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杰明迪斯累利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首相之一，他的帝国政策对于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的世界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他的帝国政策是如何实现的，由他授权的殖民政府在世界各地包括埃及、南非、以及印度和阿富汗是如何与当地统治集团相处，又是如何防止其他帝国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的，我们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内在原因。而这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益的角逐掺杂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战前全球霸权争端的普遍特征，对于我们研究殖民地争夺对于大战有何催化作用，具有显著价值。

[关键词]迪斯累利；帝国政策；维多利亚时期；殖民地争端

迪斯累利和其麾下的保守党强调更加激进的帝国殖民政策，核心就是领土的扩张，希望英国在全球建立更加广大的有型帝国。可是当时的迪斯累利真正的想法却和他在水晶宫演讲上的激情豪迈相去甚远，在他的任期内并没有实施各种切实的计划和政策去追求帝国扩张。当然，他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帝国，但是他在决策上的黔驴技穷和甚至怀疑其成功的可能性来看，他的帝国理念很可能只是服务于国内现实政治的需要。准确的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对当时有利的任何政策。

在他执政时期，并没有对帝国政策作出太多的细节化指示，而是单一的将权利下放给了他的殖民大臣亨利·赫伯特（Earl Carnarvon）。并且在对外驻军和防御工事修建方面，迪斯累利并没有给在外的殖民地任何支持，这点倒像他的对手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作风。许多英国新近的殖民措施例如斐济殖民化，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殖民政府的巩固和扩张问题都是直接受命于亨利·赫伯特，迪斯累利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所以，我认为作为首相的迪斯累利关于他的帝国政策只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宣言。

一、苏伊士运河的争夺与英印帝国

1875年的埃及苏伊士运河所有权的争夺是迪斯累利少有由自己亲自运作的非欧陆性质的外交事件。苏伊士运河由法国人开凿，完成于1869年，联系着地中海到红海及印度洋的枢纽要道。值得注意的是运河的存在能让英国本土到印度的船只节省4周航行时间，运河本身的航运流量的45%来自于英国，且大部分运送的是军队和补给。可想而知，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是一脉相承的，失去了对运河的主导，作为英国核心利益的印度就成了断线风筝。可是在运河修建接近10年期间，法国人占有56%的股权，埃及总督占有44%。根据莫尼彭尼（W.F.Monypenny）和巴克尔（G.E.Buckle）的论述：“一条关乎英帝国命运的交通要道竟然受到外国统治者和公司的支配”。可想而知，运河所有权的获取成为了迪斯累利的施政重点，1874年他开始不计损失的想从法国人手上买回来，但是法国显然也不想失去运河，且法国民意也会阻止政府介入谈判。幸运的是1875年埃及出现财政危机给了迪斯累利一个突破口。因埃及总督肆意挥霍，他不得不再向法国政府举债，但显然法国人不愿借钱给他。这个时候迪斯累利乘机而入，绕过议会，迅速行动，直接通过埃及领事向埃及总督购买价值400万英镑的股权。从他给女王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本人和女王都对此行动非常满意，并且嘲笑法国政府的愚蠢，使埃及总督感到绝望，而不得不以极低价格出售给英国。

实际上，购买苏伊士运河不到一半的股权对运河本身的运营是相当有限的，运河的大部分股权仍然还在法国人手上，而且运河航运的管理又由国际协议决定。但迪斯累利还是强调了这些举措对巩固帝国完整性的重要意义，并称这会对运河的营运有着无穷影响。迪斯累利本人明白，此事只是巩固自己权力和声望的一部小插曲，是他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代表着他的外交政策走向，以谋求建立更强大的有型帝国。

迪斯累利购买运河股权是他完成巩固印度殖民地的第一步，而他的第二步，就是促使女王带上印度皇帝的王冠。这项举措是女王本人和迪斯累利一同促成的，但是没有迪斯累利的竭力奔走，想要仿效1858年英国正式宣布直接控制印度的方式来完成加冕，女王自己是难以实现这样的野心。

女王有如此野心，要追溯到1871年德意志统一，她的女儿维姬公主当时嫁给普鲁士王位继承人，并且使她可以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得到格莱斯顿的支持，使女王想法落空。在王位事宜上迪斯累利却乐意为女王效劳。事实上一开始迪斯累利并不想太早促成此事，但他很聪明，很擅长揣度维多利亚的心思，明白女王并不想等太久。恰逢此时威尔士王子成功完成了他的印度之旅，迪斯累利又像上一次苏伊士运河事务一样，善于借花献佛，顺势而为。他向女王说：“您完全可以按东方国家的意愿行事”。

