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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人性拷问和道德思量——评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

2015-11-09管兴平

长江丛刊 2015年1期
关键词:武昌方方克斯

管兴平

战争中的人性拷问和道德思量——评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

管兴平

管兴平(1969—),男,湖北潜江人。获得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为长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江苏社会科学》等发表论文40余篇。

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之前,方方发表了长篇小说《武昌城》。这部小说分为上部:攻城篇;下部:守城篇。时间从1926年夏天到1927年秋天(中秋节)。其中北伐军攻城、围城的将近四十天是重点表现的内容。攻城篇曾经在2006年作为一个中篇公开发表过。经过几年写作完成的这个长篇自然而然让我们将它和辛亥革命联系起来,还会让人想到由国共共同倡导的北伐历史。那么,这样的一部小说,在我们的期待之中,作家方方会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是还原历史,抒写真实?还是解读人生,表达个人感概?在读到这部小说之前,不由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作为身处新世纪的写作,方方面对的是商品化的社会潮流和消费社会的诸多征象:人们在面对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时的趋向于自己的一面,在遭遇道德困境时模糊道德观念,甚至表现出一种有意识的超越道德层面的意向,因此道德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是不存在的,或者被悬置了——一种有意识的视而不见。这种利己主义和道德模糊观念使得当前社会主流叙事表现出一种“超脱”、“自由”,还有所谓“正确”。这样的观念变化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就已出现,在最近一些年来显露出更加明显的征象。一些文学作品也刻意表现出“趣味”、“风度”,甚至不无极端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这样的社会潮流和写作环境下,方方的《武昌城》集中探讨人性和道德问题,同时也写出了不同于以上所说的几种个人的价值观念,其中有寻求个人圆满的,也有追求个人理想实现的,往往和当前现实相背离,表现出了一种价值回归的倾向,因而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动向。

小说中人物以学生和军人为主,加上逃难的和受围困留在城中的百姓,作家写出了多样的人性和心理。学生罗以南,因失恋而心情抑郁,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陈定一(革命者)头悬司门口,大受刺激,顿生出家念头。罗以南小时就与和尚结缘,他的人生信条往往趋于避世、消极的一面,这也决定了他参加革命的态度:随缘。梁文琪(改名叫梁克斯)遇上了要回乡的他,给他讲道理,说服他参加北伐军,他虽然听从了,也认真做事,但是他的内心有着许多的忧郁,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这一点,女护士张文秀说他是一个没有革命信仰的人,她认为罗以南可能会随时改变自己。因而在张文秀看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但是罗以南又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他听从自己的内心,他也明白是非曲直,明白事理,所以他要救出攻城失败被围困在城下的梁克斯。因此他会对莫正奇说:“我只想救梁克斯出来。因为他是一心想要拯救这个世界的人,而我却只想找个寺庙了却一生。所以,这世上更需要他活着,而非我。”(方方:《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6月北京第1版,第76页。下文未注明出处的亦系本版《武昌城》。)

在攻城和守城的背景下,罗以南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他的心早已出家。所以实际上,小说是以这样一位出家人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的,其中显示的文化意味是明显的。战争而有宗教的衬托,一方面显示了战争的残忍,一方面也显示了人生的虚幻和无力。作家本人的低沉情绪和悲悯心情也显露出来了。但是作家不仅将罗以南写成了一个追求自我完满的个人,他的游离于时代氛围之外,作家也提示了那个时代人的观念的多元,人生的多面呈现。这是一个积极进取和追求成功的时代,即使这样,罗以南依然还是一个失败、退守之人。虽然他遵守梁克斯的遗言,继续革命,但是世事变化还是没能让他坚持下去,对尘世无所依恋的他,最终还是要去追求个人修为、内心圆满。作家对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这是对个人的自我追求的一种肯定。在时代环境下,这种个人的自我追求与时代节奏是不合拍的,但是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罗以南的最后选择却是合理的,虽然不无悲凉色彩。

和罗以南的“佛”的被动、消极不同,生活在武昌城的美国人孟洋人的“主”却是主动、积极的。孟洋人冒着危险,为救全城百姓于水火,不惜舍命出城,他的行为显然是作家赞赏的。这也提示了在战争环境下出现的个人良知,在西方文化背景的衬托下,出现了对罗以南所接受的佛教的避世观念的怀疑。面对北伐军的浴血奋战,和北方军队的孤注一掷,尽管都是以军令的名义,但是老百姓却遭了殃。老百姓的遭遇和苦难是会拷问人性和良知的,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是当然的选择,而这个外国人做到了。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罗以南面对的人性拷问更为直接,是指向个人前途和自身价值的。他将避世的想法暂时抛开,去拯救梁克斯,这样同时也是拯救他自己。这是罗以南的心结,也是一个死结。虽然救人没有成功,但是他也努力过了。莫正奇也是因为此一心结而战死,罗以南想到这点时才会释然。

