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石象生—骆驼作为一种瑞兽陵前列置为明孝陵首创。明孝陵石象生—骆驼的放置时间为永乐十一年或稍后，设置的原因主要是明成祖北伐与北疆的朝贡臣服。

[关键词]明孝陵；石象生；骆驼石刻；成祖北伐

前言

明孝陵的石象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石象生又称石翁仲，是帝王陵墓前主要供祭仪物之一，为石雕人物、动物成对立于神道两侧。神道两旁排列着石象生，它们按照一定的次序在特定的方向上排列。明孝陵神道石象生，随着实际山峦起伏，曲折列置石兽十二对，依次是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和马，每类两对，都是一对伫立，一对蹲坐，石兽尽头往北折是一对高耸的白石柱，紧接着是两对武将和两对文臣。组成了规模宏大的石象生群，这些石象生是陵墓的装饰性建筑。石象生—骆驼作为一种瑞兽陵前列置，明代以前未见有物证，为明孝陵首创。且明孝陵蹲骆驼长4米，高2.88米，立骆驼高3.68米，在神道石象生中最为高大，同时也是历代皇陵石象生骆驼中最大的。截止目前，学术界尚未对骆驼出现在陵前并且放于重要位置上的原因未有较为合理的解释。本文拟就明孝陵神道石象生—骆驼的渊源以及出现的原因等方面略加考释。

一、明孝陵神道石象生（石骆驼）的放置年代

一般认为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五十四岁时开始营建陵墓，次年皇后马氏病逝，同年九月“庚年，葬孝慈皇后于孝陵”。洪武十六年，孝陵殿落成，前后用了二年时间。朱元璋七十一岁病逝葬于孝陵，因此后人一般把孝陵神道石象生的制作时间也定为洪武年间。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商榷。营建孝陵是否仅用了二年的时间？事实并非如此。孝陵所在地本是六朝古刹集中之处，其中最大的佛寺是北宋王安石所扩建的太平兴国寺（又称蒋山寺）。朱元璋与刘基、徐达、汤和合议选中此处作为陵址后，于洪武九年（1376年）即派遣亲军五万余人，迁寺及志公塔于朱湖洞（今紫霞洞）南，又于洪武十四年再东迁五里，这就是今日的灵谷寺地。因此，孝陵营建的时间，更确切说可以上推至洪武九年。据《明史·志礼十四》载：“十六年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皇太子少前，三上香、奠酒，读祝曰：‘园陵始营，祭享之仪未具。今礼殿既成，奉安神位，谨用祭告。逐行亚献，终献礼”。可见，洪武十六年只是孝陵殿的落成时间，是为了能向孝慈皇后行致祭大礼。并不能把它作为孝陵全部工程的完成时间。恰恰相反，孝陵的大量建筑，是在这之后进行的。如下马坊，大约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始建，当时方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而现在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其上刻：“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孝子嗣皇帝棣谨述”。所以最早也只能完成于永乐十一年九月（1413年）或更晚的时间。因此，如果从洪武九年算起，到永乐十一年为止的话，建陵时间前后至少延续了三十七年之久。

既然孝陵的营建时间介于洪武和永乐年间，那么孝陵神道石象生究竟何时所置就值得考虑了。文献没有确切记载，就实物资料比较来看，目前可以定为洪武年间的陵墓石象生有江苏洒洪祖陵前的神道石象生，孝陵附近常遇春、李文忠、徐达等墓前的石象生等。这批石象生无论是雕琢技法还是艺术风格，都与河南巩县宋陵前的石象生相近似，可见明初的石象生基本上仍是沿袭了宋代的风格。而明孝陵前的石象生与它们迥然有别。却与昌平明十三陵前的石象生风格相一致。永乐年间开始营建长陵，永乐十一年初葬仁孝皇后于长陵。据《历代陵寝备考》载：“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由此可以推论：明代皇帝在位时，已为自己修筑陵寝，作为寿陵。而陵的附属工程，尤其是神道石象生往往是后世所立，常与神功圣德碑为同一时期安置。因而，可以认为明孝陵前的石象生是永乐十一年或稍后时期的作品。

