以抗战的名义拉起队伍，再后来各自带着武装在蒙山前打得血头血脸。用我爷爷的话说，王洪九大老爷杀起马县长的兵来，比宰只山羊还轻松。马县长对付投靠日本的汉奸邵子厚，握刀的手绝不哆嗦一下。

魏老六似乎没有继承他们家祖辈的文化遗产，至少在这方面他是比不过王洪九的。

魏老六美好的早上是从一茶壶温暖的茶水开始的，而这天早上他的这壶茶水却没有喝好——刷了红色亮漆的大门被人一把给推开了，魏老六惊得差点将茶壶掉到地上。进来的是魏老六家的管家，一进门就急急火火地喊道：“老爷、老爷！他娘的，老爷，全都死了，全都死了！”

魏老六一听就来气了，提起身边的马扎子就扔了过去，狠狠地打在管家的小腿上：“你他娘的，大清早的，什么死不死的，不吉利！”

管家“哎呦”“哎呦”地抱着自己的小腿原地打转，边打转边说：“老爷，老爷，是真死了，不是老爷死了，咱们那些骆驼是真的死了，一个也没剩下的，全死了……”听了这话，魏老六一下子从椅子上坐了起来，小茶壶也不要了，就冲了出去。等他冲到专门养骆驼的驼圈时，周围已经挤满了人，魏老六一脚一个就把人给踹开了，爬上驼圈往下一看，六头骆驼横七竖八地躺在驼圈里，翻着白眼，耷拉着舌头，一点气都没有了。魏老六定了定神，眼皮不翻地背着手走了，给管家留下一句话：“死就死了吧，不就是少了几头骆驼吗？”

真是财大气粗啊，后来诸满街就流行起一句歇后语：魏老爷家死骆驼——眼皮不翻。

那是诸满街上第一群自己养的骆驼，也是诸满街上最后一群自己养的骆驼了。从西边来的一些商贩都用骆驼驮东西，他们牵着骆驼走到远远的东海岸上，装上满满的两大袋子足足有四百斤的食盐，然后一步步地再走回去。他们给街上的老爷说，这四百斤盐太重了，用车子推，还不累死活人？用畜生拉，哪里的畜生能拉得动四百斤盐长途不停啊？只有这骆驼，驮上四百斤盐稳稳当当地走上一天，不叫唤一声也不用休息一下，早上吃饱了东西，一直走到天上抹黑都没事儿。老爷们一听这话心里都激动了，这哪是畜生啊，这就是棵摇钱树啊。可是一打听价格，老爷们又犯难了，一个骆驼值三头牛的价格呢，谁家买得起啊。魏老六却一买就是六头。街上的老人们说，咱们这里养不活骆驼的，大西边的玩意大东边养不了啊。魏老六不信邪，他认为，天下的牲畜不都一个鸟样，喂草呗，果然，那些骆驼实实在在地死了，死在了魏老六家宽敞明亮而又干干净净的驼圈里，死的时候就像它们驮东西的时候一样，一声都没吭。

管家追了几步，问：“老爷，怎么处理啊？”

“埋了！”

管家一惊：“埋了？”

“你还想开汤锅吗？”

管家答应了一声就要去院子里招呼人，魏老六想了想，眼珠子一转又说道：“别让自己家里人沾手啊，这玩意死都不吭一声的，一身邪性……出去找扛工们来抬……愣着干吗？找人去啊……我说你傻啊，你不会去找崔大个吗？他不是他们那伙的头头吗？找不到人就别回来吃饭！”说完，魏老六背着手往院子里边走去，他心里还惦记着他那个细嘴茶壶呢，刚刚泡了一壶上好的龙井。

魏老六家里死了骆驼，在街上的老人看来，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凶兆。骆驼这东西本身就和别的家畜不同，吃得少，干得多，吃饱喝足后，可以几天不吃不喝地干活，总让人觉得有种邪性。而看起来生命力这么强的畜生，在诸满街上没养多久就死得干干净净，恐怕预示着诸满街要遭殃啊。不过魏老六似乎不信这个，除了他的小茶壶，骆驼也没被他放在眼里，逢人便说：“这也叫个事儿？这也叫个事儿？”魏老六越是这样说，街上晒太阳的老人们的风言风语就越来越多：不是这家要遭殃，就是那家要出事儿了，这些要出事儿的人全都是魏老六的本家亲戚。这下子魏老六坐不住了，让管家把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头都赶了回去，不准这些老头坐在一起说闲话。这样，诸满街才清净了下来，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么一清净居然让偌大的诸满街垮了下来……

从1937年秋季开始，不管是从西边去东边，还是从东边去西边的人都越来越少了，街上的客人也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好几天连个外来的人影都没有。几十家店铺的灯笼依然挂着，但车水马龙的景观少了许多，少有的几个路人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和牲口，只是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裹，看起来不像是贩卖什么东西的。街上的人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谁都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只有从北边过来的人能说出个大概，但也说不明白，就那么几个字——因为打仗呗，北边打死了不少人哩。

打仗？谁和谁啊？

中国人和日本人呗。

日本人？他们不在小岛上趴着，隔着那么大的海洋，跑到咱们的地盘上干什么？

这话你还是问鬼子去吧。

鬼子？

就是日本人，腿短个子矬的日本鬼子！

我爷爷所住的地方与诸满街只有一河之隔，被人们称之为“小北庄”，本身这个名字就没有丝毫的意义，因为它处在诸满的北边，又比较小，就叫做小北庄了。小北庄原本不是村庄，诸满繁华的时候街上开始招收大量的长工、短工，打工的穷人们在街上住不起，有的人就开始在河的对岸搭棚子住，人慢慢地聚集起来，就成了一个庄子。我爷爷的母亲去世得早，我爷爷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给有钱人家放羊、牵牛了，用我爷爷的话来说，在家里没人给饭吃，还不如出来碰碰运气，找口饭吃呢。为填饱肚子，我爷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直在诸满街上给有钱人家干活。

就在魏老家六只骆驼的生命戛然而止的早上，我爷爷赚到了他干活期间最多的工钱——半个大洋。魏老六家的那个大高个子长工崔友义，刚刚走出魏老六的大门，就被一群短工围了起来。“崔大哥，又有啥好活没？”崔友义还没来得及说话，管家就跟着出来了，在后面不停地咋呼：“走走走走，一帮子穷鬼，走走走，说多少遍了，不准待在门口，去边上说去，碍事儿！”崔友义小声骂了一句，带着大家往边上走，边走边说：“今天的活，东家给的钱可是不少，半个大洋呢。”人群里一阵骚动，当时半个银元的活一年都遇不见一次。

崔友义又说：“可是这次的活有点不吉利啊，早上魏掌柜家里死了六头骆驼，魏老六要找人把骆驼抬到村东找地方给埋起来……”人群安静了，骆驼的事情大家早有耳闻，本来就不是这地界上的物种，大家都敬而远之，没想到这么快就死掉了，看来还真是不吉利啊。

“我就说嘛，那骆驼不能养，养了就要出事的。”

“是啊，早就听说了，大集上算命的瞎子早就把骆驼的死期算得准准的了。”

“怎么死的？”

“瘟疫呗，那么高大的物种，说死，连叫一声都来不及，不是瘟疫是咋的？杀只鸡都折腾老半天呢。”

“这骆驼可不能抬，万一谁惹上了晦气，多少大洋都换不回一条人命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崔友义站在人群中皱着眉头，他自己不迷信，也不相信几个畜生的死亡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晦气。“大家就别说了，这种事情信就有，不信也就无了。大集上的瞎子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干这个活，半块大洋呢！”人群中瞬间安静了，没有人回答愿意，也没有人回答不愿意，骆驼的晦气和半块银元的诱惑交叉而行，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来回地抨击着。

我爷爷站在人群中的最后面，所有人都比他高大，他甚至看不见崔友义的脸，只能看见崔友义两条长长的腿在不住地移动。我爷爷虽然年幼，但他知道，再晦气的事情也比把自己饿死了强，我爷爷就在人群后面大声地喊：“我去，我去！”崔友义听见了声音，却找不到人，扒开人群一看，一个矮小的瘦弱的小孩子站在人群的最后头，那年我爷爷只有十三岁。崔友义打量了我爷爷一下，笑着说：“行行，算你一个，你咋称呼啊？”

“小北庄的葛秀廷！”我爷爷在无数比他高大的人中间，毅然接下来这个其他人想干又担忧的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爷爷的所作所为，总像那天在人群中的表现一样：没有过犹豫，也没有过退缩，干脆利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让他担负起与小小的身体不一样的重担来。

后来，崔友义和我爷爷几个人，把骆驼的尸体埋到河边的树林子里，好多人跟着围观，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手。死去骆驼的肉没有一个人敢尝一下，高大的骆驼一声不响地死了，给小镇笼罩着一个恐怖的谜团，这个神秘的谜团一旦解开了，就将给街上的每个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没有人确信这些死了的骆驼会带来什么，只不过在诸满街死了骆驼的那个早上之后，整个街上就像那骆驼的尸体一样，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开始戛然而止，店铺开始关门，人员开始流散，街后的盐廒开始一家一家地荒废。短短二月，我爷爷在诸满街上再也找不到活干了，别说一碗羊肉丸子汤了，哪怕是只管一顿高粱饼子、地瓜碴子饭的活也找不到了。于是，在1938年初夏，在货郎王忠的指点下，我十三岁的爷爷穿着一双露着脚趾头的破布鞋，无可奈何地离开诸满大街，跑到能给口饭吃的东流村找活干。走出诸满街几十里，我爷爷就有点走不动了，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身体开始抗议，人已经累得抬不动双腿，我爷爷只能远远地蹲在费县城外的一片地瓜地里，装出拉屎的样子，偷偷地扒那些鸭蛋大小的地瓜，狼吞虎咽地生吃。等待身体的能量开始一点一点地回归。若干年后，当我采访我爷爷时，唠起这个细节，我问：“那地瓜你总得洗一洗再吃吧。”我爷爷一脸不懈：“洗？孙子哟，你是没有尝到挨饿的滋味。1947年，我与你大爷爷崔友义他们被困山上，饿得两眼冒火星子，那些天，闻着牛屎都是香的，石头都想啃上两口呢，洗什么洗？”

我爷爷是被饥饿逼出诸满街的。

善行惹祸端

我爷爷是民国26年春节前回到诸满街的。他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当地有名的工头崔大个子。崔大个子是地主魏老六家数一数二的长工，不过这个人似乎不怎么受魏老爷家待见，用我爷爷的话说，谁都管不住他。崔大个子是诸满街不远处的万泉庄人，叫崔友义，因为长得人高马大，人送绰号“崔大个子”。崔友义在镇子上的年轻人之中说话还是很管用的。正是这个原因，魏老六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雇着崔大个子，原因在于这家伙太能干活了，一个人顶三个人，虽然难以管教，可毕竟耕、种、收、耙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再说了，崔大个子还有一身好武艺，两三个人都近不了他的身，留着也有好处。

我爷爷从鬼子枪炮中捡回一条小命，按吴老爷的叮嘱，东流庄战后，直奔诸满街，就在他跑回诸满街的那个下午，崔大个子就出事了。那天，崔大个子正按魏老六的吩咐，将仓房里的一车高粱种推回家。诸满当地人有个风俗，留作种子的高粱是连秸带穗头的都留下来的，来年才将种子撸下来。大凡留作种子的高粱都是穗大、粒满的上好高粱。那天崔大个子推着一车高粱棵子往家里走，冬阳下的穗头发着红红的光，立刻吸引了大街上那些逃荒要饭人的眼光：啊，粮食！

这功夫崔大个子看见了浑身是血的我爷爷，停下来。等他安顿下我爷爷再赶回来的时候，发现车上的高粱米快让人给撸完了，剩下一根根粗壮的秸秆，一个个往外刺着脑袋。

崔大个子一看，心想坏了，这可怎么办啊？你就是能借到粮食，你也不能让高粱米重新长上去吧？没办法，硬着头皮往魏老六家走。

崔大个子推着一车光杆高粱秸进了大门，赶紧就往仓库里推，低着头推了没几步，就听见一声咳嗽，魏老六正擦他那把枪呢。擦枪的时候魏老六一抬头看见了崔友义。这下没地方跑了，崔友义只好把车放下了，直挺挺地站着，西边的太阳光照得他的影子老长老长。魏老六把擦好的匣子枪对着崔友义，问：“崔友义，高粱穗上的粮食呢？那可是今年的种子啊！”

“穗子上的粮食都让雀儿给吃没了。”

魏老六阴笑地站起来，走到车前，俯身一看：“哎呦，这雀儿还挺厉害，一粒都没剩下，吃得这么干净啊，都快把秸秆给啄断了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又不是雀儿。”

“他娘的崔友义，你别在这给我放屁！你是种地的长工，‘饿死老娘不吃种子粮的道理你懂。现在你给我说，谁撸的这高粱米？一家一家地说，我让他还二十倍！敢撸我的高粱种子，反了天了！”

崔友义知道魏老六的手段，他平静地回答：“是雀儿。”

不管魏老六怎么问，崔友义就一句话——是雀儿。

魏老六索性往椅子上一躺，周围冲出来几个人上来架住崔友义，魏老六喊道：“绑到大门口，给我打！”

我爷爷说，那天晚上，直到崔友义满身是血地爬回来，他才知道崔友义挨打了，整个诸满街上那么多长、短工都不知道崔友义挨打了，因为一直打到晚上，崔友义一句话都没说，一个声音都没出，只有闷闷的鞭子抽打声。崔友义说，魏老六是想打死他，魏老六根本就没说打到什么时候，就独自回去睡觉了，幸好打他的人手下留情，要不他肯定死在那里了。我爷爷把崔友义扶上床，一条一条地掀开黏在伤口上被抽烂了的衣服，但见全身上下已经没有了一块好肉。崔友义没有叫唤一声，他嘴里不住地念叨：“凭什么地都是他们家的？凭什么他说什么就得是什么？他天天树荫里歇着，小茶壶捧着，油面卷子、猪头肉吃着，我们出力流汗却吃糠咽菜，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那些揭不开锅的穷人，撸点高粱米粒儿救命，又怎么了？”

我爷爷说：“听那个卖货的王忠说，很远的西边好像就很公平，那里的地主老财都被穷人打倒了，穷人分到了财主的田地，自耕自收，自己收了粮食自己吃。”

“有这种好事儿，真的假的？秀廷，王忠什么时候说的？这地方在哪里啊？”

“是我去东流庄的那一年吧，那地方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地方在大西边啊。反正他说挺远的，一年半载也难走到。”

“嗯，那就算了。等我好了，我亲自去问问他吧……”

这功夫，崔家的柴门开了，有几个青年人提着锅饼走进来，他们都是崔友义的朋友，有两个和我爷爷一起埋过死骆驼。当时，诸满街上的大锅饼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东来西往、南来北去的客商，都愿意带上几个香喷喷的大锅饼路上吃。我爷爷鼻子尖，大老远就闻到了锅饼的香味。

日本人要进临沂城的消息越来越多了，诸满街离临沂城只有五六十里，如果日本人占了临沂城，到诸满街也就是半天的事儿啊。镇子里的人开始坐不住了，被派到临沂城里打听消息的人，一个时辰回来一个。老人们抽着个旱烟，不住地望着东南边的大路，镇上的小孩子和年轻媳妇儿已经不让出门了，我爷爷也仅仅敢在镇子周边找些零碎活干。所有这一切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日本人要来了，而是日本人来了就要杀人、放火、抢东西的消息被一步步地证实。除了卖货王忠的消息，从北边逃难出来的人带来更多的消息。包着围巾、脸上抹得黝黑黝黑的年轻姑娘，抱着小孩子的媳妇们，时不时路过村子讨口吃的，她们一边吃一边说一边哭。她们说起自己家的男人被抓走了，至今死活不明，她们说起自己的同伴被日本人糟蹋，她们说起庄子里的人死了一群又一群……镇子上的女人听见了，也跟着哭。逃难的女人打听到日本人要进临沂城的时候，碗里的饭胡乱地扒拉进嘴里，就又赶紧往西边跑去了，还招呼镇子上的女人一起跑。有的人想跟着跑，被家里的男人打了一巴掌;有的人想把逃难的女人留下来，被上了年纪的老人打了一巴掌。这些人带来的消息，扰乱了诸满街。到后来，连魏老六都害怕了，大家都走了，谁给他打工呢？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和镇上的住户没有一点关系的逃难人，一律不给吃的，不准留宿。无论魏老六怎么使手段，那些逃难人讲述的故事已经传开了，传得家喻户晓……

此时的崔友义已经能够下地了，魏老六倒是没再为难他，高粱穗子的事情也似乎被日本人的事情给冲淡了，魏老六也开始闭门不出，不过他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却越来越多了，除了平时的长工们，镇子上有些年纪的老人也整日地进进出出。与他家一样的是，崔友义家里的人也开始变多了，不过没有老人，都是些差不多年纪的后生。我爷爷忙完了一天的工，就到崔友义家里坐着，和那些比他大十岁八岁的人一起坐着。我爷爷喜欢坐在会吹喇叭的刘福兰的身边，刘福兰一家子都会吹喇叭，从他爷爷到他爹到他，一只小喇叭让他一家人吹出了不同的声调。从我爷爷记事儿开始，他们家的人就会吹喇叭。他们家不仅仅会吹喇叭，还能够识别从城里传过来的谱子，细细的带线条的那种谱子。我爷爷一开始也喜欢听他们家吹喇叭，可是他们家平时吹的曲儿不是这家结婚，就是那家死了人，反正镇上只要有事儿要吹曲子的，就要老刘家的人过去，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曲子，听着听着也就听腻了。可是刘福兰不一样，他不光吹那些红白曲子，还弄些没听过的调子来吹，我爷爷就喜欢听他吹的曲子。不过，现在坐在崔友义家里的刘福兰是没闲心吹曲子了，那小喇叭就挂在他的腰间，刘福兰就是不去吹它。我爷爷坐在刘福兰的身边不时地伸手摸摸小喇叭，小小的屋子里已经挤满了十几个人了。崔友义拿灰色的大陶碗从大缸里舀水出来，边喝边说：“眼下有钱有势的人都借口防日本人，拉队伍，邵庄的邵子厚大老爷开始组织民团，他派人来找过我，他拉队伍是为了保护他的家财，咱都是穷杆子，不跟他掺合。听说王洪九那边开始拉队伍了，说是打日本人的。我还听说他们在崮口同徐子仁的队伍联手伏击了鬼子的军队，弄了不少枪支弹药，发了一笔洋财，他们还弄了一匹大洋马呢。看来咱们也得提前准备，要不，到时候措手不及。”

原来，早上的时候，出了趟红事儿的刘福兰回来说：“别的镇子、别的庄子都开始组织人手，准备打日本鬼子了，咱们也得想办法。前几天，老孙头嫁姑娘，我陪着去了一趟西边的上治镇，亲眼看见镇上的首富马鸿祥马大老爷在招人手呢。看样子，马大老爷不是为自家守财的，人家把油房田产全卖了，说是拉队伍抗日呢。”

这几天来，崔友义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按理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镇子上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说话，比如魏老六。可是自打日本人要来的消息一传出来，魏老六就做起了缩头乌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镇子上的老百姓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人，这要是日本的士兵端着枪进来，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啊。想打日本人，首要的问题就是没有武器……有人点了点头，接茬道：“从临沂城跑回来的人说，日本兵每个人身上不光是有杆钢枪，还有把刺刀，别说是枪了，就光对付那些刺刀，咱们都费劲。他们身上还有好些个手榴弹，那玩意一爆炸就炸一片的，人也得死一片啊。”

“刀还好说，咱们找个铁棍子也能应付应付，就是这枪，真没办法对付啊……”大家七嘴八舌。

崔友义想了半天说道：“咱们这里谁有枪啊？”

我爷爷回答：“我知道那种放火药的枪，能凑起来三四杆吧。”

崔友义苦笑了一下，说：“那种土枪顶多能打个兔子，三十步之外就打不死人了，也就是吓唬吓唬人罢了。”

我爷爷说：“东流庄那边都有钢枪，闪亮闪亮的，吴老爷说，那是用牛换来的，一头牛换一条枪呢。”

崔友义听了更失望了：“一头牛？咱们这伙人，一根牛尾巴也弄不着啊。”

刘福兰突然说道：“也就是魏老六家里有枪了，这几天他又从临沂城里买进了好些钢枪呢。要不，咱们去找找他吧。”

崔友义无奈地点了点头：“没办法了，咱们明天一早就去找他。秀廷你去联系联系街上的人，咱们一起去找找魏老六。”

我爷爷说：“你不是和他有仇吗？”

崔友义说：“那是私仇，眼下不是日本人打进来了吗？”

第二天一大早，村子里的年轻人就一起来到魏老六家，原本早早就要打开大门的魏家，这时还是紧闭着。崔友义上前去敲门，边敲边喊“老爷、老爷”。过了好一会儿，门打开了。开门的管家一看崔友义，立马跑回去了。崔友义和我爷爷他们就站在门口等着。不一会儿，魏老六穿着长衫、端着茶壶就出来了，一见崔友义就大声地骂起来：“大清早的，你咋呼什么？高粱穗子的事儿还没跟你算呢，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魏老六边说边往门口走，走到门外的时候，发现门口聚集着几十个人，立马就慌了，手里的茶壶打了个哆嗦，茶壶嘴里洒出不少水来。魏老六赶紧后退了几步，冲着旁边的管家就是一巴掌：“妈的，多少人自己看不清楚？你长着两个牛蛋样的眼是喘气的？”

管家捂着通红的脸直起身子来往外看，边看边回答：“老爷，门口就站他自己，他身量大，这不挡着吗？你看你看，还有小孩来着，小孩不能算啊，是不？”还没说完，管家的脸上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魏老六给他使了个颜色，他赶紧跑开了。

崔友义站在门口说：“魏大老爷，我们今天来是……”

魏老六脸上有了笑容，他边答应着便往后退：“不管为了啥都可以商量嘛。现在日本人都要来了，咱们的事儿可以往后放放，行不行啊？老崔。”说着说着，只听院子里一阵躁动声，魏老六家的护卫队呼啦一下子都端着长枪出来了，有些人从后院绕出去，把门口的人都围到了中间。

魏老六马上来了底气，脸上的笑容没有了，脸拉长了许多，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崔友义，你这是要翻天？你把我几十亩地的高粱种子都送给了那帮穷鬼，我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了，你这是自找死路啊！”

门口聚集的人已经开始有些慌张了，有的人脸上变得苍白，有的人开始打哆嗦了。我爷爷被夹在中间看不见院子里是个什么情况，刘福兰悠哉悠哉地倚在大树上，那感觉就像是哼着小曲儿等大姑娘呢。崔友义倒是一点也不着急，他看了看魏老六的架势，想笑，憋了半天才对魏老六说：“魏大老爷，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问问您，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日本人一来，又抢粮又杀人，您是大户，好地成顷，骡马成群，你家损失得最多，我们这些人站着就一个身子，躺下就一张铺子。我们倒是没啥太担心的，今天来就是问问您，这打日本人的事儿咋办的？”魏老六听了这话，一时没反应过来，一愣神，马上又回过神来：“咋办？你说咋办？打得过就打呗。”

崔友义一听这话就来气了，镇子周边的地和街上的宅子几乎都是魏老六的，地里的收成也是他的，租了他家地的人天明忙到天黑，一年下来也就是吃个大半饱，都说魏老六财大气粗，不管有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他说了算，现在好了，日本人要来了，要进镇子了，魏老六放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还没等崔友义说话，我爷爷在下面喊起来了：“这叫什么话？平时都是你说了算，一有事儿了，你咋什么都不管了？再说了，你家可是好地连片，牛羊成群的，你舍得啊？”我爷爷看不见魏老六，但是听见这话也跟着来气。我爷爷这么一喊，人们也跟着喊起来，弄得魏老六进退两难。

崔友义赶紧摆摆手，让众人安静下来，回头说道：“魏老爷，我们知道你这里人手不够，光这几个护院队也确实干不了什么。这不，镇子上愿意打日本人的年轻人都来了，您只要发给我们武器就行了。我们都听您的，让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保证咱们诸满街的安全嘛，当然了，主要是保证您家里的财产安全嘛。”

魏老六一言不发地听着，眼珠子咕噜咕噜地转着，等崔友义说完了，他才接话：“大家的心情我理解，我也肯定会待在诸满，哪里都不去，别说日本人还在临沂城，就是来到咱诸满街，我也不会走。昨天临沂城的王洪九王大老爷还派人来我这里，让我守好诸满，他的兵马上就开过来。大家都想打日本人，这是好事儿，只是，只是……”

“有什么话，你就说呗。”崔友义有点着急了。

魏老六卖完关子，才断断续续地说道：“武器是不够，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武器。你们既然都说了，打日本人不光是我自己的事情，也不能光靠我自己出钱买武器啊……”

魏老六给大伙出的主意是，大伙自己掏钱，魏老六去帮着买枪，然后他负责教大家怎么用。于是，崔友义就开始召集大家凑钱凑物，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连魏老六欠了大半年的工钱都入了份子。魏老六把所有的东西都收集起来，给大伙算了个整数，一算能买十来杆长枪了。魏老六说，我家的牛羊全卖了，还能换十几杆呢，加上我家的护院队，凑个三十杆长枪不成问题了。大伙心里高兴了，也有底了。不过崔友义心里可没什么底，他真怕魏老六拿着钱就跑了，隔三差五就去魏老六家打听消息。他现在是镇子里年轻人的指望，要是他把事儿办砸了，往后镇子上谁还听他的？第三次去魏老六家，还是没看到新枪，不过崔友义却见到了王洪九的一个副官，魏老六指着那个副官对崔友义说道：“你们就是不相信我，你看看，这位是王洪九大老爷的副官，这次专门来商讨打日本人的事儿的。咱们镇子和王大老爷是一条线上的，毁不了的，你放心地回去吧。这不，王大老爷准备派一个排的兵力，来训练你们呢。王副官就是来联络这件事的。”崔友义看见那位副官一身军装，斜背着匣子枪，一副威武的样子，这才放了心。

魏老六跑了

一天早上，花鹊雀刚刚钻出窝儿，站在枝头上，用嘴巴梳理一夜弄乱的羽毛，刘福兰突然急急火火地敲开了崔友义的家门，崔友义和我爷爷刚刚烧了一壶水还没来得及喝呢。刘福兰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快跑吧，日本人出动了，他们已到沂河岸了，过了大河抬脚就到咱诸满街了。”

崔友义一下子就站起来了：“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连个枪响都没有啊？魏老六呢？”

老刘回答：“有个屁响啊，王洪九打了一阵子没打过就跑了，这魏老六一听王洪九跑了，连个屁都没放，半夜就跑啦！”

崔友义听完愣在那里，心里不住地悔恨着，狠狠地砸了一下桌子，嘴里一边骂一边拽起我爷爷就往外跑。跑到魏老六的大院子里一看，魏老六家的红漆大门敞开着，院子里一片狼藉，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可是即便是如此凌乱，所有值钱的东西却一点儿都没留下。可以看得出来，魏老六对于逃走即便是很匆忙也是早有预谋的，一看形势不对，他在半个时辰之内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诸满街。

我爷爷叹了口气，嘴里说道：“唉，人家这是早就准备好的啊。”此时的崔友义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不怕魏老六跑，关键的问题在于，魏老六带走了镇子上所有的钢枪，带走了镇子上所有会用枪的年轻人，带走了镇子上唯一能对抗一下日本人的资本。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通知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镇子上有些名望的老人，他浪费了大伙原本可以逃离的宝贵时间。现在的情况是，诸满街上千户人家没有任何机会逃跑，也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实力，来对抗河对面那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被骗了的崔友义第一次感觉到无力，浑身无力，他很想现在就飞快地跑出诸满街，躲到山里去。可是要是连他都走了，镇子上就连一个说话管用的人都没有了，再说那帮捐了钱买枪的伙计们都在指望着他呢……

就在崔友义和我爷爷还在魏老六大院子里徘徊的时候，突然有人冲了进来，冲崔友义喊道：“崔大哥，不好了，小南庄的人要逃进咱们街上躲鬼子，咱们到底开不开门啊？”

崔友义一听，立刻回答：“开，开，能进来几个就进几个，至少咱们这里还有吃的，有住的。”

“可是街上那些财主不让开门啊，他们带着家丁都在那里堵着围墙大门哩……”崔友义二话没说，带着人就赶了过去。跟在崔友义后面的都是街上年轻的后生，年轻的后生们将崔友义当作是说了算的大哥。等崔友义赶到镇子围墙的时候，几个小地主正霸占着大门。崔友义登上城墙一看，远处往这跑过来的人足足有上百口子，他们还在一点点地过河。再往远处看，高的地方能看见穿黄色衣服的士兵的影子，想来一定是日本兵了。崔友义赶紧下来，看见一个小地主正把着门不放，周围许多年轻的后生和妇女们都在央求他开开门，可是他却无动于衷。崔友义走上前去，用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小地主的身躯，将他严严实实地堵在门口里，厉声说道：“赶紧开开门，小南庄的人得进来避避难啊！”

小地主看着他，不屑地吐了口唾沫：“呸，他们还想进来避难，这围墙都是我们出钱建的，他们凭什么进来啊！再说了，这要是打开了门，让日本人看见，日本人还不得打进咱们诸满街？”

崔友义冷笑了一声，说道：“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觉得日本人不会进来？告诉你吧，魏老六他们把武器都带走了，咱们拿什么来阻挡日本人？再说了，就这个破围墙，日本人一炮就能打个稀巴烂，他们想进来随时都能进来。”在小地主的惊讶和疑惑之中，崔友义一把将他拉开，打开大门，带着一群后生一起走到门外，迎接从小北庄逃出来的那帮子穷人。

小南庄逃出来的人，跑到诸满街大门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刚到了诸满大门，女人就开始不住地哭泣，说起日本人在祊河岸烧杀抢夺的经历，说起在小南庄被烧、被抢、被杀的经过，听得街上的妇女也跟着哭。崔友义赶紧组织人把逃难的人领进街里去，他不忍心告诉他们的是，这里也马上会变成和小南庄一样的境地了，少则半日，多则一天，只要日本人知道这里没有一杆钢枪，只要日本人知道这里是交通和战略的要地，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打过来，而只要日本人打过来，那些只能对付土匪的围墙，在配备机枪大炮的日本人面前，就是一个纸糊的壳子。

从小南庄跑出来的人，陆陆续续地进了诸满街，远远看去，有几个人还落在后面了，他们还在过河，只要过了河，即便是日本人发现了他们，也不会当即就追过来的。当剩下的几个人走到河中间的时候，突然远处响起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远远地看过去，应该是日本人发现了这些逃难的人了。崔友义和大家的心都揪了起来，河里的人像是一片片无助的叶子，随着一声声的枪响变得东倒西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想到的是，最后几个逃难过来的人竟然没有被打中，只不过他们都因为惊吓过度，已经神志不清楚了。我爷爷一看，来的人他差不多都认识，那个村子也是穷人的村庄，靠打工过日子。最后一个是老孙，老孙家一共五口人，媳妇生病，孩子还小，都不能干活，只有老孙自己一个人出去干活，赚的钱换了粮食养活着五口人，可是活并不是那么好找的，大多数的时候老孙还要指望着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来救济。我爷爷一看见老孙就有点纳闷了，老孙背着大大小小的东西，身上连一个空的地方都没有了，不过奇怪的是，他竟然背着一个空的麻袋。我爷爷疑惑地问他：“叔，你咋背着一个空着的袋子啊？谁家还找不到一个袋子给你啊？”老孙一听，立刻慌了神，赶紧伸出手去抓背后，抓了一把又一把，脸色也一次比一次难看，抓到最后的时候，他一把将袋子拉到了身前，然后扑通一声坐到地上。我爷爷赶紧上去扶他，走近一看，这才明白了。原来那些袋子里装的是高粱粒儿，却几乎都空了，细看袋子上面，好几个子弹孔赫然出现在眼前。看来日本人的枪法还是很准的，那么远都能打中，只不过打在了粮食袋子上而已。粮食袋子上的弹孔，加上老孙受到惊吓来回摆动的幅度，粮食全都洒到逃亡的路上，留下的粮食一只手都能抓得过来。

我爷爷准备把老孙扶起来，没想到老孙突然像是着了魔一样，一下子又站起来，开始往小南庄的方向跑，我爷爷怎么拽也拽不住。看到这个情形，崔友义也赶紧上去拉住他：“你干啥呀，老孙，好不容易跑出来的，你咋还要回去啊。日本人发现你们了，回去就是个死啊。”老孙没有听他的话，还是往前走，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米粒儿啊，米粒儿，一家人吃的米粒儿，那是俺流了两个月的汗珠子，给刘老爷挖地堰子挣来的啊……”

我爷爷这回明白了，老孙是要回去把高粱米粒儿捡回来啊。这不是胡闹吗？那些米粒儿从河中间就一路往下漏，怎么捡？再说了，隔岸就是日本鬼子，如果一路捡回去，就是有几十条命也不够死的啊。

我爷爷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崔友义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老孙还要往前走，嘴里念叨着：“一家人吃的米粒儿，一家人吃的米粒儿啊……”可是半天他发现自己走不动了，他回过头来才发现我爷爷和崔友义，我爷爷还在喊呼着：“你不能去，不能去，粮食我们给你接济，鬼子就在河对岸，不能去啊……”老孙回过头来看着我爷爷和崔友义，又像是看着他的孩子，早已经泪流满面，眼泪顺着干涸的皮肤流进破烂不堪的衣襟上，老孙哭着哭着突然跪了下来：“你们放开俺，让俺去吧，那是俺攒了大半年的粮食，那是俺们家五口人的命啊，你们放开俺吧……”崔友义和我爷爷无奈地放开了老孙，看着老孙，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老孙把身上的东西都卸下来，搁在崔友义面前，伸手找出个布袋子，然后从地上站起来，转身就走了。我爷爷还想去拉他，被崔友义拦住了：“拉不回来了，秀廷，你赶紧领着他们家人到街里面去，越远越好。”我爷爷明白了什么，转身带着后面的人走进了镇子的大门……

走进镇子大门的孙家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去干嘛了，准确地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死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去给他们找粮食去了。只有崔友义看见了，看见了老孙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回走，发现路边有几粒米粒儿就把它们捡起来，小心翼翼地装进自己的布袋里，然后再往前走。老孙就这么一直走着，刚到河边，突然一声枪响，老孙一激灵，站起来往远处看了看，他发现一小堆红红的高粱米正对着他微笑呢，老孙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接着又是一声枪响，老孙“扑通”一声倒到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是他还是一点一点地往前爬着，一点一点地往布口袋子里装着粮食;又是一声枪响，老孙全身伏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当崔友义和我爷爷趁着天黑去抬老孙尸体的时候，老孙身上的血几乎已经流完了，他的身子保持着一个伸展的姿势，一只手放在胸前，紧紧抓着怀里的布口袋，另一只手伸向前方，手里死死地握着几粒高粱米粒儿，不，应该是几粒血红色的高粱米粒儿……

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孙去死，被日本人一枪一枪地打死，而没有一点办法。假如魏老六在逃走之前，把他们自己出钱买的枪留给他们，他们还有可能去和日本人拼上一拼的。而现在，整个诸满街上的人没有一点办法，他们就像是一群被圈起来的羔羊，无奈地等待着杀戮……

血染“袁大头”

日本人真的来了，大街上骑着大洋马、挂着军刀的日本军官不停地转悠。我爷爷说，这个鬼子头目挂在腰间的军刀，跟东流庄人被土炮轰死的那个鬼子头的刀一模一样，都是长长的带点弧形的那种。多少年来，我爷爷一直纳闷，这瘦长的刀怎么不断裂呢？东流庄上的老铁匠打制的大刀片子，厚厚的，都能砍成两截儿，小鬼子就是贼精。

县城里的大户人家跟着姓张的县长，陆陆续续地往南边跑了，他们和临沂城里的王洪九、诸满街上的魏老六基本上就是个前后脚。镇子上剩下的跑不走的人把房门一关，谁都不敢露个头出来。日本人似乎也不急着去挨家挨户地破门抢东西，他们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叫镇上的年轻人给他们盖炮楼，每家每户出一个劳力，自带工具、干粮。有些家底殷实的人家舍不得出力，就开始在街上找人替他们出工。这样一来，我爷爷又上岗了。一天晚上，一户人家把一包袱地瓜干煎饼、十个鸡蛋、一罐咸菜，外加半袋子高粱米，送到我爷爷的破房前，说：“秀廷啊，只要你替我去干活，这些东西就归你了。”就这样，我爷爷从给地主打工，变成了给日本人盖炮楼。我爷爷说，当时跟着他一起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没饭吃的大孩子、年纪大的老头子，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没几个。

日本人在诸满镇的东边盖起了炮楼，连着周围的地势地形就成了一个据点，驻扎着一个小队的鬼子，后来，这个小队的士兵虽说多次换防，可是小队的编制一直满员，可见鬼子对诸满的重视程度。紧挨着炮楼的地方是汉奸大队部，那些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当地人，换了一身衣服就成了日本人的帮凶。我爷爷喊他们二鬼子。崔友义说，他们就叫汉奸，二鬼子都是好听的。后来，有个叫王忠的货郎告诉他俩，日本人之所以轻易占了大半个中国，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帮了大忙，抗日必须消灭汉奸！日本人基本上很少出炮楼，即便是在那里干活的我爷爷也极少能看见日本人，督促他们干活的基本上都是汉奸，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的也是汉奸。

有一天，大伙儿正在干活的时候，旁边一个年纪稍微大点的人跑过来对大家说：“听说了吗？日本人的活不能干啊，咱们想个法子赶紧跑吧！”

“怎么了？”

年纪大的人压低了声音：“昨天晚上，绍庄让日本人杀了十几口子……”

原来，昨天下午的时候，一队日本兵去绍庄抢粮食，挨家挨户地搜完东西之后，整队的日本兵就回了炮楼，落在最后的一个曹长看上了一个年轻的媳妇，结果当着老婆婆的面强奸了人家的媳妇。媳妇的婆婆跟着曹长，一路跟着一路哭，一路数落日本兵，说自家媳妇儿多么的无辜，说前面这个日本鬼子挨千刀的不是个东西，说着说着，曹长烦了，抽出刺刀回头一刀捅在婆婆的肚子上。婆婆握着刺刀，一点点地在地上晃悠。曹长就这么站着，笑着看在血泊中痛苦挣扎的老婆婆。正在这个时候，村子里一个姓邵的屠夫刚从邻村喝酒回来，看见了这一幕，二话不说，上去就勒住了曹长的脖子。曹长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想抽老婆子肚子上的刺刀，却被绍屠夫死死地勒住了。杀猪的人劲大，手腕子上的劲儿更大，结果曹长就这么活活地被勒死了。看见被勒死的曹长，屠夫也吓了一大跳，身上的酒全都醒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周围看见的村民都开始往家里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避难。屠夫站在原地想了半天，他抱起曹长的尸体，拴上石头，扔在了猪圈后头的粪便池子里。屠夫想，现在应该是万事大吉了吧。可是没想到的是，地上的血迹和日本人的刺刀还没处理呢。此时，回到炮楼上的日本兵发现少了一个曹长，回过头去找，这一找不要紧，地上还丢着一把刺刀，满地的血液。于是，日本人开始挨家挨户地找凶手，挨家挨户地杀人，只要没来得及跑出村子的人，都被日本兵杀害了……

