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波 张国义

[摘 要]自古各地语音不统一的局面持续到了清末，终于国语运动兴起，意将统一国语。其间，一干知识分子组织国语研究会，致力于国语统一。在清末民初政府无暇顾及国语问题之时，其作为民间自发团体，扛起国语研究大旗，为后来的国语统一做出了贡献。国语研究会在国语运动中的表现是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间良性互动的范例，同时映射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治理状况。

[关键词]国语运动；国语研究会；语言文字改革；蔡元培

中国自秦大一统以来，虽已“书同文”，然并无类似于今天能通行全国的普通话。中国历史上虽有雅言、通语、官话等在不同的时代代行共同语的职能，但这些准共同语影响所及主要在官场和士人阶层，而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方言为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员、文化交流带来诸多不便。紧接着清末切音字运动等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展，以国语统一为职志的国语运动在中国兴起，其间，“国语研究会”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其在挑动舆论关注国语、研究国语读音、督促官方采取措施方面发挥了作用。回顾学界对于国语运动的相关研究，多有提及“国语研究会”，如王尔敏（1982）、黄晓蕾（2005）等，但几无深入展开，本文即从“国语研究会”的视角呈现中国近代国语运动，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化的多面向。

一、国语运动的潮起

语音统一为近代国家的一个表征，随着中西交流的日增近代化的开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国各地语音不统一是中国富强的障碍。当时的文字改良意见认为，为启迪民智，普及识字，要推广使用切音字，并统一国语（1）。清末，王照、劳乃宣等人联合名流，在北京发起“简字研究会”，“可以说是后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的先声”（2）。1910年清廷在预备立宪中，命各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清单》，在学部清单中明确表示预备于宣统八年即民国五年，全国教员需考问“官话”，师范与中学高小各项考试需增加“官话”一科（3），由官话普及进而统一国语的路线曙光初现，但历史出乎意料，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清末国语改革成为预备立宪计划书的陪葬品。

民国新立。1912年7月临时政府教育部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4），欲推行拼音，此教育部专门教育司设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5）。1913年2月至5月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制定《国音汇编》（5）但其并未得到真正推行，“读音统一会闭会之后，教育部因政局变动，总次长都换了人，把全案都搁在文书科的柜子里，任其鼠咬虫伤，没人过问了”（6）。当时舆论也不重视此事，“对于政府开读音统一会事颇不重视，除一班热心家发表自创的字母新字等专著外，批评的论文还很少”（7）。

二、国语研究会的创立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社会逐步关注国语问题，“大多数国民以不通文义之故，于国家政治绝无所知；一二人操纵之，虽有亡国败家之祸，弗能喻也……然共和回复之后，不图其本，一任大多数之国民聋盲如故，则民意二字，又为少数人僭夺”（8），有人再提“改国文科为国语科”，鼓吹“国语统一”。社会上亦有反对之声，林纾、胡玉缙即是极力反对国语革新的代表，胡玉缙与主张革新的黎锦熙、彭清鹏二人往返辩驳的文章共有十余篇，多登载于《北京日报》9。胡玉缙与黎锦熙、彭清鹏以《北京日报》为阵地的关于国语统一问题的论战，吸引了全国范围的注意。国语标准未可轻易定夺，必须要有相当的研究与讨论才可确立标准并推行全国，在围绕国语改革问题的争论中，一批人逐渐了形成了成立专门研究国语问题组织的共同意向：“各省来信赞成的共有二百余起，于是每省数人代表发起组织这个国语研究会。”（10）

1916年8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国语研究会由各省赞成国语统一之人士组织了起来。1917年2月29日，国语研究会发起人在北京宣武门外学界俱乐部召开第一次大会（11），讨论进行办法。会议议定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12），研究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会所设于北京（暂借北半截胡同旅京江苏学校为事务所）；会员为“凡赞成本会宗旨者由本会会员介绍得为本会会员”；研究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干事若干人，评议员若干人，由会员相互举荐；会务包括：“（甲）调查各省方言，（乙）选定标准语，（丙）编辑语法辞典等书，（丁）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戊）编辑国语杂志。”研究会的开办经费暂由发起人承担，常年经费由会员分担，每人年缴会费二元。

第一届国语研究会会员共86人，来自全国15省，其中江苏、直隶、浙江等省籍的会员人数较多（13）。会议选举蔡元培为正会长，张一■为副会长。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张一■曾任教育总长，时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除蔡元培、张一■之外，还有吴稚晖、梁启超等社会名流，王璞、朱文熊等切音字作者，会员涵盖政界、教育界、文化界等多个界别。国语研究会宗旨“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14）。1921年国语研究会由黎锦晖等成立上海支部（15），当时上海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设立上海支部，以便国语研究会书籍刊物出版的安排和接洽。1922年上海支部发行了会刊《国语月刊》，旨在“一方面可以求得国语的高等知识，一方面可以明白教学国语的精■方法，一方面又可以辅助国语教育的普及”（16），1922年2月由中华书局刊行了杂志第一期起至1924年发行三卷次，共十四期，蔡元培、吴稚晖、王璞、黎锦熙、钱玄同等常撰文发表于该杂志，各抒国语问题之己见。后上海支部将《国语月刊》交予北京国语研究会总部编辑（17），印刷发行归商务印书馆承办。

