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静

[摘 要]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各国探险家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以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尤为集中，这股探险风潮，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探险家和考察队中，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最具名气的当属瑞典考察家斯文？赫定，他对新疆先后进行了五次探险考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后人留下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探险实录、札记和图像资料等，这些均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新疆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史料。

[关键词]斯文·赫定；乌鲁木齐；社会状况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但因其偏处边疆，而一直不为人所知，最早记载新疆地区文物古迹名胜分布情况的是清代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以及《西域图志》。

乌鲁木齐，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作为新疆的省会城市，位于新疆中北部，天山中段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清代乾隆二十年，清廷在此筑建新城，乾隆赐名“迪化”。1884年新疆建省后，迪化成为省会。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迪化市人民政府成立，乌鲁木齐依然是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这就成了众多探险家关注的对象。在这些探险家中，对乌鲁木齐描述最多的就是斯文·赫定了，本文就主要将斯文·赫定笔下所描述的乌鲁木齐社会作一简要论述。

一、斯文·赫定的新疆探险及主要著作

斯文·赫定，瑞典地理学者、探险家，从1893年起多次到我国人迹罕到的

西部沙漠高原地区探险考察，尤其对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以及和田河流域进行调查，发现了丹丹乌里克等遗址。这位被称为“中亚探险巨人”的职业探险家，曾多次出入中国新疆境内，深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漂流于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1927年5月，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准备开辟柏林—北京-上海航线的考察，组成了包括中国、瑞典、德国学者在内的由斯文·赫定和我国徐旭升任团长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共同考察。1933年10月，斯文·赫定等受当时南京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1934年3月斯文·赫定又奉乌鲁木齐督办之命，调查了罗布泊。

一般来说，斯文·赫定的探险或考察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他与其他探险家的不同之处。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作交易……我不会与他们做买卖，既不会也不可能与这些人达成任何交易”。他在路经吐鲁番见到千佛洞被勒柯克等人劫掠，表示了义愤。从他路经敦煌，对那些洞窟缺乏应有的兴趣看来，也可以反证出，他主要是以地理上的发现而自负的。（1）

斯文·赫定第一次考察新疆，著有《穿过亚洲》等著作，第二次考察新疆，出版了《1899-1920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共8卷，其中的《塔里木》、《罗布泊》等卷都是饮誉当时的名著，在第三次考察新疆及中国西部的8年中，则写了《长征记》、《皇城热河》、《丝绸之路》、《大马的逃亡》（中译为《马仲英逃亡记》）、《漂泊的湖》等书。而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则是第三次考察中国西部的一个全景式的名著。在这些著作中，斯文·赫定对所到之处的社会状况都进行了一系列精彩的描述。

二、斯文·赫定眼中的新疆社会

斯文·赫定共来华六次，在这六次活动中，除第四次在西藏外，其他五次都以在新疆活动为主，斯文·赫定探险考察生涯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抽取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斯文·赫定一生也就黯然失色。（2）尤其是在新疆省会城市乌鲁木齐，斯文·赫定将自己眼中的的乌鲁木齐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真实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一）对执政者的印象

斯文·赫定来新疆考察大多首先是与新疆的上层人士进行交涉的。第一次会见杨增新时，杨增新给了他一个“冰冷的接待”，（3）220但在他的眼中杨依然“令人难以忘怀，甚至心驰神往”。（2）220斯文·赫定深知这是个“拥有新疆的大权，我们完全处于他那哪怕是最微小的念头支配之下”（1）220的人物，但杨的帮助让斯文·赫定对他充满了感激。此外，斯文·赫定在讲到和杨的告别宴会时说：“中国人几乎很少是准时的，我们邀请他们一点钟到，在这之前几分钟我和徐教授赶到了那里。我们刚刚登上亭子的阶石，就传来了杨将军坐车的喇叭声……在其他客人到达之前我们坐在凉亭里又亲切的聊了一个来小时”。（1）232而在与盛世才的宴会时说到：“我们应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之邀于6月11日中午一点赴宴……三点钟，盛督办和他的夫人出现了——看来准时不是中国人得美德”。（1）663由此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位统治者对新疆地理考察事业的重视程度的不同以及对外国探险家态度的不同，杨的做法明显表示了对斯文·赫定的尊重与对其探险事业的支持，并说：“欢迎你再回来”。（1）232而盛世才不仅没有做到起码的尊重，甚至当他“听说考察团要来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的消息时十分生气，并感到惊奇和疑惑”。（1）664这些不仅让斯文·赫定觉得杨增新的遇刺让他感到十分惋惜，更觉得“杨将军的突然逝去，对于我们和我们正在进行与计划进行的科学研究，不能说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1）246同时总会祈祷在和其他领导人的宴会会有好的征兆，因为之后的领导人不再会让考察团的境况“像杨督军在世时一样令人感到放心”。（1）274盛世才对考察团的态度，让斯文·赫定觉得希望快些离开乌鲁木齐，甚至认为，“无论到什么地方，与这个窟窿一样的地方相比，都将是天堂了”。（1）661盛世才不仅没有给斯文·赫定像杨增新那样的帮助与支持，反而对他们的考察活动万般阻挠，这让斯文·赫定觉得：“盛世才在乌鲁木齐做的某些事情实在令人迷惑不解。不少外国人出于种种原因来到新疆，他竟长时间扣留这些人……这里的气氛总让人感到惶惑不安。18日尤寅照给盛世才写信询问他什么时候能见我们，为了同他谈谈我们的安排……督办的答复是，今天明天不行了，我后天见你们。可到了21日，接见的事毫无消息……6月22日，我们接到了一张大红请柬，邀我们参加宴会……可是我们知道在乌鲁木齐的宴会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④666虽然杨增新、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社会，同样一片混乱，社会政治状况如同那时乌鲁木齐肮脏、不堪的街道一般，但我们不难发现，杨对外国探险家的态度，既礼貌又提防，把握得当，对自己的统治充满信心，斯文·赫定也对杨增新充满了感激与敬佩之情。对于盛世才，斯文·赫定在《马仲英逃亡记》一书中附了一张盛世才的照片，并说了这样一句话：“盛督办，新疆最有权势的人物。尽管很客气地写上‘赫博士惠存，弟盛世才敬赠，却把我扣留在乌鲁木齐四个半月”。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在不了解斯文·赫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强的防范意识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物价飞涨，通货膨胀