这个消息引来了干活的人，大伙纷纷聚在一起，那个传来消息的人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所有人都没有问话，也没有接话，就是静静地听着。由于惊恐，每个人单薄的衣服之下都已经大汗淋淋了。突然，大家的身后响起了一声巨吼，回头一看，监工的汉奸从远处咋咋呼呼地跑过来了。汉奸一边挥着手里的鞭子，嘴里一边骂骂咧咧：“他娘的，又聚在一起干什么？偷懒啊？这几天挨的鞭子还少吗？”话刚到了耳边，鞭子也跟着到了身边，长长的鞭子狠狠地敲打到地上的大石头上，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按照往日的情况，此时大家都会马上缩起脖子回到工地上去干活，可是今天仿佛所有人的身体都结冰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剩下长鞭在地上一声一声地敲打着。汉奸看见这个情况，也有些发愣，可是愣的时间不足数秒钟，他的鞭子就打在一个人的后背上，那个人的身体一哆嗦，接着往前踉跄了一下，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人群中有个老人向汉奸说道：“昨天绍庄让鬼子屠村子了，没躲的村民全死了。”

汉奸悠闲地点上一根烟，笑道：“一个一个吃不饱饭还多管闲事，绍庄是绍庄，你们是你们。他们被屠村了，都死光了，那是他们的事，你们这不还没死吗？”

“日本人的活不能干啊，咱们辛辛苦苦给他们干活，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咱们也得死啊！”

“放屁！”汉奸的皮鞭子又一次挥了起来：“你们干活可能不会死，不干活就一定会死！绍庄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他们杀了一个皇军，你们又没杀皇军，怕什么？赶紧去干活，你们再这样磨洋工，等到皇军来了，就怕你们和绍庄的人一样喽。”说完，汉奸开始一个一个地往工地上拽人，可是不管他怎么拽，怎么踢，怎么打，大伙就是一动不动。有的人被打得趴下了，干脆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就是不往回走……

这时候，炮楼里的日本人听见了动静，十来个日本士兵端着长枪跑过来了。汉奸一见日本人往这边跑，手里的鞭子敲打得更加响亮了。等到日本人到了身前，汉奸马上弓着腰，拿着烟往前凑，给为首的士兵点上一根烟，笑着看着他。日本人点上了烟，吸了两口，指着聚在一起的人问汉奸。汉奸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们闹情绪呢，偷懒呢。我这不正在教训他们吗？”说完，汉奸手里的鞭子一下子又敲打在一个人的腿肚子上。日本人看那个被敲打的人只是踉跄了一下，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脸色瞬间就变了，他马上从汉奸手中夺过鞭子来，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的鞭子没有打在大伙身上，而是狠狠地打在了汉奸的腿肚子上。毫无防备的汉奸“哎呦”了一声，差一点跪在地上，双手不住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腿肚子。日本人笑着问道：“疼的干活？”

汉奸不知道怎么回答，似乎感觉说疼了自己好像连个干活的都不如，他马上站直了身子，冲着日本人笑着说：“太君，太君，不疼，不疼……”日本人远远地把鞭子扔在一边，冲着汉奸打了两巴掌。汉奸被打得一愣一愣的。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着：“难道日本人有良心了？”只见抽烟的日本人冲着后面的人小声说了几句什么，一个士兵就跑回了炮楼，不一会儿，抱着个东西就回来了。大家一看就傻眼了，日本人怀中抱着一个木棍子，那根木棍子，两头被磨得光秃秃的，整个木头被火烤了一遍，黑漆漆的，隐约看见上面有些凹凸不平的小刺。

日本人把木棍立在汉奸身边，冲着他说了几句什么。汉奸的脸色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最终变得苍白无力，之后他回头对大家喊道：“太君说了，你们偷懒不干活就得受到惩罚，刚才那个鞭子太轻快了，怕你们记不住，得换一个大点的，有劲的。看见我面前的这根木棍了吗？这就是以后你们犯了错误要受到惩罚的工具。现在每个人跪在地上，太君要惩罚你们了。太君说了，只要你们撑过去三棍子，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汉奸还没说完，人群中就炸开锅了：“打三棍子还不得一个月下不来床啊？”

“那是你，你身体多好啊，我怕这三棍子打下来，我就残废了哦……”

我爷爷没有说话，一直盯着那个粗大的木棍，他可以确信的是，他撑不住那个木棍子从天而降的三下。要是被它打三下，说不定自己就得死了。大伙继续嚷嚷着，有人开始伸腿想跑，日本人突然端起枪来，冲着空中放了两枪，人群瞬间安静了。大伙被抢指着排成一排跪在地上。日本人狞笑着，拿着木棍子走过来。

汉奸在一边翻译日本人的话：“太君说了，这是对你们身体的检验，检验你们的身体到底合格不合格，你们能不能承受木棍子的打击，能不能更好地为太君干活……”

跪在地上的人根本没有心情听汉奸说话，每个人的身体都在不停地发抖。日本人一棍子下去，打在了第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一下子就趴在地上了，然后他被人给扶了起来，接着又是一棍子，等到第三棍子打完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吐血了，站不起来了，只能趴在地上半死半活地喘着气。我爷爷看着那个人，心里已经绝望了。那个人在他们中间算得上身体好的，也撑不住这三棍子，我爷爷身体瘦小，年纪又轻，一定比那个人的后果惨烈得多，说不定……

我爷爷就这么跪在地上，身体不停地发抖，他想要站起来跑，但面前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着自己。在东流村，他曾亲眼目睹这些长枪的厉害，他没有任何退路，只能这么等着，等的结果是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也许等着的就是死亡。而现在，抱着木棍的日本人已经到了爷爷前一个人的后面，那个人是一个老人，也不知道是哪个村庄的，我爷爷看见他的脸色已经苍白了，嘴唇在不断地发抖。日本人走过来，按了按老人的肩膀，嘴里不停地笑道：“老东西的好的，好的……”说完，木棍狠狠地砸在老人的后背上，老人没呼叫也没吭声，整个人往前飞奔了好几米，一口鲜血吐在地上。看到这一幕，日本人都开心地大笑着。而我爷爷低着头，闭着眼，不敢多看一眼。老人被架起来，摇摇晃晃地跪下来。又是一棍子，老人倒在地上，身体已经开始抽搐了。汉奸看见了，上来看了看老人，回头说道：“太君，太君，死了死了的。”日本人在旁边不满地摇着头：“不不不，三下的干活，统统三下的干活。”说完，又准备招呼人把老人扶起来。没想到此时，老人竟然自己慢慢地站起来了，他睁大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鬼子，慢慢地走到拿着棍子的日本人面前。日本人惊讶地看着老人，而后又笑起来，还冲着老人竖起大拇指，然后又举起木棍来。正在这个时候，老人突然冲上去抱住了木棍，嗓子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鲜血全都喷在日本人的脸上、身上和手中的棍子上。日本人大骂一声，一脚踹开老人，把满是血的木棍子竖着捅在老人的胸口上。老人又朝着日本人喷出了一口血，接着便四肢发软地瘫下来，再也没有动静了。只有那鲜红的血在阳光里闪着耀眼的色彩。

围在一边的日本人看见这个情形并没有生气，而是指着满脸是血的同类大声地嘲笑起来。拿着棍子的日本人把棍子甩在汉奸的脚下，大声说道：“你的，打。”说完，就自己回炮楼了。围在一边的日本人似乎也没了什么兴趣，也都懒洋洋地回去了。

我爷爷说，在那个夕阳血红的下午，那个死去的老人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他的命，也救了更多人的命。汉奸在日本人前面，木棍举得很高很高，落下时却很轻很轻，等日本人走了之后，汉奸没有再打人，他盯着那个满身是血的老人，看一看周围一双双愤怒的眼睛，没有再打人的念头，也没有摸那个黑红黑红棍头的念头。最后，大家抬着受伤的人回到了诸满街……

我爷爷说，他至今都不知道那个死去的老人是哪个村子的，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或许他是顶替自己的儿子，或许他是顶替自己的亲戚，或者是像我爷爷一样，为了挣一口果腹的口粮替有钱人家出苦力。总而言之，他顶替的不再是一天的活，而是一条命。也许，在来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给日本人干活的人将没有好下场。埋葬老人时，我爷爷觉得埋一个人比埋六匹骆驼都费劲儿，多年后，他说，他那天是流着泪，同工友们一起埋葬老人的。那是我爷爷最后一次给日本人干活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便是没有吃的，即便是走在大街上要饭，我爷爷也没有再替别人给鬼子出一天工，即使是主人出双倍的粮食，甚至一天再追加半个银元，我爷爷都没有应承。

第二天一早，我爷爷给主家送还了那袋高粱米，并交待了一句，不管主家怎么提高报酬，我爷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知道诺大的诸满街上没有人能救他了，他决定去找崔友义，看看崔大个子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自己，救救这个镇子上的所有人。

崔友义不在家，倒是镇上智商有缺陷的小哑巴，坐在家里正吃崔友义剩下的东西呢。日本人一来，也就只有小哑巴敢到处转悠了，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哑巴看见我爷爷还招呼他过去一起吃，我爷爷没理他，又跑出去了，不用说，崔友义一定在货郎王忠那里。崔友义能下床的时候，他就去找到了卖货的王忠，听说他们俩一直走得很近，大晚上的俩老爷们还聊天聊到深夜，那个时候谁都不敢开灯，再说了，灯油贵得很。慢慢地，我爷爷也跟着去找王忠聊天，不过我爷爷说，那个时候王忠的话他还不敢相信，因为他形容的东西太美好了，跟现实比差距太大了。尤其是王忠讲要救自己，必先救中国，大伙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国是大伙们共同的家，如今日本人就是要灭掉我们的国家，我们救国就是救自己的家。我爷爷听不明白，我爷爷想，既然国是大家的，为什么魏老六天天吃肉，王洪九出门骑马，邵子厚娶几房媳妇，自己却地无一垅，房无一间，还要为填饱肚子讨荒要饭？这国也太不公道了。要说国就是家，一家人吃油面卷子就都吃，要穿新衣就都穿，要挨饿就都挨饿，要挨冻就都挨冻，为什么都是一个国家里的人，待遇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

王忠曾告诉我爷爷：咱们之所以结伙跟鬼子干，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公道的国家。一个有油面卷子大家吃、有新衣大伙穿的平等的社会。

我爷爷问：“跟西边那个地方一样，平均分地吗？”

王忠说：“一样。”

我爷爷这才有点儿明白。所以，离开炮楼，我爷爷就找王忠去了。

我爷爷到了王忠住的破庙里，一进门就看见了崔友义和王忠。我爷爷老远就喊：“听说了吗？前天晚上，绍庄的人……”还没等我爷爷说完，崔友义就打断了我爷爷的话：“听说了。日本人比魏老六还不是东西，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咱们不能这样坐着等，等来等去，日本人会把我们全都杀了。”

我爷爷说：“咱们能干什么啊？咱们连把大砍刀都买不起，连杆打鸟的土枪都没有。魏老六有枪，但早跑啦。”

王忠说：“你们说的只是一个现象，魏老六是跑了，可徐子仁他们没跑。听说西边给山东的抗日队伍派来大将，那个人在红军时期就是四方军的总指挥呢。有人跑了，自然就会有人来。咱这里可是一块好地方。退可进山，进可攻城。像魏老六这样的人，跑了也不是一件坏事。”

听到这里，崔友义更加气愤了：“魏老六这些王八蛋，日本人没来的时候抢了大家的地，抢了大家的粮，现在日本人来了，他自己倒先跑了，留下一帮穷人在这里吃苦受罪。我恨不得宰了他！”

在一旁沉默的王忠张口说话了：“好了，老崔，咱们刚才说了，魏老六的事情往后放，我们现在先要解决的是日本人的问题。没有枪，没有炮，不代表我们不能和日本鬼子做斗争，我们要的是方式和方法……”

我爷爷在一边，似懂非懂地听着。正在这个时候，镇子上庙会里的大钟突然敲了起来。崔友义说：“肯定是日本人让敲的，不知道又有什么幺蛾子。老王，你先找地方躲躲，我和秀廷得过去……”

日本人冲进了镇子里，挨家挨户地把镇上的人都赶到了西街庙会的院子里。我爷爷和崔友义站在后面，抬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端着长枪围在周围，庙会的大戏台子上架了一挺带腿的枪，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地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我爷爷悄悄地告诉崔友义，那个带腿的枪他在东流庄时见过，打起来不喘气，一个劲地扫射，东流庄不少人就是被它们打死的。一个带着刀的日本人在最前头说着什么，可是没有人能听得懂，唯一听得懂的词语就是“八路”。日本人“八路八路”的一直重复着，可是镇上的人没有任何反应，日本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周围士兵的枪开始举过了肩膀，一阵拉枪栓的声音让站在外圈的人开始瑟瑟发抖。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来：“日本人说咱们这里有八路，只要交出八路就放我们回家，不然的话咱们都得死啊。”崔友义抬头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从东北棉服厂跑回来的王进财，只见他弓着腰跑到最前面，冲着日本人说着什么，嘴里的话和刚刚日本人嘴里的话是一样的。我爷爷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从东北日本人棉服厂里回来的人会说日本话啊。日本人皱着眉头听王进财说话，不一会儿开始点头，然后又冲着王进财说着什么。王进财转过头来对大家说：“有胡子的往前站，往前站，赶紧的，赶紧的。”

原来，血洗绍庄的第二天早上，日本鬼子出操时，平日跑得光溜溜的操场突然炸响了一颗土雷。把一个鬼子的左腿炸上了天，另一个鬼子的左眼炸出来，鬼子说是八路干的，来诸满街上找“八路”，日本人说诸满人交不出埋雷的八路，就开枪杀死他们。人群里开始骚动，有的老人自己走出去，有的老人被人推了出去，有的老人被日本人拽了出去。王进财又走进人群里冲镇上的几个大户说了什么，镇上的几个大户人家的长工都跑了出去，没一会儿，跑出去的长工回来了，几个人提着一个布袋，放在日本人的面前，然后有胡子的老人都走出去跪在地上。日本人解开袋子，抓出一把光闪闪的银元。我爷爷看得很清楚，那银元是清一色的“袁大头”。日本人点了点头，把袋子封了起来。让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正当日本人要走的时候，人群里突然走出来一个人，慢慢地往前走。大伙仔细一看，那是镇上的小哑巴，坏了，小哑巴听不到话啊，他可能以为袋子里的东西是发给跪着的人的。小哑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有人在后面拽他，他使劲晃了晃身子，摆脱那个人的手，还笑着指了指前面的袋子，又拉着其他人往前走，没有人跟着他，也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只见小哑巴走到最前排，冲日本人笑了笑，然后指了指自己，跟着老人们一起跪了下去。

日本人先是疑惑看着他，慢慢地，日本人的脸色开始变了，转成了愤怒，等到小哑巴跪下来的时候，日本人骂了一声“八嘎”，几个士兵上来就抓住了他。王进财赶紧上来说话，刚走了两步，就被日本兵用枪托一下子捣在了地上。小哑巴丝毫不懂气氛的变化，他依旧笑着，傻傻地笑着跪在地上。日本兵上来拽他，他就跟着日本兵走，走到了前台上，他就冲着人群笑。人群很安静，只能听见每个人的棉袄因为身体大幅度的颤抖在不住地摩擦。鬼子头拔出了长长的军刀，小哑巴还在笑着;日本人一脚踢在他的小腿肚子上，小哑巴跪下来，他还在笑着。鬼子的军刀一挥，台下一片惊叫。短发如落叶，纷纷扬扬地飘下了，小哑巴浑然不觉，依旧在笑。鬼子的脸色大变，冲士兵做了个手势，他还在笑着;一个鬼子端起枪，叫了一声，长长的刺刀噗嗤一声就扎进了小哑巴的胸膛……

我爷爷惊叫了一声。

那个鬼子把长枪猛地一转，身子一撤，拔出了刀。阳光里，那带血的刺刀仿佛扎进了我爷爷的心里。小哑巴就这么保持着僵硬的笑容直挺挺地倒到地上，血液顺着伤口往下流，不住地往下流，流得出奇的多。血液流向了人群，在人群前的大洋袋子上停住了，开始浸湿了大洋袋子，开始顺着大洋袋子往上爬。日本士兵一脚把小哑巴踹出好几步远，然后提起大洋袋子匆匆地走了，血，红红的血从钱袋上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小哑巴的血在流向我爷爷，流向崔友义，流向小镇上所有的人……

我爷爷说，人群中的老人和女人开始哭泣了，日本人走的时候，有人已经摔到地上。崔友义紧紧攥着双手，身体不停地发抖。所有人都想上前去看看小哑巴的尸体，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崔友义没有向前，他回头拉着我爷爷就走了。路上，崔友义给我爷爷说：“秀廷，我们去打日本鬼子！”

我爷爷问：“怎么打？”

崔友义说：“跟着卖货的王忠打。”

我爷爷问：“王忠不是个货郎吗，他能打鬼子？”

崔友义说：“他的组织能打鬼子，我们去参加他的组织。”

我爷爷问：“王忠的组织也叫大刀会吗？”

“不是。”

“那叫什么？”

“共产党。”

当时，已经到了1939年的春天了，离日军攻占临沂城的1938年4月21日不到一年，那次日军大开杀戒，攻城后杀害百姓2840人，制造了抗战史上的临沂大血案。1939年初，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费县城，国民党政府、县党部以及警备队匆匆忙忙地从城里头撤出来，撤到蒙山的脚下，而后又匆匆忙忙地从蒙山的脚下撤到南方。与他们一起匆匆忙忙离开的是那些原本有些名望的大地主、大绅士们，是那些一向挺胸鼓肚，很神气地站在这片土地上的财主老爷们，当这片土地彻底沦为日本占领区时，这些靠这片土地养育的富人们，带着家眷，携着财富匆匆地跑了。而留下来的那些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老百姓，那些松散的村民，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没有任何抵抗力。于是日本人在这片缺乏组织、缺乏武装力量的土地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我爷爷说，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些有钱、有势的地主们会那么轻而易举地逃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经济来源，掌握着这里所有的话语权，甚至在有些时候掌握着这里的生杀大权，他们都有自己的护院武装，可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却能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供养他们的土地和百姓，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是那一箱一箱的金银细软，而是这片土地上能够抗击外来入侵者的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同日本人对抗的资本，像魏老六，带走了诸满最强大的一支武装，一支三十多杆枪的民团。虽然那些武装力量在强大的日军面前特别的渺小，特别的不堪一击，根本就抵挡不了日本人的钢枪铁骑，可是他们不应该放弃得如此不留余地，至少这里是他们的家，是他们世世代代生存过的家园，这里的土地上埋着他们的祖先……

事后多年，我爷爷说，这些人都不是站着尿尿的爷们，但凡他们像东流庄的吴大老爷那样有点骨气，日本鬼子进诸满就得夹夹尾巴。东流庄才多大？诸满街起码是它的十倍，围墙比东流庄高多了，而且是东蒙山有名的重镇，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日本人进东流庄搭上了七十八条士兵的命，可是占领诸满街，日本人没有费一枪一炮，就连一根毫毛都没少。想到这，我爷爷想起了吴大老爷的一句话：“这路是我们的先人用脚踩出来的，小鬼子想走就走？”可是，在我爷爷认识的老爷里面，像东流庄的吴老爷那么有骨气的人，毕竟只有一个啊。在那之后，在每一个曾经繁华无比的街道上，在每一个破败不堪的村庄里，在每一个交通便利的城镇中，在每一个深山脚下的农户中，无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受到残忍的屠杀。我爷爷那一辈的人看过了太多的流血，看到了太多的死亡，看到了太多的悲惨。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害怕、恐惧，到了后来，人们无助、绝望。所有人几乎都失掉了生的希望，失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没想到最后拯救他们的却是那些原本毫不起眼，和他们一样没有多少田产房舍的穷苦人。那些人就像王忠一样，有的是走街串巷卖货的货郎，有的是深闺屋中教书的先生，有的甚至是蹲在街头要饭的乞丐。最初，那些人口中的话语让人难以相信，“共产党”三个字让人感到陌生，甚至抵触，但在人去楼空的最后，也只有那些人坚持了下来，只有那个叫共产党的组织活跃起来。他们依然穿梭于每一个已经人迹罕至的村庄和街道上，穿梭于日本人和汉奸走狗们的枪林弹雨封锁的小路上，继续向留下来的人宣传那些如梦一般的美景，宣传那些祥和的未来。在那些一个一个促膝长谈的夜里，这片土地上一个一个的年轻人重新找到了希望。

地主家的长工崔友义相信了，给人家干活的我爷爷相信了，诸满街上吹喇叭的刘富兰相信了，许许多多处于生活底层的年轻人也开始相信了……年轻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拿起手中少得可怜的武器，开始对抗那些外来的魔鬼，对抗那些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汉奸。最初，他们行动的目的单纯而简单：为的是活下去。而后来，年轻人的心中有了一个更伟大的梦想，那个梦想看起来虚无缥缈，其实却已经遥遥在望……在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中间，就有我爷爷。

1939年春，蒙山遭遇一场倒春寒，天气特别寒冷，寒风不住地敲打着蒙山高大的脊梁，那些风在大山里一圈一圈地转悠，山坳里向阳的地方，葱葱郁郁的花草树木瞬间凋零。沂蒙山脚下的人们没有了温暖，没有了灯光，没有了光亮，每一个漆黑的夜都显得没有尽头。然而，在一片片包围着所有人的黑夜里，有无数的人开始在这里点燃一把一把的篝火，从山上到山下，从山里到山外。篝火被一个一个地举起来，连成一线、一片，照亮了每一块寒冷的土地，开始温暖着这座古老而又脆弱的大山……

【链接】

1 费城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1月，原国民党费县上冶乡乡长、共产党员朱治诚在当地共产组织的指导之下，率领60余人趁县警备大队出城监修飞机场之机占领费县城，后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城中，起义最终失败，牺牲50余人。（《费县志》）

2 东流庄战斗：1939年1月30日，驻扎在临沂城的日军西行，要经过费县新庄镇东7公里的东流庄，遭到当地村民的奋起反抗。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最终重创日本军队，击毙日军78人、伪军21人，而东流庄亦被屠村，几近毁灭。（《费县军事志》）

中部 血雨腥风扫蒙山

初见八路军

1939年初，日本军队侵占费县城，虽说当时守城的国军不战而逃，让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夺得蒙山前最大的城市，但在县城南的东流庄，日本人却尝到了民间力量带给他们的伤痛。其实不光是我爷爷弄不明白，就连日本人也在纳闷，拥有国家武装力量守护的县城，没给日本人带来伤亡，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个只有民间自发武装力量的小村庄，却让大日本皇军付出了死亡78人的代价。（当然，我爷爷从来不说，东流庄村民在那场战斗中还打死了21名伪军的事实。）

日军大摇大摆的进城时，大队的中国人举着太阳旗欢迎他们，每每说起这件事，我爷爷就一肚子气。我爷爷说做人要有骨气，一个爷们没有血性怎么成？

县城除少量日本军队外，另外建立了9个伪警备大队，34个分队，1个自卫团，在费县城周边较大的集镇中驻扎一个大队。1940年，日军在诸满建立据点，驻扎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连官带兵才31人，驻扎伪军却高达400多人。诸满是这样，整个蒙山地区也是如此。1941年，5万多鬼子扫荡蒙山后，八路军主力被挤出蒙山，当地武装及费北行署被困在蒙山，日军围绕蒙山根据地建起几十个据点，守备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和一个骑兵快速小队，不足600人，而汉奸就有8个大队，23000多人。汉奸成了敌后日军得力的帮凶，成了敌后抗日武装重要的对手。

虽然据点内的日本士兵数量并不多，但每一个据点的防御工事却做得相当严密，鬼子们是以纯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这些据点的，以当时山东纵队的那些武装，想要攻打这些据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以诸满街据点为例，据点距离诸满大街很近，足以严严实实地看着诸满的一举一动，三八大盖足以射击到中心大街。重机枪可以封锁红峪子山口。尤其是那两门炮，打到大顶子山简直就是一盘小菜。日本人的据点建得相当有学问，中间是座高炮楼，炮楼周围挖着又宽又深的鸿沟，鸿沟边上都架起了铁丝网，地底下还挖了地堡，地堡和炮楼通过甬道相连。射程之内，原本长着的树木和花草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从炮楼上往远看，是一片开阔地，直接看到几里外的动静。炮楼里架着几尊黑漆漆的小钢炮，配合着开阔的视野，那些小钢炮打起来又准又狠。这样的防卫设施，仅有步枪和手榴弹的地方武装基本上是无法攻破的，光那几门黑漆漆的小钢炮就够游击队员们受的了。那一个小队的日本士兵平时从来不出据点，据点里一天到晚灯火通明，待在里面的日本人和伪军，就像是铁了心要驻扎在里面一样，只能看见他们整日有序地来回警戒放哨，除了行动绝对没有哪个日本人独自走出来。而当据点里的日伪军队浩浩荡荡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指不定哪个村庄就要遭殃了。

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带我到诸满街北面的瓠子山，那是日本人占领诸满后，在山上修的第一个炮楼，用水泥和石块砌成。几十年过去了，水泥依旧比石头还硬。这座炮楼高十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常年驻有一个班的鬼子，整个山头围上铁丝网，一门九二式山炮高耸着，随时可以支援方圆几十公里的任何军事行动。两面相连的土丘上驻扎伪军两个连队，土丘与炮楼间挖了一人深的交通壕……我爷爷在1943年的一个夜晚，按照县大队命令：骚扰鬼子兵，区中队佯攻瓠子山。结果让日本人的机枪把棉帽子打掉了，我爷爷说，要是子弹再往下半寸，他当场就玩完了。

那年五月，天气已经开始转热了。崔友义身板大，出汗多，在树底下得坐上好一阵子才能凉快透了。此时的诸满街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迈的人，仍然是一盘散沙，崔友义为了能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整日整夜地把街上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开会，说是开会，其实就是晚上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罢了。那茶是我爷爷从山上采的本地茶叶，碧绿的叶子用山泉水一煮，很好喝。街上的年轻人对于如何打日本鬼子、打伪军，还都是一头雾水，毕竟谁都没拿枪打过仗啊。不光是他们，连崔友义和我爷爷都是一头雾水，我爷爷坐在崔友义家门口，给开会的人望风的时候，望着远处那几座高高的炮楼，没有一点信心。我爷爷经常问崔友义：“王忠口中的那些打日本鬼子的部队，到底是个啥样子啊？光看见穿着黄色衣服的日伪军了，王忠的部队能打过那些拿着长枪的鬼子吗？”崔友义摇了摇头，一会儿又纠正我爷爷：“不是王忠的部队，是共产党组织的部队。听说前些日子一个大官带着一支部队到了费县，跟国民党谈抗战，也有人说他们到过瓠子山北面的古镇青驼寺，同鬼子隔着蒙河相持，到底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挺厉害。”

我爷爷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到了五月末，一直待在街上的王忠出去了好几天，街上有的人说王忠搬救兵去了。有的人说，瞎扯蛋，还指望救兵呢，王忠别跟魏老六学，自己跑了就行了。过了好几天，王忠才回来，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他让崔友义跟着他去开会。崔友义纳闷地问他：“开啥会啊？去哪里啊？”

王忠说：“反正地方不近，别管了，跟着我走就行，各个镇上都会有人去开会。”

崔友义又问：“为啥要我去啊？”

王忠又说：“现在你是诸满街上的领导人啊，你不去谁去？”崔友义还想问啥是领导人，想了一下，还是没问，怕问多了让王忠笑话。于是，崔友义就带着我爷爷跟着王忠去开会了。

王忠说：“秀廷就别去了。”

崔友义说：“你不知道，他人小鬼大，精着呢，咱带上他保准儿不吃亏。”

数十年后，我爷爷对我说，第一次跟着王忠去开会的地方很远很远，就顺着蒙山脚下一直往西边走，走了一天多，最后走到一个叫白马峪的地方。一起来的人大家互相不怎么熟悉，但是有些人是见过的，一听口音也知道，再远，也翻不过蒙山去。果然，互相一介绍，都是费县城周边的镇子上的人。大伙穿的都挺有意思，有的穿着和我爷爷、崔友义他们差不多，一看就是庄户人家;有的穿着还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衣服，一看就不合身;有的还穿着大长褂子，戴着眼镜，估计是识字的人，还有的竟然光着脊梁，光披着一件毛绒绒的蓑衣。有个来自梁邱镇的叫做魏立久的人特别显眼，一身衣服那叫个好啊，兜里竟然有个怀表，我的天，我爷爷一直到1949年建国之前都没得到一块怀表。我爷爷小声地问崔友义：“有钱的人不都跟魏大老爷一样跑到南边去了吗？他怎么也跟着咱们来开会？”

崔友义小声地告诉我爷爷：“他们都是和咱们一样的人，别管有没有钱，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才走到一起的。”

一到了叫白马峪的那个村子，我爷爷就感觉到这个村子完全不一样。小村庄看起来已经来过好多人了，一副嘈杂过后的样子，但是嘈杂之后又显得规规矩矩，很有秩序。进村子的时候，我爷爷和崔友义就看见一些背着长枪的当兵人，有的站在村子周围，有的来来回回地走动。不过那些当兵的人我爷爷他们没见过，他们都穿着灰色的军装，脚下穿着黑色的布鞋，腰上缠着一溜布袋子，如果不是背着一杆长枪，这身装扮哪像当兵的啊，以前街上魏老六家的长工都比这些人穿得好，要知道我爷爷以前见过的兵，可都是穿得体体面面的，鬼子不用说了，一色的黄色军装，一色的皮鞋，连汉奸都是四个兜的军服呢。不说每个人都有皮鞋吧，至少腰间也得有个闪亮闪亮的大皮带子吧。在我爷爷以前的想象中，当兵，可是吃香喝辣的活儿，大土匪刘黑七招人的口号就是：三十亩地靠沙河，不如钢枪压着脖。谁家出了个军官，连有权势的地主家都不敢惹他。尽管那些地主背地里喊这些兵“丘八”，可当着面都是满面笑容地喊“军爷”。

走着走着，一伙人到了村子里的一块空地上，王忠招呼大家坐下来，说一会有人来开会。我爷爷和崔友义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接着，大伙开始聊起来，互相认识了，到了这里，聊的也都是各个镇子打日本鬼子的事情。还别说，聊来聊去，还就是那个有钱的魏立久做得最好，据说，现在他手底下就有不少会开枪能打仗的年轻人，他的队伍清一色的汉阳造，当然，他自己有一把匣子枪，德国造。他的卫士班八个人全是中正式步枪，那枪跟鬼子的三八大盖相比都不逊色，这些装备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那个叫徐子仁的更有办法，他哥在张学良手下当团长，他手下的那个大队有四十杆长枪，子弹充裕。徐子仁自己腰间斜插着一把德国产的匣子枪。崔友义无比羡慕，什么时候诸满街上也能有这样的队伍啊。聊着聊着，只听不远处的大路上，由远而近地传来嘈杂声，有人就站起来看，刚站起来，就听见有人喊道：“快看，快看，好多人啊，都拿着长枪呢。”我爷爷和崔友义一听，也都站起来看，一看，大伙都震惊了。在远处的大路上，太阳底下，无数的像刚才一样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这边走过来，每一个人的步伐几乎一致，整个部队在一个相同的节奏上，浩浩荡荡地往这边走着，像是有几千人，不，像是有一万人那么多。到底有多少人，我爷爷数不清，他只记得一句话：人数上万，无边无堰。士兵们背上一杆杆油光铮亮的长枪，在太阳底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动，每一个人的心中似乎也在颤抖。人群中不时地爆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评论声，有一个人大声喊道：“快看，远处开来一座房子啊！”果然，在那些士兵的中间，一座座像是小房子那样的东西开了过来。穿长袍的人在边上笑着说道：“那不是房子，那是由高头大马拉的房车，拉东西用的。”

我爷爷忍不住地问王忠：“这是什么队伍啊”

“八路军，是从大西边开过来的八路军。”

八路军？我爷爷睁大了眼睛，他想起诸满据点的鬼子兵遭地雷炸的一幕。

有的人又憋不住了，冲着王忠问道：“老王，那是谁领的部队啊？好威风，你说，是不是咱们的部队？”

王忠笑着说：“是，是咱们的部队。”

“咱们的部队来这里干嘛？”

王忠大声地告诉所有人：“打鬼子！”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我爷爷早已经看傻了眼睛，以前他看见过国民党的部队，他们看见过日本人的部队，他们看见过伪军的部队，可是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感觉到震撼，让他感觉到温暖，让他感觉到想要大吼出来的激动。

部队匆匆而过的时候，远处来了几个士兵，带着大家进了一个院子。等到大家坐好的时候，从院子里面出来一个人。那个人一脸胡子，看起来像个小老头子，瘦瘦的，中等个子，穿着和普通士兵差不多，只是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边框的眼镜，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出彩的地方。可是等他走出屋子，站在大伙前面的时候，突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扑面而来，让人敬畏，却又让人激动。旁边有一个人给大伙说道：“现在请政委给大家讲两句。”众人都安静了下来，我爷爷看见魏立久拿出了一个小本本，还拿出了一只笔，戴眼镜穿长衫的那个人也拿出了纸和笔，周围识字的人都拿出了纸和笔。我爷爷和崔友义没有纸和笔，因为他们俩认识的字加起来也不够十个。

正是这次丢丑，让崔友义奋发。他对我爷爷说：“秀廷，咱俩得学认字。”（数十年后，我爷爷对我说，崔友义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后来没几年，他就识了很多字，还能写信读报呢。）那天，我爷爷太兴奋了，早就忘了那个政委讲什么话。等到离开村子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摩拳擦掌了，每个人都准备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大干一场。走在村子的村口，我爷爷看见刚进来的时候那个站岗的士兵，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那个士兵的脸庞青涩，看起来和我爷爷差不多年纪，我爷爷很想跟他说一句话，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我爷爷就站在那个士兵的旁边，张了张嘴，可是嘴里只能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因为我爷爷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我爷爷心里不想叫他“军爷”，那么是该叫“老乡”呢，还是该叫“兄弟”呢？我爷爷就那么站在他的边上，这时候，王忠和崔友义在后面有说有笑地走过来，我爷爷赶紧问道：“我该怎么称呼他啊？”王忠笑了，崔友义也笑了。王忠说：“你该叫他同志。”

同志？好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好简单而又复杂的名字，这个世界真奇怪，还有姓同的。我爷爷半天才慢慢地说出口：“同志，你……”没想到，还没等我爷爷说完，那个士兵突然笑着对我爷爷说道：“同志，你好！”随后给我爷爷敬一个军礼，这是我爷爷见到过所有扛枪人中，给他最长脸的一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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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罗荣桓的八路军115师一部正式开进了沂蒙山地区，于是，在沂蒙山地区，由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包括连亘蒙山脚下，从西北到东南的八个抗日游击大队，以及蒙山独立支队、县大队等等，共计十几支武装队伍，这些武装队伍每一支有几百人、几十人不等，他们有着扎实的民间基础和抗日热情。整个沂蒙山脚下，抗日的力量已经星火燎原般地站立起来了，饱经风霜的人民开始看到了前景，看到了希望……

——《费县党史志》

夜袭伪军

最初在蒙山周边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力量，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武装力量看起来人数不少，与日伪军的在数量上基本可以持平了。可是真正比起战斗力来，这些地方武装队员就要低很多了，尤其是武器。事后几十年，回忆起当时的县区武装来，我爷爷毫不犹疑地承认：1941年前后来的那帮老鬼子，单兵拼起刺刀来，一个能抵咱们五六个甚至十个，可是到了1944年，不论是力大无穷的崔区长还是喇叭刘，跟鬼子拼起刺刀来，一定是一盘小菜。费北县大队的副大队长王保胜在长埠岭战斗中，一口气刺倒了五个鬼子，弄得鬼子们提起王保胜头就大了。他们悬赏“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头一两金”，来换王保胜的命呢。当然，王保胜在东北抗联里就当过排长，军事素质一流。但事实上，1944年以后，鬼子单兵素质明显地差了许多。后来我爷爷解释说：“那些老鬼子差不多都战死了，新招的鬼子兵当然就差多了。”

可是共产党要的是全民发动起来抗日，至于武器，大刀、长矛、木棍、猎枪、土炮，凡是能打死人的都算武器。当初，我爷爷就是腰里别着一把木头枪参加的队伍。

我爷爷说，来到蒙山地区以王忠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带来武器装备，他们带来的是思想和意识。所有的武器装备都需要自己筹集。像徐子仁、魏立久，他们几乎是变卖了家产或通过关系，绞尽脑汁地想法筹集武器。崔友义刚刚接受党的领导时，王忠就告诉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求多少人马多少装备，而是要发展以当地村民们为基础的乡村抗日系统。因此，王忠、崔友义在诸满组织了联庄会、农救会、民兵联防队等等组织，作为诸满的抗日力量。而这样的组织都是地下的，组织的建立是基于乡里乡亲的互相信任，组织内的人几乎都是下地干活的农民，他们基于对外来入侵者的痛恨和对崔友义的信任，而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可是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战斗力，这些拿惯了锄头的农民，对于拿枪打仗更是一窍不通。而这些组织则是以后抗日游击队的基础，是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重要的兵员供给站。115师进蒙山时，满打满算不到两千人。1945年抗日胜利后，部队主力达26万。以蒙山抗日大队为例，王保胜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为115师输送的兵员达1490人，而王保胜县大队之所以整体抽调为主力后，自己并没有塌架，是因为类似崔友义率领的区、村武装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兵员。虽然，这些放下锄头的农民打仗外行，但内行都是由外行转变而来的。当时，我爷爷他们的作战能力比正规的伪军还低。当然，在民间武装力量之中，也有些作战能力非常强的，他们多数为乡镇当地原有的武装力量，例如县大队王保胜部的前身，就是仲林镇的民团（仲村镇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费县，那时的费县很大，蒙山前的平邑、仲村、梁邱、上冶是其中比较大的镇子，诸满跟上述四大镇比还小了一点儿，尽管诸满当时已属繁华之地了。）除此之外，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组成，还包括国民党撤离后留下的军事力量，甚至还有当地的土匪。这些人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在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很容易出现叛变的情况。以蒙山独立支队为例，它的前身是驻诸满一带的国民党临沂专员公署保安第六团，团长为当地绅士邵子厚。为了争取这支武装队伍来一起抗日，一起保家卫国，八路军山东纵队多次对他们进行谈判和争取，最终邵子厚的保安第六团才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邵子厚接受改编的原因是形势所迫，毕竟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已经撤出了蒙山地区，到1941年五万鬼子扫荡蒙山前，蒙山地区几乎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邵子厚出于自保的心态也不得不依靠共产党。那时候，由于115师入主山东，八路军在鲁南的力量已经很可观了，连势力最大的伪军荣子恒都得躲着八路军。再比如臭名远扬的土匪刘黑七刘桂堂，鼎盛时期在老家锅泉拥有近五千人的土匪队伍，配有充足的枪支弹药，是一支日、顽、伪、我四方都想争取的力量。115师抓住刘黑七孝敬父母的特点，曾派一个连长带着礼物拜访刘母，希望她劝说儿子以民族为重，联合八路军打鬼子。费北县长马鸿祥甚至多次面见刘黑七，劝他抗日救国。但是一向享受惯了的刘匪，吃不了当八路的苦。刘黑七被国民党收编后，以国军36师师长的身份带队返回沂蒙山，共产党占领的村镇里还写了“荣归故里，反正抗日”的标语欢迎他，当时的刘黑七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并号称为了抗日，丢掉这颗脑袋也值了。刘黑七尽管流寇的本性未改，但是，早年在冯玉祥组织的五原誓师抗战中，他带领自己的两万匪徒加入了冯大帅的抗日大军，做了前敌总指挥鸿吉将军的副手，曾光着膀子挥着大刀冲进敌阵，这次血拼，成了他罪恶一生中难得的闪光点。但他本性难改，这个没有任何政治主张、惟利是图的匪寇，叛变成了他必然的个性。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组合群体本身就是松散而危险的，不光不能指望他们抗日，关键时刻他们别在背后打上一枪就不错了。果不其然，邵子厚部在接受改编后的1941年冬天，日军大举进攻蒙山时，他就拉起队伍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临沂保安大队长。而土匪出身的刘黑七则更是荒唐，这个身无定力、有奶便是娘的家伙，一会儿是冯玉祥的师长，一会是张学良的旅长，一会又成了国民党的师长，一会儿又变成日本的皇协军司令，就这样改来改去的，手底下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想来想去还是“大哥”这个称呼最靠谱。

