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克勤口述 王进宇整理

芦克勤

我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这个小村庄住着700多户人家，是冀中边区的东西联络地带。我家住在村南头的一个死胡同里，过往行人很少。我父亲支持抗日，当时党的地下军政人员就把我家选定为碰头议事的活动场所。

智端伪据点

1941年秋季的某一天中午，区委书记张瑞和其他14名同志正在我家议事。忽听街上人喊马嘶，原来是日伪军进村了，数十名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和伪军正在挨门逐户地搜查八路军。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硬拼是不行的。我说：“村子南头的地形我熟悉，我在前面带路，大家赶紧往村外转移吧。”我们翻越几座农家院，一口气跑到村南头芦苇荡内躲避。

躲过劫难后，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更加隐蔽的方法同敌人周旋，于是决议从我家挖一条通向村外芦苇荡的地道，若再遇上险情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脱离险境。这以后，渐渐发展成为户与户、村与村相通的地道来与敌人周旋，也就是日后人们所说的地道战。

1942年秋天，党组织赏识我对敌斗争中的勇气和谋略，决定任命我为徐水县第二区政府副组织委员兼民兵指导员、队长。日寇为阻止我方人员剪电话线、炸铁路，卡断我军政人员过往铁路的联络线，在徐水至固城火车站15里处的高林营村修建了一个据点，派出50多名伪军日夜把守。这个据点修得相当坚固，营地外挖了5米深6米宽的深沟，3.5米高的围墙，墙上还架着连飞鸟都难以闯进的铁丝网。用吊桥做通道，四周架着机枪，伪军日夜把守，易守难攻。为确保交通运输线的畅通，上级决定拔掉此据点。经反复研究认为必须智取。我受命和其他同志一道，分别去找伪军的亲属做工作，策反伪军做内应。我方打入敌据点内部的特工人员还说服了两名伪军哨兵，这两人答应在夜间换岗时以吸烟划火为信号，将壕沟上的吊桥放下，让我武装人员冲入。

按照事先定好的方案，县大队上百名武装人员一起，似天降神兵般冲进伪军住处，50多名伪军连裤子都未来得及穿就成了俘虏。

活捉鬼子兵

高林营炮楼被我们端掉后，激怒了徐水县城内的鬼子指挥部。没过几天，他们就派出数十名鬼子和伪军来到高林营，扬言要在原地把炮楼再盖起来，叫嚣要铲除我们。

面对凶残的敌人，上级下达命令，趁鬼子未站稳脚跟，尽快把他们消灭掉。为此，迅速调集了300多名县大队武工队员和民兵埋伏在高林营日伪军出操地附近。每天清晨，日伪军不带武器就列队走出大院进行操练。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提出的作战方案是：从县大队选出15名优秀射手组成突击组，并配两名神枪手，待敌人队伍走出大院后，神枪手就射击房顶上的鬼子哨兵，听到枪声，埋伏在大院外的突击组冲向大院，埋伏在练操场附近的队伍阻击出操的日伪军。我被编入突击组，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在大街上查看日伪军的动静。

次日天刚蒙蒙亮，日伪军就走出大院。鬼子兵用日语喊口令时声音很大，我方人员因不懂日语，突击排的同志误以为我突击组已进入大院打起来了，迅速出击，正巧与鬼子兵出操列队直面相撞。这队日伪军急忙进院回屋拿武器，房顶上的鬼子哨兵也卧倒向下扫射。枪声、喊声响成一片，敌伪军和我方人员你推我打乱成一团。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指挥部只好吹响了撤退号。这时我正抱住一名受伤的鬼子，凭着学过点武术又身强力壮，紧紧抓住鬼子兵像拉死狗一样地把他拉拽到村外。刚到一条壕沟边缘，一颗流弹突然打入我臀部，鲜血顺着大腿往下流。当时我一扣扳机就可以将他打死，但心想他已丧失了抵抗能力，打死不符合俘虏政策，所以强忍着疼痛，一飞脚将鬼子踹下沟内，我也顺势滚下两米来的深沟里，刚好沟内有其他战友的接应。后来我们将俘虏送到边区政府时，受到了表扬。领导说，活捉一个比打死好几个意义都大。

忍痛取弹头

撤出战场后，敌人打入我臀部的子弹留在体内。因流血疼痛，再也走不动了。战友们把我抬到距敌人据点较远的贾官营村，找了一位懂点医术的“土医生”。这位医生没有做过外科手术，也没有手术器械和麻醉药。难归难，这位好心的医生不忍我受苦，决心把我体内的弹头取出。没手术刀，他就拿起水果刀在火上烤烤，就在我伤口割肉剜取弹头。

弹头终于取出来了，但弹头贴肉处已经发炎化脓，急需消炎。村民又剪了一块白布，用开水烫一下，算是消了毒，用布条在伤口两端反复抽拉，硬是把血水、脓水和溃烂面抽拉干净。在这位好心村医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口很快愈合了。

回顾历史，我们绝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作为一名历史的见证者，能从战场上活下来，很知足，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福了。我从报纸了解到日本现政府歪曲历史的行为和不认罪的态度，让人十分生厌。我们活着的战争亲历者，有必要把那段历史说出来，让更多的后人知道，历史不容篡改。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历史不会以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