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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会计稳健性

2015-11-11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张宇杰

财会通讯 2015年24期
关键词:稳健性宏观经济微观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张宇杰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微观企业。行为这一话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作为企业外部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融资及会计政策选择,已有研究也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风险,减少了企业投资,使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流,那么宏观经济这一不确定性是否影响微观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呢?产权性质是否使企业的会计政策行为有所差异呢?已有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文献主要基于微观企业层面,如公司治理(Altamuro and Beatty,2010;Goh and Li,2011)、企业政治关联(杜兴强等,2009;陈艳艳等,2013)、债权人视角(Chen et al.,2010)。这些都肯定了微观因素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微观因素的实现环境,即微观因素需依赖于宏观环境。因而,从宏观经济环境入手研究会计稳健性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择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这一外生变量,考察微观企业在面临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时,如何选择会计政策,是更保守还是更激进,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面临这一外界环境时是否有所差异。本文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确定性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经济不确定性时其会计稳健性更差;采用Khan and Watts(2009)计算的基于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指标来检验政治不确定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论与前述一致,经济不确定性确实了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本文研究丰富扩展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可能的贡献是:本文拓展了会计稳健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已有关于会计稳健性的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自身特征入手,针对企业所处的外界环境是否以及如何企业会计政策则鲜有涉及,本文结合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将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推进至宏观层面,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层面理解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植于新兴市场加转轨时期的中国,外界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诚然不能忽视。一方面,政府作为资源分配的主体,掌握着信贷资源、财政资源等分配权,因而使其对辖区企业保持着高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依赖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辖区内的微观企业是辖区经济实现的基础,因而政府对辖区企业也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而,良好、稳定的政企、政商关系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双方的互利互惠。然而,政府官员任期考核的存在,使得地方面临着官员的升迁和更替,政治权力的转移意味着现有的社会网络将重新构建,使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新上任官员以及新任领导班子的偏好与上届政府领班子的差异、政府关系网络变动使政府相关政策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导致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领导班子的人事调整及权力结构变化使原有的政企、政商关系网络改变,对企业经营环境产生一定冲击。这些均说明政府官员更替导致的政治权力转移不仅将扰乱已有的政府内部关系网络,也将使政府与企业的政企、政商关系格局打破,从而使企业经营环境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官员个体间的差异,使得新任官员对其任期内的区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与上届政府产生差异(张军、高远,2007;王贤彬、徐现祥,2008)。受新官上任三把火及政治升迁的驱动,新任官员在任职初期会进行大规模的规划,以期在任期内获得较为满意的业绩。这将使官员采用有利于自身的规划,使得原有的政策很难得以延续,增加了政治权力转移年份的政策不确定性(王贤彬等,2009)。同时,由于官员更替导致原有的政企、政商关系网络被破坏,这种风险势必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在新兴市场的中国,政府无形之手的干预普遍存在(Fan et al.,2011),作为一种资源优势,企业通过政企、政商关系网络能够为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余明桂等,2010)、融资便利(余明桂、潘红波,2008)、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进入壁垒(罗党伦、刘晓龙,2009)等好处。政治权力的转移意味着现有的领导班子成员及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企业与政府的现有政企、政商关系被破坏、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优势,增加了企业的经济不确定性。宏观的经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微观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吸引上级政府的关注,企业会倾向于操纵业绩、包装自己,以期吸引新任领导的关注,从而在资源配置中获取更多优势,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甚至政治晋升动机。因而,经济不确定性时,企业有动机虚夸利润,延迟确认损失,致使企业的会计信息不稳健。这种会计信息的不稳健,有助于企业获得新任官员的关注,进而有助于高管打开“政商凯旋门”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1:

假设1:经济不确定性会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产权性质的差异导致政府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偏好及影响力不同。由于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为政府,在国有同源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对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同时,由于国有企业领导人面临着政治升迁的激励,其有动机为政治升迁而努力。当官员更替时,新的领导班子人事结构将重新组建,人事调到和权力结构出现一定的变化。由于现有的国有企业高管人事任免同政府官员一样,具有相同的政治晋升轨迹,同时,与一般党政干部相比,由于国有企业高管具备较强的技术背景和行业经验,更精通市场化运作,更懂得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这为国有企业高管进入党政机关担任要职提供了优势。因而,出于迎合新任官员,表现自己,国有企业会选择有利于夸大业绩的会计政策,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由于民营企业天然的劣势,使其更加注重与政府的政企关系网络。当官员更替时,民营企业原有的政企关系网络被打破,原有的融资便利、进入壁垒等好处因网络的重构而消失。为了避免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民营企业会采用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2:

假设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3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按如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由于财务报表编制规则与其他行业有所差异予以剔除;(2)剔除在此期间被ST、PT类的上市公司,这类公司由于其经营异常性,导致经营活动与正常公司有所偏差,故予以剔除;(3)剔除财务杠杆等异常样本;(4)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经过筛选,最终得到10135个有效样本。本文微观企业数据来自CSMAR及wind数据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来自www.PolicyUncertainty.com。最终控制人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数据处理采用Stata12.0。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会计稳健性的衡量。衡量会计稳健性最常用的模型为Basu模型(1997)。Basu模型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依据研究需要在模型中增添主要变量,以检验相关变量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采用Basu模型考察会计稳健性。