因此，八路军注重发展那些草根民众，尤其是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子弟，这些人成了八路军抗日的中坚力量。因此，八路军一到蒙山，立刻发动起民众抗日的热潮。看起来风风火火的蒙山脚下抗日武装力量，除了八路军115师的东进支队，也就是当地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靠得住了。可是，要把世世代代拿着锄头的农民，改造成随时可以拿着枪与敌人作战的士兵，又何谈容易啊。我爷爷说，那个时候，队里要求大家学会打枪，可是队里的枪支少得可怜，十几个人才四五条枪。弹药少，每条枪配上五六发就不错了。于是大家想了一个主意，队里有木匠出身的，让他用木头做成一个一个枪的模型，然后把木头里面掏空，按照真实枪支的重量在里面填充上石子儿，然后再让大家这么举着。我爷爷就这么举着木头枪，眼睛盯着前面靶子的红心，一举就是一个上午。多年后，当我爷爷成了区上有名的快枪手，打起敌人来一枪一个的时候，这才知道，这样的练习是多么的值得。可是，在当时，这可是个要命的活儿。刘福兰举着举着就想泄气，他对我爷爷说：“这还不如给人家吹一天喇叭来的舒坦呢。”我爷爷点了点头：“是啊，当初给人家背一天的石头，也没有这么累啊，这背石头还有歇歇的时候，这咋举着个木头枪都不让动弹呢？”不过，崔友义说了，练枪就得这么练，适应了枪支的形状和作用，打起仗来才能比别人打的快，打得准。要做到举枪、瞄准、射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要是遇见日伪军了，再去现瞄准，那还不让敌人一枪崩了啊？王忠说得更玄乎：“战场上生与死就取决于谁的枪法准，出手快，一秒种决定死活。你们看见八路军，就是115师的那些老兵，百米之内打小鸟，一枪一个，那是人家练出来的，谁天生会打枪？”

其实，当时摆在我爷爷他们面前最困难的事情，不是那座高耸的炮楼，更不是练习枪支的劳累与辛苦，而是根本就没有枪。队上仅有的几把钢枪，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破烂货，有的连个瞄准星都没有，有的枪管都不直，拿回来了还得自己重新修。那些枪支能保证子弹是往前打的，而不是往后打的就不错了，至于你想往哪里打，什么时候打得准，就得看天意了。想来想去，还不如村子里的火枪用得舒坦呢，那玩意也不用像钢枪一样，三点一线地苦练靶心，填上火药开枪就行。

枪支弹药的事情一直困扰着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好，地方武装也好，整个蒙山地区还没有造武器的能力，从西边运过来的武器连正规军都不够用的，别说游击队了。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的地方抗日武装，一旦碰上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崔友义他们刚刚下了山，就迎面遇见一群气势汹汹的伪军，打眼一瞧，足足有五十多号人，一个个荷枪实弹的，像是在执行什么任务一样。崔友义赶紧招呼大家隐蔽，可是为时已晚，走在最前面的我爷爷已经露了半个身子，被伪军发现了，结果几十号伪军二话不说，照着我爷爷这边就追过来。队里头有枪的人举起枪来想打，被崔友义一把拉了下来：“打个屁啊，看见那清一色的中正式吗？一看就是国民党投降鬼子的部队，咱拿什么跟人家打？赶紧往山上跑吧。”说完，崔友义带着大家转身就往山上跑，边跑边喊着：“分开跑，分开跑，别扎在一堆。”队员们一听就傻了，到底谁和谁分开跑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也没有纪律性，真到了打仗的时候，谁都拿不定主意了。崔友义冲进人群中胡乱一扒拉，把人分了一下：“有枪的人带两个没枪的人，三个人一组，分开跑。”大伙这才明白过来，纷纷朝四周跑开。崔友义拿着一把长枪带着我爷爷和刘福兰作为一组，往北边跑。我爷爷说，那把破枪的木托都快掉下来了，看起来还不如那木头枪模型结实，而当时也没有子弹夹，所有的子弹都被装在崔友义的布袋里，满打满算也就五发。崔友义刚才说的对，就这装备，“打个屁”！天王老子来了也打不过人家，能跑就赶紧跑，跑掉一个是一个，保命要紧啊。

跑着跑着，跑在最前面的刘福兰突然大叫起来：“坏了坏了，跑歪了，跑歪了，前面应该是个悬崖，错不了错不了，他娘的，是个悬崖来着！”崔友义和我爷爷一听，也跟着慌了神。吹喇叭的刘福兰经常走南闯北的，号称蒙山的百事通，大山里的路没有他不知道的，只要他说前面是悬崖，就一定是悬崖。我爷爷在后面不停地责怪起来：“刘喇叭啊刘喇叭，这节骨眼上，你咋就不认路了啊，你不是百事通吗？”刘福兰在前面焦躁地喊起来：“我那百事通平时是管用啊，这后面几十号人拿着枪追着呢，脑子都成一盆浆糊了，还通个狗屁！奶奶的，光顾着跑得快了，谁还顾着往哪里跑啊。队长，队长，咱们赶紧回头，前面就是几丈高的悬崖，再跑咱就钻死胡同啦！”崔友义回头看了一眼，马上回过头来，大声喊着：“跑，继续跑，汉奸还有几百米远就到了！”于是，三个人只能继续往前跑，前面就是一个五六丈高的悬崖。几个人一看这架势，直接泄了气，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去，要不然没有人能过得去那条鸿沟。

那是我爷爷打游击的时候第一次走投无路，前面是不可逾越的悬崖深沟，后面是几十号拿着长枪的伪军，看起来怎么都是个死。我爷爷从腰里抽出一把杀猪刀来，刘福兰也拿出一把砍柴的斧头，两个人开始背对着悬崖，我爷爷说：“队长，回头拼了吧，杀一两个，咱们也就赚了！”听了这话，崔友义哭笑不得：“拼？拿什么拼？是拿你那个连猪都捅不死的小刀，还是老刘那把生锈的斧子？走不到人家身边，就让人家用乱枪打成马蜂窝了！”

我爷爷越来越着急了：“那咋办，那咋办，总不能让人家活捉吧？到时候再在诸满街上游个街，然后挖个坑活埋了，我可丢不起那个人！”

崔友义没有答话，探头往山崖下看去，山崖下是一片开阔地，长着半人深的荒草，草地上一团一团地长着一些荆丛，至于草下边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崔友义看了一下，说：“宁愿埋在山里，也不能让敌人抓了去。把你们手里那杀猪的刀子、砍柴的斧子都给我扔下去，咱们往下跳，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听了这话，刘福兰和我爷爷都有点犹豫，毕竟下面是什么情况，大家都不知道，万一下面是石头，跳下去就是个死啊！两个人正犹豫的时候，后面的伪军已经追上来了，咋咋呼呼的，能看得清楚伪军身上的子弹袋子了，突然一颗子弹从几个人身边划过。崔友义扔下了那把长枪，“蹭”的一下就率先跳了下去。我爷爷和刘福兰也把手里武器扔下悬崖，跟着跳了下去……

我爷爷只感觉到耳边的山风呼呼地吹，就像是腾云驾雾一样，可是这种感觉很短暂，只听“扑通”一声响，我爷爷就砸到地上了。那一瞬间，我爷爷感觉到整个身子都碎了，疼得难受，我爷爷寻思，这下子肯定完了，估计不死也是个残废了。没想到缓了一下，动了动手脚，身上除了疼，并没有伤着要害。我爷爷感到手里黏糊糊的，伸手一抓，原来悬崖下面的地面上都是松软的泥土，看样子是一条几乎要干涸的河流了，厚厚的淤泥和高高的草丛，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才救了三个人的命。汉奸们追到悬崖，他们探着身子看了看深沟，一片一片的草丛和杂木，哪里有土八路的影子？他们气急败坏地胡乱打了几枪，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悬崖上没有了动静，三个人才爬出草丛，崔友义找到那杆破枪，我爷爷找到了那把杀猪刀，刘喇叭找到自己的砍柴斧，三个人相视一笑，匆匆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崔友义不住地说：“必须想办法弄枪，要不然连跟伪军抗衡一下的实力都没有，更别说鬼子了，光等着人家打咱了……”

我爷爷无奈地问道：“咱们又不会造枪，去哪里弄啊？”

崔友义说：“抢呗，谁有枪，咱们就抢谁的。”

为了补充自己的枪支弹药，崔友义和王忠商量，想去端掉一个伪军的据点，不用抢多了，有个十来把钢枪就能解决队里最基本的需求了。不过王忠觉得这样有点冒险，弄不好再赔进去人命就不划算了，好不容易招来的兵，不能在这种事情上无缘无故地遭到消耗。作为指导员，王忠永远都是那么小心翼翼。崔友义看劝不动他，就笑着对他说：“要不咱们组织大伙投票表决吧。”王忠这才答应了，毕竟要少数服从多数嘛。一听说要去夺枪，所有人都兴奋了，都没用第二轮投票，崔友义得意地数着手中的木棍棍，说：“都是长的。这就等于全票通过了。”王忠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是被耍了。崔友义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指导员，放心吧，就伪军那帮东西，你别看他们白天人模狗样的，天一黑，一个个都变成了胆小鬼。况且今天他们刚把咱们赶到山里，他们绝对想不到咱们会半夜杀回去。”

决定好了，到了晚上，崔友义就带着人猫着腰进了伪军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鬼子设在外围的一个哨所，离炮楼很远，驻扎的人也比较少，只有十来个人，这帮子伪军，由于山高皇帝远，一向散漫惯了，晚上赌牌成了常事，崔友义才选择这个地方下手。到了晚上，村子里都灭了灯，据点里的人应该差不多都睡了，崔友义就带着人往据点里面走。走着走着，据点前面突然吵闹了起来，隐隐约约见着几个人往门口走呢。崔友义赶紧招呼大家隐蔽起来，大伙在草丛里猫起来，往里一看，里面的人似乎是刚喝完酒，正三三两两地站在据点门口尿尿呢。我爷爷在后面小声骂着：“妈的，都这个点了，还喝酒，让日本人知道了不弄死他们。”崔友义说：“这可是掉在咱们口中的肉啊，不吃都对不起自己。不过你们看啊，这帮子人看样子没少挨日本人的打，出来拉尿，每个人都带着枪呢。”大伙一看，门口的几个人还真是都背着长枪呢，看来日本人没少揍他们，按照他们的德性，自己在家门口喝酒肯定是不带枪的，最终这是被日本人打出记性来了。大伙抬头的功夫，对面的伪军似乎发现了这里的动静，举起枪来，大声喊起来：“谁，谁在草丛里？”

崔友义小声嘟囔一句：“坏了，被发现了，秀廷上去说话，就说是刘黑七的人。”

我爷爷赶紧站起来，冲着对面喊道：“兄弟，是我们啊，兄弟，别开枪啊，自己人。”

伪军举起枪，问：“自己人？哪部分的？”

我爷爷回答：“和平救国军刘师长的人。”

“刘爷的人啊，大晚上的，咋到了这里啊？”

“说来丢人啊，我们奉命去村子里捞点儿便宜，有个兄弟贪色，非让人家小媳妇陪着喝酒，这不，喝高了，不认识路了。”

我爷爷把瞎话编得跟真话一样，惹得后面的人都想笑。对面的伪军已经笑起来了：“哈哈，喝啥酒啊，是喝花酒了吧。你们刘师长可是天天做新郎，一村一个丈母娘啊，真是有蟹将就有虾兵啊！行了，过来吧，拍着双手过来啊。”

崔友义一听，坏了，看样子这些伪军被日本人训练得挺厉害，拍着手过去，枪就得背在身上，这要是到了跟前，人家手里拿着枪呢，自己的枪在背后背着呢，再快也来不及啊，还不是被人家一枪就给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正在犹豫的时候，那边的人又催起来了：“赶紧点啊，拍着手过来，再不过来开枪了啊。大晚上的，皇军可是有交待，遇见人先开枪再说。”

崔友义知道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开了枪，把炮楼里的日本人引出来，大伙都活不了。崔友义小声对大家说：“一只手端枪，另一只手打自己脸，使劲拍，拍出声响来！”说完，崔友义第一个带头，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拍着腮帮子往前走，大伙也跟着在后面拿着枪，拍着腮帮子往前走。对面的伪军一听这边的人拍着巴掌了，也就放松了警惕，手里的枪也就背在肩上。等到崔友义他们走到面前的时候，伪军们才傻了眼，眼前来的人一个个举着枪，拍着自己的腮帮子呢，这阵势哪里见过啊，唉，还是乖乖就擒吧。我爷爷他们把伪军的枪抢了过来。崔友义低声命令两个队员看住这四个伪军，他带着我爷爷和刘喇叭、王忠几个人，冲向亮着灯的房子。房内，伪军班长正醉眼朦胧，看了一眼崔友义，骂道：“就你们几个吃货尿泡大，半天才尿完。”

我爷爷几步冲到他跟前，用刚缴获的中正式步枪对着他的脑门，厉声喝道：“睁大你的狗眼，老子是八路，不想死的都给我双手抱头蹲下来！”

伪军只顾跪在地上求饶。崔友义命令伪军抽出自己的腰带，说：“我们今天是来借枪的，不杀你们。枪到手了，我们走了。”走了两步，崔友义又回头说：“不杀你们可以，对了，你们开始打自己的腮帮子吧，打到肿了为止，不能停啊，我们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走呢。”

刘福兰从屋子里把弹药也扛了出来，大伙背着缴获来的长枪和弹药走了，留下身后一排不住地拍着自己腮帮子的伪军。

醉饮炮楼下

有了枪和子弹，诸满区游击队员们打起日伪军来劲头更加高涨了。可是游击队还是尽量避免和日伪军正面接触，一方面与日本鬼子相比，实力上还有很大差距的，另一方面，自从他们摸了伪军的据点，这些汉奸也学精了，经常来无影、去无踪的，很难正面碰上。时隔不久，大部分日本鬼子都被调走了，听说是调到南边打仗去了，而留在诸满街上的日本兵只剩下31个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守好据点。

为了补充给养，待在炮楼里的日伪军队不定期地出来扫荡，他们是来得快，走得也快，一次就扫荡一两个庄子，扫完了就走，一点也不滞留，而且这些日伪军出来扫荡都有当地的汉奸做向导，走的都是最近最好走的路，抢的都是毫无防备的村子，那叫一打一个准啊。几乎所有的村子面对日伪军的扫荡都是毫不知情，村民们对这些突然而来的扫荡，一点办法都没有。平时大家都是正常生活，牲畜就圈在圈子里，粮食就放在缸里，家家户户有多少东西都放在明处，看得一清二楚。这日伪军一来，什么都不说，直接冲着这些地方去，抢了东西就走，谁都不敢反抗，人家可是钢枪在手、子弹上膛呢，躲着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谁敢说个“不”字？稍一反抗就是个死啊。而对于有能力打击他们的游击队来说，这些来了就走、抢了就跑的日伪军也让他们没有办法，等到游击队得到消息准备好下山来伏击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跑回炮楼了。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是在日伪军当中发展内线，什么时候炮楼里的人要出来了，内线能提前给大伙提个醒，能让大家早早地有个准备，即便是游击队们打不过那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们，也能打上几枪，让他们收敛收敛。再说提前得到消息，也好让乡亲们把自己家的东西藏起来，人躲得远远的，减少一点损失，要么就干脆转移村子里的人、羊、牛，来他个坚壁清野，让日伪军们扑个空。

可是，想要得到敌人的情报谈何容易啊，想要打进敌人内部风险也太大了。区里的游击队员都是当地村子里的人，只要进了敌人的势力范围，即便是日本人不认识，伪军们不认识，当地为日本人做事的狗腿子们也认识。再退一步讲，即便是汉奸们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游击队员，一个生面孔到镇子里四处乱打听，敌人心里也明白个一二三了，这就等于是白白上门送死啊。游击队员伪装打入鬼子据点的想法被否决了，崔友义和王忠整天为了这个事情愁得挠头。一定要确保得到敌人的情报，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老百姓的损失，让游击队准确地打击敌人，获取更多的消息，缴获更多的枪支弹药。

刘福兰说，他可以化装成给别人家吹曲子的人混到诸满街上去，打探打探消息。这个方法与之前想到的差不多，但是这样的方法风险性更小，除了化装成吹喇叭的乐手、卖货的货郎、要饭的乞丐等等有流动性质的职业，这些职业毕竟受关注率低，接触面低，无法同据点里有权的人物打交道。崔友义听了老刘的想法，自己也想了半天，慢慢地说道：“这个方法倒是可以，但是一次行，两次行，时间长了可不行啊。就拿你吹喇叭这事儿说，这兵荒马乱的，诸满街上一年到头有几户人家大办喜事儿和丧事儿的啊？再说了，咱们这样进去不还是个老百姓的身份吗？又进不了那炮楼，近不了他们身边，就事先得不到情报，等到他们出炮楼下乡扫荡的时候，咱们才知道，黄花菜都凉了。”是啊，想要得到准确无误的情报，就必须接近炮楼里的日伪军的领导层，而且要长时间地接触，所谓的伪装成一个吹喇叭的也好，送货的也好，时间持续性太短，得到情报的准确率又低，在漫长的与敌人对抗的过程中，根本就行不通。坐在一边的王忠向崔友义问道：“咱们能不能策反一个当地的汉奸头目之类的人？”

崔友义点了点头，然后又叹了口气：“奶奶的，这帮龟孙一个个贪生怕死，有奶便是娘，怎么把他策反过来啊？”

王忠听完了这话，也跟着叹了口气，指望那些人少欺负点老百姓，少给日本人出点骚主意就不错了，还指望策反他们，简直像是做梦一样啊。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王忠说，咱们盯紧了，总有缝子钻。

时间慢慢到了中午，这时候正是庄户人该吃饭的时候，庄户人早上就下地干活，一天当中最重要的饭就是午饭，以前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把中午饭带在田间地头上吃。现在这情况，晚上的时候天一抹黑就都不出门了，白天出了门都恨不得一个时辰回家一次好好看看，到了中午饭的时候，就都赶着回家吃饭去了，多看家里两眼心里也安心，说不定哪天哪个不长眼的炮弹砸下来，自己家里的屋子就没了。一看到了饭点儿，崔友义站起来招呼大家吃饭，顺便问了一句：“咱们的粮食还多不多啊？”

我爷爷在一边搭腔道：“吃完这两天估计就没了，好长时间没借到粮食了。”

崔友义点了点头，在一边嚼草根的老刘狠狠地吐了口唾沫：“那炮楼里的日伪军都他妈属猪的啊，三天两头的下来抢粮食，就那么几百个人，吃的比整个诸满街上的人吃的都多！”

我爷爷笑了：“没听说吗？他们吃白菜从来不吃帮子，光吃芯儿。这才叫不是自己的不心疼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边说边往外头走，还没走到门口，突然门被撞开了，大伙都被吓了一跳，有人已经警惕地拿起怀里的长枪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游击队放哨的人。放哨的人一进来就大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又出来了，又出来了，鬼子又出来了……”

崔友义狠狠地握紧了拳头：“这帮小日本，选择这个时候出来，瞅准了老百姓都在家吃饭呢……赶紧集合部队，赶紧走，能干多少事儿，算多少事儿！”

大伙抄起长枪，风风火火地往山下面跑，跑了好大一会儿，才抬头看见前面的庄子。崔友义让大伙赶紧趴下来，招呼我爷爷到前面去探探路。我爷爷弯着腰窜了上去，没一会就垂头丧气地下来了：“还是来晚了，村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估计是抢完走了。”崔友义又招呼大家站起来：“唉，还是来晚了一步，没有消息来源，咱就是瞎子，啥事儿都干不成。走吧，咱们进村子看看去。”众人收起了枪往村子里面走，走了没几步，前面突然出现了几个穿着黄色衣服的人，仔细一看，是几个伪军，手里还提着几只鸡，一看就是为了抓鸡浪费了时间没赶上大部队。崔友义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小声地招呼大家从四面包围过去。无奈村子面前的这条路太开阔了，在游击队员起身往前包围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伪军也看到了他们，那几个伪军二话不说，扔了手中的枪支和那几只鸡，撒腿就往四周跑，那速度快的，估计刚才他们抓鸡都没这快。

我爷爷一看就笑了：“这几个人肯定见到过我们，还知道把枪扔了再跑，看来是跑出经验来了啊！”大伙也跟着笑起来，也不去追那些伪军。在当时，伪军被游击队员们遇到，只要他们扔了枪支弹药，一般我爷爷他们是不追的，一方面没有枪支弹药，他们也就没有了威胁，更重要的是，要是追他们万一遇见他们的伏兵，损失可就大了。再说了，我爷爷他们不就是缺乏武器吗？正当大伙说笑的时候，王忠突然指着远处说：“大家别笑啊，你看，那不还有一个没跑出经验来的吗？”大伙顺着王忠的手指往前看，远处一个人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脚脖子，看样子，估计刚才逃跑的时候崴了脚了。大伙赶紧跑上去，收拾了地上的枪支弹药，刘福兰一脚踢了上去：“你跑啊，咋就剩你一个没跑得了呢？”那个人躺在地上，浑身发抖，嘴里呜呜的，也不敢说什么话。一般情况下，逮到这样的汉奸，都是直接枪毙的，他们作恶多端，很多人身上都有着人命案子，本来就死有余辜。用我爷爷的话说，鬼子坏，汉奸也不是好东西，鬼子欺负到你头上来了，他们占你的地，烧你的房，抢你的粮食和牛羊，你不但不仇恨他，反而帮他们干事，这样的人最可恶，该杀。崔友义也就没有多说话，命令我爷爷他们把那人带到了树林子里面，准备杀了他。那个人被人架着往前走，嘴里一边呜咽着，像是有很多话要说。果然，刚把他放下来，他就一下子跪在了地上：“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也是被逼的，我也不想当汉奸啊……”他刚说完这些话，崔友义突然听出了什么来，他赶紧走上前来，抬起那个人的脸，一看，崔友义就明白了：“这不是王进财吗？”蹲在地上的人也认出崔友义：“崔大哥啊，原来是崔大哥啊，你赶紧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崔友义嘴里哼了一声：“还知道喊我一声崔大哥啊，我可高攀不起。听说现在你在诸满街上混得挺好啊，都混成了汉奸头头了，听说你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啊，都能坐在一起喝酒了啊。混得这么好，可别叫我崔大哥了……”

跪在地上的汉奸叫王进财，原本是诸满街上的老住户了，早些年闯过关东，给日本人做工，“九一八”事变后逃回老家诸满，很早就和崔友义认识。王进财本来也是扛活的，还经常去很远的地方打工，这一来二去的就懂了一点日本人的习惯，和日本人也能聊上几句。日本人刚来的时候，他曾救过不少人，可后来他却叛变了，还当上了诸满街上汉奸的头头，和日本人走得很近。崔友义听见这个消息就气不打一处来，现在让他逮着了，崔友义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他，可是看见跪在地上的老乡，崔友义的心里又有些心软了。崔友义知道，眼前的这个王进财也是穷人家出身，平时也在地里干活，也外出干活，他还是出了名的孝子，家里有个常年多病的老母亲，全靠他一个人精心照料，按说这个人心眼不坏啊，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当了汉奸，还成了头头，日本人对他特别信任，只要是下乡扫荡一定让他带路，据说他还和炮楼里的鬼子小队长成了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崔友义握在手里的枪举起来又放下，放下了又举起来，嘴里不住地叹气：“你咋就当了汉奸了啊？”跪在地上的王进财已经哭得说不清楚话了，他一把抱住崔友义的腿，不住地哭喊道：“我也是没办法啊，家里的老娘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咱们街上也就我能和日本人说上话，我不当差还能干什么啊。再说，表面上我给鬼子当差，背地里向着咱自己人呢，不信你们到诸满街打听打听，我哪里是当汉奸啊，我只是混口饭吃……”

旁边的我爷爷忍不住了，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呸，当汉奸还有理了啊，你说，你到底欺负了多少老百姓，帮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

没想到这时候王进财急了：“大兄弟，我真没杀过人，我也没欺负过乡亲们，我还救过不少人呢，这事整个诸满大街上的人都晓得……”

我爷爷还想说话，崔友义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王进财，你现在在诸满街上靠什么养家？”

王进财回答：“我用魏老六的房子开了个小饭馆，也就靠这个了。”崔友义又问：“现在这个形势，还有人去饭馆里吃饭吗？”

王进财老老实实地说：“去我那吃饭的，都是帮日本人做事的，还有日本鬼子，除了他们，街上能吃得起饭的人不多。”

听了这话，崔友义突然想到了什么，招呼队友把手里的枪都放下了，命令我爷爷收了杀猪刀，然后对王进财说：“行了，你走吧，今天我们不杀你了。”跪在地上的王进财突然愣住了，抬头一直看着崔友义，身子僵硬着，崔友义没有看他，只是说道：“快点走吧，别等我改变主意。”周围的人也很纳闷，喇叭刘上去冲着崔友义小声地说道：“这不符合规矩啊，把他放了，他看见了咱们所有的人，咱们就危险了。”

崔友义没有回答喇叭刘的话，转身喊着大家：“走吧，咱们也该回去了，要不，中午饭该凉了。”

大家在一片疑惑中跑回了山上，我爷爷边跑边往后看，发现王进财还那样跪在地上，看来他不是一般的纳闷。其实除了崔友义，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过了几天，崔友义突然对王忠说：“老王，我想进趟诸满，争取一下王进财这个人。”

王忠点了点头：“那天你放人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层，可是老崔啊，你进诸满街太危险了，街上很多坏人都认识你，我怕你进去了出不来啊。再说了，咱们要争取王进财，干嘛不那天就争取他啊，他要是不同意，当场杀了就算了。”

崔友义摇了摇头：“不行，那天我们争取他，他一定会同意。他知道，不同意就肯定是个死，换成谁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同意，是不是啊，秀廷？”我爷爷边吃饭边寻思刚才的事情，听到崔友义的话，就马上回答道：“他肯定得同意啊，你看他吓得尿都流出来了。不过换成我，我不同意，一个男人怎么能那个熊样？死就死了呗。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过指导员说得对，你不能去，我去吧，我目标小。”

我爷爷说，自从他跟崔友义在一起，他就一直抱着一个想法，只要是有危险的事情，他一定要冲在前面，他自己死了不要紧，大不了再找个通讯员就好了，可是崔友义不能死，崔友义死了，诸满就没有领头的了。

王忠在一边也点了点头：“让秀廷去吧，他身体小，目标也小。你是这支武装的领导人，你首先属于这支队伍，然后才属于你自己，你不能去。”

崔友义说：“没你说的那么玄乎，我就是我。”

我爷爷跳起来说：“我去，我去！”

崔友义拍拍身子站起来，说：“王进财也是一个狗眼看人低的人物，他眼里只认我一个人，他只信任我一个人，秀廷去了没有用，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看劝不过崔友义，王忠挑了队里最好的一杆长枪递给崔友义：“那你带着这个吧，以防万一。”崔友义笑着说：“去那个地方还带这个干嘛？我就是身手再好，跟孙悟空似的，那里面好几百个人呢，我也不能安全地出来不是？秀廷，给我挑俩好点的手榴弹来，不要咱们自己造的啊，咱们自己造的一炸两半，听个响还行，炸不死人。要咱们缴获的那种，包响包炸的那种。”

就这样，崔友义挑了一身破烂衣服穿在身上，脸也没洗，然后把手榴弹的盖子打开，绑在腰间上，在拉线上又接一根长长的线，穿过手臂系在手脖子上。我爷爷说，只要手指头使劲一钩，手榴弹一定会爆炸，那是日本人造的手榴弹，只要拉开一定爆炸，一炸一大片。崔友义就这样走了出去，边走还边问大家像不像个要饭的？可是大家一点逗乐的兴趣都没有，一个个板着个脸，谁都知道，只要出了一点差错，崔友义必死无疑，而且是粉身碎骨。崔友义回头看见大家的样子，对大家说道：“把脸都笑开点，一个个跟死了爹似的。哦，对了，指导员，等我立功回来后，你帮我申请个手枪啊，手榴弹这玩意别着费劲……”

崔友义活脱脱一副要饭的样子，走进了诸满街，进了日本鬼子据点。当时的诸满街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街上的店面开着的没有几家了，大中午街上的人也没有几个了，来回走着的行人还没有要饭的多，不过这要饭的一多，崔友义也就不怎么显眼了。崔友义低着头走，斜着眼看路边的招牌，走着走着，他看见前面有一家饭店，还是很热闹，看样子这家饭店的生意不错。崔友义心里估摸着，这里可能就是王进财的店了，于是他走到墙根那里蹲下来，一直盯着店里的一举一动。果不其然，不一会儿，王进财就出来了，崔友义赶紧走上去，贴着王进财说道：“老爷，老爷，给口吃的吧。”王进财习惯性地招呼店里的伙计拿点吃的来打发他，刚回头，就被崔友义一把抓住了手臂。王进财有些生气，回头要骂，看见了崔友义的眼睛，和一张似笑非笑的脸。王进财又愣住了，看了半天，深深地咽了口唾沫。崔友义赶紧说道：“老爷，外面冷，麻烦您让俺进去烤烤火吧。”王进财这才反应过来，领着崔友义到了后院。一到了后院，崔友义才直起身子，摘下帽子。王进财给他倒上茶，刚才的惊讶才有些消退了：“崔大哥，你胆子真够大啊，这大白天的，你咋敢上镇子来啊？认识你的人可不少啊。你没看见大街上到处都是鬼子和伪军吗？”

崔友义抿了一口茶，笑着说：“这不是想你了，闲着没事儿来看看老乡呗，有猪肘子吗，给我来一个，天天吃野菜，喝稀饭，这肚里早就没油水了。”

王进财也笑了：“咱可是前几天刚见，是不是你们不放心我啊，崔大哥你放心，我王进财虽穿着一身汉奸皮，可也是个站着尿尿的爷们。那天的事情，我可是一个字都没给别人说。”

崔友义摆了摆手，说：“我不怕你说，我也不怕鬼子来找我们。要是有一丝后怕，我老崔今天就不来了。今天我来找你，是有另一件事给你说。进财啊，你也是庄稼人，你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日本鬼子迟早得滚蛋，这脚下的土地迟早是咱们的，鬼子跑了，你可是跑不掉的。人啊，什么时候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进财啊，咱都是喝一条河水长大的，你得为抗日做点贡献啊。再说了，你也得为自己的老娘、亲朋好友留条后路吧！”

等到崔友义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的时候，王进财的脸色有些难看，是的，别看日本人个头矮，可一个个心眼都很多，在鬼子眼皮底下干这种事，一不小心就可能命丧黄泉，还会祸及亲人。崔友义站起身来，把左边大衣的袖子脱下来，露出一根长长的引线来，以及绑在腰间崭新的手榴弹。

崔友义对他说：“老王啊，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称呼我们这些游击队的人吗？那就是脑袋别在腰带上，指不定哪天一颗子弹打过来正中脑门，指不定哪天一颗手榴弹扔到你脚下，就一声响，人就没了，连个身子都找不到了。你以为我们的命就是挂在牛角上的沙壶，碰碎了就碎了，不值几个钱？我们也是娘生爷养的人。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得这么干嘛？你我都是诸满街上的人，远了咱们不说，就说前几年吧，咱们街上还是热热闹闹的，店铺一个接着一个，来往的商团、骆驼队前脚撵着后脚跟，即便咱们没有地种，也饿不死，也有饭吃，随便找个活儿，也能养家糊口，也能安安全全地活着。你看看现在，街上的人跑的跑，死的死，一点人气都没有了，有的人家一个人都没剩下啊。这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老王，不为别的，为了咱们自己的爹娘，为了自己的老婆，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咱们也该拼一拼啊……”听到这里，王进财站起来，把衣服给崔友义穿上，说道：“崔大哥，这事儿我干了。打仗我不行，帮你们找找情报，传递个话儿，这事儿我能行。”崔友义点了点头，穿上了衣服，王进财随手包了一只猪肘子，一个大锅饼，说：“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这就送你出去。我的店以后就是联络点。你们找个合适的人来我店里当伙计吧。”

崔友义刚刚转身想走，门口突然吵吵起来，王进财一看，小声说道：“崔大哥，日本人来了，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崔友义想了一下，摆摆手：“不行，躲起来被发现了，就是弄巧成拙，咱们一起出去。”说完，崔友义拉着王进财一起走了出去，迎面而来的是两个背着枪的日本士兵，王进财赶忙走上去招呼。鬼子看见崔友义，感觉到有点陌生，指着他向王进财问话。王进财笑着说：“太君，我的朋友，朋友的干活，大大的良民。”听完这话，日本人笑起来了，非要拉着崔友义坐下来，大家一起喝酒。崔友义一看脱不了身，就干脆坐下来，跟两个日本士兵喝起酒来。

崔友义带着香喷喷的猪肘子，背着大锅饼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队友们都以为，崔友义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凶多吉少，所有人都站在山头上，远远地盯着通向诸满街的大道，直到崔友义摇摇晃晃的身影出现在夕阳的余光之下。那场和日本人喝的酒足足喝了一个下午，崔友义就那么绑着两个打开盖子的手榴弹，在日本人炮楼底下和两个日本兵喝着酒，他一个人把两个鬼子全都喝倒了。崔友义两眼放着光地盯着那两支三八大盖，他的心思被王进财看出来了。“哥，放长线才能逮着大鱼呢。”一句话劝醒了崔友义，等王进财把崔友义送出据点大门的时候，王进财只说了一句说：“崔大哥，我服了，以后你说啥我干啥！”分手时，王进财拿出三排子火（子弹），对崔友义说：“大哥，拿着吧，我知道你们稀罕这东西。过些日子，我再给你们弄点，虽说日本人管得紧，空子还是有的。”

就这样，诸满街上的一个汉奸的小头头，被抗日游击队争取过来了，后来他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在艰难的战争岁月中，拯救了无数的老百姓，当然，也让游击队赚了不少便宜，让日伪军吃了不少亏。

败阵松树林

蒙山脚下的八个游击大队分散在蒙山之阳，从西端的白马峪到东端的红峪子口，长达二百里的蒙山前，被八个大队划分了势力范围，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地盘，比较出名的如仲村区的王保胜（后来王保胜部升格为费县大队，再后来，升格为费北行署大队），梁邱的魏立久，当然还有诸满区的崔友义这样的中、小队。在抗战初期，崔友义跟上述几个大队长比起来，手中的力量太薄弱了。除了这八个抗日游击大队，还有其他数十个名目繁多的地方武装力量，最有名气的算是白沙埠区中队的孙隆三。这些武装力量平时都在自己的地盘上活动，只有重大战事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平时需要相互联系时，就比较麻烦了。在那个没有什么通讯工具的年代里，传递消息的任务就落到通讯员的身上，而我爷爷就是诸满区队的通讯员，除了因为我爷爷跑得快，长得小也是个优势，毕竟目标小嘛，加上我爷爷当年到处干活，跑遍了费县周边大大小小的区镇，这山里山外的路，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一张活地图，你只要说出地点，我爷爷就能找到，因此干起通讯员来得心应手。

我爷爷笑着说，刚开始当通讯员的时候，他还以为能有点优惠待遇，没想到啥东西都没给，每次完成任务后，崔友义的奖赏也就是三粒火，连双新鞋都不给，自己还穿着破破烂烂的布鞋，跑起路来也舍不得穿着，要是跑坏了可就连双鞋都没有了。我爷爷就那么光着脚在蒙上下来回地跑，来回地传递消息。我爷爷即便是当通讯员，也认不全蒙山里面抗日武装团队的头头脑脑们。

有一次，周边几个队的例行会议轮到在诸满区里开，我爷爷就跑出去通知。我爷爷奉命通知完了临近几个队的人，就在路边上等着。那个小小的茅草屋在一片老树林子里，茅屋从外面看破破烂烂的。进茅屋的路只有一条，沿着小路往山上走，还弯弯曲曲的，一般没人往里走，加上周围高高低低的树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蔽网络，茅屋后面还有一个小山头是制高点，趴在山顶的石崖上，能看见远处的诸满据点。这里可是避开日伪军开会的好地方。开会的时间选在早上天刚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天中日伪军防卫最薄弱的时候，选在这个时间开会是有讲究的。一方面炮楼里的日伪军都刚刚起床，是不会在这个时候下乡扫荡的，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光线也好，看得清楚来来往往的人，便于警戒和侦察。选在半夜里不行，来的人大老远的看不清楚是谁，敌人防御薄弱，我们防御也薄弱，另外半夜开会得点灯吧，只要点上了灯，在漆黑的大山里，老远的就能看清楚，这等于是自己暴露目标了。因此，崔友义就把开会的时间定在了早上。我爷爷天刚刚亮就躲在大路口的树林里面放哨，其他大队里来的人，我爷爷基本上都认识，来一个人冲我爷爷点点头，径直地就往里走。我爷爷就拿着小木棍在地上画上一道竖线，记下数来，等到地上的竖线画够的时候，我爷爷就堵在路口，谁都不让进了。

等了小一会，地上的竖线已经画了好几道了，基本上差不多了，看来大家为了躲开敌人的眼线，都趁黑夜就出发了。我爷爷伸了个懒腰，当天的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正在这个时候，路上又来了一个人，我爷爷仔细一看，来的人好像没怎么见过，又似乎在哪里见过。走近一看，来人竟然是一个小老头，披着一件毛绒绒的蓑衣，一嘴胡须，头发都发白了。这下好了，我爷爷心里想，不用考虑见过没见过了，这样的老头肯定不是游击队的人，估计跑都跑不动，更别说打枪了。可是没想到的是，老头竟然健步如飞地向着茅草屋这边走过来。我爷爷的警惕性立马就起来了，长枪也上了膛，可是一想眼前的这个人是个没有威胁的老头，我爷爷的枪又放下了。等这个老头走近了，我爷爷赶忙跳出来，对老头喊着：“喂，喂，老头你去哪里啊？”那个老头显然被我爷爷这么一喊也吓了一大跳，他转头看见我爷爷，竟然立马又缓和了下来：“好地方不藏，你藏在树林里头，也不怕扎了脚。”