三、国语研究会的活动与成效

国语研究会会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国语研究会也主要依托大学活动。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中有钱玄同、胡适、沈尹默等国语研究会会员，北大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主要活跃区域之一。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1917年12月，黎锦熙、陈颂平、董茂堂等国语研究会成员，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朱希祖（朱希祖为1913年读音统一会浙江代表）等教授合作，在北大国史编纂处讨论国语统一事宜，欲以两年时间调查国语，三年时间编纂国语教科书，国语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席参与（18）。此时的国语研究会和不久后成立的上海支部，就如其成立之时的《简章》所言，重在专门的国语研究，以期为将来的国语标准作出专业的参考。其性质可以说是专门研究国语问题的学术团体，正如其宗旨所言“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其较少亲身参与国语普及的一线实践。

国语研究会一直较为注重借助使用其对于政府的影响力，以推动政府落实国语统一。在国语研究会成立的会议上拟定《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筹划了国语的研究和推广办法，会后，蔡元培呈国语研究会报教育部备案，教育部批第二十七号文批准国语研究会的成立，并且表示了支持。教育部批文中说道“我国幅员辽阔，语言歧异，苟非有一种标准语以谋统合，则文语悬殊，教育不易普及，方言隔阂”以至于“文化进步政治统一均多窒碍”，对国语研究会的成立表示“洵可嘉许”（19）。从1918年始，国语研究会会员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推广注音字母，在教育界的响应下，教育部于1918年颁布第七五号令通令全国使用注音字母（20），并于1920年在该套注音字母基础上出版颁行《国音字典》（21），该字典由吴稚晖主编，王璞、马裕藻、钱玄同、黎锦熙等国语研究会同人参与编辑，这本字典在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代替之前，全国标准读音就以此书为根据。黎锦熙认为1920年颁布的《国音字典》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捩的关键”，是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国语统一”者，是20世纪之前“历代政府”未曾具有的一个新观念（22）。至此中国在国家层面上确定了国家通用语言的标准音。

1919年国语研究会通过努力，按照其第一次大会《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所设定的，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附设于教育部作为国语研究的官方机构，筹备会取代国语研究会的主要职能，研究会会员大部也加入筹备会并且成为筹备会的领导与核心，以国语统一筹备会和国语研究会双重会员的身份，继续关注国语问题（23），同时推促政府参与。1920年1月教育部业已下令小学使用白话文教科书，但并未给出时间表，当时教科书采用审定制（民间自由编辑，送交教育部审定，审定通过后即可发行使用），所以实际上各小学仍旧使用着版本各异的文言教科书，欲使白话文教科书迅速而广泛地推行可谓阻力重重，教育部为“收言文一致之效”，在同年4月发布通告，按照情况分以5个月到两年为期限令全国小学停用文言教科书。此种“断然而激进的改革”背后，有国语研究会的力量在推动，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张继煦、师范教育第一科长张邦华、小学教育第三科长钱家治以及教育部参事室秘书处等部门干部，均为教育部该项改革主办者与参与者，均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24）。

国语研究会还参与了新文化运动。载于1916年《清华周刊》第77期的《国语研究会宣言》即已使用白话文体，在文前的“记者语”当中，清楚表明了国语研究会官方文章“是篇为国语研究会投登本刊者，以明其会宗旨，且文用白话，亦所以奖励国语统一之一道也欤。”（25）后在胡适的影响下，国语研究会同人也纷纷练习白话文写作，并率先应用白话文文章。胡适在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打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大纛（26），《新青年》的六员主力干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中，除陈、李二人外均为国语研究会会员。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就直言“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於世，则尽善尽美矣”（27）。国语研究会的《国语月刊》作为国语问题论战的主要阵地，除刊登国语研究文章之外，还涉猎白话文学、儿童文学等。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初衷是使国语统一摆脱困境，走上文言合一的坦途。”（28）

结语

清末民初政府权力相对“真空”，但是国家又面临国语问题这一亟待处置之近代化考题，国语研究会的成立与其后的努力，从民间社会层面为国家对国语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了铺垫式的准备，并推进了国语统一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是近代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范例，还映射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治理状态。

参考文献：

（1）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

（2）（3）（4）（5）（6）（7）（8）（9）（10）（11）（15）（20）（21）（24）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5、106、121、121、126、130、132、133、134、134、138、140、151、163页

12）国内大事记·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J].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

13）14）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J].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

16）国语月刊创刊号[J].国语月刊，1922年，第1卷，第1期

17）国语界消息[J].国语月刊，1922年，第1卷，第5期

18）国语讨论会纪事[J].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第24期

19）教育部第27号文[J].环球1917年第2卷第2期

22）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书[M].收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

23）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案三件[J].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4期

25）来件·国语研究会宣言[J].清华周刊，1916年，第77期

2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27）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号

28）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J]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