Basu模型中EPS为每股收益,Pi,t-1为年初股价,RET为考虑现金红利的年股票收益率,DR为哑变量,当RET<0时DR取值为1,否则为0。β2表示会计盈余对好消息的确认及时性;β2+β3表示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确认的及时性;β3表示与好消息相比,坏消息确认的增量反应。由于会计稳健性,会计盈余对于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更加及时,因此DR×RET的系数β3为正,说明企业更快地反映未实现的损失。为检验本文研究假设,在Basu模型基础上,增加经济不确定性变量,以检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2)经济不确定性的衡量。经济不确定性指标来自于Baker,Bloom,Davis和Wang开发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数自1995年1月起,已经更新至2015年2月,该指标反映了经济波动情况,已被Gulen和Ion(2012)、Pastor和Veronesi(2013)、王红建(2014)广泛应用于经济不确定性与风险溢价、企业投资、现金持有等研究,本文分别采用经济不确定性的均值、中位数作为经济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同时为了缩小方差分别用100标准化处理,虽然经济不确定指数反应了当期经济波动情况,考虑到经济不确定性波动的幅度,本文进一步采用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波动率来表示不确定性指数。

(3)模型设定。在Basu模型基础之上,我们构建模型(2)检验政治不确定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相对于Basu模型,我们增加了政治不确定性变量PU及PU与DR、RET的交互项,为检验不同产权性质,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我们采用模型(2)分样本检验,这样可以避免同时引入交互项导致的多重共线性。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为了形象的描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变化情况,我们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按月份进行描述性分析。由图1可知,2007-2013年我国宏观不确定性变化幅度较大,尤其在2008年、2012和201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在2007、2009和2010、2011年宏观经济波动相对较小。但整体而言,我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行为也将产生显著的影响。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可知,我国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均值为0.260,但不同公司间每股收益差异较大(最小值对数为-1.418、最大值对数为1.908)。年初开盘价均值为11.920元,最小值为2.200元,57.250元,说明我国资本市场股价整体不高。采用基于Khan and Watts(2009)计算的基于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指标C_SCORE均值为0.067,这一指标低于Khan and Watts(2009)采用美国数据计算的C_SCORE均值0.105,说明整体上我们的会计稳健性较美国公司较低。RET均值为0.255,但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差异较大,说明不同股票之间的回报率差异较大。

图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时间变化趋势图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二)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 表2报告了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回归结果。本文首先检验了Basu模型在我国资本市场的适用性,表2第(1)列列示Basu模型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RET系数为0.013,通过了5%水平显著性检验,交互项DR*RET系数为0.072,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财务报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稳健性。进一步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采用第一种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的方式发现,政治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并通过了5%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不确定性降低了会计稳健性。采用其他衡量经济不确定性后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依旧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在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时,会计稳健性较差,更不可能及时确认损失,经济不确定性降低了会计稳健性。可能的原因是,经济不确定性时未来的政策以及资源分配都充满众多不确定性,为了赢得上级政府的关注和亲睐、获取更多的资源优势,企业(高管)采取了激进的会计政策,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三)经济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会计稳健性 为考察经济不确定性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差异,本文采用模型(2)分样本进行回归。表3报告了经济不确定性、产权与会计稳健性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采用第一种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的方式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均显著负相关,并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相对来说,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时,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更差,两者系数差异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虽然经济不确定性时未来的政策以及资源分配都充满众多不确定性,但在国有同源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更多地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降低了其会计稳健性,以期获取更多的资源配置或政治资源。在基于父爱关怀的背景下,非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略占劣势,因而其降低会计稳健性的动机被弱化,从而导致两者在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时会计稳健性有所差异。采用其他衡量经济不确定性后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依旧显著负相关,且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相对更差,说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因经济不确定性衡量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

表2 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

表3 经济不确定性、产权与会计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单一模型衡量会计稳健性带来的误差,本文采用基于Khan and Watts(2009)计算的基于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指标来检验经济不确定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表4报告了经济不确定性与C_SCORE模型回归结果。由表4可知,经济不确定性与基于Khan and Watts(2009)计算的基于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指标负相关,但显著性有所降低,但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经济不确定性确实降低了会计稳健性。表5报告了经济不确定性、产权与C_SCORE模型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经济不确定性与基于Khan and Watts(2009)计算的基于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指标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依据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不在显著,这说明经济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影响较弱,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表4 经济不确定性与C_SCORE模型

表5 经济不确定性、产权与C_SCORE模型

五、结论

基于Baker等开发的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本文选取2007-2013年10135个样本检验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采用Basu模型(199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确定性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经济不确定性时其会计稳健性更差。采用基于Khan and Watts(2009)计算的基于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指标检验经济不确定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论与前述一致,经济不确定性确实了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本文研究丰富扩展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会计稳健性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企业应当提前做好相应的防御政策,提高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避免过多的依赖于外部环境,以期采取谨慎的会计政策,提高外部会计信息的决策效率。而作为外部的宏观经济环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因而,作为政府部门也应采取积极稳健的财政政府、产业政策、货币政策,避免过多的采取强刺激计划,使经济大幅波动。本文可能的不足是,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Baker等开发的指数是以月为统计单位,而本文在处理时虽然采取了年度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波动率,还采取了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中位数和均值来代替,而这一指标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未来可能考虑采取其他指标来衡量经济不确定性指数。

[1]陈艳艳、谭燕、谭劲松:《政治关联与会计稳健性》,《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1期。

[2]杜兴强、雷宇、郭剑花:《政治关联、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7期。

[3]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4]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5]王红建、李青原、邢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金融研究》2014年第9期。

[6]王贤彬、徐现祥:《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7]王贤彬、徐现祥、李郇:《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4期。

[8]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9]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10]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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