我爷爷没理他，继续问道：“老头，我问你话哩，你去哪里啊？”

老头脸上露出了不悦：“小小的娃娃说话咋这么冲呢，别叫我老头啊，我才60呢，咋就是老头？”说完，老头子拿起手里的大烟杆子悠闲地吸了两口。我爷爷听了这话就笑了，说：“得得得，60岁了还装嫩，不叫老头了，您这头发都白了，总不能叫大哥吧，我爹都没你年纪大呢。”这时候老头也乐了，呵呵地笑了两声，说：“人家姜子牙80岁才找到工作呢，我才60岁就喊老头，什么眼神啊。”说完就又往里头走。我爷爷不知道姜子鸭姜子鹅，但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于是紧走两步，赶紧拽住他的袖子：“老头，不不不，大爷，你这是去哪儿啊？里面不能进啊，里面有狼，吃人呢，您这把老骨头，进去出不来喽。这大清早的，赶紧走吧。”老头回过头来，胳膊甩了一下，直接把我爷爷的手甩了起来，我爷爷往后踉跄了一下，这老头的力气出人意料的大，简直就像个年轻的小伙子。老头脸上有些愠怒了：“好好说话啊，我打狼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老子在东北老林里打黑瞎子的时候，你还吃奶呢，小毛孩子。别说这山上有狼了，就是有日本鬼子，今天我也得上去！”我爷爷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一个老头子了，还敢大言不惭地吹牛，我爷爷就上去把他往后拽，老头子就使劲推我爷爷。这一来二去的，茅屋子里的人也听见了动静，纷纷赶出来。崔友义第一个出来，大老远地就喊我爷爷：“秀廷，干嘛呢？”

我爷爷一看屋里出来人了，更来劲了，拽着老人的手臂，嘴里大声喊着：“这老头不听话，硬要进去。”

崔友义一看眼前的老人，就笑了：“吆喝，九爪龙你咋来了，老朱呢？”

“九爪龙”？我爷爷一愣，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重新看一看这个不起眼的老头儿。九爪龙，这在蒙山脚下可是个响亮的名字啊。

“九爪龙”，原名孙隆三，兄弟四个，他排名老三，小时候因为铡草不小心切去了大拇指，他用布条缠了缠继续铡草，从此十指仅仅剩下九指。长大以后，孙隆三在乡间主持正义，好打抱不平。清朝末年，德国势力在山东做大，为同化中国，西方派出大批天主教士来到东方。华德胜就在这样背景下来到费县，占据蒙山前的塔山，建起洋楼，广收门徒传播洋教。那些教徒依仗洋人撑腰，常常做出鱼肉乡里的事情来。生性秉直的孙隆三拍案而起。他亲手斩杀为非作歹的天主教徒，为民除害。那个教徒是他同村的混混孙隆典，他动辄骑着毕德胜的高头大马四处炫耀，为抢征耕地，他逼死邻居。由于身后有洋人撑腰，苦主敢怒不敢言。孙隆三杀了这个败类后，投案自首，他对县令说，除掉这样的恶人，虽死犹荣，我不让政府为难，怎么判我都行。县长是个有气节的汉子，他在堂下说，如今洋人当道，我若杀了隆三这样的志士，千秋百代之后，国人必当唾骂。县长排除了华德胜的干扰，以解押到济南为名，半途私放了孙隆三，并助银两，让他远走高飞。

很快，孙案轰动全县，义士孙隆三被人尊称为“九爪龙”。后来，杀了人的孙隆三远走东北参加了抗联，几年下来成了有名的枪手，多次在战场上与鬼子对决。抗联失败后，他只身返回故乡，不久日本人就打了过来，他又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游击队，由于他艺高胆大，多次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死在他枪口下的鬼子、汉奸越来越多，九瓜龙的名字从此让日伪军闻风丧胆。汉奸们编出顺口溜：谁要办事心不平，出门遇上九爪龙。

在我爷爷的想象中，那个威风凛凛的“九爪龙”，怎么也得是个彪形大汉啊，而眼前的这人却是个干瘦的老头，连件衣服都没有，光着脊梁披一件蓑衣，怎么也对不上号啊。

我爷爷愣在那里，孙隆三没有理他，笑着对崔友义说：“老朱昨天吃坏肚子了，现在还在被窝里呢，这不就让我来了。”

崔友义赶紧上前拉开我爷爷：“还通讯员呢，大名鼎鼎的孙隆三都不认识啊，他可是白埠队的队长啊。”孙隆三看着愣在一边的我爷爷，还是那样笑着：“我是副队长，副队长，你们这个小伙子光认识正队长。不过前些日子开大会，咱们见过啊，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罢了。”说完，孙隆三就跟着崔友义往里走。

我爷爷还是不相信，小声地问崔友义：“他真是‘九爪龙吗？这么个干瘦的老头子，怎么打仗啊？”还没等崔友义回答，这话就让孙隆三听到了：“你还不信是吧，你等着啊，等开完了会，咱俩比划比划，啥项目你说了算。”大家一听这话，就笑起来，吵着闹着要看两个人的比试，我爷爷自然不甘示弱，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爷爷一直坐在门口等，他在考虑和孙隆三比赛什么项目，刚才孙隆三一抬胳膊，让我爷爷感觉出来了，至少这个人的力气在他之上，很难赢过他，再说了，一个小青年和一个老头比力气，即便是赢了，脸上也无光啊。于是，我爷爷找来两个干巴山梨，他准备和孙隆三比试比试枪法。对于自己的枪法，我爷爷还是很有信心的。在崔友义的特别照顾下，我爷爷每次完成送信任务，就能额外多领三发子弹，崔友义给他的任务就是二十米外打家雀，枪响雀亡;一百步外打兔子，枪响兔倒。为此，我爷爷天天练枪，渐渐地，枪法就成了全队打得最准的了。

刚一开完会，我爷爷就拽着孙隆三上了后山，孙隆三没有带枪，只有我爷爷带了一杆枪。我爷爷就提议两个人一前一后开枪，看看谁能打中山梨。他说：“孙大爷，我不欺负你啊，咱们就比试枪法。五十步之外，谁能打中那个梨谁就赢。”

孙隆三故作认真地听着，然后问道：“那不行啊，要是都打中了，咱俩谁赢啊？”我爷爷听了这话，心里更是想笑：“可别老吹牛了啊，我反正能打中，你能不能打中再说呗。”说完，我爷爷递给孙隆三一个梨子，自己跑出去把梨子放在树杈上，然后又跑回来，举起抢，左眼一闭，右眼一瞄准，食指一动，“碰”的一声，五十步开外的梨子开了花，我爷爷得意洋洋地放下枪来，满脸的自信。他回过头来想向孙隆三显摆显摆，可是刚回过头来，我爷爷立马就生气了：孙隆三在那里吃着梨子，一个梨子快让他吃完了！我爷爷受不了了，咋呼了起来：“孙老头，孙老头，你咋把梨吃了，想赖皮是不是？”

孙隆三没有理我爷爷，一直把梨吃得光剩了个囫，吃完了还呱唧了两下嘴巴：“秀廷啊，以后你孙大爷来了，你找点好吃的山果子，孝敬孝敬大爷，这梨太涩，太酸，一点不会照顾老人啊。”

我的天，我爷爷恨不得上去踹他几脚，这老头咋这么不讲理：“孙老头，孙大爷，你没吃过梨啊，那梨是给你吃的吗？是比赛的，不是吃的。吃吃吃，就知道吃，白白浪费我一颗子弹，你等着啊，我非得上你们那里，把这颗子弹要回来……”

我爷爷在那咋呼着，没想到孙隆三根本没听他的话。只见他拿着小小的梨核，径直走到五十步开外的地方，把核挂在树枝上，然后走回来，从我爷爷怀里一把拿过钢枪来，装上子弹，抬手一枪，五十步开外的梨核就四散炸开了。然后孙隆三把枪还给我爷爷，那枪管还有点发热。孙隆三说：“小秀廷啊，有空去我那，我给你把两颗子弹全补上，再给你一袋梨。我那里的梨好吃，带香味的，从鬼子的货车上抢下来的，是正宗的莱阳大雪梨。”说完，孙隆三哼着小曲走下山去，只留下我爷爷一个人愣在那里。

等到我爷爷回过神来，就赶紧追了下去，现在他确定了，这个不起眼的老头，就是那个大名鼎鼎、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九爪龙”了。

崔友义听说此事之后，笑着告诉我爷爷：“秀廷，你这才见了一个‘九爪龙，咱们这蒙山脚下有能耐的奇人多了去了。你知道魏立久吧，那是个有钱的人，就是那个穿长袍的文化人，打鬼子比咱们打得都好;还有那个教书的先生，你也见过的;对了，还有咱们费北地委成立了一支十二人的飞虎队，那些人大都来自神枪手王保胜手下，听说他们打家雀子，从不打碎。我还想起一个事来了，你改天去魏立久那里找个姓粟的人，那个人炸药做得特别好，包响包炸包全碎，咱们得去要点过来……”

我爷爷没听清楚崔友义最后给他嘱咐的是什么，只顾着抱着自己的枪，他记住了崔友义口中的那些英雄的名字，那一个个如同孙隆三一般的传奇人物。当时他想，假如有一天自己也能变成那样传奇般的人物，假如这片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变成那些传奇般的人物，不管有多少日本鬼子，不管有多少汉奸，都将被毫不留情地赶出这片土地。

我爷爷突然记起崔区长的话，疑惑地问：“子弹那么有威力，一枪下去，小家雀不碎？他们打小雀的什么地方？”

崔友义边走边扔下一句话：“眼睛啊。”

我爷爷惊得张大了嘴巴。

击毙敌酋

深夜，从王进财的酒店后门闪出一个身影，这个影子很轻巧地翻过一道围墙，悄悄地融入夜幕深处。

就在这个影子消失二个时辰后，崔友义在大顶子山坳一间地屋子里见到了他。几句简单的密谈，崔友义匆忙叫醒我爷爷：“秀廷，快，去通知九爪龙的中队，让他们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到黄草沟，配合我们伏击鬼子。”

睡眼朦胧的我爷爷背上枪就往北跑了，崔友义喊了一声：“拿上两个煎饼，别饿着。”

就在我爷爷往口袋里揣饼时，崔友义从草铺上找出一双新布鞋，说：“穿上吧，这是我让人给你订做的，肯定合脚。”我爷爷穿上有生以来第一双新鞋，这双鞋可比当年他去东流庄穿的那双好多了，高兴得他一跳老高。他冲崔友义扮了个鬼脸，三跳两蹦地就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中。

随后，崔友义叫醒其他队员，大家带上武器弹药，带上卷成条的煎饼，一队人马悄悄地离开大顶子山，消失在山道上。一切都静下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爷爷刚进白沙埠的防区，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口，扑通一声就跌到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就让两个大男人捆了个结实。我爷爷说：“自己人，自己人。我是诸满区的葛秀廷。”

一个男人说：“你叫唤啥，有什么话，你跟孙队长说去。半夜三更的，谁闯进我们的防区都是这个待遇，马鸿祥县长、王保胜大队长来了也一样。”

我爷爷嘟囔着：“好你个瘸爪子，你敢捆我。”

那个男人给了我爷爷一脚：“黑灯瞎火的，你穷喊什么，走！”

我爷爷跳起来：“你个龟孙，敢踢我？瘸爪子怎么带出你这样的兵？”

那个兵恼火了，还想踢，另一个说：“算了，算了，别跟小孩一般见识。”

来到村中一个旧石头院子里，那个男人把我爷爷推进草棚子：“你先委屈一会吧，我们队长正在睡觉呢。”

我爷爷不干了，他跳起来：“九爪龙，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敢捆我，我告诉你，你误了伏击鬼子，我们崔区长可不是吃素的。都火烧腚了，你还睡觉，你给我爬起来！”

灯亮了，一个披着蓑衣的老头站在草棚门口，咳嗽了一声后，问：“哪个龟儿子，半夜三更天大呼小叫的。”

我爷爷跟扎了一个洞的皮球，一肚子气全泄了。他喊着：“九爪龙大爷，是我，诸满的葛秀廷。”

九爪龙一看我爷爷，笑了：“我说神枪手，你手里的枪是烧火棍子？”

我爷爷说：“操，你的兵净出歪招，用绊马索坑我。”

两个队员笑着给我爷爷赔礼，把枪和子弹袋还给我爷爷。我爷爷用手搓了搓子弹袋说：“你们两个家伙拿了我四粒子弹，还给我。九爪龙，你就这样带兵的，有种去拿鬼子的子弹，我告诉你，诸满据点里的子弹成箱地码在炮楼里。”

九爪龙的脸一黑，两个队员讪讪地笑了。一个说：“真不亏是崔大个子一手调教的兵，厉害。”另一个说：“人家秀廷是十八岁的大姐街上走，个头不大肚子里有。”说着每个人掏出两颗子弹还给了我爷爷，搭讪着说：“这回完事了吧？”。我爷爷收起子弹，说“还没完呢。”九爪龙愣了。我爷爷上前打了那个队员三拳后，说：“这回扯平了。”

九爪龙集合起队伍，对我爷爷说：“秀廷，跟我走吧，打完这一仗，我奖给你十粒子弹。”

我爷爷说：“十粒子弹，小家子气了，这一回我打算给我们区长弄把王八盒子呢。”

九爪龙笑了：“你们都听见了吗？这才叫好兵呢。伙夫，给秀廷拿块锅饼，对了，把昨天煮的咸鸭蛋拿上两个。”

我爷爷得意地边啃锅饼，边跟着九爪龙的队伍走了。

茫茫黑夜里，只有我爷爷啃锅饼的声响和杂乱的脚步声。

按照崔友义的计划，这次伏击鬼子，他带着区中队拦头，九爪龙中队击尾，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方针还是老办法，咬上一口撕掉一块肉就撤。一个小队的鬼子，两个区中队的土八路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仗只能采取突然袭击、打闷棍的办法，打了就跑，一旦让鬼子反应过来，可就吃大亏了。上一回他们跟上冶区中队合伙干了鬼子一票。那是伏击鬼子两辆运输车，他们都趴在路边的高粱地里，一阵子开火，汽车就趴窝了，鬼子跳下车就跑。区中队本来赢了，他们打死了一个鬼子，打伤了三个，车上拉的都是白布，他们完全可以抢上一些从高粱地里逃走。可是见到鬼子跑了，区中队来了劲，一股脑儿追上来，鬼子跑到一定的距离后，纷纷卧倒，枪口一调，迎头给了区中队一家伙，区中队当场被打死两个、打伤五个。要不是道边大片的高粱地帮了大忙，那次亏吃大了。后来他们把这事讲给115师一个连长听，那个连长很认真地告诉他们：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错把鬼子的撤离当成败退，好歹你们心眼子活泛，要是不赶紧撤出战斗，你们两个区中队都打不过那两车鬼子。你别看他们只有二十多个人，他们火力猛，弹药足，战斗力比咱们正规八路都强大。我们在山西跟鬼子多次交手，打的也是偷袭战、伏击战，而且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撒丫子跑。说白了，跟鬼子打仗，咱武器不行，就得动脑筋，我们的战术就是你们山里人逮狼的战术：挖陷阱、打闷棍、设套子、下黑招。不管怎么打，你们记住，便宜占了，立刻走人！你要贪大的便宜，你必定吃大亏。跟鬼子打仗，千万别按套路出牌，三拳两脚，得了便宜就走人，千万别粘乎。你们伏击鬼子的汽车就是个例子，你们不是说车上有白布，还有一些成箱的食品，干嘛不抢了走人？

我爷爷说，不知道别人听懂了没有，反正他看见崔区长心服口服，那头点得跟老母鸡吃米似的。

离黄草沟不远了，这时候鸡叫到第三遍了，天快亮了，突然九爪龙低声喊了一句：“停下。”

他拉过我爷爷的手：“秀廷，崔大个子说过，你耳朵比狗都灵，你给老子听听，树林子那边是不是有队人马？”

我爷爷竖起耳朵，屏住呼吸。他警觉地说：“你真神了，是大皮鞋走路的声音。还有马蹄声。”

九爪龙下达命令：“子弹上膛，放轻脚步，咱们趁着夜色靠上去，打他娘的。”

我爷爷已经脱下了那双新布鞋，他把鞋子往腰里一插，从背上取下枪，转眼顶上火，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在小跑中完成的。等九爪龙的兵完成上膛动作时，我爷爷已经跑出十几步了。

九爪龙说：“秀廷，回来，跟着我！”

我爷爷哪里听他的，九爪龙没办法，带着人紧随我爷爷钻进了马尾松林。

鬼子来得很快，一队鬼子兵正急急地行进着，我爷爷人矮小却很机灵，在微弱的晨光里，他连滚带爬，一会就从草丛爬到离山路不足二十步的地堰里趴了下来。借着晨光，我爷爷看见那个鬼子头。他骑在一匹马上面，胸前挂着一架望远镜，斜挎着一支王八匣子，一把长刀挂在腰带上，我爷爷最恨这个鬼子，当年他就是用这把刀砍小哑巴的。当时，在阳光下，这把刀闪着刺目的寒光。今天，这把枪和这把刀的主人就在我爷爷眼前，在我爷爷的枪口前不足二十步的地方，我爷爷得意地一笑，他想：你这个龟孙，这回可不是你杀小哑巴那回了，老子为等这一天，等了你好几百天了。我爷爷把枪伸出地堰，放在一块石板上，他趴在地堰下，迅速地完成三点一线，准星死死地锁住了鬼子小队长的脑袋。那天，是我爷爷第一次亲手向鬼子开枪，而且锁定了鬼子的头目，应该说是天时地利帮了我爷爷的忙。

平安走了大半个夜晚的鬼子，眼瞅着过了黄草沟就到了山木大队长命令设伏的地点了，他们哪里会想到在这荒郊野外，会有人打他们的伏击，而且是一个不满十六岁的矮个子中国娃娃。所以在我爷爷死死地瞄准小鬼子头目脑袋的时候，日本人依旧目无一切地走着。空旷的山里，只有日本士兵的皮鞋踩倒杂草的声响和马蹄的声响。

叭——，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山里的平静，就在鬼子兵们大惊之时，骑在马上的那个小队长身子一歪，就掉下马来，受惊的战马叫了一声，奋蹄跑了。也就在那个小队长落马的一瞬间，几十支步枪吼叫起来。九爪龙原本是等崔友义打响后，他们从尾部发起攻击的，可是我爷爷那毫无纪律性的一枪，把事先的计划全砸了，九爪龙只好抓住机会向鬼子开火了。

我爷爷看得很清楚，他的枪声一响，行进中的鬼子一慌，立刻就齐刷刷地趴了下来，那么麻利，那么快捷，而且没有任何人命令，全凭着惯性。我爷爷他们伏击的这帮鬼子，跟东流庄吴老爷阻击的那伙鬼子很相似，我爷爷知道遇上硬茬子了。

趴下来的鬼子发现了攻击他们的九爪龙，长短枪一齐向九爪龙打了过来，可怕的是日本鬼子的两挺歪把子机关枪也支了起来，子弹像撒豆子一样泼向九爪龙。机枪一响，九爪龙他们的优势立刻没有了，几十个队员被机枪压在地堰下、石头缝里。我爷爷装上了子弹，却没有机会抬头开枪了。打着打着，鬼子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在机枪的压制下，趴在地上的鬼子开始蹲着射击了。我爷爷离鬼子最近，看得最清楚，他知道这样打下去，不出一袋烟功夫，鬼子就要冲锋了。一旦短兵相接，九爪龙的那些秃枪就彻底地失去了优势。我爷爷无计可施，他只能瞅鬼子冲锋时再开枪。可是，那样我爷爷可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了。

我爷爷听到九爪龙焦急的喊声：“停止射击！停止射击！等鬼子站起来再打排子枪。”我爷爷知道这个东北抗联班长出身的老兵，已经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枪声一停，鬼子们站起来，咔嚓咔嚓一阵响，他们给长枪安上了刺刀。

完了，我爷爷心里一惊，他知道，鱼死网破的时候到了。此时，东边的太阳露出第一缕晨光，整个山地一览无余展现在阳光里。我爷爷只好爬到一个乱石窝里，他明白，只有藏在那里，才有可能多开上几枪。他数了数子弹，还有9发，按照我爷爷的枪法，只要给他时间打出这九发子弹，至少得有六七个鬼子躺在地上，他十分庆幸这地堰边上，还有这样一个由三块卧牛石构成的石窝子。用他的话说，是天然的掩护体，在战场上，掩体就是金钟罩，所以上战场得先找好掩体。

“杀给给——”

我爷爷清楚地听到鬼子冲锋的命令了。

透过石缝，我爷爷看见鬼子们呈冲锋队形展开了。不到一袋烟功夫，突遭打击的日本兵就变被动为主动了，他们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我爷爷听见九爪龙在背后命令：“都给我听好了，都给我瞄准了，听我命令再开火。今天，我们只有一条路了：拼命！大家别怕，在抗联，这样的事常有，咱没有刺刀，给我用枪把子砸，用大刀砍！”

我爷爷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他想反正已经打死一个鬼子头了，再打死一个就赚了。只是我爷爷觉得有点难过，这仗刚开打，还没过够瘾就死了，太可惜。再说了，自个儿还没娶上媳妇呢，反正是一死，干脆多拉几个垫背的。他抬起头，开始寻找目标，他的准星锁定一个鬼子的脑袋，准备找机会敲掉他。这时，鬼子的背后突然响起排子枪声，鬼子们立刻趴倒，但还是有两个鬼子被击中了。

九爪龙正在绝境中，这突然响起的枪声救了他，他抓住战机，第一个站起来大吼一声：“崔区长来了，给我冲，杀了这群鬼子！”

战场在一瞬间，主动权易主，鬼子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他们各用一挺机枪压制来自两边的我方区中队，其他鬼子立刻沿着来路冲出重围。

我爷爷惦记着被他打死的那个鬼子头，也惦记着那把短枪和军刀。他伏着没动，除了趁机给奔跑的鬼子的后腚一枪后，他压上火，就趴着不动了。他清楚地看见了那个鬼子头还躺在地上，鬼子们只顾逃命，没人管他们的头儿了。

山地里形成这样的局面，鬼子在跑，两挺机枪也边走边叫着，两侧的区中队在开枪、在追赶，刚才鬼子趴的地方就安静下来，我爷爷从石窝里跳出来，三步两步地蹿上地堰，直奔那个鬼子头。

鬼子跑了，丢下他们的头儿和两个士兵。

两股土八路汇合了。

崔友义：“九爪龙，你这个熊玩意儿，咱事先不是定好了吗，我们在前边打起来后，你在后面打他的尾巴，我们还没动手，你怎么先开火了，把一块到嘴的肥肉给弄丢了。”

九爪龙：“崔大个子，你还有脸说我们，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宝贝蛋子葛秀廷呢？他开枪惊动了鬼子，这才让我们陷入被动，要不是你来得快，及时变伏击为出击，这功夫我的三十几号人早就报销了。”

崔友义：“秀廷，秀廷，你这个小东西在哪里，给老子滚出来。”

“区长——”我爷爷滚出来的时候，把所有人都惹笑了，只见他头戴着那顶鬼子头的帽子，帽子一边一个洞，血迹斑斑。他胸前挂着一架望远镜，斜挎着一把王八盒子，腰里扎着一根宽大的皮带，挂着一把长刀，手里攥着自己的长枪。他个头矮，长刀拖在地上，样子滑稽得很。

“秀廷，你发洋财了。”

“区长，这个鬼子头是我打死的，你别看他杀小哑巴时牛气冲天，我一枪就把他从马上给揍了下来，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对了，这鬼子头可阔了，口袋里一盒烟一块表。”

九爪龙：“好啦，你别显摆了，见面分一半，何况这仗是我们帮忙打的，秀廷，把那把王八盒子给我。”

我爷爷说：“一张白纸画个驴头，就你脸大？崔区长都没用上王八盒子呢。”

崔区长其实早就让望远镜和王八盒子勾走了魂，他立刻插话：“既然秀廷不给，老孙你也别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不是还有两把长枪，二把刺刀，几十发子弹吗？对了，还有三个鬼子的行头呢，军装，白衬衣，那皮带，那皮鞋，哪一样不是好东西？这些，你先挑，剩下的破头烂腚的，给我们。记住，一家一半，你先挑。”

九爪龙：“说好了，我先挑？”

崔友义：“放个屁都还有一声响呢，挑吧。”

分配完毕。崔区长：“子弹呢，怎么一发都没留？”

九爪龙：“三个死鬼子，一共剩下七十二发子弹，你知道我今天消耗了多少子弹？再说，我这里伤了四个，阵亡了两个呢。”

崔友义：“你留五十发也行啊，我们也有消耗啊，总不能我一发没有吧。”

九爪龙：“谁说没有？王八匣子里不是压满了子弹吗？”

一提子弹，我爷爷想起来了：“大爷大爷，你都拿着吧，你们都是大人，说话算数，是吧，大爷？。”

九爪龙：“还是秀廷明事理啊。”

我爷爷说：“大人嘛，都得说话一句顶一句是吧？”

“是的，是的，一句顶一句”九爪龙得意起来，“我这人就是这个性子，说了的话就兑现，人呀，你拉出来的屎，怎么能塞回去呢。崔区长，我们俩难道不如一个孩子？”

崔友义有点纳闷，这就怪了，一向精明的秀廷今天怎么胳膊肘子向外拐啊？他不解地看着我爷爷，我爷爷做了一个鬼脸。崔友义知道我爷爷绝对有个小诡计，对九爪龙说：“好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这么着办吧，埋了三个死鬼子，咱们撤。防备鬼子杀回马枪。”

“慢！”我爷爷大吼一声，“孙副队长，出发时说好的，打完仗你奖我十粒子弹呢。”

九爪龙无可奈何地说：“还是应了老人话，三尺以下不可搭话。好吧，老子我认栽！”

血沃青山

我爷爷到外面去送信时，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蒙山独立支队的队长邵子厚叛变了，他带着队伍跑到临沂城里，当了日本人的保安大队大队长。虽然他的部队在路上跑的跑，散的散，走到城里的时候只剩下二百多号人，可是对于整个蒙山抗日武装力量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士气上的巨大打击。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气不打一处来。那个邵子厚他见过，没投诚之前就是一股子财主的作风，以前在诸满街上，他家就有田产有铺面，还有一个造枪作坊，生产土枪。投奔八路之前整日吃香喝辣的，过得比炮楼里的日本人还舒服。山东纵队为收编他没少费心思。被八路收编后，每到要打仗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部队，不是说自己的力量不够，就是自己的部队需要调整。改编一年多了，没见过他打过敌人，光看见他背着个手整天晒太阳了。更奇特的是，他不打日本鬼子，鬼子也不打他，翻来覆去的两家都快和平共处了。当时大家就觉得这家伙不对劲，这不，日本侵华司令官烟俊六大将刚坐镇临沂城，指挥五万日军扫荡蒙山，局势刚一变化，这家伙就像当年他给山东纵队领导说的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没说完就叛变了。幸好邵子厚的部队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暴行，有些人说什么也不愿意投降日本人，其中一个营长和我爷爷曾一起给地主干过活，他就带着自己的队伍投了王洪九。当然，王洪九那功夫还打着抗日的旗号。邵子厚带的人半路上跑了一大部分，要不然，邵子厚带给日本人的就是一个独立团。

多年后，我爷爷说，鬼子人少，占不了咱们中国。鬼子鬼心眼多呀，他们就发展伪军，培养汉奸。抗日，很大的一部分任务是消灭这些汉奸伪军，没有了他们这些帮凶，小鬼子就没多大本事了。所以，我爷爷一辈子痛恨汉奸，恨那些没有骨气的人。我爷爷不知道崔友义和王忠得到这个消息没有，任务没完成一半，就急急火火地跑了回去，他必须确保诸满区的人知道这个消息，要是被这个叛徒反身坑上一把，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我爷爷匆匆地跑回区中队，打开门一看，崔友义和王忠都在屋子里呢。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对着一个熄了火的炉子。崔友义的眼睛光盯着那个炉子，脸上透露着复杂的表情，有严肃，有伤心，有难过，总之是五味杂陈。我爷爷一进来就想说话，就想骂娘，嘴还没张开，就被王忠给拦下了：“啥都别说了，让老崔自己静一静吧。”

我爷爷寻思了一下，原来崔友义和王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爷爷把肚子里的话憋了回去，找了点柴火，重新把炉子烧了起来，然后放上一壶水，自己也跟着坐了下来。三个人就这么坐着，坐了好一会儿，我爷爷还是憋不住了，自顾自地说起来：“他奶奶的，我早就觉得那个邵子厚会叛变，这样的人吃香的喝辣的搞惯了，怎么吃得了上山打游击的苦，天当被，地当床，野菜团子当干粮，说起来好听，做起来苦啊，他能吃得消？当初山东纵队为收编他费了多少劲？连徐司令都出面了，到头来还是竹篮提水一场空，反倒便宜了日本鬼子。”

两个人都没接我爷爷的话，我爷爷找不着人说话心里着急，这俩人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按照崔友义的脾气，现在应该跳起来了，应该拿着枪去找邵子厚那小子了。今天怪了，这一个个的咋这么安静，难道王忠又给他灌了啥药汤了？我爷爷追着王忠就问：“指导员，你说，邵子厚这王八蛋，说啥也是从诸满街上走出去的人啊，给咱们丢脸不是？”王忠这才接过我爷爷的话来：“邵子厚的事情，部队里早有察觉了，他叛变是早晚的事情。”

我爷爷一听就着急了：“早知道为啥不端了他？”

王忠说：“不是端不了，是不能端。在他没叛变之前解决了他，给以后策反其他人带来太大的心理压力。再说了，他的势力不小，打他双方都有伤亡，得不偿失。只要我们一攻击他，他就会顺势投敌，制造出我们逼他反叛的借口，再说，临沂城的鬼子往诸满派了三卡车士兵，明摆着是帮这个汉奸断后的。八路军对他仁至义尽，他却投敌，他就更失去了民心，这就给讨伐叛军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上级是对的，他的兵不是跑了一多半吗？他现在带了那么点人过去，成不了大事儿。”

我爷爷点了点头，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又问道：“既然早就打算好了，那队长咋还这样啊？”

王忠压低了声音对我爷爷说：“不是邵子厚的事情，是老魏，老魏昨天牺牲了。”

“老魏？哪个老魏？”

“梁邱区的魏立久……”

原来，在昨天夜里，准备去山东军政学校学习的魏立久，在路上遭遇汉奸，中弹身亡。今天早上得到这个消息的崔友义就一直坐在这里，一言不发。我爷爷这才明白，那个长衫里装着怀表，身家丰厚，却毅然决然参加抗日的文化人，没有任何征兆地牺牲了，在他最好的年华，在他的梦想一步步实现的时候，在他受到所有人认可的时候牺牲了。更可惜的是，他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鬼子的枪口里，却死在汉奸的枪下。这些不争气的中国人啊。我爷爷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丢掉了一个亲人，丢掉了一个生死弟兄一样，比起邵子厚的叛变，魏立久的死的确更让人痛彻心扉。

王忠看了看外面的太阳，小声地给崔友义说道：“老崔，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

崔友义这才缓过神来，站起来，点了点头，叫上了我爷爷：“走吧，秀廷，去看看老魏最后一眼……”

魏立久的死让人始料不及，这个费县抗日地方武装的标杆人物的轰然倒下，似乎预示着1941年蒙山根据地的日子将异常艰难。在1941年上半年里，我爷爷只是感觉到整个沂蒙山地区枪炮声一停，就特别的安静，安静得有点让人感觉到不自然。在安静之中，又特别的寒冷。上半年，冬天走得特别晚;下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等到北边的寒流越过黄河呼啸着走进蒙山的时候，崔友义和我爷爷的生活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侵华日军司令部纠集了近五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日军司令烟俊六大将坐镇临沂城，亲自指挥。日本人的这次扫荡采取分兵合击、闪电突破、重兵挤压、反复梳理的战术，对大大小小的山头、深深浅浅的沟壑都扫荡了一遍，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目的是灭绝根据地里的抗日力量，彻底摧毁这片根据地，以绝后患。

崔友义带着诸满区里的十几号人一直躲在山里，几乎所有沂蒙地区的地方武装都在不停地转移。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给留守在山里的部队收集情报，筹集粮食。大兵压境，我爷爷他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入冬很久之后，我爷爷掰着手指一算，小鬼子已经扫荡四十三天了。这些日子，游击队天天躲藏，山洞、树丛……从没脱过衣服睡觉，身上的虱子都滚成了球，伸手一抓就是一堆儿。天天让鬼子撵着跑，脚板上满是水泡，包脚布上全是血水。那些汉奸嘲笑我爷爷他们“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

我爷爷说，真想弄盆热水烫烫脚。喇叭刘应了一句：“秀廷啊，你是又娶媳妇又过年啊，净想好事儿，有口热水喝就不错了，还弄一盆热水来烫脚？你好大的排场。”

一天晚上，我爷爷他们后半夜从日伪军的夹缝中溜出来，钻进青山东面的杨家庄，大家在两间草屋里和衣躺下。那时，天很冷，区中队没有足够的棉衣，轮着谁站岗了，就披上自个的薄被子，我爷爷那床被子还是两年前发的，如今人长大了，被子却没长，于是就盖了上头露出了下头，不过披着去站岗倒挺合适。轮到我爷爷站岗时，鸡叫第三回了，天快亮了。

崔友义坐在屋子里抽烟，他睡不着，这些天，鬼子如一帖牛皮膏药贴在后腚上，让他心烦。突然，我爷爷推门进来说：“不对劲啊，听着西边怎么这么大的枪炮声啊。”

崔友义抬起头来给我爷爷说：“秀廷，你是听错了吧，西边的大青山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枪炮声？大部队不都转移了吗？即便是有枪声，要是声音传到咱们这里，那得多少人在打仗啊。”

我爷爷说：“是真的，队长，我在山头上听了好一会呢。跟过大年夜放鞭炮似的，枪声不少呢。队长，你不是常夸我耳朵灵吗，这枪炮声传到咱这里比蚊子叫还小，可是我能听出来。”

“真的？”

“我这耳朵灵着呢。狗听不见的动静，我都听得到。”

“走，我也去听听。”崔友义拿起枪来，跟着我爷爷来到山头上。崔友义朝着西边的方向听了一会：“怎么那边打起来了？没听说咱们有部队在那里头啊。”

“队长，要不咱们去看看吧，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呢。”

“去啥去？如果真是大部队打起来了，咱们这几个人去了还不够塞牙缝的。秀廷，我还是不明白，那边应该没有咱们的大部队啊……”崔友义一边自己嘀咕着，一边拉着我爷爷往山下走，走着走着，崔友义突然停住了：“等会，前段日子是不是有人说过，咱们的什么学校在往那边转移呢？”

我爷爷摇了摇头，现在的日本人扫荡这么厉害，各个部队都转移得支离破碎的，相互之间想要联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有些消息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谁都不能确定。再往山下走，还没走两步，崔友义就说：“不行，咱们得去看看，要真是学校让日本鬼子逮着了，那可就坏了。秀廷，把大伙都叫起来，咱们赶紧去。”我爷爷把人叫起来的时候，天快亮了，他们不敢走大路，就顺着山梁走，一直往西走，往大青山方向走。一边走一边听那枪声，等到枪声稍微清晰起来的时候，太阳已高高地升了起来，队伍就得藏起来，崔友义把人藏到一条山沟里，派我爷爷翻过大山去打探消息。我爷爷把破被子扔给老刘，向山顶爬去。等我爷爷返回来的时候，崔友义他们正在吃午饭，我爷爷说：“出大事了，大青山那边出大事了。”

崔友义带着人匆匆地走了。等到他们翻过大山，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周围非常安静，安静得有点不正常，连鸡鸣鸟叫的声音都没有。崔友义小心翼翼地走在上山的道路上，但见周围已经枯黄的草木都有灼烧的痕迹，灼烧的痕迹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而是隔着很远才有一些。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灼烧的痕迹，绝对不是无名的山火或者村民自己烧的了，如果有人恶意地点火，在这个时间段里，整个大青山恐怕都被烧个精光。

崔友义边走边给我爷爷说：“秀廷，你的消息没错，看样子是打过仗啊，这些土窝子都是手榴弹炸出来的。看这手榴弹的数量，怎么看都像是大部队打仗啊，但是这山上一点防守工事都没有，应该是遭遇上了。那也不对啊，要是大部队遭遇上了，尸体应该很多啊，怎么咱们一路上没看到啊。你看那边那个大坑，我的天啊，这是迫击炮啊，你再看那边……”这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刘福兰突然叫起来：“快来快来，这草里有尸体。”听到这句话，大家都打了个激灵，甩开步子跑上去一看，一丛乱七八糟的草丛里蜷缩着一具尸体。我爷爷上去把尸体翻过来，死者的头上、腿上都系着厚厚的绷带，白色的绷带已经染得黑黄黑黄的了，还沾了很多黄色的草屑，更神奇的是，绷带上没有一点血迹，这就说明，这些绷带下的伤口不是这次战斗中形成的。仔细检查死者的身上，也没有一点伤口。大家都纳闷了，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也没有一点头绪。想了好半天，崔友义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忽略了一个最主要的现象，他是被活活冻死的！”

先入为主的观念阻挡了我爷爷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家在战斗中经历了这么多，死亡的方式就定格在伤口上了，有了伤口，人才有死亡的理由。当大家第一眼看见死者身上的绷带的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却忽略了死者的穿着——寒冬的大山里，这个人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秋衣，而且尸体蜷缩着，这恰恰是他受到严寒威胁最直接的证明。

可以想象，前一天晚上，这个被活活冻死的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加紧奔跑的速度。当他看到一个可以隐蔽的草丛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然后一直保持着蜷缩的姿势，再也没动一动，直到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失去了性命……可是，是什么样的敌人让他如此的警惕和小心？他又是谁？

我爷爷他们把死者安稳地放在地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第一，他应该不是当地的村民，没有人这么冷的天会无缘无故地跑到大青山上来。从身上的绷带看，当地的村民没有人能够缠绕出这么专业的绷带，这种绷带的缠绕只能出自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手里。第二，他也不会是区里的联防队员，几个区大队的人就那么多，大家互相之间就是不认识也应该听说过，而这个人大家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第三，他也不可能是伪军，伪军受伤都不会跑的，他们都知道投降了是不会被杀头的。剩下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死去的人是八路军里的一名战士，那么他到底是哪个部队的战士？一个伤员又怎么没有被转移呢？

崔友义环顾了一下四周，指着一个开阔的洼地说：“我们把他放到那个地方吧，先不要埋，找些草把他盖起来。”

刘福兰问道：“队长，放到那么明显的地方，会不会被发现？”

