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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视野下晚明城市生活方式及民风的变迁

2015-11-07原可心

黑龙江史志 2015年5期
关键词:民风变迁

原可心

[摘 要]小说是历史,也是百姓生活史,三言二拍等小说便是人们了解晚明社会变迁最生动的读本。因此本文从三言二拍入手,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切入点研究晚明社会。

[关键词]三言二拍;晚明;城市生活方式;民风;变迁

晚明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是纷繁复杂的。当时涌现出了一批经典的小说,如:《金瓶梅》,“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并且,小说是历史,也是百姓生活史,它生动细腻的记录着百姓的喜怒哀乐、吃穿用住等生活状态。从“三言二拍”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明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

一、三言二拍中城市生活方式及民风变迁的表现

(一)衣——服饰演变

从洪武元年到永乐年间,明朝统治者确定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服饰制度,此后,这套服饰制度基本上得到了执行。从成化后期开始,人们开始不断地违反服饰禁令,而这时明朝陷于内忧外患中,无力再与不可阻挡的潮流作无谓的抗拒,这种僭礼越制行为演变成“人不以为异”的社会风尚。这在“三言二拍”中都有体现。

就以头饰为例,明初在庶民服饰的规制中有明显的重农抑商的影子,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商贾止衣绢、布。然“祖宗之制”的遵循时间并不长,嘉靖、隆庆以后,其貌渐变,商人的头饰呈现出了风尚的变化。徽商吴朝奉“头带一项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密腊金儿。”我们能够从对吴朝奉的描写中看到,他头饰的材质、款式、颜色都非常精细、讲究。

人们对穿着不再有任何顾忌,僭越与追求奢华之风气也就迅速扩散开来:服饰的材质由原来的低廉朴素变为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一变为明亮鲜艳;式样由整齐呆板变为新奇复杂,令人不无感叹。

(二)食——饮食演变

明代的饮食习俗,以嘉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嘉靖以前,明王朝礼制的严格规定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日常饮食、饮宴都严格遵循其要求,因此很少出现违礼僭越之事。如浙江宁波,“宾至则 蔬饮粝以为饷”,江苏兴化“酒席先年尚简,物薄情真”,各地大抵如此。但到了嘉靖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饮食习俗也相应发生很大改变,各阶层在饮宴生活中的违礼越制行为更为严重,并且使饮食消费中出现的奢华成为晚明奢侈风气中的一大特色。

酒楼发达。在明代的饮食文化中,官民士庶于酒楼进行的饮酒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均与平日的饮食习尚有别,蕴含特殊含义。晚明不仅讲究饮茶的场所,而且讲究待客之道。《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所描写的杭州丰乐楼,在酒楼待客之俗方面就具有代表性:

俞良当下一径走出涌金门外西湖边……拣一个临湖傍槛的阁儿坐下……酒保只当是个好客,折莫甚新鲜果品,可口肴馔、海鲜、案酒之类铺排面前,般般都有。将一个银酒虹盛了雨角酒,安一把杓儿……

(三)住——居所演变

明初对官员、百姓以及寺观庵院房屋的规模及式样做了详细的限制,这些限制比以往任何—个朝代都要严格。对官员的住房要求较为严格,但对一般老百姓的住房,明政府相应的规定就较为简单,主要是限制其房屋的间数,房梁的袈数及屋内的装饰。

在明初强权约束下,房屋庐舍一直保持着朴实无华、恪守制度的淳厚习俗。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力量的壮大,浮靡之风的蔓延,金钱崇拜的冲击,人们对那些措词峻切的法律条文越来越抱着藐视的态度,从而形成了与前期迥然不同的居室文化氛围。

大约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种异动倾向,房舍的奢侈僭越之风到嘉靖以后更炽,如凌 初在描写某商人的房室时写道:“正是闹市中间,一所好大房子。门前正中是个铺子。傍有一弄,走进转个弯,是两扇大石板门,门内大天井,上面一所大厅……堂旁有两楹侧屋,屋内三面有橱,橱内都是绫罗各色缎匹。以后内房楼房甚多。文若虚暗道:‘得此为居住,王侯之家不过如此矣。”可见这房舍的主人,在居室上已超过了朝廷规定的一二品高级官僚的标准。