“这一次加冕可以为您赢得各国的尊敬，政府将为您倾尽全力”。不久，保守党使《皇家头衔法案》（Royal Titles Bill）在1876年顺利通过，维多利亚正式成为印度皇帝。法案虽然通过，但是受到了自由党包括格莱斯顿的激烈抨击，他们认为这种加冕带有专制主义色彩，并且不符合在君主和独裁者相继陨落的全球大势下，认为这是一种逆流，不符合英国民主议会制的国情。但结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的价值选择来看，迪斯累利这一举措是利大于弊的，使英印第一次以统一帝国的形式出现，空前增强其纽带关系，不仅提高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声望，而且对俄国在南扩行动有明显威慑作用。

二、南非争端

迪斯累利首相任期后半段的南非政策多半是失败的，这得到了英国学界的公认，他在南非和阿富汗问题上卷入了不应该卷入的战争和混乱，使得政府和殖民地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正如约翰·劳尔（John Raul）说的一样：“迪斯累利没有证据想采取一种激进政策，他在殖民地方面还是出奇的谨慎，像一个纯正的自由党。可他的两位大臣却应该付有主要责任，成天打猎，喝酒，没有履行责任，而且刚愎自用”。迪斯累利极其信任他们，在大的政策方向支持他们，却不应该为其具体行动负责，这些具体的行动却带来了战祸和不必要的麻烦。

迪斯累利将殖民地管理的任何细节都交予殖民大臣亨利.赫伯特伯爵和他的继任者希克斯？比奇（HicksBeach）。赫伯特起初还是一个较有建树的官员，在许多问题上展示了他的远见，将斐济归化为英国殖民地，积极支持英国在埃及商业行动，增强各殖民地的军队部署和防事修建。但是南非问题上的草率，却让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并且变得更加积重难返。

南非国家组成非常的复杂，正是这种复杂让治理变得更加困难，该国有许多小而分散的移民者组成的群居集团，他们交错包围着几个比较大的本地非洲部落。赫伯特的政策正是需要联合这些分割势力组成一个如加拿大一样的邦联，由英国政府统一管理，迪斯累利对此也表示赞成。但是德兰士瓦（Transvaal）的情况非常焦灼，还处在比较低等农耕社会阶段，且贫困潦倒由布尔人（Boer）（荷兰移民）组成的本地居民想要脱离英国的统治，他们对待当地黑人部落非常残酷，种族矛盾如果一簇而发，很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战火将烧遍真个南非。赫伯特让这样的情况远离南非，决定采取比较激进的政策，将德兰士瓦变成自由州，置于殖民化管理。但当时的迪斯累利对此状况不太乐观，被近东问题困扰他分身乏术，难以亲自处理事件，他认为将德兰士瓦殖民化是具有地理上的必要性，但同时认为政策太过激进，但最后还是表示同意和支持。正如埃尔德里奇所言：“南非根本不具有一个成功的邦联体系建立的条件”。

为了实现他邦联计划，赫伯特安排当时的印度总督巴图·弗里尔（Sir Bartle Frere）爵士为为南非最高行政负责人，他于1877年到达南非，同时，英国代表团到达德兰士瓦宣布其正式收归为英国殖民地。布尔人显然对此单方面的宣布非常愤怒。本地的骚乱与日俱增，到了1880年，整个形势失去了控制，他们不再承认女王的权威和不再缴纳任何赋税。最后在第一次布尔战争时期，格莱斯顿宣布放弃不得不德兰士瓦殖民地。

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迪斯累利的殖民部门政策失误和弗里尔的刚愎自用有很大的关系。英国在该殖民地第一次战争并非对抗布尔人，而是本地祖尔人部落（Zulus），祖尔人是军事化部落，与布尔人长时间战争。但是英国如果介入该地区，意味着要与两方开战。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弗里尔并没有谨慎从事，谋定而后动，他想要立即实施其邦联计划，这样就把德兰士瓦推到了战争边缘。此时，近东危机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而迪斯累利本人却没有合理判断，支持了弗里尔的行动，导致了赫伯特的强烈反对，最后辞职。赫伯特的继任希克斯？比奇爵士没有让情况变好，反而因为他对南非事务的一无所知而使局势进一步失控。电报从南非到伦敦要16天，迪斯累利判断上收到时间和距离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回忆到：“协调不好的政府机构在通信缓慢的时代要管理所有国家高级官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就是神气活现出现在地方马上的总督”。（1）迪斯累利无法获取真实的情况，也没有制止弗里尔愚蠢的战争行为。弗里尔自信满满，绕过内阁，迅速对祖尔人采取了军事措施于1878年调遣军队进入德兰士瓦。弗里尔认为必须证明英国在该地区的绝对统治，11月向祖尔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撤出德兰士瓦，而且还荒谬的要求祖尔人改变他们的婚姻规则，实施一夫一妻制。通牒的最后期限是1879年1月9日，届时，弗里尔正式宣战。可以分析得出，弗里尔是要对此负全责，而伦敦方面却情有可原。但当时希克斯？比奇竟然表示乐观，他给予迪斯累利的信中反复强调虽然会有付出，但战争时间会很短，结果会很成功。