崔友义顿了一下，回答道：“我们还得往前走，我怕前面还有……”说到这里，崔友义突然不说话了。他高高的身躯在寒风中不住地颤抖，他曾经希望昨天的枪声是假的，希望今天的大青山里热热闹闹……而这第一个死者就毁灭了他全部的希望，往前走，也许还有，不，是一定还有，还有更多的事情让他没法承受……

继续往前走，大伙赶到大青山背面的山梁上，更多的尸体就那么横七竖八地出现在眼前。每次看到一具尸体，崔友义就叫人抬回来，跟第一具尸体放到一起。从往后的尸体上可以看出来，这些都是八路军的同志，他们有的人身上还穿着军装，但是大部分人身上都有着和第一个人一样的绷带，只有少数人是健康的。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牺牲的人中还有很多女同志。崔友义他们都不说话，就像这座巍巍的大青山一样，沉默着，安静着，可是每个人的心中却都在翻江倒海。

走到一片开阔地面前，前面的人突然站住了。崔友义也站住了，我爷爷看见崔友义的双腿在发抖，看见他的双手在握紧，看见他的身体在颤动，看见他突然沉下身去，就这么直挺挺地跪了下去，两个膝盖像是没有知觉一样狠狠地砸在地上。我爷爷走过去想扶起他，却突然松了手，因为他又看见崔友义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崔友义哭，当年他被魏老六打得皮开肉绽，都没掉一滴泪。我爷爷顺着崔友义的眼睛看过去，一堆烧塌的小土屋前的地面上，躺着几十具尸体，一间乱石垒的护山房已被烧光了，只留下一个屋框子，四周的土墙上布满了弹孔，地面上布满了弹坑，每个人的方向都是朝向山上的位置，朝向树木密集的位置，没有一个人的脸是对着子弹来的地方，因为几十个人的周围没有一把枪，没有一个手榴弹，也没有一把刺刀，每个人都在逃亡，而显然，没有人逃得出去。血流在一起，像山溪一样地淌向远方，阳光下，血河眩目，让人心颤。

这不是战斗，这是屠杀，这是一群被机枪、大炮武装的恶魔，在屠杀一群手无寸铁的伤员、学生、女人……

崔友义跪下去，冲着大青山狂吼了一声：“天杀的小日本！”

在山里搬运尸体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这期间，周围其他区的队员们也赶过来一起寻找和搬运。等我爷爷他们走下大青山，来到梧桐沟，费北县的通讯员也找到了他们，向他们传达大青山战役战后救助计划。崔友义知道，再让队员们搬尸体已无意义了，因为这里成片成片地躺着死人。

原来这里是抗大一分校的临时驻扎地，在日本人扫荡的时候他们转移过来，没想到就被日本人盯上了。由于是学校和后勤机关及医院、报社等单位，战斗力很低，枪支弹药也不足，面对敌人的围剿，只能选择突围，虽然大部分人还是仗着地势、地形成功突围出去，而伤员、学生和女同志却牺牲了很多。

崔友义说：“大伙分头找，看看有活的吗？别忘了捡些武器弹药回来。”

后来我爷爷说，自从当了土八路，他这是头一回见到死这么多人。那间护林房里淌出的血，流了好远好远，一直流到他的心里。

快到天黑的时候，崔友义在整理一个同志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稿纸，打开一看，上面画着一些他看不懂的线条。站在一边的刘福兰说：“队长，这是个乐谱啊。”

崔友义回头一看：“对了，我说咋看不懂呢，这里面也就你看得懂啊。你看看，这是个啥歌？”

刘福兰接过来看了半天，说道：“不知道是个啥歌，只有谱子，没有歌名和歌词啊。”

“你那小喇叭能吹吹吗？”

“我试试。”

说着，刘福兰拿出了腰间的喇叭，开始吹起了乐谱上的曲子。乐谱上的曲子抒缓、悠扬，又充满力量，不住地在大青山里回荡。

我爷爷说，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也从来没听过那首曲子。后来，那首曲子他们听得越来越多了。到我出生的时候，那首歌曲已经人尽皆知了，唱遍全国了，还成了世界级著名的民歌。我上学时，在学校里也一遍一遍地学习那首曲子，我还能记得它的歌词，悠扬，美丽，风光无限，可是也许在我爷爷年轻时候，在七十多年前的日子里，那首曲子给他们的感觉却是泪水……下面，我抄一段它的歌词，也许你也听过它：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

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场。

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

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

……

一枪救三命

1941年的那个冬天，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最为艰辛的时期，由侵华日军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及3个混成旅团，以及部分伪军组成的扫荡部队达到53000余人，由侵华日军司令烟俊六大将坐镇临沂督战，对整个沂蒙山地区展开几近疯狂的掠夺和屠杀，其中大青山突围战役最为惨烈。当时的大青山地区，被包围人员除了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还包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后勤机关以及剧团、报社（《大众日报》）、医院等等后勤单位，甚至包括来中国支援抗日的外国友人，例如太平洋记者协会的著名记者——汉斯·西伯就战死在大青山。当时这些后勤机关人员，被日军精锐部队围困在大青山。能与日本军队作战的部队仅仅是一分校的警卫连、侦察队和在学校学习的军事五大队的学员，这些部队的战士都是学员，武器装备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而这些人在抗击日军的同时，还要照顾养伤的伤员、战斗力弱小的女同志。在强敌合围中，这样的队伍能够突围一部分已经算是奇迹。

那一年在大青山发生的事情，后来在无数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中都有记载，被称为“大青山战役”或者是“大青山突围战”。那一年在大青山脚下的白石屋村里，由抗大文工团团员李林和阮若珊创作的《反对黄沙会》，成为流传至今的《沂蒙山小调》的前身，那一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以后的历史中被人反复地提起，或是歌颂，或是赞扬，或是纪念，或是反思。而那一年对于我爷爷那些人来说，只有更加寒冷的冬天和更加艰辛的处境，强大的日军随时都可能进击蒙山，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扫荡每一个村镇和每一座山头。那时候，日军想攻克一座县城，几乎是件唾手可得的事儿。在强敌的追杀中，我爷爷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在1941年的整个冬天，我爷爷他们的脚步几乎就没有停下来。先是大青山战役的善后工作，几个区的游击都派出精干的队员们都上了山，寻找下落不明的同志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许多伤员们躲在大山里，躲在村民们的家里，他们还活着，他们需要食物和药品，要把他们运送到安全的地方去。而许多牺牲的同志还都躺在大山里，需要把他们的尸体好好地安葬，否则的话，这些勇敢的战士就要葬身于饥饿的狼腹了。当然，由于转移仓促而留下的许多资料，也需要抢救和整理。于是，费北行署向附近的区队武装下达命令：抽调精干人员，抢救伤员，把吃的喝的用的以及药品送上山。要知道，进山的路全被鬼子封死了，要进去必须在夜里从敌人巡逻队缝隙里钻进去。这样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我爷爷。

整个大青山战役留下的“后遗症”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工作既繁琐又困难。在清理和打扫战场的同时，日伪军也没有停止行动，大战之后，他们依然在大青山地区不停地活动，一小队一小队的日伪军经常在深山里转悠。区队武装在大山里需要找的东西，日伪军们也需要。他们更明白，这些藏在山里的伤病员，一旦被救助就会康复，就会重新拿起枪来，成为他们的生死对手，因此，日本人必须抢在伤员被救助之前打掉他们，于是大青山地区常发生小规模的遭遇战。为了减少目标，方便活动，游击队员们几人一组分成小队，我爷爷就跟着崔友义，两个人为了方便隐蔽和减少负重，只有我爷爷带了一杆长枪，崔友义带了一把短枪，当然，在大山里短枪的射程和距离都有着巨大的局限性，防防身还可以，这要是遇见日伪军，真的打起仗来，基本上是没什么大用的。

日军连续五十多天的扫荡，让八路吃尽了苦头，大部队需要休整，战后救援这样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地方武装的身上。可是即便是整日地转悠，也没有多少发现，除了发现牺牲同志的遗体外，头两天还能找到一两个活的，到了第三天，我爷爷他们没有发现一个生还的同志，这样的结果令人沮丧，令人痛苦，哪怕是发现一个活着的同志，也能给大家带来无限的慰藉。我爷爷和崔友义几乎不下山，一天到晚都在山里转悠。随身带着的就是一个小水瓢和一个大的包袱，包袱里放着锅饼。那锅饼刚出炉的时候热乎乎的、软软的，还比较好吃，但在这大冬天的，没一会儿锅饼就凉透了，咬不动嚼不烂，像个石头似的，朝着地上砸都能砸出个小坑来，不过就连这样的锅饼，我爷爷他们也舍不得吃。实在是饿得不行的时候，我爷爷和崔友义才找个树林子里坐下来，我爷爷拿着瓷碗找有水的地方舀上一些，两个人就着大山里冰凉冰凉的水，往肚子里一点一点地送着硬梆梆的锅饼。我爷爷边吃边叹气：“队长，你说他们咋就死得那么惨呢。咱这一天都没发现一个有气的人。”

崔友义也跟着叹气：“难说啊，大晚上的，天又冷，又是突然袭击，咱们又没有啥装备，这不等于案板上的鱼，任凭人剁了吗？可是话又说回来，虽然死了不少人，可突围出来那么多人，已经算是成功的了。你没有听县委通讯员说吗？日军是一个整编旅团，那是鬼子山地作战的精锐。此外，还有皇协军第三师刘黑七的部队呢。”

我爷爷听了点点头，可是他心里还是难受。

崔友义又说：“我听王忠说，人家别的地方打仗，都不这么打。这不是正规部队，是学员和伤员，是学校和医院，按照国际惯例来讲，这么打是不对的，你日本鬼子不能打手无寸铁的伤员和学员啊，是不是？”

“你跟鬼子能讲理吗？一群杀人放火的强盗！”

崔友义回了一句，我爷爷一想，虽然日本鬼子违背了国际惯例，可是跟着小日本你不能讲理，连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都杀，别说这些手里多少还有点装备的八路军了。远的不少，就说跟前的吧，绍庄被杀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啊，跟鬼子无冤无仇啊。小哑巴什么都不懂，你堂堂一个日本军官，你杀他干什么？就在我爷爷胡思乱想的时候，崔友义突然放下手中的锅饼，指着前面树林子，小声地对我爷爷说：“秀廷，别说话，你往前看，前面怎么有个东西在发亮。”

我爷爷顺着崔友义的手，眯着眼睛往前看，在前面不远处的树后面有个小东西在发光，不，准确地说，是有个东西在反光。大中午的太阳顺着林子里的缝隙照下来，照在前面树林子的那个东西上，那个东西就开始闪光，一点一点地闪光。我爷爷也跟着谨慎起来了：“娘的，该不是鬼子的阻击手在那里埋伏吧？”

崔友义一笑：“要是日军的话，咱们俩个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我爷爷点了点头，不过按照常理来说，前面反光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个金属的物件，在这片上百年没人动的深山老林子里，除非有什么妖精，不然不会凭空长出个金属物件来。崔友义给我爷爷打了个手势，我爷爷把水瓢收起来，又把脚下的锅饼渣渣埋到土里。崔友义掏出枪来，两个人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从两边朝着那个反光的地方包抄过去……

离那个反光的物件越来越近了，好像那个物件是细长形状的，而且那个物件反光只朝着一个方向，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物件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动，肯定被人死死地定在地上。崔友义突然明白了什么，急急忙忙地给我爷爷说：“那是把刺刀，快，秀廷，那一定是把刺刀。”两个人加快了速度。

崔友义说的没错，那是一把刺刀，只不过，那把刺刀并不是钉在地上，而是死死地抱在一个人的怀里。细细地看，那把刺刀是从长枪上摘下来的，长枪被人拿走了，只剩下一把刺刀被攥在手里。攥着那把刺刀的人穿着灰色的衣服，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人本来是直直地倚在稍微凹进去的树洞里面的，而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倾斜了，歪在一边，刺刀露在树干的一侧。我爷爷上去检查，崔友义说：“不用看了，是咱们的人。”

这个同志浑身上下只有这把刺刀可以当作武器，再也没有其他能够防身的东西了。这把刺刀的卡口上看，是从长枪上摘下来的，他突围的时候只拿了这么一把刺刀，也许剩下的那把长枪留给了更出色的枪手，这把刺刀和鬼子的刺刀有着明显的不同，宽厚且长，这种样子的刺刀，一定是从西边我们的兵工厂里造出来的，然后经过长途跋涉运到了战士的手中，战士对这样的武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突然，我爷爷似乎发现了什么，回头说道：“队长，队长，他还活着，还活着。”崔友义一听这话，马上蹲下去观察，原来这名同志脸上已经冻得没有了血色，但是身体还有些温度，还有些柔软，他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只不过这两天一夜的饥寒，让他昏迷过去了。崔友义把手枪递给我爷爷，转身背起那个人往山下走去，这是这两天一夜来，他们发现的唯一具有生命迹象的同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救活他。

此时的崔友义和我爷爷只想着赶紧下山，找户人家，找个温暖的地方，先把他救过来再说。两个人急急地往前走，几乎都要跑起来了，崔友义背着人还能健步如飞，背着长枪的我爷爷紧跟在后面。我爷爷一看方向，喊起来：“这是往东去的路，过了五彩山就是诸满地界了。”

崔友义：“就奔五彩山，那里没有鬼子，安全。”走着走着，眼看就要到山底了，崔友义突然停住了脚步，示意我爷爷蹲下来。我爷爷瞬间明白了什么，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仔细地听，听了一下，马上说道：“队长，前面有人，脚步声很乱，声音很响，怎么也得十几个吧。”

崔友义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十几个人一起走，还敢走得乱七八糟的，还敢走得大大咧咧的，一定不是自己人，一定是日伪军。两个人赶紧到路边的土丘旁趴下。我爷爷拉开枪栓，双眼紧紧地盯着前面的大路。果然，走过来的是穿着军装的伪军，十来个人，懒懒散散的，枪背得横三竖四的，腰上的手榴弹也别得乱七八糟的，一个个边走边打着哈欠，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似的。崔友义和我爷爷小心翼翼地趴在路边上，大气不敢出一下，心里就盘算着，这帮人赶紧走过去，赶紧走过去，别发现自己就好了。可是这帮人走得慢慢腾腾的，就像我爷爷当初给日本人干活磨洋工那样，一个一个抽着烟，说着话，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突然，敌人停住了，走在最前头的人示意同伴停下，然后自己蹲下身子来看。我爷爷心里大叫一声不好，回头看崔友义，崔友义的头上都冒汗了。不是因为那伙人不走了，而是因为那伙人发现了自己，不，确切地说，那伙人发现了自己脚印。

原来，刚刚背着伤员走的时候，我爷爷和崔友义走得匆忙，忘记了走路边，走冻硬还没化开的土地，人一忙就出乱子，他们走在大中午刚刚化开的路上。路上的土昨天夜里因为天气寒冷结了一层冰，太阳一照，气温升高，冰都化开了，土地上粘粘乎乎的，我爷爷和崔友义的脚印就印在地面上。虽然看不清楚有多少脚印，但是看得出来，那些脚印在那个地方戛然而止了。这就说明，有人刚刚路过了这里，而且在发现了伪军之后立马隐藏了起来。果然，下面的伪军马上就发现了情况，所有的人开始端平枪支了，准备四处寻找。

我爷爷看着崔友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啊，现在的情况是，只要被敌人发现了，我爷爷和崔友义就必死无疑。两个人加一个昏迷不醒的伤员，一长一短两支枪，面对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敌人，纵使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跑不出去，就只有死路一条。

伪军搜索了对面的土丘后无功而返，开始小心翼翼地往这边的土丘爬上来，崔友义和我爷爷紧张得双手冒汗，但是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检查完对面山坡的伪军已经确定，“八路”就在这边的山丘上，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往这边走来。我爷爷的双手一直握着长枪，看样子，跑是跑不掉了，我爷爷着急地对崔友义说道：“队长，开枪吧，咱们拼了，被这帮下三烂抓住还不如战死呢。”

崔友义没有说话，他知道，现在不能开枪，一杆长枪一旦开火，对面就能觉察到自己的人数，那么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崔友义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小声对我爷爷说：“秀廷，今天咱三个的命就在你手里了，握紧手里的枪，可千万别发抖啊。你仔细看看，能看见正数第二个人吗？”

我爷爷疑惑地点了点头，那个人是个大胖子，肉都快涌出来了，挺着个肚子一摆一摆的。

崔友义又说：“你再仔细看，那个胖子腰上挂着两颗日本香瓜手雷，看见了吗？”

我爷爷看见了，点了点头，一直盯着手雷。

崔友义又说：“秀廷，今天只准你开一枪，不打头，不打脚，就打中间那个人身上的手雷！那是鬼子的香瓜手雷，皮薄药量大，只要你打中，它就会爆炸。”

我爷爷又点了点头。

崔友义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爷爷托枪的手，说道：“放近点再打，咱俩能不能活着回去吃猪肘子、泡锅饼，能不能战后回家娶上媳妇儿，就看你这一枪了！”

我爷爷屏住呼吸，紧紧握住枪支，双眼一直盯着那颗手雷，就像他以前没日没夜举着木头枪，盯着红靶心一样。这时，崔友义故意露了一下头，伪军发现了立刻开枪，立时枪声大作。这时我爷爷扣动了扳机，一声清脆的枪声划过饱经风霜的大山，那颗子弹如同长了眼睛，狠狠地打在那颗手雷里，只听一声巨响，手雷在十几个伪军中间炸开了花，立刻伪军倒下了好几个。周围的伪军赶紧趴在地上，只听为首的那个伪军嘴里大声地喊道：“快撤快撤，他妈的，不是土八路，是真八路，他们有迫击炮呢，快跑！”紧接着，剩下的伪军不管躺着的同伴如何呻吟，他们呼啦一下全跑走了。

此时的我爷爷还僵直在那里，食指还勾在扳机上，崔友义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我爷爷一下，背起伤员，拉起我爷爷就往山下跑。

我爷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一枪，那一枪救了自己，也救了队长和伤员的命。

蒙山之母

我爷爷他们来到山下的村庄，这个村庄是附近有名的堡垒村，可以保证伤员的安全。崔友义站在村头往里一看，看见一户人家的墙上伸出来了好几根干树枝，就知道那户人家或者以前或者现在，是支持共产党、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是安全的。我爷爷就赶紧跑上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怀中还抱着一个熟睡孩子，看样子，孩子还不大，也就刚出满月。姑娘看见我爷爷和崔友义就愣了，马上又转得很淡定，我爷爷嘴笨，想了半天才说：“大姐，我们……”

崔友义等不及了，一把推开我爷爷：“什么大姐啊……大嫂，家里方便吗？”说完，指了指身上的伤员。女人一看，立马点了点头，把三个人让了进来，转身关上门，掀开暖和的被子，崔友义就把伤员放在床上。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边，转身端了一碗热水喂给伤员喝。

屋子里温暖的环境，让床上伤员的脸色慢慢地恢复了，慢慢地有了血色。崔友义和我爷爷这才放心了一些。女人坐下来，慢慢地给伤员喂水，可是喂了没几口，那个伤员一声咳嗽，嘴猛地一抖，姑娘碗里的水全都洒在了地上。看样子，伤员有意识了，嘴里不停地喊着：“水，水，水……”

崔友义站起来问道：“大嫂，水在哪里？我去盛一点过来。”没想到女人却难为情地说道：“家里没水了，好几天没出去提水了，刚才那是最后一碗水了。家里的男人被拉到据点修工事，好几天没回来了……”

我爷爷站起来，说道：“那我去找人家借点水。”

女人又说：“没用的，村子里的人跑的跑，死的死，就剩下我们一家了，要不是这孩子，我也跑了。”崔友义纳闷了，问道：“那你们平时咋喝水啊？”女人不好意思地说：“男人回来了就去挑一担，现在不行了，自从西边打了大仗，鬼子汉奸就把这里的水井都看护起来，不能随便打水……”

我爷爷在一边着急了：“队长，我出去吧，我到河沟里舀点水回来。”说完，我爷爷就要出去，却被女人拉回来，女人说：“你们是陌生人，这附近的水源地都有埋伏的坏人，被他们看见就不安全了。”

“那可咋办，总不能看见这人在这渴死吧……”我爷爷无奈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三个大人眼睁睁地看着伤员急需水喝，却无能为力。其实即便是山沟里的水不结冰，我爷爷和崔友义也是出不去的，刚才山上那声枪响必定招来更多的日伪军，等到他们看到我爷爷和崔友义趴的地方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的人数了，他们肯定会在周围展开地毯式的搜寻，现在出去就是送死，关键还要连累伤员。我爷爷蹲在地上，心里无比难受，眼睛里都有些湿润了，躺在床上的同志是自己千难万险救出来的，本来以为一切都安全了，可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这几年来，死去的人、流过的血已经够多了，蒙山的这片大地上再也承受不下更多的血液了。而崔友义的心中则更加无助，他的同志，他的朋友，那些为了这片土地拼死拼活的人们，那些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不顾一切的战士们，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而现在他却没有办法拯救他们，他的心在滴血，他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意眼巴巴地看着同志们牺牲。崔友义问我爷爷：“秀廷，你说他喝血行不行？”

我爷爷摇了摇头。崔友义站起来，冲大嫂说道：“姑娘，你们家的刀在哪里？”我爷爷一听这话，挡在崔友义的前头，撸起了自己的袖子：“要试也是我试，大姐，不，大嫂，你把刀给我吧。”

坐在床上的大嫂没有回答他们，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她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床上的伤员，看着那个青涩的脸庞，看着那干涩的嘴唇。她盯着那个伤员看了许久，看着看着，开始咬自己的嘴唇，咬得嘴唇都有点发紫了。我爷爷在一边催着她要刀。

她一边看着一边对崔友义说：“你们先出去吧，我有办法。”

崔友义和我爷爷都愣住了。我爷爷有些着急了：“不能再晚了，这是人命呢，大嫂可别开玩笑啊，你上哪里弄水啊，赶紧给我找找刀吧……”

大嫂转过头来，眼睛里充满着坚毅，但更多的是一种母爱：“这不是开玩笑，我的孩子有喝的，他就有喝的。”

说到这里，崔友义似乎明白了什么，我爷爷还想说话，被崔友义一把拉住就往外走。

我爷爷和崔友义走到院子里一直等，等了好大一会儿，好几次我爷爷想问什么，又给憋回去了。好几次崔友义想进去看看，站起身来，又坐下来了。两个人就这么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很久，门打开了，崔友义和我爷爷赶紧站起来，走出来的大嫂抱着小孩子，脸上有些红晕，我爷爷问道：“咋样了？”大嫂低着头说：“还行，差不多了，现在已经睡着了。”说完，大嫂低着头快速地进了屋子，我爷爷和崔友义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两个人走进屋子，那个年轻的伤员脸色已经有些红润了，看样子已经缓了过来。崔友义看看外面的天色，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冬天的大山里，天黑得早。两个人草草地吃了一点东西，崔友义就背上年轻的伤员，两个人趁着黑色出了村庄，他们得想办法把伤员送到部队卫生院，给他好好地治疗治疗。

临走的时候，崔友义站在门口，似乎想起了什么，冲着小屋里的人说道：“大嫂你叫啥？我代表我们这些打仗的人向你说声谢谢，等把日本鬼子都打跑了，等到咱们胜利了，我们再带着他来好好谢你。”屋里的人没有动静，也没有说话，死气沉沉的，只有那黑洞洞的门在无言地开着。崔友义觉得有什么不妥，又说道：“大嫂，这件事我们俩绝对不说，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打死也不说。”说完，崔友义用脚踢了一下站在一边的我爷爷，我爷爷赶紧搭腔说：“对对对，我们打死也不说，你放心。”这时候，里面的大嫂才搭了话，小声地说道：“你们路上小心，别让坏人碰上了。”崔友义答应了一声，里面的大嫂又说：“好好照顾他。”崔友义又答应了一声，两个人就赶紧往外面走。

我爷爷随手把门带上，突然屋里的孩子好像睡醒了一样，开始小声地啼哭。孩子清澈干净的哭声，像是一只精灵在蒙山脚下唱着天籁般的歌声。那个大嫂的嘱咐，让我爷爷和崔友义的心情无比的温暖，在寒冷的蒙山小道上，两个人的心中像是注进了一股股的暖流，热情奔放地贯穿着每个人的全身。

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那个大嫂无私的奉献，比战士们在前线冲锋陷阵更让人震动，她放下了作为女人的尊严，却捡起了一个母亲的伟大，捡起了一个民族的慷慨，捡起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里，一个蒙山女子的风骨。

数年之后，把日本人赶出沂蒙山，我爷爷和崔友义去找那个大嫂，向她表示感谢，可是那个隐蔽在山下的小村庄，早已被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夷为平地了。在那个寒冷无比的晚上，大嫂最终没有告诉我爷爷她的名字，甚至连一丁点可以找到她的线索都没有留下，在蒙山里，这位伟大的母亲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或许她本身就是这个大山里美丽的精灵，只不过在她有空的时候显灵，哺育了为这座大山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我爷爷时常这样去想，似乎可以安慰来不及报答的愧疚……

后来，我爷爷突然对我说：“想起来了，那个大嫂叫蒙母。”

年轻的伤员被送到了部队的卫生所，确认是115师的战士，经过疗养，伤员迅速恢复了过来，可是他对于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我爷爷和崔友义也早早地离开，没有等到他醒来，也没有告诉他任何一点有关于那天下午的情节。而那个年轻的伤员在伤好了之后，将继续奋战在这片热土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有个年轻的母亲曾经用自己的乳汁救了他的性命，也许，那个战士继续奋战在这片大山里，就是对那个母亲最好的感谢了。

自从我爷爷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后，我就开始翻阅资料，在许多历史资料中，我读到过类似于那个大嫂的事迹，那些年轻的大嫂被人们亲切地称作“红嫂”。我相信，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红嫂不只一个，也不只几个，而是一个群体。他们不能像男人一样扛着长枪上战场打鬼子，却用不同的方式给予战士们无法估量的帮助。我曾想，我可以通过很多资料来描绘和刻画一下那个大嫂的身高、身形甚至是容貌，可是几乎所有的资料中的记叙都与我的想象不一样。问起我爷爷，我爷爷也想了很久、很久，仍然没有想出一丁点与那个大嫂容貌有关的细节，最后，我爷爷只告诉我：“像什么？像……像一个当娘的吧。”

是啊，像一个当娘的。一个母亲是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伤害的，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付出一切。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巍峨的沂蒙山是住在它脚下那些人民的母亲，还是那些人民是这座苍茫大山的母亲？在每一次危难降临的时候，这座大山和住在它周围的人民，都不允许对方受到哪怕一丁点的伤害，这就足够了，或者说，他们之间更像是两个将白头到老的恋人……

艰难的守候

1942年刚开春，蒙山地区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之下损失惨重。在大青山战役之后，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军队仍然没有罢休，继续动用旅团、联队规模的部队，对整个根据地进行地毯式的扫荡、拉网式的搜索，妄图歼灭根据地所有的抗日武装力量。

我爷爷说，那时候的日本兵不在炮楼里面待着了，他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杀人都杀红了眼。那些懒懒散散的伪军们也被鞭策着，他们只要一闻到八路的味道，不管是正规军还是被称为“土八路”的游击队，就气势汹汹地围上来。凶狠的日军都恨不得掘地三尺，把蒙山上的花草、树木连根拔起，也要找到这些人的下落。像崔友义这样的区中队的负责人，都是在日本人那里挂了号的。当时日本人就曾公开悬赏缉拿费北行署大队副队长、蒙山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王保胜，提出的价码是“一斤骨头一两金，一斤皮肉一两银”。当然，徐子仁、九爪龙、崔友义他们的价钱没有王保胜贵，但是他们的命也值几百大洋。所以，只要他们一露头，必定引来一大队的日伪军。而我爷爷他们基本上不敢进村子里了，村子里的眼线和耳目也比以往多，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抓个正着。躲在山里相对安全，但这样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补给跟不上。原本区中队的补给都是来源于村庄里的村民，这些村民有的愿意抗日，愿意支持山上的游击队员，希望能早一点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有的则仅仅是出于对亲戚和朋友的帮助。我爷爷说，那个时候不少村子里的人，还不知道他和崔友义是打游击的，还以为是两个穷干活的呢，等他们下山筹集补给的时候，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和要饭的差不多。知道他们是打游击的村民自然好说话，不知道的，就只能靠着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来说通大伙了。采用这种方式，假如敌人放松警惕那还好说，可是现在山下的敌人已经是虎视眈眈了，日本人采取对付东北抗联的办法，把山下的村庄合并，派便衣汉奸和伪军日夜看守，与此同时，沿蒙山周围，日本人建起了大量炮楼和据点，并在据点之间挖了封锁沟，架上铁丝网，目的就是饿死山上的抗日队伍。崔友义他们化装下山要粮食，都会被汉奸问东问西的，一句话说不好就漏了破绽，不仅仅害了游击队员，也害了山下的老百姓。在深山里蹲守着，饿了就找点东西吃，找不着就硬撑着，早早地睡觉，反正是能撑一会儿是一会儿，等到实在是撑不住，再派个人下山找点吃的。下山找吃的还有点学问，一方面不能去队员们熟悉的村子，你认识人家，人家也认识你，万一村子里有个眼线起了疑心，那些堡垒户和好心人家就会遭殃。另外，粮食也应该少要一点，要能放得住的，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能够在石头缝里放上几天的，实在没招了，才趁着夜色去那些堡垒户讨些吃的。再说了，那个年代各家各户的粮食都不富裕，加之日伪军三天两头进村抢夺，结果这么一来，山上的游击队员们基本上都是营养不良，他们能吃到的面食，除了地瓜干就是高粱米，有时弄个生地瓜一煮，用火一烧就算一顿饭了，很多时候只能煮点野菜充饥，能从村里弄点花生饼来，就算高级食品了。有一段时间，我爷爷他们被困在大顶子，几个人就靠石崖上的驴蹄兰充饥，那东西吃到胃里满是酸水。整月整月的吃不着细粮和肉食，一个个队员身上都肿得和地主魏老六似的，有的整个脸上都浮肿起来了，用刘福兰的话说，那一看就是吹了好几天喇叭吹的，为啥，把腮憋肿了呗。

有一回，大伙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决定分头下山找粮食，能找到一点是一点。我爷爷和崔友义打扮成要饭的，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好几天都没正儿八经的吃点东西了，高大的崔友义都瘦得快成一根麻杆了，加上瘦小的我爷爷，两个人往村子路口一蹲，不用装，就是个要饭的。不过，由于形势太紧张，家家户户都缺吃少穿的，庄子里的人看见要饭的都躲得远远的，要不是村公所的汉奸们不在村子，估计我爷爷连在路口蹲的机会都没有。从早上一直蹲到快中午，别说给一个煎饼卷了，走过的人连正眼看一下的都没有。这年头，逃荒要饭的太多了。我爷爷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对崔友义说：“要不咱们到亲戚家找点东西吧。”崔友义使劲呼吸了几口空气说：“学学我吧。这不，空气里有做饭的味道嘛，吃不上闻闻就行。还想去亲戚家呢，恐怕咱们去了，锅饼还没出炉，就被敌人逮了去。”我爷爷撇了撇嘴：“队长，可别说锅饼这两个字了，等到有锅饼吃了，我非得泡着水吃了它。”崔友义跟着笑了：“你那方法不行，泡是能泡大啊，可是没有味啊，得就着咸菜，最好是萝卜皮儿，有嚼头。秀廷啊，咱们多久没吃过热锅饼了啊？”

我爷爷寻思了一下，其实也不用寻思，估计是饿的反应慢了的缘故吧，我爷爷有气无力地说：“那都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队长，咱们去亲戚家吧，不从大门进，咱翻墙，要点咱们就跑，还不行吗？”

“拉到吧，到时候咱们跑了，人家问起来了，怎么就你们家给这要饭的啊，别人不给啊，亲戚们咋说？问来问去不就说漏嘴了？”

我爷爷想想也是，那就好好蹲着吧，再等等看看，不行上山里嚼草根去。

两个人又蹲了一会，我爷爷几乎要昏厥了，崔友义还好，毕竟有那个骨头架子在那里撑着。这时候，从村口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姑娘，挽着一个小小的篮子，走过来，看见我爷爷和崔友义，我爷爷和崔友义也看着她。姑娘没说话，继续往前走，没一会儿又退了回来，又看了一会我爷爷，低声说道：“跟我到家里吧。”我爷爷还在那里犹豫，或者说已经蹲得起不来身了，崔友义一把把我爷爷拉起来，我爷爷问道：“队长，咱都不认识，咋去人家家里啊？”

崔友义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说：“到了家里就有吃的，吃了不就认识了吗？”果然，跟着姑娘到了她家里，案板上就放着锅饼和萝卜咸菜。没等姑娘说话，崔友义上前就拿了两块，边拿边往外走，嘴里还说着：“谢谢姑娘，谢谢姑娘，打扰了。”

姑娘没有责怪，说：“坐下来吃吧，喝点热水别噎着。”一听这话，这回轮到我爷爷不走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崔友义也干脆坐在地上，两个人狼吞虎咽地吃着。姑娘给两个人倒上水，就坐在一边扒拉着地瓜干，一边扒拉着，一边看着崔友义和我爷爷吃东西，时不时地还笑几下。

吃完了案板上的东西，我爷爷又想进去找其他吃的东西，被崔友义拽了回来，崔友义拽着我爷爷就想往外走，没想到姑娘在身后叫住了他们：“歇会再走，屋里还有些东西呢，拿点给你们的同伙吃。”

崔友义赶忙回答：“不了，不了，要饭的，有口救命饭就谢天谢地了，怎么能贪心不足呢。”

姑娘突然笑起来：“你们这些打游击的啊，做事儿就是一套一套的。”一听这话，我爷爷和崔友义都愣住了，坏了，这姑娘怎么知道自己是游击队的啊？按说这个村子没有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啊，莫非这姑娘也是个眼线，也是给日本人干活的？不过话说回来，眼前就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即便是敌人，两个吃饱了饭的大老爷们也没啥可怕的。于是，崔友义干脆不走了，也不装了，回头问姑娘：“你咋知道我俩是打游击的？”

姑娘头都没抬，继续说道：“一看就是啊，你看你们脚下那鞋，都磨破了底了，除了你们打游击的，谁整天没日没夜地到处跑啊。再说了，你们装要饭的也不像啊，要饭的见了人都上去求人家，你们俩在村口蹲着，象两尊神仙似的，你们要是要饭的，还不得饿死啊。”听了这话，崔友义就笑了，然后和我爷爷又坐下来。

两个人已经记不清楚，当日在那个姑娘家吃了多少东西了，我爷爷把案板上的锅饼渣子都舔着吃了。临走的时候，崔友义问那姑娘：“姑娘你叫啥？以后得好好谢你。”

姑娘说道：“俺这个村姓徐的多，俺也姓徐，你们就叫我梅子吧。你们把日本鬼子打跑，就算对我最大的感谢。”崔友义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就带着我爷爷提着一包吃的东西，走出了她家的大门。走在路上，崔友义忍不住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还站在门口遥遥地看着他们。在那个温暖的午后，明媚的阳光打在姑娘清澈秀美的脸庞上，透露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就在那个灿烂夺目的阳光里，那是崔友义第一次认识梅子，或者说那是崔友义第一次认识我的舅奶奶。

带着几缕锅饼的芳香和梅子倾城的笑容，崔友义的心里仿佛如同开春的大山一样，冰雪融化，开始萌动……

1941和1942年那两年，是蒙山地区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日军的“三光”政策，几乎把抗日武装逼上了绝路。所以好多人坚持不下来，投降了，散伙了，我爷爷他们之所以坚持下来，应该说是梅子这些人给了莫大的支持，不仅仅是食物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的寄托。累了，倦了，可以在梅子那里歇歇脚，周围的邻居也知道，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是梅子远房不争气的穷亲戚，隔三差五地来梅子家骚扰。对于我爷爷来说，有那么一个大姐，是自己的幸运;而对于崔友义来说，有这么个女人，则是自己的福分。

绝地求生

在经历了1941年和1942年艰难的日子之后，日本人在沂蒙山周边的势力开始慢慢减弱，山里的八路活跃起来，他们打击日伪军的活动越来越激烈。日军主力南撤后，驻扎在蒙山之阳近200里封锁线上的日军缩减为一个大队，加上机动骑兵队，总共不过600人，大大小小据点里的守卫力量，主要是伪军和建国军第十军的部队，其组成部分为国民党投降部队，包括国民党费县党部书记，以及刘桂堂刘黑七的土匪部队。

为剪除日军的羽翼，彻底孤立日军，同时为了杀鸡儆猴，为了打通蒙山根据地与天宝山根据地的联系，开创鲁南抗日的新局面，115师决定拿恶贯满盈的大汉奸、大土匪开刀。鲁南军区选择刘桂堂作为打击伪、顽的突破点，集中老三团、老四团主力12个连的正规军作为主攻。同时采取逐步蚕食、挤压的办法压缩刘黑七的势力范围，几个月后，已经把刘黑七的部队压缩在柱子山一带，而地方武装力量则继续在周边地区进行骚扰战，对周边可能增援的伪军部队进行阻击和牵制。

崔友义和我爷爷一直在周围打击伪军部队，对还在据点内的伪军部队进行骚扰，使他们不能出击，对赶来增援的伪军部队实行阻击，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诸满区中队此时已返回原来的驻地，他们就在红峪口以北的山里安顿下来，徐家姑娘住的村庄成了区中队常住的地界。他们的任务是牵制诸满街上的日伪军。我爷爷已兼任周边几个村的民兵教导员，带着一帮子石匠，打制了无数地雷，夜里埋在鬼子汉奸的据点周围，炸得日伪军看着北边的山头就晕。

敌人不敢出来，我爷爷就去诸满街放雷，他扮成卖山货的山民，带上一两个石雷，瞅鬼子汉奸到饭馆吃酒的功夫，假装送酒坛子的伙计，炸他一家伙。有一回，我爷爷把两个石雷放在内线王进财的酒店，汉奸没炸着，倒把好好的酒店给炸烂了。王进财一肚子气，告到崔友义那里。崔友义轻轻拍了我爷爷一巴掌，说：“你炸了老王的酒店，往后他怎么经营？再说了，那是咱们区中队的银罐子、交通联络站。”

我爷爷说：“光看见汉奸进去喝酒了，忘了看是谁家的酒店了。”

后来，鬼子躲在据点里不露头了，我爷爷他们以为鬼子怂了，崔友义就带着区中队攻了一回诸满据点，结果让鬼子打了一个反击，三十一个鬼子一齐出动，把憋了好几个月的气发泄在区中队身上，崔友义一看，坏菜了，带着人就往大顶子山上跑，鬼子在后面紧追，要不是我爷爷把鬼子引进雷区，区中队那几十号人算是彻底遭难了。

看着跑回来的这些带伤挂彩的弟兄，想想那三个永远回不来的队员，崔友义这才认识到，小鬼子战斗力并没有减多少，是自己轻敌了。

看来，诸满中队还没有和鬼子在正面战场硬碰硬的实力，而其他区中队的情况也差不多。经过商讨，崔友义决定将区中队分成几个小组，化整为零，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引开敌人。