二、明孝陵神道石象生—骆驼出现的缘起与成祖北伐

（一）骆驼出现的缘起

1.历史地理上的变化发展。野骆驼，即指双峰驼。历史时期曾分布于约占我国国土的1/3的北部和西北部，东起闪电河附近（116°E，即东经，后同）西至叶尔羌河流域（约75°E），南至兰州（36°N），北达额尔齐斯河上游（48°N）。现在野生骆驼分布大大西移，集中在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西界的个别地区，且分布密度十分小。明朝与其北部的北元疆界随着战争交错变化。然而当时的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在北元的势力范围中。也就是说骆驼出现在中原在这说明了明朝与西北部的北元的往来战争亦或互通有无。

就时间而言，陵前列置骆驼，明代以前未见有物证。仅在唐段成式所撰的《酉阳杂俎》中记载有：“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年），长陵铜驼生毛，毛端开花”。这条记载极为荒诞，诚不可信。其他文献材料中再无所见，因此，明孝陵前列置骆驼实为首创。明孝陵前蹲骆驼长4米，高2.8米，立骆驼高达3.68米。是神道石象生中最高大的。孝陵神道上安置体形硕大的骆驼，增加了陵墓的威严气势。同时，骆驼又是西域和蒙古沙漠中的动物，是外国进贡给明朝的珍贵动物。孝陵神道上安置这样一些来自异邦的动物，也含有大明江山辽阔、皇帝威震四方的寓意。骆驼是北方重要的交通工具又称“沙漠之舟”，用它作为石象生以表示皇帝性情温顺、能吃苦耐劳。总体来说就是明太宗朱棣或是后世对明太祖的歌功颂德以及有炫耀国力强盛，象征西域安宁、国家繁荣。

2.文化传统发展的变化。明孝陵把骆驼置于如此显著的地位，也是历史传统的自然结果。中国文化中富有动物文化传统，动物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是作为象征的角色。骆驼也不例外，西汉时西域各国常献驼于中国。汉画像石中已有骆驼的形象，唐代三彩骆驼是常见的随葬明器之一。骆驼成为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符号，频频出现于各种仪式中。《新唐书·百官志》载：“献驼马则陈于朝堂”。特别是，骆驼也被用之于卤薄队伍中。《元史》卷79《舆服志》：“驼鼓，设金装铰具，花 鞍褥橐箧，前峰树 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络脑、当胸、后 ，并以毛组为辔勒，五色 玉，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 小鼓，一人乘之，系以毛绳。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

承元而起的明，自然也继承了这种将骆驼置于卤薄的礼仪传统。

因此，明孝陵前列置骆驼可以认为既是“陈于朝堂”的一种反映，也象征着朱元璋生前的卤薄大驾。然而，它又博采前代诸陵之长，融各家新意于一体，明孝陵的石象生配置，已突破了唐、宋的成规，具备了明代的独特风格。这一变革不是偶然的，朱元璋是打着：“驱除鞋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帜统一全国建立明朝的。明朝的建立正表示朱元璋是继承华夏正统，“备大圣之德，当亨嘉之运，受上天之成命，正中夏文明之统，开子孙万亿世隆平之基”。明孝陵神道石象生集历代精华于一处，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力图说明明朝是继承中华正统，并有超越唐、宋之意。

（二）成祖北伐与北疆朝贡臣服

神道石象生的设置，常常是墓主人生前仪卫的象征。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则是朱元璋生前大驾卤薄的反映。神道两旁排列着一群石兽，它们按照一定的次序在特定的方向排列，石兽如同一批“卫士”护卫着皇陵。明孝陵神道石象生—骆驼，列置陵前第三位。之前是两种瑞兽是狮、獬豸。从这一点上来说骆驼的出现并位置前列并不是偶然。其有着一定的背景和历史原因。

1.成祖北伐的时间脉络。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分别于永乐七年1409年、十二年1414年、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二十二年1424年五次亲征对盘据在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个部落的战争。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同时也使明朝精疲力竭，成祖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死。由第一部分推得明孝陵前的石象生是永乐十一年或稍后时期的作品。以永乐十一年为线划分之前永乐七年1409年第一次征伐和之后的四次征伐：十二年1414年、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二十二年1424年。