然而1879年1月22日，祖尔军队2万人摧毁了1200英军包括他们的营地，消息在二月到达伦敦引起了巨大的波荡，政府和人民的谴责让保守党备受煎熬，当时的政府财政枯竭，且迪斯累利健康情况日益恶化，他向女王说道：财政的尴尬使我们在各个殖民地寸步难行。当时政府和他本人的声望都跌人了最低点。这时的他已经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甚至不能招回弗里尔，他的决定变得无足轻重。内阁不得不暂代首相决策，弗里尔被训斥其不遵守命令，但他被允许留任。增援部队被派遣至德兰士瓦，祖尔人被迅速击垮。关于祖尔战争，迪斯累利有用人不查，监管不当的责任，他给了殖民部门太多的行动自由，而又没有对巴图·弗里尔进行有效钳制，导致了这一场代价高昂且不光彩的战争，军事上的初心大意使迪斯累利政府收到指责，直接导致1880年大选的失败，格莱斯顿重新夺回政权。

三、印阿边境问题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战败后，近东政策屡屡受挫，不得不把视线转移到中东，俄军相继占领了希瓦（Chiva）、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等地区，其边境线推到了阿富汗北部，阿富汗成为了一个与印度之间不太可靠的缓冲地区。而印度被迪斯累利认为是大英帝国的最核心利益，也是他整个首相任期内，所有外交政策的施政中心，无论是苏伊士运河股权的购买，英印帝国的设想，还是近东问题，其主旨都是保证英国对印度的绝对支配。

所以迪斯累利特别关注印阿边境地带的事务，尤其担忧俄国与埃米尔（Ameer）建立关系，继而最终控制阿富汗。这样危机的情况不可能使迪斯累利采取相对温和的措施，可是当时的边境政策还沿用着自由党格莱斯顿所拟定的，他们认为英国既要远离阿富汗，还有远离印阿边境的那些不可逾越的高山和好战的土著部落，而在印度河采取防御政策。约翰·劳尔称之为“高明的无所作为”。

可以想象，迪斯累利在世界的任何地区都收到了俄国的威胁，他是绝对不会采取这种消极政策的。他在1876年接受了不愿对阿富汗采取积极政策的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爵士（Sir Northbrook）的辞职，转而选择更有意愿和能力对抗俄国的利顿爵士（Lord Lytton），迪斯累利称赞他具有野心，想象力和荣誉感。并且认为他能够坚定不移的推行北进政策。

利顿就任后，其政策中心围绕着希望埃米尔接受英国军事顾问团前往印阿边境并且建立军事机构，来监视和管理俄国动向。而埃米尔将会获得英国的财政支持，如果阿富汗收到别国攻击，英国承诺进行保护。但这项政策很不成功，相反，引来了埃米尔的猜忌。他在1878年7月反客为主，接受了俄国军事使团，并让其驻守喀布尔（Kabul）。这促使利顿采取更加激进的回应，他告知埃米尔英国使团必须进驻，而且阿方需要立即解散俄国军事使团，而第二项被印度政府中反对他的保守派迅速否决。利顿前期政策基本以失败告终。

但迪斯累利依然支持利顿，在给英印政府秘书克兰布鲁克的信中写到：“我完全的支持，并且坚决反对保守政策”。（2）并在梅厄爵士（Lord Mayor）晚宴上表示：“印阿边境线不科学且充满危险。使敌国可以挑战我国在该地的统治”。不久之后，柏林会议召开，他在会议上希望俄国能够退出阿富汗，且执行会议条例放弃非法占有的中东地区领土。那么，俄国受到会议压力，也许会撤回在喀布尔的军事使团。但边境争端依旧存在，而且埃米尔政府采取了明显的亲俄政策。如果英国继续在中东采取激进政策，会不会使阿富汗变成第二个近东，迪斯累利认为英国必须在印阿问题上获得实质收获，但不能够触动俄国神经，而与其剑拔弩张。