慢慢地，这帮伪军也摸清了我爷爷他们的底细，有一回，我爷爷去同乐庄除奸，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让据点里的伪军发现了，大队伪军开始追着崔友义和我爷爷的屁股后面打。崔友义带着我爷爷一边打一边往山上退。退到山上的时候，天色已经抹黑了，两个人守在一个小小的土丘上，下面的敌人已经围了上来，大约有二十来个伪军。我爷爷的子弹几乎打光了，崔友义手里的那杆枪卡了壳，怎么也弄不好了，我爷爷一杆枪根本不够用，那时候的枪都得打完一发子弹，接着再上一发子弹，再瞄准开枪，大晚上的，连个人影都看不清楚，这一枪打过去，根本打不到人。崔友义回头问我爷爷：“还有多少发子弹？”

“不到十发了，还能撑一会儿。”

崔友义小声嘟囔着：“这不是个办法，这帮家伙是欺负咱力量小，咬住不放了，按这个打法，早晚咱俩会被敌人活捉了。行了，先别开枪了，把枪扔了吧。”

我爷爷一愣：“队长，枪就是咱的命，没了枪，咱们等死啊？”

崔友义摇了摇头：“这大晚上的，人都看不见，打出去的子弹也飞到天上去了，还不一样？不过，刚才咱们一直是一杆长枪在打，下面那帮伪军估计想着咱们就剩下一个人了，才敢这么大胆的。秀廷，咱们来个玄乎的吧。”

我爷爷也把枪扔了。

地下的伪军听到上面没啥动静了，一个个大胆起来，纷纷上了土丘。一上土丘，就看见地上扔着一把长枪，再往前看，前面的大树下站着一个高个子的人，正赤手空拳地站在那里。为首的伪军小队长笑着迈着四方步子走了上去，冲着崔友义说道：“你就是诸满区的队长崔友义吧？”

崔友义无奈地点了点头。

伪军又说道：“行了，今天算是栽到我们手里了，把手举起来吧。看看这杆长枪，你也不亏啊，伤了我们好几个兄弟。这回没本事打了吧，跟着我们走吧，你这人头还值点钱。”

崔友义自觉地把手举起来，说道：“行，都是吃着诸满街上的饭长大的，临死了给你们换些大洋，也算咱们打了一回交道吧。”

一看到崔友义这么痛快，伪军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痛快啊，兄弟，不愧是崔友义崔大胆啊！等咱们从太君那里领了现大洋，也给你买口上好的柏木棺材，不亏待你。”说完，一个伪军就走上前去，准备把崔友义绑起来。他迈开步子，离崔友义还有不到十米远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脑袋，那个伪军应声倒地。周围的伪军顿时吓了一跳，早已经放下的枪支又马上举了起来：“他娘的，果然有埋伏，不只他一个啊。你们几个赶紧散开。”说完，七八个伪军向四周跑开了，没一会儿又跑了回来，说实话，周围实在是没啥好搜查的，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连个高点的草丛都没有。

伪军自顾自地念叨着：“怪事儿，没人啊。”“是不是在树上呢？那树也藏不了个人啊。”说完，一个伪军又冲着树上开了一枪，光秃秃的树干上连个鸟的影子都没有。

崔友义还是那么举着双手，笑着说：“别找了，没人，就我自己，这荒山野岭的去哪里找人啊，真的。”

伪军小队长忍不住骂起来：“他娘的，你手举着呢，谁开的枪？鬼吗？那个谁，你再给我上去。”话音刚落，伪军中又走出一个人来，小心翼翼地朝着崔友义靠过去，还是一样，没走几米远，就被一枪撂倒在地上，周围的伪军已经开始站不住了，纷纷往后退。

“都给我回来，跑什么跑，不想要钱了？真是遇见鬼了，姓崔的，咱们大丈夫做事儿，别玩阴的，你把人叫出来，咱们干一架，别躲躲藏藏的。”

崔友义的双手举着更高了：“你看我这手，都举到天上去了，是谁打的你们，我真不知道啊。”伪军队长看着崔友义，心里也犯嘀咕，是啊，手都举着呢，这咋开的枪？大晚上的，真遇见鬼了？周围就这么几个人，不是鬼开的枪，就是自己人开的枪。这种打黑枪的事在伪军中经常发生，伪军小队长脑袋一下子嗡嗡地响起来，他想到当年，自己不就是趁黑天枪杀了跟自己有仇的前队长吗？想想当年的情景，伪军队长的脑袋轰地一声，就像一粒爆米花，一下子炸了。这黑天黑地的，放个黑枪杀个仇人那不是小菜一碟？想到这里，他的眼前满是黑黑的枪口，哪里还有现大洋的影子？

他悄悄地往后退，等退到最边上后，他突然大叫一声：“遇鬼了！”自己调头就跑。队长一跑，剩下的人一哄而散，比冬天山上的兔子快多了，一下子就没影了。等到伪军们都跑远了的时候，崔友义才松懈了下来，长长地舒了口气。而在崔友义的身后，不，是在崔友义的大衣底下，我爷爷提着那把王八盒子走了出来，他满头大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呼呼地喘着气……

原来，一看形势危机，崔友义想了一个怪招，把长枪扔在地上，让身材矮小的我爷爷，端着一直没舍得用的王八盒子藏在他的大衣底下。在黑暗的环境中，几米开外根本看不见崔友义的大衣底下还藏着一个人，也就是我爷爷身材矮小，要换成别人根本藏不进去。我爷爷就那样藏在大衣底下，把枪管从大衣里伸出来，敌人来一个打一枪。那只王八盒子只有五发子弹，是我爷爷头一次和鬼子交手，从鬼子头那里弄来的，当时九爪龙看中了，想要，王忠也看中了，没好意思要，最终被崔友义别在自己的腰带上。王八盒子是日本货，别看枪小，可火力猛，射程远，加上我爷爷那个枪法，二十步开外能打家雀子，十米之内打汉奸，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可惜，枪里只有五发子弹，也就是碰上了这帮贪生怕死的汉奸，碰上了那个心怀鬼胎的汉奸小队长，要是换成鬼子，麻烦可就大了。除了开枪，我爷爷动也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这么一来，才把那帮胆小的汉奸给吓走了。完事儿之后，崔友义一把拉起坐在地上的我爷爷，捡起伪军丢下的枪支弹药就跑，其他的同志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得去支援一下。

英雄如山

一直在大山里走到第二天早上，山里都没听见任何枪声，我爷爷和崔友义这才放松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个人一晚上没喝水也没住脚，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我爷爷说：“看样子咱们这里是没啥大事儿了，要不咱们去梅子那歇歇脚，吃点东西吧？”崔友义想了一下，摇了摇头：“不行，咱们这里没事儿了，其他区不一定没事儿啊。走，咱们再到其他中队的地盘转转，到了明天晚上，要是再没事儿了，咱就到梅子那歇歇，我让她烧盆热水，咱俩烫烫脚。”说完，两个人又爬起来往其他中队的地盘上转悠，到了太阳出来了，河里的冰化开了，我爷爷和崔友义就捧起河里的水喝一点，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直到了中午，突然听到前面有些动静，两个人赶紧趴下来，警戒起来。果不其然，从远处跑过来两三个伪军，一看就是让游击队员打散的，一个个丢盔卸甲的样子，有一个连枪都没有了。我爷爷和崔友义一点都没有犹豫，抬起枪来，子弹就打在伪军的腿上，几个伪军扑倒在地上，受伤的那个在地上不住地呻吟。两个人跑上去，搜缴了他们的枪支，正在这个时候，几个游击队员也跑了过来，看见了崔友义和我爷爷，以及地上的伪军，也才慢慢放松了脚步。

崔友义向他们喊道：“我是诸满队的崔友义。你们是哪部分的啊？”

“我们是白埠区的。”

崔友义一听是白埠的，也来劲了，追问道：“九爪龙呢，没跟你们一起啊？”

游击队员们无奈地说：“你说我们队长啊，都打散了，我们从前天开始就和敌人遭遇了，一直纠缠在大山里，打着打着，队长找不到队员，队员找不到队长了。好像我们队长往南边去了。”

崔友义说：“好了，俘虏你们带回去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两杆枪也归你们，走，秀廷，咱们找孙隆三去。”我爷爷一听找孙隆三，也跟着兴奋起来，不过我爷爷没有忘记自己的拿手戏，顺手从汉奸的子弹袋里弄出三排子弹。

两个人就一直往南边找，一连几个时辰连个人影子都没见到。一直到了下午，我爷爷眼睛都困得睁不开了，两个人决定下山休息，突然看见前面的山头上有几个人，仔细一看，不是伪军，应该是游击队员。我爷爷和崔友义就走上去，看见几个人正围着一个站着的人，那个站着的人靠在一棵树的旁边，还端着长枪正在瞄准呢。仔细一看，站着的人头发都白了，穿着一个熟悉的毛茸茸的大蓑衣。崔友义和我爷爷相视一笑，我爷爷说：“得来全不费工夫啊，那不是九爪龙吗？”崔友义也笑了，大步往前走，边走边大声喊着：“隆三啊隆三，站这里干嘛呢？大敌当前，还在这教队员们打枪啊？别啊，抽空到我那里去教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显摆个蛋啊……”可是站在地上的孙隆三没有搭腔也没有回头，围在周围的人听见声音，回头看崔友义，一个个脸上充满了凝重，有的人的眼睛已经是红通通的了。崔友义心里暗叫一声“不好”，肯定出事了。他赶紧走上前去，周围的人，有人认识他，沙哑着声音对他说：“崔队长，孙队长，孙队长他，牺牲了……”

崔友义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觉得天昏地暗一般，强忍着悲伤，转到前面一看，孙隆三已经闭上了眼睛，长枪架在树杈上，身体靠在树干上，保持着向前射击的动作，脸上的神色同以前一样，安详自然。崔友义忍不住上去抚摸他的脸颊，只那么一碰，他便倒下了，永远地倒下了，倒在巍峨的大青山上……

我爷爷说，九爪龙牺牲的原因，如果放在现在被叫做“心肌梗塞”。前几年，村里的一个远房的姥爷，也是因为这种病在睡梦中就失去了生命。村子里的人说，只有生前行善积德的人，阎王爷才会让他选择这样的死法，没有知觉，没有痛苦，安详地离开。

孙隆三牺牲的时候，已经整整六十三岁，年事较高的他身体机能在不停地退化，加之与日伪军周旋了两天两夜，过度疲劳，心肌梗塞便毫无征兆地爆发了。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依然在瞄准着前方，对着前方的鬼子和四散而逃的伪军们，老天爷也让他保持了这样的状态，不管山风如何吹，他依然没有倒下，只有在战友们的安慰之下，他才安心地离开，离开这片他深爱着并且费尽一生的力气保卫着的大山。他的一生都是奔跑着的，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山东的青山绿水，从黑土地到黄土地，他都是奔跑着的，没想到死的时候却是如此的安详。我不知道他生前是不是行过大善、积过大德，但至少我知道，他的血液都洒在抗击外敌上，洒在争取自由、争取未来的道路上……

孙隆三走了，这位让日伪军伤透了脑筋的白发老者，这位蒙山上年龄最长的土八路，就这样安详地走了。

原来，两天前，孙隆三接到命令，说有一支日军路过黄草关抢粮，命令他带领区中队拖住日军。他带上十几号人打了鬼子的伏击，由于他枪法准，三枪就击毙了一个鬼子，打伤了两个伪军，鬼子被他激怒了，嚎叫着反扑上来。九爪龙只好带人撤退，鬼子穷追不止，他让队员分开跑。因为他常年只穿一件蓑衣，周围汉奸都知道他这身打扮。鬼子一听，咬住了九爪龙，于是，一直追了两天一夜，多亏了九爪龙对地形了如指掌，要不早让鬼子活捉了。

上级命令让他拖延敌人半天，可没想到他却跟鬼子缠了两天一夜。

孙隆三的死和魏立久的死，都隐隐约约地预示着什么，只不过后者的死预示着抗战的艰难和困苦，而前者的死则预示着希望和胜利。在孙隆三牺牲之后没多久，号称拥兵万众，有着精良装备的伪十军在这片大山上肆意作恶了多年后，被八路军挤压到费县一带，荣子恒部、刘国祯部以及王立庆部，都被八路军悉数歼灭。蒙山地区最大的伪军武装伪十军被全部消灭。费县周围的日伪军已经气数殆尽，剩下的残余部队和日本鬼子一起龟缩在一些大据点里面，不敢迈出据点一步，那铁壁合围规模性的大扫荡，那种日军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一边倒式的战争，日本人再也玩不起来了。几个小鬼子扛着三八大盖，追着游击队员满山跑的情况再也没有了。崔友义和我爷爷他们大摇大摆地从大山里撤出来，在诸满街一河之隔的小北庄建立了自己的地盘。我爷爷那时候已经是“富”得流油，袋子里的子弹都快装不下了，只不过身材还是那么矮小。

1943年秋天，去费县城开会的崔友义破天荒地带回来好多崭新的布鞋，有男士的也有女士的，还带回来了一箱崭新的手榴弹，箱子上面清楚地刻着“温河兵工厂”。梅子和我爷爷拿着崭新的布鞋，兴奋得像个小孩子，自从日本人进了诸满街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没有穿过什么新鞋子。我爷爷更是没有合身的衣物，让鬼子撵得常常赤着脚满山跑。我爷爷把那双新鞋子穿在脚上，反复地试着，然后又赶紧放回箱子里，舍不得穿。崔友义笑着对我爷爷和梅子说：“不要紧，大胆地穿，下次去开会再要几箱回来。咱们部队在温河那里开办了自己的兵工厂，生产这样的鞋子。”

梅子笑着说：“真的？那以后咱们就有新鞋穿了啊？”

崔友义回答：“说是这么说，兵工厂里的鞋子先得解决军需，剩下的才能分给我们区中队。不过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不是因为新的鞋子，而是咱们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兵工厂，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力量比敌人大了！小鬼子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我爷爷着急地问道：“队长，啥时候把咱诸满的据点给拔了啊？我好多年没赶诸满庙会了，拔了据点，我好去庙会上吃顿猪下水泡锅饼。这回我吃他三碗猪下水。”说到这里，我爷爷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崔友义说：“不着急，不着急，那还不是囊中之物？最早年底，最迟明年，保准拔掉！秀廷，到时候别忘了给我弄个猪爪子，要后腿，后腿有肉。”崔友义说着话，抹了一把嘴上的口水。

梅子（徐梅子）在一旁笑了。

我爷爷用破袖子擦了擦口水说：“队长，干脆咱吃猪肘子算了。那东西一咬满嘴油。魏老六就喜欢吃猪肘子。王洪九也喜欢吃猪肘子。听说临沂城里的保安大队邵子厚，一天吃三个猪肘子呢。”

“好，打下诸满据点，全队放假一天，都给我到诸满街上吃猪肘子！”崔友义站起来，走向院子，开门的一瞬间，灿烂的阳光洒下来，崔友义走进了一片阳光底下，屋子里只剩下穿着新鞋子的我爷爷和徐家姑娘梅子，不过，这功夫，徐梅子不再是姑娘了，她早成了崔友义的媳妇了。

一把刺刀

在崔友义给梅子带回来崭新布鞋的第二年夏天，八路军主力带着附近的游击队，包围了诸满的日军据点。战斗从早上开始，我爷爷和崔友义他们趴在主力部队的外围。

那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九村民兵指导员了，他教民兵打枪时的口头禅是：“你们什么时候打得能像小鬼子一样准了，就算合格了。”有些年轻人不服，说他长鬼子的威风。我爷爷就踹他一脚说：“你懂个蛋？你以为鬼子是豆腐渣？那些老鬼子一个个都是硬茬子。像你现在的武艺，跟鬼子拼一个回合就没命了。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你的武艺必须比鬼子精。”所以我爷爷练起兵来从来不手软。

这天，我爷爷带着九个村的民兵，这些民兵都扛着镢头和铁锨，说是等主力打下据点，他们就负责扒炮楼。我爷爷知道这一回八路军是铁心拿下诸满这个大据点了。我爷爷从来没有像这天那样兴奋过，他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眼前那座炮楼是在我爷爷眼皮底下建起来的，在将近六年的时间内，鬼子利用它丧心病狂地欺压附近的老百姓，而现在我爷爷终于可以亲手毁掉它了，也毁掉这么多年来，一直缠绕在自己和所有诸满人心头的噩梦。

开始，主攻部队是一个营，鬼子并没把八路放在眼里，毕竟这样的攻击发生过若干次。第一轮攻击就被鬼子密集的枪弹打回来，八路刚撤下来，鬼子就反扑了。三十一个鬼子就敢打反击，民兵们一个个都看傻了眼。他们这才相信了我爷爷的话。

可是鬼子忘了这是1945年，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可不是1940年的时候了。我爷爷忘了自己的任务，从壕沟里一跃而起，迎着鬼子就冲上来。营长一看，立刻命令吹号，结果是鬼子刚出据点，就被八路一个冲锋打了回去。鬼子守在炮楼里，相互支援，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充足的弹药对抗着八路军。

为了避免伤亡，八路军改变战术，开始土法作业挖地道。经过一下午、一晚上的作业，第二天上午，地道挖成了。他们用一副新棺材，装满了火药，运到炮楼下。

随着一声巨响，高大的碉堡塌了，还没等天上的乱石落下，八路军的冲锋号就响了。

前排的人跳起来了，喊着号子冲了上去，后排的人也站起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呐喊着，甚至是欢呼着冲了上去。直到中午，据点内的三十一名日军官兵才被全部歼灭。

打扫战场的时候，我爷爷在一片废墟中发现了一把带匣的刺刀，拿起来一看，那是日本人的刺刀，是放在长枪上的，中间有凹槽。这样的刺刀，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年小哑巴就是被砍了一刀后，又让这样的刺刀穿胸而死的。在东流庄战斗中，鬼子们也是用这样的刺刀杀人的。我爷爷赶紧把它揣了起来，崔友义看见了，上来说道：“找到啥好东西了？”我爷爷从怀里露出刀把，笑着说：“留个纪念呗，好东西啊。”崔友义急得直跺脚：“我咋就没找到呢，不行，这是战利品，得上缴啊，交给我吧。”两个人就吵吵闹闹地闹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一边的王忠也听到了动静，走上来，知道了情况后，笑着说：“别闹了，秀廷赶紧把刺刀藏起来吧。如果被别人发现了，就会被没收的。”我爷爷赶紧将刺刀藏了起来，快速地跑到一边，留下崔友义和王忠在后面哈哈地笑。

那把刺刀我爷爷一直留着，每天都要拿着它看上好久，那里面藏着他年轻时候的记忆，藏着他年轻时候的所有年华，也藏着他一辈子的希冀……后来，我爷爷把这把刀捆在木棍上，天天练刺杀，把老家的那棵梧桐树给刺得遍体鳞伤。对了，本文所配发的照片上的那把刺刀，就是它。

战后，那个营长摸着我爷爷的头说：“真是个好兵，可惜你个子太矮了。”我爷爷说：“秤砣小，压千斤呢。”营长他们都笑了。

至今我爷爷都把没能当上正规八路的原因归于个头矮。他常说，要是当上正规军，凭他的枪法，早成英雄了。我说：“爷爷，在我们心目中，你就是英雄！”我爷爷笑了，摇摇头说：“爷爷不是，那些战死的人才是英雄呢。”

在1945年下半年里，是崔友义和我爷爷过得最好的半年。诸满街上公开地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崔友义当选为区长，王忠随军南下了。新建立的民主政府重新划分了土地，每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崔友义早当爹了，梅子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胖嘟嘟的很可爱，小女孩取名“小静”。我爷爷笑着说，要是按当时的习俗，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应该是“伴郎”;崔区长有孩子后，他就是“干爹”了。后来，我爷爷没当成静儿的“干爹”，崔区长做主把自己的妹子嫁给了我爷爷，按当地习惯称法，我爷爷干爹没当成，倒当了静儿的亲姑父。

日本人被打跑之后，魏老六回来了，可是他的土地、房屋都被民主政府分给了老百姓。魏老六不干了，带着人找到崔友义，想要拿回自己的田地和房子。

崔友义见到魏老六就冷笑道：“你还有脸回来啊，当年你跑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了，是你把自己的家产和整个诸满街拱手送给了日本人。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夺回了房子、土地，你倒回来要东西了？你要土地、要房产，鬼子占着诸满街的时候，你咋不回来向鬼子要？土地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魏老六指着自己身后拿着枪的手下人，恶狠狠地说道：“那些东西都是我的，你不给也得给！”

崔友义哈哈大笑起来：“现在就凭着你这几条破枪，这几个怕死鬼，就敢上诸满区人民政府来闹事？也不找杆秤称一下自己几斤几两！”说完，崔友义掏出那把王八盒子来，狠狠地拍在桌子上，说：“你睁开狗眼看看，这把枪就是诸满据点的鬼子小队长的佩枪，老子几年前就敢取他的小命，夺他的佩枪！”崔友义的话音未落，我爷爷的长枪就指到了魏老六的脑门上。

崔友义说：“魏老六，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那个鬼子头就是葛秀廷一枪打下马来的，你们脑袋比鬼子的头还硬吗？”

这时，周围几十条长枪将魏老六的人包围了起来，魏老六当时就吓傻了，愣愣地站在那里。

崔友义拍案厉声说道：“把他们的长枪都给我缴了！”周围的人上来，没收了魏老六等人的武器。崔友义也走下来，走到魏老六面前，对他说：“念在老乡的情分上，给你一个选择，要么马上从诸满街滚出去;要么就在这里等着，人民政府跟你把老账旧账一起算清楚。”

魏老六一听，说：“老子也是抗日的队伍。你把枪还我，我立马带人走。”崔友义给我爷爷一个眼神，我爷爷一眨眼功夫就卸了子弹，把空枪还给魏老六。

等他们跑出区公所，我爷爷给崔友义说：“区长，就让他这么跑了？”崔友义长叹了一声：“算了，现在是国共合作。诸满街上这几年流了太多的血了，经不起再死人了。”

原本我爷爷和崔友义他们以为，抗战胜利了，好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可以安心种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地过下去，会一直到他们两个都老了。可是没想到的是，魏老六这些人又回来了。过完年，从南边传出来的消息说，国民党翻脸了，要进攻解放区。马上又要打仗了，而这一次，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一次也与打日本人的时候一样，敌我力量差距非常大，国民党军队号称800万大军呢，听说很多战场上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

没几天，国民党部队就进入山东地界了，跟着那些正规军一块回来的，还有以前的地主坏蛋们，其中就有魏老六。一瞬间的功夫，和平与安乐在小小的诸满街上就悄然离去了，整个诸满街又危在旦夕了……

【链接】

1938年2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带领徂徕山起义的部队来到巷县西部龟蒙山一带，开展敌后武装斗争。1938年6月，党中央派徐向前到山东指挥山东武装，成立山东纵队。

115师：1938年12月，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年，八路军第115师奉命除留第343旅补充团之外，与晋西3个游击大队编为独立支队，坚持晋西斗争外，由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343旅第686团由晋西向山东挺进，自此成为山东地区抗日的主要力量。1939年6月进入费县地区。1943年3月，第115师和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地方武装纷纷行动，对不投降的日伪据点、城市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下部 乌云遮不住太阳

大撤退

1947年3月初，天气还很冷，整个诸满街弥漫着紧张气氛。崔友义在街上绕了好一大圈才匆匆地赶回来，他站在自家的大门口，心里不停地盘算着，把区里这些人的名字一遍一遍地念叨着，等他确信该通知的人一个都没拉下的时候，他才放心地走入了自家的大门。

家里的人都在各忙各的，大包小包的东西被胡乱地扔在炕上，我爷爷正在把身边一沓一沓盖着大红章的纸往火里扔。静儿已经睡下，梅子见崔友义进来，问他：“怎么样？都通知好了吗？”

崔友义点了点头：“我寻思了半天，静儿还小，你还是带着咱爹娘去找个地方躲一躲吧，渤海确实有点远，人年纪大了，拖老携幼的，那么长的路怎么走啊。”

梅子笑了：“你呀你呀，憋了半天就这个主意呀？行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听说国民党的飞机到处扔炸弹，再说这路上兵荒马乱的，去渤海避难，不一定比就近藏起来安全呢。”

崔友义点头，坐下来，拿起碗准备喝水时，大门被“砰”地一声撞开了。就在大家一惊的时候，崔友义的枪掏出来了。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我爷爷一把就将夹在咯吱窝里的枪举了起来。这是我爷爷练就的功夫，几年里，他就这样身不离枪，就是睡觉也抱着他的长枪。一有动静人就醒了，眼睁开的同时，人就跳起来，同时枪也举起来了，子弹也上了膛。七十多年后，我亲眼目睹了88岁的爷爷重复这个动作的风采。除了有点慢，动作仍旧是那么连贯、标准，让我眼花缭乱。

当时，我爷爷端平了枪，眼睛与准星就粘在一条线上，来人一下子被他的枪口锁定了。

来人是从临沂城里跑回来报信的刘大喇叭，门没敲就撞开了大门，他气喘吁吁的，使劲地咋呼着：“走走走，快走，来了来了，也就十几里地了！”

一听这话，崔友义的脸色都变了：“这么快？不是说最快也得明天吗？”来人平了平气，一边喝水一边接茬道：“可不是嘛，这王洪九一进临沂地界就和疯子一样，恨不得一步就踩平整个临沂城。跟他回来的各个县里的还乡团也跟疯子一样，连脚都不歇，就奔着各自的村庄去了。听说咱们的冤家对头魏老六已经到祊河了，抬脚就到咱诸满街了。”

崔友义把包裹递给我爷爷，打开门往外走，回头问道：“魏老六带了多少人？”

“人不少，关键是多了很多生面孔，那些还乡团头子都挎着匣子枪，牛皮闪闪的，看那架势，弄不好他们的装备都是国民党给的。”

听到这里，崔友义狠狠地咬了咬牙：“老东西这是要来狠的了，我们必须想办法，要不然，镇子里又得死很多人！这样吧，老刘，你去通知刘文中，让他带着党员、干部家属们去集合，往渤海撤，走不了的老人和小孩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区中队的家属跟着梅子找地方藏起来就行。我和秀廷集合区里的人，咱走蒙山过去，给他们争取点时间。”

说完，崔友义带着我爷爷准备走，回头亲了静儿一下，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塞给梅子：“拿着吧，用得上。”

梅子点了点头，把枪放在包袱里，抱起静儿带着爹娘出了门。崔友义还在后面不停地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能回来……”

这些年，区中队隔三差五地升级，军事过硬的队员大都升格去了县大队，又从县大队升格去了115师的主力部队，崔友义只好频频招新队员，训练他们，现在他手下的人除我爷爷、喇叭刘、老李和刘文忠，老队员没有了，全队也就是三十几个人，很多枪支都是从伪军那里缴获的。国民党和还乡团一回来，这仗肯定越打越厉害。更重要的是，魏老六和王洪九心狠手辣，一旦被他逮着，是一点活的可能都没有的。诸满区中队和王洪九有世仇，在日本人驻进诸满前，蒙东南这一片是王洪九的地盘，徐向前司令带着山东纵队来了，联合地方武装发起几次讨王战役，硬把王洪九挤出诸满一带，赶到祊河之南。王洪九一直对失去诸满的控制权而耿耿于怀。他常常发狠话：“诸满这块肥肉，早晚得回到我嘴里”。这一次，王洪九随国军回故乡，诸满是他必占的地方，加上魏老六给他做先锋，诸满区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家属就危险了。因此，区里所有可能被还乡团追杀的人都开始往渤海区转移。

崔友义送走家属团后，确信魏老六还在过衯河，这才带着区里的人转身上了蒙山，从蒙山穿过去就进入蒙阴的地界，那是各个区的队伍集合的地方。大伙走得都很快，用我爷爷的话说，都能闻着魏老六的味儿了。上山走了没几步，崔友义回头问我爷爷：“秀廷，上次咱们翻过这山吗？”

“没有啊。”

“这次上来就得翻过去了。翻不过去，魏老六就会把咱们的肠子给翻过来了。你们把东西都扔了，光带着水、干粮和枪就行，其他的都扔了。”我爷爷抱着包裹还舍不得，好不容易才有了两身替换的衣服，这要是一扔，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再混上呢。再说，这两身衣服、一双新鞋都是梅子给做的呢。刘福兰也在旁边发呆，想来想去还是把身上的包裹都扔了下去，崔友义还在边上喊：“使劲扔，扔远点，得让魏老六看得见，他肚子大，得让他弯腰找得着。唉，老刘，你扔啊，你还别着那个喇叭干什么？”

刘福兰委屈地说：“区长，我多扔点粮食行不行啊？我少吃点东西，这祖传的喇叭我还留着吧。再说，等打完了仗，我得干老本行，指望它挣口饭吃呢。”

崔友义笑了：“行，留着吧。”

我爷爷还在犹豫，包裹就被崔友义一把拽过去，扔到山路上，说：“走，上山。”转过身来，嘴中还不住地念叨着：“山下面的人走快点啊，山下面的人走快点啊……”我爷爷瞅着他转身的功夫，悄悄地拾起包裹，找了个石洞塞进去，确信下雨淋不着后，又拣了两块石头做了记号，这才去追赶区长。

转眼天就黑了，黑漆漆的山林子里连虫子的叫声都听不到，曲折的小路上到处都是分岔道，只有一点月光不时地从树叶缝漏下来，让人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山路，一旦走到了密林，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崔友义认识这山里的道路，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哪条路该怎么走。我爷爷走在最前面，从跟着崔友义那天开始，我爷爷就走在最前面了，不管出现了什么事情，都一直在崔友义的前面。我爷爷说：“那时候，我们是在游击区，日、伪、顽、土匪什么坏人都有。打黑枪、下拌雷、射暗箭、挖陷阱……凡是土八路会的敌人也会，因此这山路到处都有机关，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情，他死了没有关系，大不了再找一个卫兵、一个通讯员就是了，要是崔友义死了，那整个诸满恐怕就乱套了。”

这天晚上，刚走到一个石头阵前，我爷爷一下子就爬了上去，往山底下瞅。这种时候走夜路，崔友义他们是不敢举火把的，但是魏老六敢，魏老六仗着人多势众，举着火把也敢上山来逮八路。我爷爷往山下面张望，隐隐约约好像已经能够看见火光了，这时候，崔友义悄声地告诉他：“秀廷，下来。我跟你说，你别去前面了，你到后面盯着点老曹，他手中可是有八杆钢枪呢。”

我爷爷一听就明白了，瞬间钻到了石头缝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后面的老曹走过去了，才从石头缝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跟着走，也不敢吭声。老曹是从王洪九那边投诚过来的，来的时候带了十几个人八条钢枪，区中队当时缺人手就留下了他们。现在王洪九回来了，谁知道这老曹到底是个什么想法？第一，你得防着他逃跑;第二，你得防着老曹的人使坏，万一他们在背后打黑枪，区中队所有人可能都会遭殃。

我爷爷就这么跟着老曹的人走，远远地跟着，一点也不敢吭声。一队人马走得很安静，就像是一队幽灵在行进。我爷爷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个黑影往路边一闪就不见了，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路边没有什么人，好像只有那些张牙舞爪的大松树。又走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黑影“嗖”的一声闪进了草丛里，这一次我爷爷看得清清楚楚，看得真真切切，我爷爷想喊，刚一张嘴，就觉得背后被人拍了一下，我爷爷马上把夹在腿边的钢枪举起来，准备转身，心里暗想：这下完了，要真是部队里出了叛徒，诸满区队的这些人一个也剩不下啊。

正在这个时候，我爷爷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秀廷，是我。”

“区长，你不是在前面吗？老曹的人……”

“嘘，别说话。老曹的人早就开始行动了，他娘的，老曹是想一锅煮了我们啊，刚才他就放下了一个人，多亏了前些日子咱们看得紧，要是他们和魏老六的人接上了头，咱们一个也跑不了。”

“那可咋整啊，区长？”

“别说话，跟着我走就行，过会儿只要我喊跑，你就顺着林子往北上山，别管有没有路，只能往北跑。”

在黑夜之中，两队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没有人能看得清楚钻进草丛的人是谁，除了踏踏的脚步声，林子里很静。我爷爷感觉到身上已经被冷汗给浸透了，无边的夜里，前有叛徒，后有追兵，一股股的杀气油然而生，周围的空气里都能闻到血腥的味儿了，谁要是走错了一步路，谁就会死。

我爷爷依然走在崔友义的前面，这时候仔细听，前面传来说笑的声音。这个时候谁还有闲工夫说笑啊，这不是找死啊？仔细点听，怎么感觉那是刘福兰的声音。我的天啊，刘福兰这家伙也叛变了？他可是个蒙山的百事通啊，要是他叛变了，谁都跑不出去这座大山。我爷爷更紧张了，耳朵竖着，身体都有些僵硬了，但攥枪的手却一直没敢放松。

走着走着，进入了一片黑松林，浓密的针叶重重叠叠的，把头上微弱的月光挡得一点都不剩，就像是天空中多了一个大大的盖子，正好盖在了这里。不一会儿，前面的人跨出树荫，刚刚走到月光底下，而后面的人还在黑暗里摸索。突然崔友义喊了一声“跑”，我爷爷条件反射似的一下子就钻到了北边的山坡上，他感觉到草里有些东西不住地刺着自己的身体，钻心地疼。但是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只能使劲往前跑。一回头的功夫，发现后面跑着的不光有崔友义，还有区里的七八个人呢。我爷爷一想，不对啊，刚开始自己在最后边啊，怎么走着走着，大家都到了他后边了？崔友义边跑边压低声音说：“别回头，顺着这条路往前跑，翻过前面的那片洋槐林，就能看见一条小路了。”

黑夜之中，我爷爷听见后面有人开始大声地骂娘了，看起来，老曹那帮人是没敢跟上来。我爷爷只感觉浑身都很疼，疼得很痒，很难受，这个山上的刺槐、酸枣树可不是好惹的。跑了很久的路，我爷爷他们才钻出洋槐林，到了一条小山路上，大家坐下来休息。我爷爷一看，除了老曹的人和刘福兰，其他人都安全地到达了。我爷爷连口气也没顾得喘，赶紧问道：“区长，怎么刘福兰也……”

崔友义一摆手说：“不用管他了，我和他约好了，在山那边见面。有他一个就够了，他是有名的穿山甲，有他在这山里，就能把老曹那帮人玩死。”说完这句话，大伙都跟着笑了起来。我爷爷这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崔友义早就猜到老曹要叛变了，可是这时候不能动手解决他们，还乡团就在山下，一旦内部打起来，麻烦就大了。老崔就提前通知大家分散开来，一个一个钻到草丛里去，只留刘福兰和老曹说话聊天，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等我爷爷他们走到北山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刘福兰已经坐在山下的石头上，没事人一般地擦他那个宝贝小喇叭了。

崔友义走过去笑着问他：“老曹呢？你怎么把人家留在山里了？他们那帮人胆小，大晚上的，还不吓掉魂？”

刘福兰笑着收起喇叭来，重新挂到腰间，笑着说：“我哪知道他们胆小啊。”说着，大伙都笑起来。

到了蒙阴地界的汇合地，大家找到了一个小庄，庄里的人已经撤走了。蒙山之阳十几个区的人基本上都撤下来了，大伙在蒙山之阴一停下来，就分头找东西吃，人多村子小，哪里有吃的？我爷爷他们找来找去，只找到点晒好的豆角皮子和地瓜干子，他们赶紧煮了一锅，让大家各自吃了。

我爷爷时常回忆起这顿饭，他说，跑了半天一晚上，肚子早就空了，那锅没盐没油的豆角皮子煮瓜干，吃起来真香啊。尤其是那个豆角皮子，又香又甜，不比诸满街上的羊肉丸子差。

刚吃完，村外又来了一帮子人。崔友义一看是县长带的人马，县长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开会。这一集合不要紧，连县长都看蒙了，这十几个区的人怎么都撤了下来？

县长说：“你们都撤出来，蒙山还有八路吗？不行，必须有人回去，组建起精干的武工队，武工队的作用不是消灭多少敌人，是把声势鼓捣大，得让老百姓闻得到八路味儿。现在我点名，点到哪个区，区长就站起来表态。”

点来点去，前面几个区都没表态。这时节，还乡团估计把所有的村庄都占领了，每个村也都有了武装的敌人，回去也进不了村，只能在山上待着。趴山沟、钻山洞的日子，大伙八年抗战时过够了，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谁想回去啊。再说了，那些还乡团都是本地人，他们跟鬼子不一样，他们对山里的情况熟悉得很。对付这些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点到诸满区的时候，崔友义站起来，只说了三个字：“我回去。”

我爷爷也跟着站起来。我爷爷说，他宁愿把自己喂蒙山的狗，也不愿意离开蒙山，那里有他的家，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有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他得回去。县长说得对，那片红色的热土不能没有八路的味道。咱都走了，老百姓指望谁？

我爷爷的发言获得了一片掌声。

还乡团逼近蒙山的时候，崔友义和我爷爷他们一共带走了35个人;吃完了豆角皮子和地瓜子，准备回到蒙山的时候，崔友义和我爷爷他们只带回了六个人。他们刚刚从老家跑出来，还没有做任何的休整和补给，又要返回故乡了。他们二话没说，从队员们手里要了一些子弹，就迎着从南边山头上照射下来的阳光，返回蒙山……

重返狼窝

回来的路比跑出去的路更加艰难、危险，崔友义也不知道魏老六到底是不是还在山上，他给魏老六做了多年的长工，知道这个人的秉性。这个魏老六有股子狠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真有可能在他们回去的路上打埋伏，就等着崔友义带领区中队自投罗网呢。再说了，老曹跟着区中队时间不短了，区中队的底细、套路，老曹都知道，他跟魏老六混在一起，危险就加大了。按照现在双方的实力，只有六个人的武工队，是不能跟魏老六正面接触的，不光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背后还有几十万国民党大军撑腰，他们现在的气势很高，周围几个区里的还乡团一回来，相互之间的帮衬也多。相比之下，蒙山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都撤到渤海或滨海区了，连党员干部几乎都走光了，武工队可真是光腚跳舞了。

崔友义带着人不敢走大路，连一脚多宽的小路都没敢走。崔友义让大家把枪支弹药都绑在腰间，然后一起扒着石头缝就往上爬，一边爬一边注意看路边的草丛里有没有人。爬了一上午，回头看看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崔友义这才放下心来，开始顺着小路走。

我爷爷跟着他，边走边问：“区长，咱们现在去哪里？进庄子吗？”

崔友义摇了摇头：“不行啊，这些天庄里什么情况，咱们都不知道啊。说不定还乡团正在庄子里挨家挨户地抓人呢，说不定这帮坏蛋给咱们设好了套子，咱们去了正好自投罗网。”

我爷爷接着问：“那咱们怎么办啊？在这深山老林子里，连口吃的都没有，早知道这样，回来的时候带点地瓜干就好了。”

一说到吃的，崔友义突然停住了脚步，他说：“秀廷，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这山上到处都是吃的嘛。你忘了咱们走的时候，不是动员骨干分子埋了不少粮食吗？老刘，你在前面带路，先去找粮食，把肚子喂饱了再说！”

