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霄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发表言论、影响时政。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独立评论》两位重要代表人物胡适与蒋廷黻在民主与独裁、如何看待中共这些问题上的歧异，揭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摇晃不定的尴尬处境。

[关键词]《独立评论》 ；民主与独裁；自由主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一份重要刊物，它产生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抒发政见、影响舆论的重要阵地。胡适与蒋廷黻与这一刊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胡适提出以“《独立评论》”作为刊名，并在三人编辑委员会中负总责，撰稿达123篇，居《独立评论》同人第一位，并为基金捐款360元，他曾经回忆说“《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蒋廷黻则是首先提倡创办一份刊物来向社会发表议论的人，他担任编委职务，为《独立评论》撰稿56篇，居第三位，捐款240元，蒋廷黻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独立评论》就当时人普遍关注的国内外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在知识分子间引起过许多有价值的争论。《独立评论》同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和而不同、充分尊重个人选择，也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观念上的分歧，其中尤以胡适与蒋廷黻之间的比较最为典型。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与蒋廷黻的分歧集中体现在民主与独裁问题的论争上，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从根本上是围绕如何实现“统一”“建国”、进而推进现代化而展开的。蒋廷黻主张独裁，是以他的武力统一论作为基础的。早在1926年，蒋廷黻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统一方法论的讨论》一文，指出辛亥以来中国存在三种统一的方案：“已试验过的依靠军阀打倒其他军阀的‘武力统一”“计划而未试验的国民会议统一”以及新近提出的“少数党专制统一”。在否定了后两种方案以后，蒋廷黻对武力统一进行了拓展，提出“广义的武力统一”观：“武力统一实际上是政策的利器：政策可比主人，武力可比仆役；仆役功效一半在于他的技术，一半在于主人使用之得法不得法”。到了《独立评论》时期，以福建事变为契机，蒋廷黻一面力斥革命之非：“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一面反对用政治手段、制度方式实现统一：“因为没有认识，所以我们才高谈，畅谈，专谈西洋的自由主义及代表制度，共产主义及党治制度，而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西洋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截然是两件事。”而极力主张以个人的大专制取消小专制、由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军阀的新式独裁。与此相对应的，胡适则对武力统一论断然予以否定，他抓住蒋“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的观点，举出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月削平桂系，六个月打倒阎冯而依然无法使中国归于统一的例证，认为中国不统一的问题原因既不出在军阀，自然也就无法用武力解决。胡适指出：“总而言之，武力统一的困难，依我们三个人这回讨论的结果，至少有三点：第一是中国今日的‘意态不容许。（看第八十五号）第二是中国今日的‘物质状况不容许。（看第八十五号）第三是中国今日还没有具备那些‘必须条件的领袖。”随后他表明自己的“统一方案”：“我所设想的统一方法，简单说来，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胡适这里所谓的培养公忠的政治制度，自然是他一直以来心向往之的民主宪政。

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与独裁问题上的分歧相联系，胡适与蒋廷黻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也流露出某种微妙的差异。胡适在与丁文江联合发表的一篇时评《所谓剿匪问题》中，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的政党，而不是寻常所谓的匪徒：“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共产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胡适将中国为共产革命而死的青年，与为排满革命、国民革命、抗日卫国而牺牲的志士并列，认为他们都体现了崇高的精神人格、坚强的民族自信心，这种观点暗藏着对于激进主义、暴力革命存在合理性的承认，对于一向主张渐进改良道路的胡适来说，非常少见。而与胡适正相对立的，蒋廷黻则认为，“一国之内当然不能有两个不相统属的政府”，先剿匪，后抗日，是政府当局理应采取的当然步骤。这与当时蒋介石集团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在朝而一在野，颇收遥相呼应之效。在《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一文中，蒋以明朝末年内困于李自成农民战争，外有满洲的威胁，终于亡国的历史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更是站在民族危亡的高度对共产党的活动予以否定。由于受到自身联俄制日外交思想的制约，蒋廷黻并没有在共产党的所谓赤化问题上做文章，而是一方面极力将苏联与中共区分开来：“无论如何，赤区的经济制度与俄国的经济制度不同。在赤区内，土地革命的结果产生了无数的小地主，实行了耕者有其地。俄国所实行的是集耕制度，不是分耕制度。共党在江西不但没有实行集耕，并把所有提倡集耕者看作过激分子，捣乱分子，反革命。”由此推论中共的革命运动更接近于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而非俄国革命。另一方面又将主义与事实分离，认为共产主义与民权思想同是由西洋输入，“从理论上说起来，至少我个人承认这些新主义是极美的。问题是这些新主义与我们这个旧社会合适不合适。”蒋廷黻显然是以实用的尺度来衡量共产主义，得出这一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总地说起来，在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上，胡适更多地表现出宽容的倾向，而蒋廷黻则相对较为严厉。