1878年8月，外交部就避免与俄一战要求利顿向俄国呈送一份关于军事使团的抗议，而不做过多纠缠。但是利顿没有收到这份命令，或者他故意违反，计划强制让英国军事使团进入喀布尔。不久外交部又告知利顿，如果要进入阿富汗，只能停留在坎大哈（Kandahar），而不允许进入首都。可他再次违令，而是毅然将使团送往喀布尔。伦敦对此无能为力。起初，迪斯累利对利顿冒失的行动，并没有特别反对，但内阁对这次行动表示担忧，包括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使团很快在去喀布尔的路上被拦截下来，而被迫回到印阿边境地区，这次事件再次损害了英国的声望，迪斯累利面对内阁的压力，也对利顿做出了很严厉的批评：“我对现状不满意。没有什么需要商量的余地了，利顿必须对他不遵守伦敦的命令而负起责任”。（3）但是，迪斯累利想不到解决的方式，又没有替代利顿的人选，不得不继续支持他在印度的行动。利顿很快给予埃米尔最后通牒，要求他接受军事使团在喀布尔的永久驻留，但是埃米尔没有回应。

1878年11月，在各项外交协商不奏效的情况下，英国军队最终进攻阿富汗，埃米尔迅速战败，远逃土耳其斯坦并向俄国求救，但圣彼得堡方面认为事情已经木已成舟，并没有做出干预。埃米尔的儿子很快继位，接受了军事使团方案，并且承若采取亲英的外交政策。这看起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迪斯累利向维多利亚说道：“野蛮的方式，但非常奏效”。也称赞了利顿：“富有远见且能力出众，充分巩固了帝国边境的安全”。并向他的内阁要员们说：“边境安全的得到保证，我相信我们的帝国更加固若金汤”。但是，迪斯累利显然不了解阿富汗人，他们的排外主义很快让英国驻军付出了代价，1879年9月，阿富汗军队暴乱，屠杀了英国军事使团全员，英军节节败退，最后在坎大哈被包围，对于整个保守党和迪斯累利本人，这个结局都是羞辱性的，虽然英军在随后采取了报复行动，但阿富汗就此进入战争，而英国深陷其中。直到迪斯累利败选后，自由党采取了保守政策，军队最终撤回开伯尔山口，并承认阿富汗独立，中东事件才正式划上句号。

四、结论

迪斯累利外交思想所表现出的特质非常独特，并不能完全用外交术语或政治学原则来分析他的决策，因为他大多数想法都是突然产生的灵感，且他与对手正面交锋比较少，而更热衷于使用阴谋。他认为帝国应该加强中央集权，不是一味扩张或退缩，而是巩固现有成果，加强纽带关系，使殖民地的军队和资源归化于英国议会的统一管理。（4）19世纪中期帕默斯顿执政期间，他常常批评英国这种侵略性强，耗费大的扩张政策，但格莱斯顿上台后，他又厌烦自由党软弱的不干预政策。他认为自己伟大的二位前任都太过极端，并没有找到外交政策的平衡点。但当他于1874年接过大权后，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因素，难以实施任何切实的政策来改变外交现状，一方面军力的势单力微让迪斯累利在欧陆的话语权难以企及各大强权，在殖民外交政策上，迪斯累利是有部分责任的，他的确直接没有参与对于祖尔和阿富汗战争，但他指定的人却发动了这两起悲剧，而且给予了他们政策面的支持。他本可以挽回一些成果，但由于时间和距离的影响，也让他失去了对事件直接掌控。另一方面，国内正值议会改革，税务改革的重要时期，使得迪斯累利难以面面俱全，不得不在外交事务上做出让步。所以，他倾向于将殖民权力下放给他的大臣和地方总督，实施象征性的措施来挽回政治颜面。

参考文献：

[1]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2]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W. F. Monypenny、G. E.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John Murray， 1929

[4]Eldridge，CC：England Mission： the Imperial Idea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Disraeli， London：Macmillan， 1973

[5] Eldridge，CC：Disraeli and the Rise of the Imperialism， Wales：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6

[6]Clayden，PW：England under Lord Beconsfield：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Six Years from the end of 1873 to the beginning of 1880，Oxford，1954

[7]Graham.D.Goodlad：British foreign and imperial policy，1865-1919，London：Routkedge ，2000

[8] W. F. Monypenny、G. E.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John Murray， 1929，pp1296.

注释：

（1）W. F. Monypenny、G. E.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John Murray， 1929，pp748.

（2）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3）Eldridge，CC：England Mission： the Imperial Idea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Disraeli， London：Macmillan， 1973，pp148.

（4）约翰o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5）W. F. Monypenny、G. E.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John Murray， 1929，pp1295

（6）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7）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8）W. F. Monypenny、G. E.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John Murray， 1929，pp1251.

（9）Clayden，PW：England under Lord Beconsfield：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Six Years from the end of 1873 to the beginning of 1880，Oxford，1954，pp36.

（10）W. F. Monypenny、G. E.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John Murray， 1929，pp1253.

（11）W. F. Monypenny、G. E.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John Murray， 1929，pp1347.

（12）Eldridge，CC：Disraeli and the Rise of the Imperialism， Wales：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6，pp11.

作者简历：邹博，男，汉族，（1989-），湖北武汉人，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