我爷爷这才也想起来，大部队从临沂城撤下来的时候，镇上的人知道国民党和还乡团即将到来的消息，大家都明白这些老地主、坏家伙们一回来就会抢粮食、抢田地、抢房产，于是，大家组织起来，每家只留下一个月的口粮，把余下的粮食埋到山里。一方面是为了不让敌人拿到粮食，另一方面也给以后的游击员和乡亲们的生活留下了保障。

六个人走向埋着粮食的山沟，刘福兰走在最前面。乡亲们埋粮食的地方很分散，这里有一袋，那里有一缸，要不是队员们跟着上山亲眼看见，这荒山野地的还真找不到。走着走着，老刘突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我爷爷小跑着上前问。

“秀廷，你狗耳朵尖，你上去听一听，大顶子那边是不是有人说话呢？”

几年的战争实践，让我爷爷对老刘耳朵的灵性敬佩不已，他不愧是吹喇叭的，对声音的辨别是队里最强的，老刘说有人，我爷爷自然相信。于是，我爷爷跑到前面石头上，迎着风张着耳朵仔细听，然后回过头来向大家点了点头，再伸出两个手掌来，意思是前面有人，怎么也有十来个。崔友义看见了，用手比划了一下，大家小心翼翼地从旁边绕上大顶子，爬上岩石后，他们取下枪，把子弹上好膛，然后从岩石后面把抢伸出来，顺着枪管朝石头下的一片开阔地看过去。

果然，下面开阔的山沟里散着十几个人，拿着铁镐和铁锨，正在使劲地刨地呢。在他们的周围，放着几个麻布袋子。我爷爷一看差点叫出来：“那不是咱们藏的粮食吗？那袋子我认识啊。”

老刘接茬道：“没错，咱埋的粮食够秘密的了，魏老六怎么知道埋粮食的地方？”

崔友义嘴里咬着一根多节草，咬得牙根都发疼，咬得牙齿咯吱咯吱地响，他吐出草，说：“别问了，看看那个背着枪的人是谁，不就明白了？”

“谁？老曹？果然是这个狗东西，刚叛变就来领赏了？”此时，我爷爷也气得牙根发痒，仔细看下去，十几个人只有老曹自己带了一杆钢枪，其他的人都只带了镐头、铁锨，下面的人一直在叽叽哇哇地说话。

“曹哥，不带枪到底行不行啊，这山上感觉阴森森的。”

“怕什么，共产党早就跑光了，老子昨天夜里看见他们跑的。现在蒙山里连个八路毛都没有了，崔友义那一伙土八路是最后走的。老子带人亲自把他们送过大顶子，这会儿恐怕窜到沂水了。你们放心好啦。这里要再有共产党，我把头砍给你们当尿罐子使。”

周围发出一阵哄笑。

扒粮食的人说：“俺们的尿泡小，用不了那么大的尿壶，你把六爷赏给咱们的钱多分点就行啦。”

老刘他们想笑，没八路了，你老曹还带着枪干什么？有本事你也不带啊。

我爷爷说：“区长不是说了吗？他胆小啊。”

崔友义命令：“老刘和老李你俩各带一个人，从两边绕过去，老刘你看见那石头阵了吗？就在那里藏起来，老李你俩藏在马尾松丛里，听我喊话就准备行动，枪一响你们就下去抓人。”两个人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崔友义回头对我爷爷说：“秀廷，打老曹的右胳膊有把握吗？有的话，他一举枪你就开火，没把握的话直接给我往胸口打。”我爷爷瞄了一下，又伸出手测了一下方向，冲崔友义点了点头，说：“区长，你把心放肚子里，跑了兔子咱不玩鹰了。”

崔友义突然站起来，冲着下面大声喊：“你们想不想让姓曹的把自己吃饭的家伙剁啦？”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下面的人吓了一跳。他们抬头一看，石头上还站着个人，看那个人身材高大，一副顶天立地的样子。我的天，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神仙吗？不是，这人看着怎么这么熟？天爷，这不是共产党诸满区长崔友义崔大胆吗？

这个时候，有人转身想跑。老曹在后面大吼了一声：“跑什么？没看见他们就一个人吗？咱们吐口唾沫都能把他淹死。”听了这话，逃跑的人停住了脚步。

老曹冲着崔友义喊：“区长，你回来了啊。”

崔友义冷笑了一声，没有搭话，竟然直直地往下走，老曹看见崔友义走下来，迅速举起枪。老曹也算是老兵了，玩枪玩的也算是到家了，可是还没等他的枪举平，只听一声枪响，老曹的胳膊就直直地垂了下去，钢枪掉到地上。我爷爷打完了枪，从石头后面站了起来。冲老曹喊了一声：“老曹，你这个叛徒，给老子跪下！”

老曹没有跪。

又是一声枪响，子弹打在老曹的小腿骨上，老曹吃不住劲，就这么跪了下去，正好跪在崔友义的面前。刘福兰和老李也从两边包抄了过来，黑洞洞的枪口下，想跑的人不敢跑了，都直直地走过来，在老曹的身边哗啦啦跪了一大片。

枪伤疼得老曹直咧嘴，求生的欲望让老曹跪在地上不断地向崔友义求饶。崔友义的嘴角微微一翘，这是要笑的前兆，伴随着崔友义笑的动作，一颗子弹正好穿过老曹的脑袋，老曹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随着老曹脑袋开花的是一片叩头声。

我爷爷说，那是1947他们重返蒙山的第一枪，那一枪打到一个叛徒的脑袋里，那一枪打到每一个还乡团的心上，它在向山下每一个曾经屠杀过老百姓、屠杀过共产党人的还乡团们宣布：即使你们随国民党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但是共产党人没有走，八路没有走，沂蒙山上的红色没有变！

此时周围跪着的人都吓得浑身发抖。崔友义对他们说：“除了老曹，其他的人我们一概不杀，但是你们要做到三点。第一，这个埋粮食的地方不准再来了，谁敢来，老曹就是他的下场;第二，你们回去告诉魏老六，就说我崔友义一直就没走，压根就没离开过蒙山，不光是我崔友义，蒙山上的共产党有的是。你们告诉他，别在下面冲着老百姓发狠，有本事上山来找我们，我在这里等着他！他敢杀我们一个人，我们绝对让他十倍奉还！第三，你们别以为国民党打过来了，天就变了，我告诉你们，这蒙山被小鬼子占了七八年都没有变，国民党还乡团难道比鬼子还厉害？你们告诉他，只要共产党在，天，永远都是不会变的。”

这些人跑下山的样子，就像一群被老猫追赶的老鼠。

崔友义让大家把挖出来的粮食分了分，装满了各自的口袋，剩下的重新找地方埋了起来，然后下山找人家生火做饭。国民党和还乡团一回来，老百姓逃的逃，跑的跑，加上魏老六挨庄挨户地砸抢了一遍，想在残垣断壁的村子里找口锅比登天还难。我爷爷找到一个被砸坏的水缸，好歹还剩下半截，凑合着加上水煮起了粮食。半天功夫，一锅粮食才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来。崔友义使劲往每个人碗里盛饭，边盛边让大家使劲吃，用他的话说，也就吃这么一顿舒服的了，以后可能就吃不上这么香甜可口的饭了。

事情还真让崔区长说对了，未来的日子根本没有空吃这么安稳的饭了。崔友义他们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从这户人家跑到那户人家，看见有还乡团在村子里，就放上两枪;看见哪里防守得不够严密了，就冲进去弄点吃的。实在没办法了，找个赶集的人给孙进财捎个口信，让他以上山砍柴为名，夹带几个锅饼，藏在事先约好的石头底下。

孙进财利用日本人占领诸满的时间，开饭店积累了一些资本，抗战胜利后，他曾找过崔区长，要求把挣的钱捐给新区政府。崔友义说，你这些年干着黑皮红心的活儿，白天给鬼子办事，晚上给八路跑腿，担惊受怕也不容易，钱你留着，找个合适的女人，过日子吧。所以老孙很感激崔区长，尽管诸满街上驻满了还乡团，可是崔友义的话他还是听的，后来还乡团封死了所有进山的路，孙进财也无能为力了，我爷爷他们就常常饿肚子。

人就是这样，被逼急了就会想办法。多年后，我爷爷笑着对我说，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派两个人围着庄子跑，边跑边喊，就和周围来了许多人似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庄里的还乡团们，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能为所欲为地欺负老百姓。用崔区长的话说，你不让我舒服，我就让你难受。崔友义他们人少火力弱，只能打打游击战，每天天黑就下山，鸡叫头遍就得上山，趁着天黑找个草丛或石洞钻进去，衣服也不敢脱，钢枪一直抱在怀里，我爷爷说，其实那个时候还好，对付的是王洪九和魏老六，等到以后他们被国民党正规军围剿的时候，日子就更加艰难了。

即使崔友义他们努力拼搏，老百姓在还乡团手下的日子依然惨不忍睹。只要是和共产党稍微沾边的人，他们一律格杀勿论;只要是当年土改拿过地主家好处的人，都必须十倍奉还。还乡团在每个村子里杀人的行为已经变得丧心病狂。魏老六把崔友义的母亲抓来，关了起来。有时，他们一天要杀三批人，每一次杀人，都把老太太架到现场吓唬她。用魏老六的话说这叫“陪死”。每次“陪死”前，魏老六总是一句话：“你儿子在哪里？”

魏老六逮不着崔友义，他只好用这个办法逼崔友义投降，从心理上折磨崔友义。

崔友义可不是个软柿子，他让人写了封信捎给魏老六，上头就一句话：“你敢伤我老娘一指，我灭你满门！”

魏老六不是傻子，一天逮不着崔友义，他老魏家的头顶上的那把悬剑就一天落不下来。

有一次，我爷爷和崔友义亲眼看到还乡团将自己庄子里的三个人全部活埋，那些人都是相信和亲近共产党的人，都是在土改时享受红利的人，在日本人占领诸满的七八年里，这些人无私地支援过区中队。而现在却被无情地杀戮了。我爷爷和崔友义趴在远处，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走在回沂蒙山的路上，崔友义的拳头攥了一路，他对我爷爷说：“秀廷，我们要阻止这样的行为，老百姓们不能白死啊，我们得让这些杀人狂付出代价！”

我爷爷狠狠地点了点头：“区长，咱们从哪里开始？”

崔友义说：“魏老六！”

刀劈魏老六

杀掉魏老六的计划持续了好久，一直没有实现。不知道是魏老六在南边学聪明了，还是国民党正规军队培训过他，这个土财主居然把诸满街的防御工事弄得有模有样的。外围的高岗或者岭头上必有掩体，上面有人轮流观望，昼夜值班，一有动静就立马鸣枪报警。镇子四周还设有岗哨，日夜巡逻，进出的人都被查询，特别是对生面孔，更加不会轻易放过。进出村庄的大马路上也有人把守着，村子里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村子里稍微有点年纪的老混混、老流氓都被派在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上。像崔友义和我爷爷这样的熟面孔，你就是化妆一百次，他们肯定能认出来。魏老六在邵子厚的造枪局安上村公所，四周墙角设了炮楼，里面处处有人把守。门口设有双层岗哨，想要冲进村子除掉魏老六，简直就是一件登天摘星的事儿。

崔友义背着手，在山上来回踱着步子，一筹莫展。他在等待一个机会：魏老六必须走出诸满街。只要他走出来，自己这几个人才有可能伏击他。可是看起来似乎魏老六一点都不想出门，不知是他被八路给吓坏了，还是他压根就不想出来，总而言之，这个老狐狸就猫在自己老窝里。

崔友义对我爷爷说：“秀廷，你现在出去，放出风去，先想个办法，让魏老六相信，咱们在这里呆不下去了，要离开蒙山，去滨海休整了。”

我爷爷接了任务就出了山。其实我爷爷也是不能进诸满街里的，谁单独去了都是死路一条。但是我爷爷有个优势，就是身量小，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孩子呢。我爷爷就来来回回地走在镇子的大路上，看见来了人就神神秘秘地说，山里的刘黑七的残部又回来了，把武工队都赶走了;接着说，你们可别进山啊，山里有很多土匪呢;最后再说，回去告诉亲戚朋友，好好在家里待着，土匪祸害人比鬼子还狠呢。

传递消息本来就是乡民的拿手戏，没两天，消息就传开了：山里没有八路了，只有土匪，那些土匪都是刘黑七的残部，现在又成了气候。武工队都让土匪打跑了，到滨海区躲起来了。

按照现在的装备，魏老六是不怕土匪的，大量的土匪早被八路军给打光了，即便是有土匪，也是小股余孽，对于手中掌管几十条好枪的魏老六来说，那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就这么过了好几天，一天晚上，崔友义趁着天黑，带着我爷爷他们偷袭了魏老六表哥的庄子，那个庄子离诸满街比较远，防备也相对松懈。崔友义进了魏老六表哥家，把他绑起来带到山沟里去，然后派个中间人告诉魏老六他姑，拿200现大洋到指定的地方赎人，第二天午时不到就撕票。

当天后半夜，崔友义和我爷爷悄悄潜入魏老六他姑家的地窖里。

得到这个消息的魏老六，一大早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庄子上。

魏老六就这么一个叔伯姑，从小他姑就惯他，如今他姑跟儿子住前后院，儿子被绑了票，老姑心里自然难过，老太太只有求魏老六了。所以，崔友义断定，魏老六必来。

天亮了，崔友义对我爷爷说：“差不多了，从诸满往这边赶，这个时辰差不多该到了。走，咱们上去，按计划行事。”说完，崔友义和我爷爷翻身上了地面，东屋的门紧闭着，隐约能听见一个老太婆低沉的哭泣声，她就是魏老六的姑姑。我爷爷轻轻地挪开窗户，把窗户慢慢地抬起来，崔友义在下面一扛，他就钻进了窗户里。我爷爷进了窗户，老太婆还在那里抹眼泪，一看见我爷爷，就要喊人，我爷爷的手枪顶在她的脑门上，她就不敢喊了，看来，这老太婆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她对我爷爷说：“好汉，俺家里忙着借钱赎人呢，你咋又来吓唬俺这老太婆呢。”我爷爷示意她不要说话，转身打开门。崔友义进门后，迅即把门反手半掩上，并对老太婆说：“我们是山上的八路，今天来不为难你，你儿子是我们抓的，他就在村子西头的山上，我们好吃好喝地供着他呢，太阳正中午时你派个人一找就找得到。”

听了这话，老太婆倒是不哭了，直直地看着崔友义，她显然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思。

崔友义接着说：“你和你儿子也仗着你娘家侄子魏老六的势，抢夺了孙二瞎子家的二亩肥田，你儿子还欺负过村子里的一个寡妇，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你们没杀过人，手上没有人命，你们的行为罪不至死。现在给你个机会，下面我说的话你必须一点不差地去做，出了一点差错，我现在就可以代表区政府毙了你儿子。”

我爷爷在旁边亮了亮手枪。老太婆看了一眼，赶紧点点头。之后，崔友义向老太婆要来两身她儿子的衣服，放在屋子里，然后从草屋里拿了一把铡草的大铡刀来，竖在门后，把窗户从里面给关死，接着两个人就站在门边等。

就这么一直等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外头突然热闹了起来。刷了红油柒的大门“吱”的一声被拽开了，能够清晰地听见吵吵闹闹的声音，听见好多铁器互相敲打的声音，还听见一匹马嘶鸣的声音。在众多嘈杂的声音当中，有一个人高声地喊叫着：“谁他妈的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我魏家的人也敢碰？八路都让老子给打跑了，几个小小的土匪还能上得了天？姑，姑啊，您别上火，别着急，我今天中午就把表哥弄回来，把那几个土匪的脑袋提回来！”说完这些话，脚步声慢慢近了。魏老六朝房内喊：“姑，您起床了吗？”

“是老六吗？进来吧。”

崔友义不住地给我爷爷打手势，我爷爷的眼睛一直盯着老太婆，同时手里的枪一直对着老太婆。

“好，好，我这就进屋去看看您，姑！”魏老六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像是快到门口了。魏老六喊出那声“姑”的时候，坐在床边的老太婆有一个起身的动作，眼看着就要落在地上，嘴巴也要张开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毫不犹豫地一拳把她打晕，然后把她慢慢地扶到床上，盖上被子，接着赶紧到门后面站好。此时，魏老六已经走到门前了，大大咧咧的魏老六自己把门推开，发现老太婆还躺在床上，嘴里不住地埋怨道：“姑，我都来了，您睡什么觉啊。”他边说边往房里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两边的门慢慢地合了起来，往两边一看，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正站在门的两边呢。魏老六大吃一惊，赶紧去掏怀里的枪，此时，一把大铡刀“呼”地一下子从魏老六的头顶上劈了下来，魏老六一声都没吭，连着头带半边身子被一刀劈了下来，顿时，上半身变成了两半，血光四处飞溅……

我爷爷和崔友义迅速换上老太婆给找的两身衣服，把铡刀擦干净，让我爷爷背上。我爷爷背着铡刀走在后面，崔友义顺手拿起勾担、挑起两只水罐，走在前面。崔友义一边走一边喊：“六爷回来了，六爷回来了。快，锄草喂马，挑水做饭。六爷吃完了好上山打土匪，赶紧的，谁也别偷懒。小葛子，去前院喊喊那几个懒鬼，让他麻利点儿，大奶奶说了好好招待六爷的兵……”

我爷爷应了一声，抬脚就跑了，崔友义一边说着话，目不转睛地就往前走，前院子里魏老六的兵坐着的坐着，抽烟的抽烟，没有一个人正眼看他俩一眼。几个长工的破事，他们才不管呢。

崔友义就这么带着我爷爷堂而皇之地出了大门，一离开了还乡团的视力范围，我爷爷就把手里的铡刀随便一扔，和崔友义拔腿就跑，拼了命地往山上跑。我爷爷说，早上的风还是有些冷，他只顾着张着嘴使劲往山上跑，风一个劲儿地灌进他的嘴里，我爷爷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跟着崔友义只是往前跑。崔友义个子高，两条长长的腿非常有力地奔跑着，而我爷爷的眼睛里，就只有前面那两条长长的腿，和脚底下不断激荡着的尘土……

要知道，这魏家荒离西山还有十几里路呢，他俩必须在还乡团明白过来之前，跑出步枪射击的范围，跑到大老刘接应的土山包才算安全，否则还乡团的几十杆长枪可不是烧火棍儿，那可是正经八百的中正式。

崔友义不停地喊：“秀廷，使出吃奶的劲跑到大顶子，我让大老刘打只兔子炖山菇给你吃。”

我爷爷知道每次惹了事逃跑时，崔友义总是用吃肉的话来激发他，那功夫，脑袋就挂在裤腰上，谁还有心思吃？

等到崔友义和我爷爷跑到土山的时候，回头看一眼山下的村庄，已经听见还乡团愤怒地朝天空开枪了。我爷爷看着崔友义，哈哈大笑起来，崔友义也笑起来，以前的他不笑不杀人，今天的他反而在杀完人之后笑得更加开心，样子更加天真，更加浪漫……

我爷爷和崔友义先后倒在地上。这时，喇叭刘几个跑过来，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锅饼。我爷爷吼了一声：“水，给我水！”

一个队员递过葫芦头，我爷爷一口气就灌了下去。

老刘叫了一声：“给区长留一口啊。”

处决了魏老六，我爷爷说，整个诸满的还乡团一下子收敛了许多，他们知道，武工队神出鬼没，能耐通天，连魏老六这样的主，都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被一刀劈成两半，自己能跟前呼后拥的魏六爷比吗？

1947年的寒风已经慢慢地消退了，离开蒙山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赶回这座古老的大山。撤出去的区分队的人回来了，共产党员们回来了，甚至连正规军的先遣部队也到了蒙山，蒙山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开始慢慢恢复了生机。但是这种热闹也仅仅是深山里面的热闹，也仅仅是不能让别人发现的热闹，因为现在的这片区域还不完全属于人民，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武工队、国军、还乡团相互交织在了一起。可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从北边而来的风会一步步吞噬着这片大地，这阵风是温暖的，是湿润的，它会一点一点地葱郁起这座饱经风霜的大山。

我爷爷总是站在山里的小路上，向时不时经过的人打听北边的事情，通讯员告诉他：“北边要打仗了，而且要打大仗了。”

我爷爷问：“在哪里打仗啊，离咱们这远不远啊？”

通讯员说：“不是很远，从这里去一天就能走到了。不过你们也别去了，那边都是正规部队大集团军打仗，飞机、坦克、大炮、机枪，什么都有，你们去了还不是添乱啊。”

我爷爷越听越着急：“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不去，你告诉我到底在哪里打的就行了，你不说我心里憋得慌。”通讯员也着急了：“这么多人打仗呢，我哪知道到底在哪里打啊，反正就是蒙山北边吧。”我爷爷听完了，回头惊喜地看着站在身后的崔友义，那意思是，既然离这边不远，咱们这边也该解放了;而崔友义没有看我爷爷，他盯着远处一个个独立的大山崮，眼睛里充满了期望。

伏击王牌军

清明过后，山花已经开得喜气洋洋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崔友义和我爷爷都只能待在山上，哪里也去不了，只有在天刚刚抹黑的时候，他们才敢下山，在东边的村子前打两枪，然后迅速离开，再去西边的村落找点吃的。自从魏老六被一刀劈成两半后，各个村庄的还乡团守护更加严密了，除了本村子的人，任何人都不得出入村庄。庄子里的地主老爷们也一个一个收敛了好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极像深闺待嫁的大姑娘。崔友义突然想起了当年坐在院子里，嘬着茶壶嘴的魏老六，当年魏老六的做派，已经被各庄老爷纷纷效仿，其实，在这不太平的晚上，他们也只能躲在家里喝茶打发时间。

不过，崔友义和我爷爷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山下的人不知道魏老六是谁杀的，但是知道是山上的武工队杀的。眼下，还乡团实力正旺，崔友义一再叮嘱队员要小心行事，不能让还乡团盯上，要是让对方发现了自己的行踪，那可是跑不掉的。待在山上的日子很枯燥和无聊，花花草草的阴凉地方是不敢去舒舒服服坐的，一屁股下去，花草都折了，这不是向敌人表明我们在这里待过吗？于是，大家只能在石头堆和石头缝或山洞里躲着，一方面巨大的石头有着极好的隐蔽性，另一方面石头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一帮人在石头堆子里躺着、坐着，把枪夹在腿上，一站起来，枪就能举过胸口，随时都可以开枪，剩下的一个人就到远处藏起来望风了。一般这种事情都是我爷爷干的，用老刘的话说：“你不去没人去啊，谁去了都挤不进石头缝里啊。再说了，即便是我们挤进去了，这头还露在外面，敌人一眼就看见了。秀廷啊，你去吧，晚上我们让你多吃点，吃饱了长长个子，就不用再去了，哈哈。”

我爷爷就垂头丧气地跑到高地上的石头缝里藏起来。说是放风，其实这个时候，还乡团很少有人敢上山来的，除非他们实行团队围剿。和国民党正规军队相比，还乡团的战斗力低的不是一点半点，更要命的是这帮家伙没有政治主张，一肚子私利。人就是这样，越自私就越怕死，还乡团更是如此。有一次，崔友义带着我爷爷他们几个发动群众，不小心被还乡团包围了，他们冲出重围，可怎么也甩不掉这伙人，他们从这村跑到下一个村，刚喘口气，还乡团就嗷嗷地叫着围了上来，我爷爷实在跑累了，说：“打吧。不然的话，非让这帮家伙撵死不可。”

崔友义也急眼了，他问：“还有多少子弹？”

刘大喇叭说：“我有18排子弹。”

……

我爷爷说：“我这有30排子弹。”

崔友义心里有底了，30排就是150颗，大财主啊。

崔友义说：“打，往死里打。一上来就不惜子弹，猛开火，打蒙他们。”按崔友义的布置，六个人分成两组，先放他们进来，然后两面夹击，一旦他们撤离，就死追不放，拿出一副拼命的架势，从气势上压倒他们，让他们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当然，战斗是在我爷爷一枪敲掉还乡团头目后展开的，那一仗，六个武工队员把群龙无首的三十多个还乡团追出二十里地;那一仗，我爷爷一个人就击伤击毙了三个还乡团队员;那一仗，把几个月来的憋气全吐了出来;那一仗，让还乡团彻底明白了锅是铁打的。

我爷爷说，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都没怕过，还怕几个还乡团？要不是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几个人早就解放山下的村庄了。

不管我爷爷的话有没有吹牛的嫌疑，反正在躲石头缝里的时候，我爷爷绝对没想过这件事情。我爷爷穿着一件领子油得发亮的褂子，咬着一节草根，就这么无聊地蹲在石头缝里，瞅着远处路上的动静。其实我爷爷不知道的是，躲在石头堆里的人也一样的无聊，虽说石堆里有五张嘴，但是几个大老爷们天天坐在一起，哪里还有什么话说。比如老刘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别人擦枪的时候，他顺便把自己的喇叭也擦擦，一擦就是半天，不过他的小喇叭已经好久没有响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里面都快长茧子了。我爷爷总是打趣他说，那你别吹它，你往外吸吸它，不就透气了吗？崔友义总是盯着西边山下梅子躲着的那个地方，一直不停地看。

老刘问他：“区长，想嫂子了吧？”

崔友义把嘴里的狗尾巴草吐出来，笑着说：“别瞎想啊，主要是不知道闺女现在怎么样了，这转眼间三个多月了啊。”

老刘接茬说：“其实，想的话，咱们就一块去看看，咱这几个人就区长你当爹了，咱们去看看心里也有个念想不是？”

崔友义叹了口气：“唉，还是等等吧，虽说那地方挺隐蔽的，我还是害怕咱们去了会被人盯上，那样不仅害了她娘儿俩，还会害很多其他乡亲。等等吧，等到大部队打过来的时候，咱们接了家里人去找大部队就行了。”

刘福兰从崔友义的话中，似乎听到了马上就要到来的好日子。刘福兰笑着答应着，手里的喇叭在温暖的眼光下泛着温和的光晕。

正在这个时候，我爷爷突然跑下来了，冲大家喊道：“东边来了一队兵，快来看看！”几个人抄起家伙就跟了上去，猫着腰跑到山崖上，顺势趴到石头上。崔友义用我爷爷缴获的望远镜向西边的路上看去，一看不要紧，来的兵竟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从北边来的二十几个人，一色的国民党军队的衣服，为首的一个人穿着军官服装——深绿色的军装，压着低低的大盖帽。他们铮亮的头盔隔着老远就能反光。更奇特的是，每个士兵身上背着的枪远处看似乎差不了多少，可是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一下，所有的枪都不一样，对于这些枪，我爷爷和崔友义几乎都不认识。崔友义把望远镜放下说：“肯定是从北边打完仗退下来的败兵，一看就是往南边跑的。”

我爷爷疑惑地看着他，他把望远镜递给我爷爷：“秀廷，你眼神好，好好看看，他们走起路来毫无章法，懒懒散散的，那个领头的人都快走蛇形了。你再看中间那个高个子，连帽子都没有了，一看就是打了败仗的逃兵。”

我爷爷边看边点头，看了一会儿，我爷爷说：“是逃兵，错不了。”

崔友义接着说：“走，咱们下去，缴了那些人的枪。”

我爷爷一愣：“区长，咱们可就六个人啊，对方有二十多个呢，而且全都是正规军，跟还乡团不一样啊，咱们打不过他们啊。”

崔友义咬了咬牙：“肉到嘴边了，不吃就是傻子。再说了，有了这些装备，打还乡团不就小菜一碟了吗？听我的，我有办法，跟我走就行。”说完，崔友义小声在刘福兰耳边嘀咕了几句，刘福兰单独跑开了。

几个人抄小路来到了山下，一转眼就进了双山子的树林里。这时候，老刘也回来了，趴到崔友义身边，小声说：“行了，差不多了，不过我怕暴露了地点啊。”

崔友义问：“先别管这些，几个人？”

老刘回答：“一共五个人。他娘的，除了放牛的小孩能出来，其他人还乡团都不让出来了。”

崔友义点了点头。他让我爷爷去最前面的石头堆里趴着，命令道：“只要我一喊，秀廷就负责打掉领头人的那顶大盖帽。刘大喇叭，你把咱们的人分成两波，加上你找来的人，在双子山两侧埋伏着，听到枪响，就大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然后找两个人去山头摇树，动静越大越好。”

随后，我爷爷蹲在离路只有十几米远的石头堆里，眼睛顺着枪管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动也不动。

逃兵越来越近了，我爷爷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又近了一点，我爷爷能听见他们的喘息声了……敌人马上就要走到跟前了，我爷爷举着枪的手开始出汗。天空中，太阳越来越灿烂，敌人的头盔上反射的太阳光都打到周围的石头上了，也打在我爷爷的枪口上，我爷爷现在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冲到敌人面前。

突然，身后的崔友义大喊了一句“缴枪不杀”。此时，我爷爷开枪射击。子弹毫不犹豫地打在那个军官的帽檐上，那个厚重的军帽被一枪打飞了，滚了好远，滚到了路边的草丛里。紧接着，山上的人也跟着喊起来，瞬间，“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山谷。路上的敌人慌了，他们赶紧举起枪来，向四周努力地寻找，然而，山上突然躁动起来，树木也跟着动了起来，好像有无数人就要冲向山下一样。

这一枪把敌人打傻了，有的人手里的枪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垂了下来，最前面那个军官看着自己的帽子，一圈一圈地滚进草丛里，瞬间就崩溃了，把自己手里的枪往路边一扔，接着就蹲下来了。此刻，崔友义穿一件军上衣，扎一根牛皮带，提一把匣子枪，威风凛凛地喊道：“把子弹都退喽，把枪扔到一边，抱头蹲下来，否则，我们八路军就开枪。”

为了吓唬敌人，崔友义大声命令：“一排守着山头，二排下山收缴武器，三排原地伏击，凡是不听命令的，一律开枪击毙。”

敌人一五一十地照做了。刘大喇叭几个人迅速下山，崔友义和我爷爷也走过来，举着枪走到敌人跟前，等武器全收过来后，那个为首的军官不解地问：“长官，就你们几个？”

崔友义说：“还有呢。”他对着山头喊了一声：“都下来吧。”接着，山上下来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子，个个满头大汗，鞋上都是土，手里还拿着一把皮鞭和拾粪的铲子呢。原来为了造成人多的假象，老刘出去把附近放牛的小孩子叫了过来，让他们听见枪响就晃树，承诺给每个人一个大锅饼，外加二只猪前蹄。

国民党的士兵看见这个情况，都忍不住骂娘，为首的那个人说道：“原来不是解放军，是几个土八路啊。”可是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了，枪都被没收了，反抗等于是自寻死路。

经过询问，这帮人是国民党八十三师的兵，孟良崮战役时被打散了，他们逃离战场后顺着山路往徐州方向逃，没想到刚到诸满就被几个土八路俘虏了。

我爷爷拿起他们的枪，试了半天也没动静，走过来说道：“区长，这枪不能用了，肯定是被他们破坏了，肯定是他们不想给咱们用。”

崔友义一听，立马就生气了，脸色变得那个快啊，就像是提前准备好似的。他举起枪来，大声呵斥着：“你们这是故意破坏枪支，破坏我们的战利品，我现在就能崩了你们。”老刘在边上捂着嘴，差点就笑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士兵赶紧说：“不是坏了，不是坏了，这是美国产的冲锋枪，叫汤姆逊式冲锋枪，和普通枪不一样，我教给你们。”国民党士兵走上来，动了两下，立马就好了。我爷爷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崔友义也是一直憋着没笑出来。把枪都试完了，崔友义对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就是缴枪不杀，你们不是要去徐州城吗？你们走就行了，枪留下，其他都是你们的。你你你，不用解皮带，没人要你们的皮带……”正在解皮带的那个士兵马上就松手了，不自觉地笑着，看样子这家伙是被抓出经验了。

为首的那个军官却突然说：“老总，不行啊，枪给你们了，你们得给我们写个收据啊，我们回去好交差。再说了，前面再有老总这样的部队，再问我们要枪，我们还是过不去啊。”崔友义点了点头，让老刘拿出纸来，写了“枪已缴获，请放行”的话，然后拿出自己的私章，盖在最后面。此时，那个军官刚刚从草丛里，找出来被我爷爷一枪打掉的帽子，然后接过崔友义的字条，离开了，嘴里还不住地念着“诸满区长崔友义，诸满区长崔友义”。

等到国民党士兵上路了，老刘给了放牛的孩子一些买锅饼的钱，大家喜滋滋地抱着十几支美式枪跑到一个山沟沟里，装上子弹，往天上一放，“哒哒哒”，比自己手里的枪好上一百倍，几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正要回山上，崔友义想起个问题来：“不行啊，这么多枪咱们拿不了啊，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我爷爷说：“埋起来不就锈了？”

老刘说：“那可不行，咱们在这山上整天换地方的，又不能守着，万一下雨或者让动物给刨开了呢？再说了，这枪得包着油纸才能埋在地下，否则就锈坏了。”

崔友义点了点头：“要不放在梅子那里吧，让俺娘明天去街上买点油纸包。”

我爷爷一听就马上答应了：“好好好，去去去。”

老刘在边上笑着说：“还是忍不住了，想去看看媳妇吧？”

崔友义也跟着笑起来：“等你们以后结了婚，就知道了，哈哈。”

梅子住的庄子离诸满街不是很远，从双子山半天多就走到了。小庄子很穷，翻来覆去没有几户人家，鬼子在这里折腾了七八年，几户人家都搬走了，房子也一间一间地破败了，大老远看就和没有人住似的。小庄子紧挨着蒙山山脉，上山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只要站在自己家的房后的山头上，看见还乡团人过来，就有时间钻进大山里，进到大山里，基本就安全了。崔友义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可是费了不少的劲，原本想让区上有家室的人都在这里落脚的，到头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撤到滨海区，只有实在走不动路的老人、病人和孩子们留下来了，其实算到最后也就是崔友义一家人罢了。崔友义的母亲年纪大了，长途跋涉容易出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就麻烦了。梅子倒是可以去滨海，只是闺女太小了，老人需要照顾，路上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恐怕还得连累其他人。无奈之下，梅子和婆母一起留了下来，留在了这个大山掩护下的小村子里。

我爷爷说，其实如果有人仔细找的话谁都藏不住，毕竟诸满就那么大，说句实话，谁不认识谁啊，谁不知道谁啊。只不过当时的情况，只有本区的还乡团想要清剿区里的人，真正的国民党武装力量正在进行大的战役。还乡团们的目的、想法都很简单，谁分了他家的地，谁打了他家的人，谁拿了他家的东西，就必须拿回来，有仇的报仇罢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帮助和联系也很少——你村子里跑了人，凭什么要我去给你找？又不给房子不给地的。所以说，跑出魏老六的势力范围，梅子他们很大程度上变安全了。等到魏老六被崔友义和我爷爷砍死以后，他的部下就更不敢主动出击了，这么一来，崔友义对于梅子的安全才放了心。

白天不敢行动，到了晚上，崔友义和我爷爷等人才赶到梅子住的地方。我爷爷跑得快，走在前面探路，确定了没什么问题，我爷爷就踩着崔友义的肩翻墙进去了，从里面打开门，几个人才进了院子。老人、小孩都睡觉了，只有梅子还坐在小油灯下面缝补着。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梅子紧张地抓起身边的剪子，刚刚站起来，门就被从外面撬开了。我爷爷弯着腰进来，看见梅子的样子就笑了：“嫂子，最近练得不错啊。”

梅子看见了我爷爷，身体立马就放松了下去，问道：“你们咋来了？”没有等我爷爷回答，崔友义推门进来，进来就是一连串问题：“你怎么还不睡觉？咱娘呢？闺女呢？家里吃的还有吗？”

这回轮到梅子扑哧笑了：“你怎么这么多问题，慢慢说，也不怕噎着你，她们都睡了，我去给你们煮点饭吃。”

我爷爷突然从背后抽出一只野兔来：“今天我们来了，怎么也得开开荤啊。对了，区长，咱们把这些洋枪埋在哪里？”

“你带几个人上后山埋，别埋在家里，太明显了。”说完，崔友义就要往里屋去看闺女，被梅子一把拉住：“别惊着她，正睡得香呢。”崔友义这才坐下来，从边上的缸里舀出一瓢凉水来，咕噜噜地喝着。

梅子问他：“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来了？”崔友义把来龙去脉告诉了梅子：“……北边都打胜仗了，看这个样子，年底就能接你们回家了。”梅子眼睛里充满了兴奋，转眼间又暗灭了：“那倒是好，其实我和丫头都没事儿，就是咱娘受罪受大了，可能是让还乡团吓着了，晚上老是说胡话……”崔友义抓过梅子的手来，看着她，从她的眼睛看到丝丝缕缕的血丝。他心里明白，这个世界上受罪受得最多的是她，而自己最不能回报的人也是她……

兔子肉在锅里欢快地沸腾着。缴获的枪支被包裹得好好的埋到山上，老刘和老李躺在院子里闻着厨房里的香气，一个一个数着天上的星星。而我们那个有着父亲、丈夫、儿子、区长、共产党员、战士等等多重身份的男人，在一盏幽暗的煤油灯下，放下了一切包袱和担忧，安静地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安稳和坦然，而这种安静和坦然却像是被吹起的气泡一样，在黑暗的空中无助地游荡，随时都有突然爆裂的危险。所以，他们才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梦中享受这份安详与宁静。

陷入困境

我爷爷他们吃着野兔肉炖山菇，啃着诸满大锅饼，一个个吃得肚子溜圆。饭后，梅子烧了一锅开水，让这些满脚是泡的汉子烫烫脚。大伙在梅子的住处铺上草，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崔友义给娘磕了一个响头，趁着闺女还没醒亲了闺女一口，之后就带着我爷爷他们匆匆上路了。

北边刚刚打完大仗，国民党虽然损失了74师这张王牌部队，但几十万大军仍然盘踞在四周，大大小小的县城全被他们占了，诸满街上驻扎着大批国军。魏老六的村公所变成了国军的一个团部。我爷爷他们只能躲在山里。当时蒙山脚下的形势很不明朗，敌人会不会马上发动新的进攻，还乡团又会有什么新的动作？一切都没人知道，而一切又都迫在眉睫，任何情报都有可能救自己的命，任何情报也都有可能对前线的军队有利。崔友义他们的任务是弄清楚当地国军的人数、动向……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向前推进着。

有一次，崔友义带队去青驼寺搜集情报，刚进了杨家庄的地界，崔友义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以前，这大街小巷上巡逻的可是不少啊，为了避开巡逻的，我爷爷他们都走树林子，今天也不例外。可是今天从树林子往外看了一路，一个巡逻的人也没有。崔友义纳闷了，赶紧让大家停下，迅速隐蔽，让我爷爷到前面探探路。我爷爷猫着腰就跑出去了，跑了一会抬眼看，都看清楚村子围墙上的大字了，这一路上还是没有人，再往前走，发现村子门口隐隐约约站了两个人，脸对脸站着，看样子像是在站岗的，可这站岗放哨的人也太少了吧。我爷爷长了个心眼，他找了棵大树爬上去，拿着望远镜往村子里面看。还别说，村子里面还真热闹啊，还乡团的人都在村子里忙活着呢。一看那满眼的军装，我爷爷就明白了，得，这是国民党的军队来了，还乡团这帮孙子正孝敬他们呢。