胡适与蒋廷黻同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曾经留学美国，受到过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深厚的熏陶，回国后又都在高等学府从事教学工作，然而同时，在胡蒋二人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中，潜藏着某些同中之异，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认知，导致了在民主与独裁、对于中共态度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胡适于1910—1917年间在美国留学，由于他是通过考试取得“庚款留学生”的资格而出国的，赴美后又得到中产阶级背景的基督教家庭的盛情招待，这样的条件足以使其衣食无忧、优游卒岁，接触到的多是美国社会的光明面，对于美国文明也怀抱着更多的依恋与温情。因此，胡适对美国社会生态的多样与复杂、权力世界的残酷斗争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亦有着盲目乐观与信赖的趋向。与胡适兼有师友之谊的唐德刚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这一批“全是中国士大夫阶级里少爷小姐出身的”留学生在美国，并不关注当时甚嚣尘上的排华声浪，而是“钻进美国WASP的社会（新英格兰和纽约郊区的白色新教徒中产阶级）里”，在“心理上、生活上，真是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而蒋廷黻在1912—1923年留学期间，由于不是庚款留学生，除获得部分资助外，大部分时间半工半读，其间还曾经赴法国工读助学一年。这一过程不仅使得他“身体健壮，意志坚强”，而且使他得以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特别是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深知美国人的性格与习惯”，对于自由主义有着独特的认知。蒋廷黻在谈到自己与胡适的分歧时，曾经指出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并且特别强调“胡适几乎是忽略了经济问题。对我来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即刻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

胡蒋二人选取的政治参与方式也助长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除了努力于学业之外，对课外活动、政治集会也非常热心。在1916年的日记中他曾经写道：“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回国后曾多次放弃进入政府做官的机会，他认为：“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联系胡适在由农学转修哲学时“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以及他晚年“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预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样的自白，不难看出，胡适所取的政治参与方式是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站在政治之外，直言傥论，尽到对社会的责任。而蒋廷黻的态度则颇有异于此，他在留美期间，为了求得“对政治有最佳、最正确、最深入的了解”，先后多次改换专业，先是指望成为一个可以左右政治的报界大亨，而进入哥大新闻学院，其后觉得新闻人员对政治的了解终究是非常肤浅的，因而打算攻读政治科学，后来又考虑到政治科学讲的是抽象的理论与计划，而政治家却不会为这些固定的原则所限定的，要想获得实际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由此又专攻历史。回国后蒋也没有像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那样为了保持人格独立、避免攀龙附凤之嫌而刻意与政治拉开距离，而是强调“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清高”。无疑，他更加倾心于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道路，最终也如愿以偿借着特殊的机遇踏入仕途，出任国民政府的要职，成为民国时代学者从政中最成功的一个。

通过考察《独立评论》时期胡适与蒋廷黻思想观念差异的具体内容，追溯前“《独立评论》”时期胡蒋二人生活与教育的区别，以及比较“后《独立评论》”时期他们一在野、一从政的不同选择，不难清理出这样的思想线索：胡适在美国期间接触的多是以中产阶级美好生活为代表的社会政治的光明面，在政治参与上取局外旁观的态度，更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风范，对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也怀抱着更多的坚持，对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异见势力更为宽容；蒋廷黻由于较为深入地了解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情，对民主制度存在的缺陷认识非常清醒，在政治参与上深入局内，体会到权力世界的种种秘辛，在民主与独裁的问题上更加务实，而对共产党、地方军阀一类的在他看来的破坏统一的势力，态度更加严厉急峻。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胡适与蒋廷黻之间的歧异甚至于论争，既不意味着两人私交的破裂，也不能代表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分裂。蒋廷黻晚年谈到胡适时表示：“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民主政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而胡适在蒋廷黻弃学从政时也以已故去的丁文江“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的诗句相赠，以示勉励。胡蒋之间的相互理解，既来源于自由主义容忍差异、和而不同的品性，又是对这一品性的最好诠释。他们之间的歧异，却又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中国自由主义无可奈何、左右摇摆的尴尬处境。这正如格里德所说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全集》（19），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