梁克斯攻城困在了城下,似乎救他只是亲人、兄弟的事,上级完全不管不顾,是官长缺乏人性吗?他们有许多不救人的理由。救人如果是上级命令,就缺少不了严肃与纪律,在“拯救大兵雷恩”故事中,救人主要是为了国家、为了母亲,救出他也是出于人道和命令。与这两者不同的是,《武昌城》中的救人更多是出自于良心、亲情、责任和兑现承诺,以及兄弟情谊。其中莫正奇的侠肝义胆,郭湘梅的救死扶伤、顶替爱人的赤诚之心,张文秀的救死扶伤的人道情怀,还有罗以南在这件事上的救世与退隐的交织心理,都指明了活着的意义所在。活着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小说通过罗以南面对他人的生死时的想法指明了一些道理。活着就要救世,这是梁克斯的想法,为了让这样的想法继续下去,一些人包括罗以南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面对众多生命的逝去,这个故事讲述了活着的意义。

梁克斯执意参加北伐军,一方面有表哥莫正奇的鼓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崇高的理想。他的参加北伐军,代表了一种力量,一种青春激情,一种正义之声,一种无尽的理想。在城墙下的困顿之中,他是这样想的:“我就是有这样一份胆量。这胆量来自我的理想。我愿意为我的理想毁灭我的肉身,燃烧我的灵魂,所以我不害怕。我梁克斯从来就是与他人不同的。”他的个人价值观与罗以南有着极大的不同。这个念着诗歌《女神》的年轻人,是受到了启蒙精神影响的一代新人,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结合国家民族情感,秉承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为国为民的道义情怀,虽然年轻,但是是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连罗以南这样的避世者都要去救他,可以想见社会对他的需要。他的参加革命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不同于张文秀的人道情怀,不同于众多士兵的温饱愿望。虽然如此,他的革命理想还是不完整的。比如他面见叶挺时,以谭嗣同、唐才常作为英雄榜样,并没有理解他们的变法与当前革命的不同。这是一个时代狂热激励下的年轻人,尽管有许多不够成熟的想法,但是他的革命激情激励着许多人。

方方在小说后记中说:“他们用自己的全部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让我们从此路过这里,心里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生命之上。”北伐战士的死被纳入了一种主流叙事之中,而小说内容又是与此有些相悖的。我们必须注意的历史事实是:北伐是国共两党共同发起参与的,其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设统一中国。并且,“国民政府在制定北伐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的过程中得到了苏联顾问的帮助。担任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协助制定了北伐作战计划。”“7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出师宣言,指出:‘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作者面对的是当前的主流的模糊历史叙事,她的取向因此不在历史真相,而是重在想象,表达出的性格、思想、行为都是有着极大的想象成分的。

在写到守城一方时,作家加入了更多的想象,而且对于失败心理有更多更详尽的展示,对于这种文化心理也进行了一些道德探索。面对北伐军的进攻态势,守城部队虽然依仗坚固城墙一时守住了,但是随后却陷入了困顿之中,最终还是不得不放下武器,沦为阶下囚。这是一干守城官兵的共同命运。但是军官马维甫在守城之前的败退之时和在守城的四十天中,却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他受尽折磨,最终从他守卫的宾阳门一跃而下。这是因为马维甫有他的宿命观,他身陷入一种道德的困境。

马维甫虽然身经百战,但是并无大将风度,是一个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的人。他同样是胸怀大志,和那些革命者的想法一样,他当兵也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他选错了路。在时代大变化和浩浩荡荡的革命风潮面前,他所投靠的军阀已经沦落为反动势力,大势已去。当汀泗桥战败时,对于好友袁宗春的中枪,他放弃了停下来救援,自此有了心理负担,背上了良心债。后来袁宗春妻子和儿女找来时,喜云母亲的激烈行为又让他“吓得浑身酥软”。面对北伐军方面的攻击,虽然交代士兵要坚守,他自己却对胜利充满怀疑。后来城中兵痞抢劫成风,老百姓饿死多半,面对学生的策反,他又犹豫不决。终于下决心打开城门,变化的武昌城却让他无法面对,不独是表妹的惨死,还有面对长官的愧疚,他也最终无法救出自己。作为军人他有着双重的责任,一面要执行长官命令,一面又要保护老百姓,他打开了城门,却顾此失彼,小说展示了他的身心憔悴,人格分裂。