崔友义心里不自觉地紧张起来：“果然不出所料，反攻的速度够快的啊，咱们不能往前走了，还得上山。”

就这样，我爷爷他们又准备回到山上，原本以为北边打了胜仗，我们的队伍会一路打过来，这样村子就安全了，没想到的是，国民党的反攻这么快。回山里的路上，能看见乱七八糟的脚印，还有炮车的车轱辘印，马蹄的印子也不少，看样子，部队是不少啊。走到另一个村庄的时候，一伙人围着一面墙看，墙上似乎还贴着什么，我爷爷猫着腰挤进去看了一眼，就赶紧跑回来了：“区长，区长，不好了，墙上贴着的是你的画像，下面还写有悬赏呢。”

崔友义咬咬牙：“他娘的，他们也学会张贴告示啦。”

我爷爷说：“不是还乡团，区长，下面署名是国民政府，还有，还有一个51师的署名。”

这下崔友义愣住了，政府可以理解，怎么军队也盯上自己了？按说军队是打大仗的，不会盯上小打小闹的武工队啊，按照以往的思维来说，“崔友义”这三个字，别看在还乡团里很响亮，可在国民党正规军眼里算是哪根葱？现在可倒好，告示都贴出来了。一定是出错了，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这件事得搞明白原因，正规军和还乡团可不是一个档次的，既然正规军铁心捉拿自己了，自己就必须知道是什么原因，稀里糊涂的话，一定死得很难看。

崔友义想来想去，没想过自己和这个51师有什么关系，突然，崔友义想起了什么：“秀廷，这个51师从哪里过来的？”

我爷爷想了想说：“好像是徐州那边。”

崔友义长叹了一口气：“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几个月前咱们缴了从孟良崮下来的那群人的枪，他们不是说去徐州的吗？”

我爷爷也明白过来了。

崔友义说：“咱们再也不能回以前的那片山里了，有粮食也不能回去，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崔友义分析得没错，没两天梅子捎来信，说村里来了一个国民党营长，带着一群兵，找崔区长单挑的。梅子转告崔友义，千万莫回家。

我爷爷说，从通缉令一出来，他们明显感觉到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大顶子山前出现了国民党主力，我爷爷他们一天到晚都小心翼翼地，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多亏了崔友义的精明和果断，考虑问题周全，否则的话，区里的这几十个人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恼人的是还乡团也趁机赶来，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山口，控制了我爷爷他们进出山的路。

一天，万泉庄的一个老党员以上山拾柴火为名，找到崔友义，告诉他村里发生的血案：诸满街上的秘密党员王进财，让还乡团抓住了，他们给老王放了“天花”（放天花就是把人放在一个深坑里，开始埋土，土越埋越多，人身上的血就往头上拥，这时候敌人就用刀砍开人的脑袋，血就像礼花一样喷射出来。）小北庄的候老四分了地主的三间房子，五亩地，他们就让他穷小子“翻身”了（把人扒光衣服，扔进滚开的大锅里，人随着开水不住地翻着身子。）邵庄的宋三让他们“扫八路毛”活生生给扫死了（把人的衣服扒光，用开水烫，人身上就长出许多水泡，他们就用扫帚扫。）

崔友义听着听着泪就下来了，这些人都是他秘密发展的党员或刻意培养的积极分子啊。尤其是王进财，那是他费了多少心思才发展的地下党员啊。王进财早在抗战时期就是汉奸队的小头目，硬是让崔友义给教育过来。这些年来，对区中队支持很大。可恶的还乡团！崔友义拍案而起。

听说这天晚上还乡团在同庄子杀人后喝酒助兴，崔友义决定下山。他要报仇。

多年后我爷爷回顾这次战斗时说，区长什么都想到了，独独没有想到王洪九的一个连夜里从青驼寺回花园庄，住在同庄，结果可想而知，要不是打着打着，天突然下起大雨，区中队一个也回不来了，是密密麻麻的雨救了他们的命。那天，区长是背着腿上流血的喇叭刘回来的……

一次，我爷爷在路边的石头缝里放哨，太阳从一开始就升得老高老高的，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爷爷待在石头缝里，既不敢动也不敢出来，浑身上下开始呼呼地出汗，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连石头都是热的。我爷爷感觉像是在一个小小的蒸笼里一样，又饿又渴。

就这么在石头缝里待了几个小时，我爷爷实在渴得受不了了。这条路是国民党军队驻扎地青驼镇，和生产瓜果蔬菜的诸满之间的必经道路，军队需要采购日常用品，诸满周边的菜农都推着小车往青驼送。小车上什么都有，小黄瓜，小萝卜，一个一个绿油油的，水灵灵的，在车上不住地向我爷爷招手呢。我爷爷边流着汗边看着那些小萝卜，不住地咽唾沫，等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我爷爷实在受不了了，就走出来了，向一个过路的老乡要了两个水萝卜。老乡一看从石头缝里出来一个湿漉漉的人，吓了一大跳。其实这件事本身也无所谓，不就是两个小萝卜吗，关键是我爷爷忽略了一点，他手里还拿着枪！

等到傍晚收队准备吃饭的时候，崔友义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例会，每个人都要说说，今天你干了什么，今天你有什么想法。轮到我爷爷发言的时候，我爷爷就说：“今天我实在渴极了，吃了两个水萝卜……”

还没等我爷爷说完，崔友义就跳了起来：“秀廷，你说啥，你吃了两个水萝卜？从哪里来的？”

我爷爷就老老实实把水萝卜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刚说完，崔友义就急急火火地对大家说：“把饭拿起来，边走边吃，赶紧撤，这地方不能呆了。”

我爷爷不解地站起来。崔友义沮丧地对我爷爷说：“秀廷啊，你粗心大意，你暴露了大家，咱们赶紧走吧，生死就听天由命了。”

自从被王洪九的连队包围后，崔区长彻底变了，变得小心翼翼了。

尽管大家都不愿意再折腾着到处跑了，好不容易找到个能睡觉、有饭吃的地方，谁都不愿意离开。不就是两个水萝卜吗？也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的，可是毕竟跟了崔友义七八年了，他的话大家即便是不相信也是一定要听的，况且，他的经验十有八九都能验证。就这样，大伙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

第二天一早，我爷爷就知道了，他们昨天住的那个庄子和那个小山头，后半夜都被国民党的一个主力营给围了起来，连一只鸟都飞不出来。

在那段时间里，这样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所有人都提心吊胆，每天晚上睡下去都不知道早上能不能醒来。敌人就像是一贴膏药一样，贴在他们的身上，撕不掉，躲不开。这些国民党算是跟区中队缠上了。连着半个多月，我爷爷他们没吃上一顿饱饭，没睡上一个好觉，大伙都是人困马乏的。他们实在是让国民党逼急了，还乡团围他们，他们可以反击，这是国民党大部队啊，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你躲都来不及，还反击个屁。

终于有一天，一脸胡须的崔友义坐下来对大家说：“这地方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整个分区的人不被打死也被困死。县委领导说，国民党大军都压在沂蒙山区，茅河以东的滨海区没有战事，现在，咱们分开行动，往滨海那边撤，撤到那边休整，休整好了再打回来。老李、秀廷和我先回去，带上我的家人。剩下的先往东边撤，过了茅河就安全了，我们会到茅河东找你们的……”

我爷爷说，那是他们第二次离开沂蒙山，是被人逼得走投无路了，那一次的突围，差一点要了每个人的命……

崔友义和我爷爷他们火速跑到梅子的小屋子里，一开门就急急火火地收拾东西，梅子坐在床头上还纳闷呢：“这是咋了，出啥事了？”

我爷爷边收拾东西边说：“嫂子，咱们让国民党给盯上了，这里是没法待了，得赶紧撤。”

梅子听了这话，啥也没说，也跟着收拾东西。收拾完了东西，几个人在大院子里集合。崔友义说：“我和秀廷一路走，认识我的人最多，危险大，谁都不能跟着我走;老李你带着梅子和孩子走一路，遇上还乡团或国民党，就说是你媳妇儿和孩子，明白了吗？”老李点了点头，崔友义走过去给母亲跪下来，磕了一个头，然后就让人带着老人离开了。崔友义又走到梅子跟前，轻轻地抱住梅子和孩子，孩子小，瞌睡多，当时还在梅子的怀里睡觉，崔友义上前亲了她一口。崔友义又想着去亲梅子一口，被梅子一把推开了：“你呀你呀，当爹了没正行，这么多人呢。”崔友义看看老李和我爷爷，自己也笑起来。梅子推开崔友义，和老李走了，临出门的那一刻，崔友义突然不自觉地喊了一句：“梅子！”

梅子回过头来，在淡淡的月光下微笑着回过头来，一头长发被轻轻地甩在空中，就像是初春的柳枝在风中荡漾。这回头一笑，仿佛几年前崔友义刚刚认识梅子的那个时候，当时阳光如沐，而如今星空烂漫。梅子的双臂紧紧地搂着孩子，笑着对崔友义说：“你还有事？”

崔友义也笑着对梅子说：“没事，叫叫你呗。”

梅子白了他一眼，转身要走，刚走了几步，崔友义又在背后喊：“梅子。”这一次我爷爷和老李都“扑哧”地笑了出来。梅子深深地看他一眼说：“你没完了啊。”

崔友义言语中透着深情，面对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说些什么，就这样呆呆地站着，似乎他想了很久，似乎又想了很短，可是却感觉如此的漫长，末了，崔友义嘴中仅仅憋出两个字来：“梅子！”

杀出重围

我爷爷说，那一次他们是过茅河。我爷爷所说的茅河就是现在临沂城东几十里外的沭河，沭河以东的地方就是共产党部队占领的滨海区，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1947年，滨海区是相对安全的，沂蒙山的大多数党员干部和军人家属，为了躲避国民党、还乡团的追杀，纷纷撤到滨海区。他们有的翻山过去，有的穿城过去，不管怎么走，都要过沂河和沭河（茅河）这两条大河的。

我爷爷和崔友义用了小半晚上的时间，才赶上了区里的人，这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看起来，有点阴天要下雨的意思。崔友义蹲在山沟里，留下一个人在山坳子上面放哨。

“区长，根据我们昨天的情报来看，咱们这次不能走大道了，每个村口都有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哨兵，大道上布满了还乡团的眼线，过茅河的路都被他们封死了。”

崔友义听完点了点头：“看来我猜得没错，我也给老李他们嘱咐了，现在咱们只能顺着小路使劲跑了。”

“说得没错，就得顺着小路使劲跑。你看这国民党一来，整个山道上都见不到还乡团的人了，反而比以前安全点。”我爷爷也在旁边接过话来：“对，只要咱们跑得过国民党的兵，咱们就是安全的。”崔友义叹了口气，他知道只要他们向东向茅河方向行动，就一定会被敌人发现，就得和追击的国民党士兵赛跑。和人赛跑对于崔友义他们来说并不害怕，这些年他们就没停过脚，先是让王洪九追着跑，后来让鬼子、汉奸撵着跑，让还乡团追着跑，如今又让国民党赶着跑。跑没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现在你不光要跑得过人，还要跑得过马，说不定还要跑得过汽车，这谁能做到啊？崔友义对大伙说：“咱们突围的计划就是这样，走小路，走汽车开不进去的小路，只要咱们跑得过敌人就安全了，过了茅河就是咱们的地盘了。秀廷，前面的村子怎么样？”

“区长，能进去。前面的村子老地主全家都死了，现在村子都是倾向咱们的穷苦人。”听完了这话，崔友义站起身子来，伸了伸懒腰：“走吧，去村子找点东西。吃完了，说不定就要开始跑了。”

几个人趁着天还没完全擦亮，慢慢地摸进村子，天空中开始下起零星的小雨，从前天中午开始，大伙就没吃饭，身体开始提出抗议了，每个人都在饥寒交迫中战战兢兢的，有人在背后还起着哄：“区长，进村子里咱们能不能找点好的吃啊，什么油面馍馍，猪肉炖粉条子啊……”一听这话，周围的人骚动了。

崔友义说：“得了吧，还猪肉呢，现在老乡家里哪里有猪肉啊？能弄点面、烙个油饼就不错了。不过，还真得吃点好的，这一路上可是……对了，秀廷，咱们不翻山的话，还要走多少里路啊？”我爷爷算了一下，自己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咱现在到茶山了，还有一百里地。白天咱们不敢走，晚上咱们可真得赶出一百里地来啊。”听了这话，后面的人也跟着唏嘘起来，崔友义自己也在嘀咕：“真得找点顶事的东西吃，这一天一夜也就吃这么一顿……”

到了村子里，大家四处找东西吃，村子里的人都想办法给大家凑东西，凑来凑去，还真凑起了几斤白面，一小块腊猪肉，还有豆角。看着桌子上的东西，大家都喜滋滋的。东西有了，那就赶紧生火做饭吧。

小雨下得越来越大了，这家人的柴火昨晚忘了盖起来，外头一圈的都淋湿了。烧完了放在底下的柴火，锅里的饼就能吃了，可是猪肉还没炖熟呢。我爷爷站起身子来，拿了两块饼往嘴里塞，边塞边说：“你们等着点，我出去找点干柴火，怎么也得把猪肉给炖熟了啊。”说完，我爷爷就往外走，崔友义在后面喊他：“靠着墙边走啊，天快亮了，以防万一。”我爷爷嗯了一声，三口两口就把手里的饼吞了个干净。我爷爷贴着墙边走，村子外面有柴火堆，估计那里的柴火还能用用。到了村子边上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前面有什么不对劲，刚才经过的几户人家已经开始起床了，前面的几户人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爷爷赶紧钻到一边的胡同里，从石头堆里爬上院墙，顺着屋檐往下看。大院子里都是国民党士兵，一个当官的正给他们布置什么事情呢。我爷爷赶紧溜下来，往回跑。推开大门，崔友义他们还正在有说有笑地吃着面饼呢，我爷爷低声叫道：“走走走，赶紧撤，东头进来国民党了。”大家一听，抓起饼、提起枪开始往门外跑。崔友义从包袱里拿出一身事先准备的国民党的军装来给我爷爷：“秀廷你赶紧换上，赶紧到村口那个山坳子上面去，监视着敌人的举动，假如敌人发现了我们，追赶时你就在背后开枪。我们先往东跑，等我们跑掉了你再想办法脱身。我给你说，你看到的绝对是敌人的先遣部队，估计驻扎在这附近的人数肯定不会少。”

我爷爷点了点头，换上衣服就从后墙翻了出去。刚跑了几步，后面就传来了枪声，原来崔友义他们已经遇上了敌人，只听见崔友义着急地喊着：“每个人都给我弯下腰使劲地跑，不准开火，”我爷爷顾不了那么多了，使劲往村外面跑。爬上了山坳子往下一看，好家伙，远处的庄稼地里都是人，我爷爷冲天开了一枪，敌人听到枪声，一个个都端着枪往这边来了，速度极快，像是涨潮时候的浪头一样呼呼地来。我爷爷回头看看崔友义他们跑的方向，一个人影都没有，就放心了。正准备下来，突然想起个事情来，对了，他现在身上还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呢。我爷爷又重新回到山上，心里琢磨着，这可麻烦了，不能穿着一身国民党的衣服在路上跑吧，我爷爷决定还是等等看看吧。

国民党军队都进村了，我爷爷才等来两个推着车的十几岁小孩子。我爷爷就在草丛里喊：“不许动，到路边蹲着。”两个小孩吓得赶紧放下车子到边上蹲着了。我爷爷走出来，上去一看，两个小孩子竟然是自己庄子里的人，也不知道这俩小孩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我爷爷正纳闷呢，还没等我爷爷开口，两个小孩子哭了起来：“叔，叔，秀廷叔，你咋又成了南边的了啊，你不是北边的人吗？你别当南边的啊，南边的没有好东西啊。”早在日本人占据诸满前，八路军就把王洪九赶到祊河以南，南边成了国民党的天下。

我爷爷哭笑不得：“我不是南边的，这是假装的，你们俩咋跑到这里来了？”

“叔，我们有个亲戚在那个村子里，我们来给他送花生种子呢。”两个小孩子指着自己的小车上说。我爷爷一看，车上放着两袋子干花生，我爷爷说：“你们别去了，前面的村子都被国民党还乡团的人占了，你们俩赶紧回去吧。”两个小孩子站起身子来就要走，我爷爷又说：“等会，等会，能不能借一件衣服给我穿上，我把这皮带送给你们。”说着，我爷爷举起了手中的皮带，两个小孩看见皮带脸都笑花了，连声答应着。

我爷爷把借来的衣服揣在怀里，准备赶紧去追赶崔友义他们，刚想走，村子里出来一队国民党士兵。这下子可坏了，要是往回走，敌人可是从村子里出来的，没看见自己从村子出来，还不得上来问自己;这要是往山上走，国民党士兵绝对追着上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要是站着不动呢，那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等着人家来问自己啊。我爷爷突然想起自己还穿着他们的服装呢，怕什么，他一点都没有迟疑，迎着敌人走过去了。这招还真管用，走过来的士兵连正眼都没有看我爷爷。可能他们以为我爷爷是通信兵吧，我爷爷就这么硬着头皮往村子里走，没想到这队人马这么长，走着走着，就到了村子，这下就真的走不掉了，因为村子里面的村民都被集中在乡场上了，国民党和还乡团都在周围。站在最前面的一个人说道：“你们村子里有共产党，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凡是担任过共产党职务的人，大到村里的会长，小到民兵，原本都该被枪毙的。现在，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你们站出来投案自首，国军就放过你们，不光是放过你们，还给你们一人一袋子小米回家吃……”说了半天，动员了半天，村子里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真的站出来了：“我姓金，当年干过农会长。”听了这话，我爷爷心里暗叫一声“坏了”，这村子要遭殃了。果不其然，姓金的老乡走在人群之中指认，十多个人被指了出来，幸好我爷爷穿一身国军服装，还乡团见了他点头哈腰呢。被指出来的这十几个人和老金一起站在最前排，刚刚站好，只见那个说话的国民党手一挥，还乡团的人冲上来，把十几个人都绑了起来。接着，人群中开始骚动了，老金开始不住地喊着，不住地申诉着，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时候，还乡团的人都让开了，在他们的后面早就挖了一个大大的深坑。老金一看见这个深坑就开始骂起了起来：“我操你妈的还乡团，你们他妈的还不如日本鬼子呢。老子当年就该一个不剩地杀了你们，你们给我等着，我死了变成鬼，也要回来找你们……”老金的声音越来越小了，他被推入了大坑里，开始盖上一层一层黄土。慢慢的，老金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和老金一起被活埋的还有一个民兵队长，接着，剩下的十个人被带走了，国民党和还乡团也走了，只剩下一个还没有盖满土的大坑和一群在哭泣的村民。我爷爷转身跑出了村子。后来他知道，被带走的十个人被抓了壮丁，有的在半年之后跑了回来，有的在一年之后跑了回来，有的一直也没有回来。而回来的人都不愿意提起去南方的经历，他们口中只会说四个字——生不如死。

我爷爷逃出国民党的视野，在树林子里换上借来的衣服，没命地往前跑，终于在魏庄追上了崔友义等人，原本想要把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崔友义，可是我爷爷发现根本就来不及，见了崔友义没来得及说话大家就跑起来。

跑着跑着，我爷爷觉得张着的嘴巴不听使唤了，开始往下流口水;崔友义把我爷爷背上的枪摘下来，挂在自己的肩上。

跑着跑着，我爷爷感觉不到风在吹，听不到背后的喊叫声，他只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着，只听见自己大口大口地喘气声了。

跑着跑着，我爷爷觉得脚也不听使唤了，脚上的鞋子好沉好沉，就对崔友义说：“区长，我得把鞋子扔了，我觉得我鞋子太沉了，坠得脚疼。”

崔友义说：“不能扔，扔了你到那边穿什么？来，脱下来给我。”我爷爷就把鞋子脱下来递给崔友义，继续跑。

跑着跑着，我爷爷觉得耳朵好沉，沉得来回地呼扇，我爷爷对崔友义说;“区长，我得把耳朵割了，太沉了，坠得我跑不动了。”

崔友义说：“耳朵得留着，你到了滨海那边用什么听？快到了，快到河边了。秀廷，我告诉你啊，滨海区靠着大海，白鳞鱼可香哩。”

跑着跑着，我爷爷扑通一声被绊倒在地上，一看，绊倒自己的是一棵麦子，在倒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爷爷听到了河水哗哗的声音……

我爷爷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滨海区里温暖的床上了，床啊，这是我爷爷一年来第一次睡床。周围一股子煮饭的香味。我爷爷想坐起来，却突然发现自己的下半身没有了知觉，我爷爷吓了一跳，刚开始不敢掀开被子，用手去慢慢地往下摸，发现两条腿还在，才松了口气。掀开被子，我爷爷的两条腿已经肿得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双腿之间连个缝隙都没有了，腿上的肉一按一个窝。我爷爷抬头看这间房间，一看就是老乡的房间，就自己一个人睡在屋子里，旁边的大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什么，我爷爷用鼻子一闻就知道，那是熬的麦仁饭，他的肚子瞬间就跟着叫唤起来。我爷爷大声喊了两句：“有人吗，有人吗？饿死我了。”

从屋外走进来一个老太太，一看见我爷爷就笑着问道：“醒了啊。”

我爷爷没有回答他，迫不及待地问：“我是怎么来的，我们区长呢？”

“你说背着你来的那个大高个子啊，人家没什么大事，就是脚受了点伤，在隔壁躺着呢，估计一两天就能下地了。唉，你呀，还是个孩子呢。”

我爷爷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满脑子都是麦仁饭了……

在床上躺了几天，我爷爷几乎和崔友义同时下了地。崔友义给我爷爷说，那天跑到河边，我爷爷被绊倒的时候，就有点神智不清了，崔友义就背着我爷爷趟过了河，河里的石头片子刺进了他的脚里头，他当时没有知觉，现在才感觉到疼痛。崔友义说，反正我爷爷就是不昏迷也得背着他过去，那河都快没到我爷爷的脖子了。我爷爷听完了就嘿嘿地笑，可是崔友义不笑，他一直盯着马路的远方，坐立不安，像是等待着什么。我爷爷也突然想起了什么：“老李他们还没来啊？”

崔友义说：“还没回来。”

我爷爷算了一下，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就是平常走路也该走来了：“按说应该到了啊，区长别担心，说不定是走错路了。”

“但愿吧，咱们刚来的时候，我就让这里的张区长派人出去打听了，到现在还没有回信，我怕……”说到这里，崔友义就不说话了，他从旁边摘下一节狗尾巴草，继续放在嘴里嚼着……

我爷爷和崔友义就这样在解放区里休养着，等待着，其他人也都分散到农户家里休养着。好消息不断地增多，解放军到处都在打胜仗。崔友义听了这些话，仅仅就是高兴那么一瞬间，完了又开始盯着远处看……

刚刚吃了午饭，我爷爷和崔友义坐在路边擦枪，这时候，远处传来一声呼喊：“老崔，老崔！”崔友义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张区长走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崔友义站起来，努力向那边看过去，但他的双腿像是灌满了铅一样，根本就动不了。此时的崔友义心里想了很多，多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了什么。我爷爷坐在路边上，看见崔友义的身体又开始打哆嗦，握紧的拳头也开始发抖，眼看着就要摔倒的样子。我爷爷赶紧站起来，伸手接住他，仿佛接住了一个无助的婴儿一般，婴儿的身体已经僵硬。我爷爷在那么多年的战斗中，看到的都是一个硬汉崔友义，从来没有见到他如此脆弱不堪。转过头去看，跟在张区长后面的人已经越来越近了，连我爷爷都能分得清楚张区长后面那个人是谁了。那个人是老李，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两个人，老李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老李也是拖着双腿一步步地挪过来的，挪到崔友义面前。崔友义希望老李可以做很多动作，他可以狠狠地拥抱自己，他可以和葛秀廷在一起闹。可是崔友义为老李设想的所有动作都没有出现，老李在走到崔友义面前的那一刻，眼圈已经通红通红了，眼泪顺着干涸的脸颊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老李抱着孩子只做了一个动作——他在崔友义面前慢慢地跪了下去。

此时的崔友义在我爷爷的怀中已经站不稳了，他的眼睛也开始变得很红很红，他还在幻想老李在他面前会说出什么。可是，他的眼泪就像是老李那样开始哗啦呼啦地往下淌，怎么也拦不住了……

因为老李只说了一句话：“区长，嫂子让还乡团给活埋了……”

阳光洒进农家院

我爷爷说，吃来吃去还是肉馅包子顶事儿，七八个大肉包子下肚，立时感觉浑身都是力量。吃完了包子，崔友义和我爷爷他们天黑过了茅河，向西向诸满方向一晚上突进了上百里地，天亮了，他们隐约可以看见一个村落了，走到跟前，一打听，这不是柳庄子吗？老李有个表姑奶奶在庄子里面住。几个人停下来，崔友义说：“咱们在庄子外面的山林里藏起来，等到晚上摸进去，把庄里的保公所给打下来。”

还乡团是一个组织纪律较差的队伍，那些地痞流氓、反动地主们一旦手里有了枪，就不晓得自己姓什么了。为了管理，还乡团头目就想出一个点子，他们的枪支弹药一般都不放在身上的，即便上村口查岗放哨的人也就一支枪配五发子弹罢了，所有的枪支弹药会被集中起来保管，一旦有情况，再去保管的地方领枪，一般存枪的地方就是村公所。听起来，村公所的这个名字很专业，说白了就是一个宽敞点的院子罢了，一般还乡团聚集的村子都有地主老财，地主的院落就成了还乡团的村公所。打下村公所，抢了敌人的武器，这个村子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这就是崔友义他们打还乡团的时候经常用的方法，当时区中队的力量比较薄弱，拼人拼抢都拼不过人家，只能拼脑子了。

下半夜，崔友义就带着人摸进了村子里。老李走在前面带路，黑暗中摸索了半天，来到一个小院前，老李示意大家在墙根里蹲下来，自己轻轻地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传出个老太太的声音来：“谁啊？这大半夜的……”老李小声地回应道：“姑奶奶，是我啊。”老人家嘟囔着打开门，一开门吓了一大跳，老李赶紧捂住姑奶奶的嘴，小声地对他嘀咕着什么，老人家点点头，崔友义带着大家进了院子。老李打发姑奶奶去堂屋，并小声对崔友义说：“区长，村公所就在村里的油坊那里，很好找。”崔友义点了点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说：“都弄好自己的家伙什，现在是他们睡得最死的时候，秀廷，在前面带路。”

几个人顺着墙根咬着杨树叶子，小心翼翼地摸到了油坊的边上，我爷爷踩着崔友义的肩膀爬上墙头往里看，发现里面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大院子里放着不少木箱子，屋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崔友义纳闷了，小声问道：“确定这里就是村公所？”老李打着保票让大家放心，我爷爷已经从里面打开了门，几个人小心地走到堂屋前，顺着窗户往里听，这下子几个人心里放心了，里面有鼾声呢。撬开门进去，里面的人还睡得正舒服呢，我爷爷一下子就按住那个人的头，并捂住嘴，那个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口中不住地发出呜呜的声音。我爷爷在他耳边说：“解放军，别出声，出声杀了你。”

此时，其他人已经把屋里所有能藏人的位置都找了个遍，结果什么都没找到。怪事，这么大一个村公所，这么大一个储藏武器的地方，怎么就一个人啊？过了一会，老李从院子里走进来，对崔友义说：“区长，这里是保管枪支的地方，但是枪支弹药都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没法用的破烂。”

崔友义示意我爷爷把人放开，我爷爷把刀子架在那人的脖子上，把人给放开了。那人倒是很听话，松开了之后也没动弹，也没叫唤。崔友义问他：“人呢？”

那人赶紧说道：“老总，昨天夜里就让国军给集合起来拉走了。”

“出去了多少人？带走了多少枪？”

“具体数我不知道，反正有枪的、打过仗的人都给拉走了，稍微好点的枪也被带走了。你看，要不是我瘸了腿，我也会被拉走啊……”

崔友义摆了摆手，我爷爷就把那人给绑上了，然后推到床底下，崔友义对大家说：“看来前线一定发生了大的战斗，不是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就是咱们的军队打回来了，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小心。”众人点了点头，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村子远处传来一阵枪响，仔细听，响声很远很远，隐隐约约的，一阵一阵的。崔友义赶紧招呼大家聚集在一起：“先撤出去，撤到大娘家藏起来，外面的情况咱们不知道，只有那里最安全了。”

一行人赶紧撤到了大娘的屋子里躲起来，不过这一晚上倒也没啥动静，等到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睡着了，门口却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所有人立马就精神了。大娘下了床，开开门站在门口问：“谁啊？有啥事啊？”

外面的人还在敲门，嘴里说道：“大娘，大娘，开开门吧，招呼村子里的人集合呢。”老李就纳闷了：“这是什么人啊，怎么还会叫大娘？”

崔友义踢了他一脚，说道：“你脑子成浆糊了吧，连日本鬼子都会叫大娘。咱们从后窗爬出去往山上跑，这里留下一个人断后。”

我爷爷说：“区长，我留下来吧，我身子小，出了什么事儿也好跑。”崔友义犹豫了一下，想来想去，也只有葛秀廷合适了，崔友义把自己的手枪递给我爷爷说：“秀廷，这把短枪给你，我们就在后山上藏着，脱身后上来找我们。”

我爷爷把自己的长枪交给区长，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等到崔友义他们都爬出后窗了，我爷爷才走过去，迎着阳光把门打开。开门的时候，我爷爷的手一直插在腰间里，随时准备把手枪抽出来。我爷爷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就愣住了，来的人背着长长的钢枪，穿着一身蓝灰色的衣服，脚上是黑色的粗布鞋，头上戴着蓝灰色的布帽子，上面钉着一个闪闪发亮的五角星。那个人站在早上的晨光底下，冲着我爷爷微笑，黑漆漆的脸上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那些牙齿上下动了一下，发出无比清澈的声音来：“老乡，去村口集合喽。”

我爷爷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不，不光是老乡，是同志，是同志，同志，你好……”

我爷爷说，在1947年6月末的那个早上，东边的太阳从山上露出整个笑脸，阳光顺着山坡一路一路地挥洒，照在整个村庄里，照在所有村里人的脸上。那是我爷爷大半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五角星的帽子，我爷爷还记得，那个五角星的帽子下面的笑脸，如此的稚嫩，如此的灿烂，嫩嫩的嘴角向上扬起，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那个早上，一夜都没有睡觉的我爷爷丝毫没有困意，没有感觉到一丁点的疲惫。他推开站在门口的解放军战士，迈开欢快的步子，撒开两只穿着破布鞋的大脚丫子，使劲地往山上跑。他跑过了村庄的街道，跑过了每一户开着的大门，跑过了一排排背着长枪的解放军。一个个年轻的战士疑惑地看着我爷爷，看着我爷爷开心地笑着往山上跑，像是在看一个疯子，一个如此开心的小疯子……

我爷爷跑上后山，冲着浓密的松林大声地呼喊着：“区长，区长，快出来吧，解放军打回来了，解放军打回来了！”

过了一会没动静，我爷爷又喊：“崔友义，老李，快出来吧，是解放军打回来了。”我爷爷就这么喊着，越喊声音越大，他的声音在山谷里不住地回荡着。

躲在树林里的崔友义听到了我爷爷的声音，没有丝毫的犹豫，站起身要出林子，却被后面的人一把拽了回来。“区长，不能出去啊，咱们不了解情况啊。”

“区长，你可别出去啊，万一葛秀廷叛变了呢？”

大家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拉着崔友义的腿不让他出去。无奈之下，崔友义把手里的钢枪拉上了栓，冲众人说道：“你们放开我吧，要不我开枪了。”大家这才停下手。崔友义一跳就跃出草丛，然后回头对大家说：“如果秀廷叛变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相信的人了！”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我爷爷……

我爷爷和崔友义在大山上紧紧拥抱后的第十天，也就是1947年的7月7日，解放军攻占了蒙山前最大的城市——费县城。灿烂的阳光从蒙山之巅向这片饱经风雨的土地铺天盖地地洒下来……

【链接】

1、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军将其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即集中重兵进攻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队用于山东解放区的兵力达24个师，60多个旅，总计60余万人，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4月初，国民党军队进入临沂地区，并沿线向蒙阴、泰安地区进犯。

2、还乡团是指国民党政府支持的以地主豪绅为基础的反动武装组织。因土改时期号召打土豪、分田地，很多土豪劣绅逃出家乡，随着内战爆发，这些人跟随国民党军队重新回到家乡，疯狂迫害老百姓和共产党人。临沂地区的还乡团总头目为王洪九。

3、1947年3月，费县党组织根据鲁南区党委的指示决定：县、区机关及乡、村干部、党员中，一部分被撤渤海区，一部分分散隐蔽，做到“既要坚持斗争，又要保存力量。”

4、渤海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六个战略区之一，也是首当其冲的战略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东至胶莱河，西抵津浦线，南跨胶济路，北止天津南，东北濒临渤海，版图面积最大时达54万平方公里，人口1114万，下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中心地域在现滨州市。

5、孟良崮战役发生于现费县北侧沂南县和蒙阴交界的孟良崮。1947年5月，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率领整编74师以及25师和83师，进军沂水。整编74师原为国民党军74军。该师全系美械装备，为甲种装备师，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是蒋介石指定的典范部队。5月13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将74师围在孟良崮附近，14日晚，全歼74师共计三万余人，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6、费县城战役发生于1947年7月1日—7日，解放军占领费县城。8月13日，国民党临沂专员兼费县县长王洪九趁解放军撤走再度占领费县城，9月28日，解放军再次攻占费县城。而针对费县城周边的敌人残余部队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48年的春天，这阶段被统称为费临边沿斗争阶段。直到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克郯城，王洪九逃奔台湾，蒙山县至此宣告全境解放。

附录——书中主要人物结局

“我爷爷”葛秀廷（1925年—）：费县六城镇古城里人，诸满区武工队员，新中国建立后在诸满大队担任书记员，直至退休，如今生活在临沂兰山区方城镇镇上，现年90岁。

“区长”崔友义（1917年—1992年）：诸满区武装力量的重要组织者，1947年7月之后，先后担任蒙山县仲里区区长、上冶区委副书记。建国后再婚。1952年到华东党校学习，后任上海海运局建设6号政委、上海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等职位。退休后崔友义一直生活在方城镇上。1992年4月，因病奔赴济南治疗，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享年75岁。

货郎王忠：郯城人，早起活跃在诸满一带的共产党员，是这一地区党的传播者，也是崔友义和我爷爷的启蒙人。后随大军南下，不知所终。

“大喇叭”刘福兰：蒙山前诸满街上的买卖人，抗日战争期间与日军打了数年没有负伤，却被还乡团打伤了。战后，回村务农。

“九爪龙”孙隆三：费县张庄乡白埠村人，蒙山前著名的反洋教英雄，因宰杀为虎作伥的洋教徒孙龙典而闻名蒙山前，是蒙山著名的抗日英雄，革命烈士。1942年牺牲在大青山下。

王保胜：费县仲村人（今属于平邑县）闯关东时不满日寇的行径，投奔抗联，因作战勇敢升任排长，抗联失败后只身返回故乡，在仲村组织抗日武装，成为费北行署大队主要的军事指挥官，带领大队坚守蒙山根据地，与日军苦战数年。曾做过115师主力连长。1945年升任鲁中军区独立营长，带领部队攻击日军新泰据点，负重伤，被担架队抬出战场，路遇日军增援部队，担架队员全部牺牲，王保胜在昏迷中被俘。受尽日军的折磨，致残。后被救出，评为特级残废军人。1970年4月6日病逝于自己的故乡，自发为其送葬的队伍长达数公里。

魏立久：费县梁丘人，家境富裕，有土地数亩，为抗击日救国，他三次去上海探求救国之策。抗战初期，变卖家产组织武装，是费县南部最早的共产党武装。1941年3月4日晚，他奉鲁南区党委之命，去岸堤抗大学习，入校途中在平邑的丘上村遇敌，中枪牺牲。时年38岁。

吴老爷：费县东流庄的地主，东流庄战斗的组织者指挥者。1939年1月，带领村办武装打响乡村民间抗战第一枪，史称东流庄战斗。此役，击毙日军78人，伪军20余人。日军用炮炸开围墙，村破，吴老爷等人力战而死。

“大老爷”王洪九（1906年—1979年）：原名王士范，山东省临沂市沙沟崖村人。曾任临沂地区专员，保安司令。在临沂城西一带拉队伍，抗战前占领诸满一带。被八路军山东纵队挤出蒙山，挤到祊河南。1946年他带领人马回到东蒙前，再度占据方镇诸满一带，与人民为敌，后被我军击败，解放战争后逃奔台湾，度过余生，再也没有踏上过临沂的土地，现其后代仍在台湾生活。2014年，沂蒙作家杨文学受中国作协委托，到台湾采访抗战老兵，在台北找到王洪九的外甥和侄子，他们说：王晚年信基督教，后因中风死于台北市。

魏老六：蒙山东麓魏家荒的大地主，日军占领诸满时，带着全家逃离到国统区，抗战胜利后返回诸满，后带领还乡团随王洪九再次还乡，是当地有名的还乡团头子，死在我爷爷他们的铡刀下。

刘桂堂（1892年—1943年）：字兴田，外号刘黑七，出生于费县南锅泉村（今属平邑县）。世居梁邱季作村，后迁居锅泉村。从小随母讨饭，长大后给地主放羊，练就了能走山路、投石百中的本领。1912年去青岛码头当装卸工。1915年，同夏兴德、季满、苏四等8人结为把兄弟（刘桂堂按年龄排行第七，其皮肤黝黑，故得“刘黑七”之诨号），到蒙山投奔土匪头子李堂刚，不久拐带枪支财物逃跑。又投奔刘天增部。后自成一部，旗号为“刘团”。

刘桂堂长相凶恶，心狠手毒，杀人成性，稍不顺从他便大开杀戒。1926年血洗白马峪，杀393人;1927年血洗南孝义，杀346人。同年还血洗莱芜红山寨，杀300人;1928年血洗大泗彦，杀947人。他为扩大队伍，特成立“火神连”，烧村庄后，逼青壮年随队伍吃饭，以扩大队伍。

邵子厚（1907年—1945年）：名敦德，字子厚，费县方城镇诸满村人。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临沂）。1937年任国民党诸满乡乡长。日军侵占临沂后，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退入蒙山，命令各区乡武装、民团联合抗日，任命邵子厚为独立第1团团长，后改为保安第6团团长。

1940年，日军“扫荡”沂蒙山区，张里元撤出费县，他的部队不愿离开家乡，未随张撤离。八路军山东纵队代表多次做他的工作，他接受八路军改编。10月，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任支队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出于自己的阶级本性，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共产党八路军要完了，应另找靠山。4月28日，趁政委朱则民去山东分局开会之机，以“移防”为名，欺骗士兵，绑架支队的八路军干部，连夜叛逃，投奔费县城日军，被日军编为伪费县警备第8大队，任大队长。后率伪保安大队驻诸满日军据点，并任伪诸满区区长。诸满日军被歼后，又逃回费县城。1945年8月，随日军逃至临沂，9月临沂解放，邵子厚被八路军俘获，公审后被枪决。

（注：本文单行本由泰山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周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