2.北疆臣服与朝贡的历史影响。经过了前两次的征伐使得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鞑靼、瓦剌势力减弱。鞑靼部经过明军的这次打击，臣服了明帝国，当年向明成祖进贡马匹。成祖亦给予优厚赏赐，其部臣阿鲁台接受了成祖给他“和宁王”的封号，瓦剌部兵败。次年，瓦剌向明朝贡马谢罪。之后的三次的亲征均以明朝胜利为终结。明成祖的五次漠北出征在当时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边境的安宁，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使得北部以及西北大部部族首领对中央明王朝臣服朝贡。作为北部和西北部的沙漠的特有动物骆驼则以作为朝贡的物品之一。在明朝之前的朝代西域各国常献驼于中国。北疆的朝贡与臣服也为石象生骆驼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为石象生是帝王陵墓前主要供祭仪物之一，为石雕人物、动物成对立于神道两侧。这些都要服务于天子表示对天子的臣服与归顺。

三、明孝陵神道石象生—骆驼的出现反映出的社会风貌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封建制度本身十分严密、系统。其中央集权的程度前所未有，现世皇权的力量空前强大。此时统治阶级所秉持宣传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早期带有神秘色彩和神仙情节的天人感应论大相径庭（尽管明代许多皇帝酷爱方术）。六朝石刻那种充满想象、神化唯美的审美倾向缺乏市场。现世生活与地上的事物更为关键。所以神化的动物如天禄、天马等等在明代的石刻中不再出现，反而代之以诸如骆驼一类驯化的牲畜。这种动物善化的倾向在明十三陵神道石刻中更为突出。

这与上文提及的孝陵神道上安置体形硕大的骆驼，增加了陵墓的威严气势，而且，骆驼是西域和蒙古沙漠中的动物，是外国进贡给明朝的珍贵动物。孝陵神道上安置这样一些来自异邦的动物，也含有大明江山辽阔、皇帝威震四方的寓意。相比之下则更能反映出明朝统治的现实与质朴化。同时明孝陵神道石刻与明祖陵、皇陵相比，题材和造型都有了较大的变化。雕刻风格趋于简朴，不尚浮华，发展了中国古代早期石刻庄重浑朴的特点。但这种简朴并不是简单和粗略，而是浑朴与细腻相结合。人物、动物的面部刻画十分精细。观者仔细辨识就会发现须发、毛角、鳞趾都纤毫毕现，但远观时又显得浑圆单纯，有素净之感。这种看似矛盾的效果是由对比产生的。人物面部雕刻虽精但外形严整，而所配笏板、宝剑，武将手持的金瓜等一系列服饰器用却棱角分明，凹凸有致。文官官服上的飞禽和武将战甲都用起位较高的浮雕表现而非单纯的线刻。在繁简、高低的对比中凸显了面部的单纯。这样的作品看似简单，对雕刻技艺的要求却更加深湛，这显然与当时国家的政策和导向有着密切联系。更直接的反映出明朝社会生活的崇尚实用、简约质朴的风貌。在这个层面上传达着它的史料价值，为后人更好的了解明朝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途径。

结语

综上，由明孝陵石象生—骆驼放置时间的推断考证与明成祖征伐北疆历史事件相互辅证。可得成祖北伐与北疆朝贡臣服对明孝陵神道石象生—骆驼列置陵前并且放于重要位置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至于骆驼作为瑞兽列于陵前第三位其中的历史缘由仍有待探索。同时明孝陵神道石刻作为中国石刻雕塑史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和历史时期，明孝陵神道石刻艺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雕塑流变过程中的实物史料，为我们研究中国雕塑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实物证据。

另外，骆驼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多重的文化意蕴，明孝陵的骆驼石头象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对外交流、民族精神等诸多方面，骆驼都曾是重要象征，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明孝陵志新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南京博物院编.明孝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4]（清）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844.

[5]秦浩.明孝陵神道石象生考[J].东南文化，1987（3）.

[6]吴东升.论明孝陵神道石象生的艺术风格[D].南京大学，2012.

[7]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J].博物院院刊，2004（6）.

[8]王子云.中国雕塑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5.

[9]丁宏伟.明孝陵神道演变考[J].东南大学学报，1996.

[10]冯祖光.神道夕阳—明代石刻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05）.

作者简介：张光辉，男，汉族，199006籍贯河南省新郑市，学历：硕士研究生，学校，河南大学2014级，专业：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