在面对守城最高长官刘玉春的问询时,马维甫说了这样一番话:“就算今生今世被打上懦夫或者叛徒的印记,我也选择弃守。以我一己的遗臭万年,来拯救众生。个人名节被毁固然可惜,设若这毁灭能换取无数人的生命,便是值得。”(第197页)这一所谓“真善不示于人”其实是马维甫面临的道德困境。从马维甫个人而言,他所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两难,他作为军人的名节也毁掉了,但是他却拯救了老百姓。这也是一个顺应时势的选择。作为军人,拿着枪和对手干仗,他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敌人太强大,作为一个战败之人,他的失败心理一直笼罩于胸,拂之不去。退回武昌城后一段时间的反思让他意识到了己方出了大问题。而自己的同行在武昌城内所干的一切又让他由痛恨到麻木,他的正义感逐渐丧失。等到表妹被兵痞逼死,他才彻底醒悟,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他所爱的人已不在人世,虽然她并不完全爱他,但是他已万念俱灰。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无法解开心结。他所作出的决定只是关乎于他自己。

马维甫心理灰暗,一直有着隐隐不安,这就是他的宿命。他被命运所打击,最终无法承受,不愿再苟活人世。这是一个人面对失败时的反应。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失败而振作,全力与命运搏斗;有些人可能因为失败而放弃,从此心灰意冷;而马维甫终于无法从内心困境之中解脱出来,实在是他的命运悲剧。从这一点上来看,马维甫是软弱的,但是他的赴死的决绝,又显示出了他的心性的坚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战争中也有着无数的纳降者,马维甫的道德困境很能说明一类人的自我选择与决绝。

如果说攻城篇中更多的是拯救他人,那么守城篇中更多的就是拯救自己。但是在攻城篇中,军人莫正奇除了拯救他人同时也要拯救自己。莫正奇作为梁克斯的表哥,从乡下到广州参加了北伐军,要救民于水火,作战勇猛顽强,是叶挺手下的一员猛将。对敌人,他毫不留情,杀敌时干脆果断。但是在表弟梁克斯深陷宾阳门城下时,几次救援失败让他快疯掉。他的爱人因此而丧命,他的好朋友也为此而逝去。但是军令如山,他无法再去救表弟,他的痛苦也无法获得宣泄,终日的沉默在与敌作战时爆发,他因此而战死。莫正奇在面对军纪时的选择还是很富有人性的:罗以南去救梁克斯的同时,莫正奇也想到了自己一人去救表弟,即使叶挺团长曾经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制止。他终于在罗以南落入护城河后救起了他。罗以南救梁克斯是为了自己今后的命运,而且他觉得要让梁克斯这样一个具有救世热情的人活下来;莫正奇救梁克斯则是纯粹为了个人私情、亲情,不然他无以面对舅舅一家人,而且他的意识中也存在愧疚,因为是他写信给梁克斯才激起了他的革命热情,而这是使得梁克斯深陷城下的直接原因。这也是战争下的人性。

中外诸多战争文学已经让我们领略了多样的风采。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黑色幽默,但是主人公的最终逃离也使得人性得以展示;《战争与和平》的构思宏大,其中的宁静以及宗教情怀也显示出了富于深意的一面;《静静的顿河》中的民族情感,表现出的哥萨克的英勇与剽悍以及他们面对困境的命运;还有海明威的战争小说,一种简练的语言风格下,一种理想精神和情感的美好获得鲜活的展示。《武昌城》从北伐军进攻和包围武昌城这一角度切入,写出了正面的战争的悲壮场面,同时又深入到战争背后,写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生死爱欲。通过战争心理的展示,揭示了人性的深度,并进行了严厉的拷问。面对人物所遭遇的道德困境,他们的选择与决绝,进一步提示了事件背后的诸多复杂因素。小说中所展示的个人选择以及人物的价值观,还有面对道德困境的探讨,使得小说沉痛而悲凉。当然,方方的这部小说主要揭示普通军人和老百姓的行为心理,对主流历史叙事加以回避,不免使人有言而未尽之感,这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也是它的缺憾。

[1]方方:《后记》,《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6月北京第1版,第277页。

[2]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554-555页.

[3]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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