又如冯梦龙描写当地名妓谢玉英的住处,摆设精致:“明窗净几,竹榻茶垆。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 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共玩览,一枰棋局佐欢娱。”这鲜明的展示了商品化后形成的奢侈消费。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晚明的住房变化很大:人们大多把草房改成了瓦舍,由原来的无厅变成了有厅,由低矮变为高广,由三间五架变为多间多架,由朴实转为豪华,不论是财力雄厚的工商业者还是一般城市居民,不论是官吏缙绅还是普通百姓,求田问舍,蔚然成风。

(四)行——行旅演变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社会各阶层的车舆规定,到明成祖朱棣时,这种车舆规定逐步完善。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封建法制与纲纪的日渐松弛,交通工具也呈现出了日渐奢华的特点,违礼越制也就是大势所趋了。从晚明的文学作品《金瓶梅》、“三言二拍”中,可以看到商贾、士人甚至胥吏、妓女,都敢乘轿了。只要有银子,谁都可以享受明初只有高级官员才可拥有的特权。

在《醒世恒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乘轿之人多为来访的文官,包括内相(太监)在内。“少顷,雇乘轿子,差个女使接焦氏到家。”

二、特点

(一)违制

明朝社会封建集权制度极端发展,礼制形态较往时周密、严峻,社会风俗讲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官民士庶,从生到死,衣食住行、燕赏玩乐,一举一动皆受身份品级之限定,不敢轻易僭越。明朝开国之初,就“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朝廷不遗琐细地颁布种种律令,规定“服舍之制”,并约之严刑酷法,并在《明律》中专设“服舍违式”条,规定:“凡越级僭用服饰、车舆、房舍、器用者,庶民笞五十,官员杖—百。”受此约束,明初社会生活风俗大体循礼、俭约、拘禁。冠服方面,“士女胆饰,皆有定制……人遵画一之法”;“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庶民不御绮 之雇”。冠服如此,饮食、房舍、器用、车舆等,无一例外。

但是,这种恪守礼制、单调呆板的生活程式,总因社会经济之发展,而被逐渐打破。晚明的社会风俗已突破礼制的约束,尤其是新富起来的工商阶层,他们凭借金钱恣意享受。

(二)重商

我国社会向来重本轻末,且一直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但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产品也逐渐丰富,人们生活消费水平逐步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也有了增长,这一系列都刺激了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社会风俗渐趋“崇本轻末”,各地民众纷纷改农从商,弃农习技。“这镇(河西镇)在运河之旁,离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揖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但见红尘滚滚,车马纷纷,许多商贩客人,驮着货物,挨三顶五的进店安歇。”。由此,当时商业繁荣之景象可见一斑。

可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重商观念的有影响,这使得人们以前的传统观念和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此来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

(三)奢侈

明代风俗的奢侈性这一特点,同样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在服饰方面,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富家子弟以服饰为炫耀,逮舆隶亦穿绸缎,侈靡甚矣!”的现象。张荩是浙江杭州府人,在阳光明媚的一天,和两个名妓、几个子弟一起去西湖游玩。“自己打扮起来,头戴一顶时样绉纱巾,身穿着银红吴绫道袍,里边绣花白绫袄儿,脚下白绫袜、大红鞋,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从这段文字中可以读出:张荩的服装由高档的绫制成,价格不菲;从颜色非常鲜艳,有白、红等亮色,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很强。

(四)趋新

明代社会由于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崛起。商人为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总是敢于开拓,不断创新,永无休止。这种精神影响到社会生活,就势必使明代社会风俗带有趋新的特点。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江南地区之前自给自足的家庭“女织”习俗,到明代中叶以后已进入“市的交易”,最后演化成了商业性纺织。“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士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杆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丝绸牙行,约有千百徐家,远近村坊织稠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

三、小结

与明初相比,小说所反映出的晚明城市生活方式及民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重商、违制、奢侈、趋新等新的特点。这股变异潮流波及全国城乡,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涉及范围之广,史无前例。

参考文献:

[1]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97

[2](明)凌 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M].长沙:岳麓书社,2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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