（1）食品价格飞涨，粮食紧缺。“1933年3月9日在轮台，100斤面粉的价格是75两乌鲁木齐的纸币；3月22日，在铁干里克已涨到550两；而6月26日，乌鲁木齐的标价已是5000两；后来一直涨到14000两，谁也买不起馕了。”（5）161“省里普遍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因为农民被征了兵，而土地没有播种。一切农产品都被没收了，到处都缺乏食物。军队征用了所有的大车。因而食物无法从一个地区转运到另一个地区。乌鲁木齐和四周的联系都被切断了”。（6）15此时，以斯文·赫定为首的考察团已经出来九个月了，生活在战争时期的乌鲁木齐，经费简直无法估计，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备受煎熬。

（2）货币贬值。“1928年春天……一块银元可以兑换2.5两乌鲁木齐纸币……到1934年，已经是240两兑换一元了……存有这些纸币的人们会忽然发现，货币的贬值无形中已给他们造成了损失”。（1）665这里再一次反应了新疆乌鲁木齐社会的混乱状况，不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凡到过新疆的外国探险家，无不为这里货币之间的折算头疼。斯文·赫定初到新疆时，“亲眼见到了新疆奇怪的货币。现在这里所用的货币几乎都是一种叫“新疆两”的钱，他是在乌鲁木齐印刷，形式只有一两一种。还有一种中间带有方孔的中国钱也能用。有时人们也使用“元宝”，即一种船形的银币，它值50两。商人们则愿意换中国的银元，因为纸币一出省就作废了”。（1）202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并且由于钱币本身使用不便，所以给付款带了很多麻烦，就有探险家不得不雇佣毛驴才能将兑换的钱币驮回去的事情。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的乌鲁木齐百姓过着怎样艰难的日子……

（三）语言服饰、餐饮及建筑

（1）语言服饰。斯文·赫定第三次来新疆时，应俄罗斯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和夫人的邀请宴会，同时，也有陈德立先生，他在《丝绸之路》这样描述陈德立：“他身穿西服，说一口流利的俄语”。（7）151此时的新疆乌鲁木齐，主要居住着汉、维、回等民族，俄国人相对较少，各民族之间不仅从语言、文字方面，而且在饮食、建筑、生活习俗等方面都相互影响。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乌鲁木齐这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俄国等西方的文化逐渐的走进乌鲁木齐社会。斯文·赫定在参加一场婚礼时惊叹道，“中国式的婚礼真是非同寻常，太令人激动了！盛督办的弟弟是新郎……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出现了。她身穿轻柔的粉红衣裳，头上罩着粉红色的面纱，像是新娘的一顶王冠。他年轻貌美，手捧一束鲜花……”（2）154此时的乌鲁木齐，汉族官员穿起了欧式的礼服，汉族新娘也要“在婚礼上穿上一套她认为欧洲姑娘在同样场合穿的衣服”。（8）170在当时乌鲁木齐的上层社会中，由于受欧美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举行婚礼时，更多的会崇尚西方式的婚礼。

（2）餐饮方面。杨增新时期斯文·赫定来乌鲁木齐，杨增新用中式盛宴款待了他们，那时，“款待我们的是无数道真正的中国大菜，有鱼翅、竹笋、海参、燕窝汤、烤鸭以及所有中国餐桌上应有的美味佳肴。”（9）223在新疆，居住着众多民族，饮食文化也是多样的，但从这里，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与乌鲁木齐当地的维吾尔文化的相互影响。到了盛世才时期，斯文·赫定多次提到俄式风味的宴会，其中，在写到乌鲁木齐独特局势时期说：“宴会明显是俄国风味，有白兰地，白葡萄酒和香槟”。（2）666此时的新疆，由于推行亲苏政策，外国官员来到新疆的同时，也将苏俄的文化带到了新疆。除了语言服饰，餐饮等方面表现出了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外，城市的建筑更是生动的体现了这一社会现状。

（3）城市建筑的变化更多体现的是中西杂糅的特色，维吾尔族居民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城市中传统的维吾尔族居民中混杂着俄式和汉族风格的建筑。斯文·赫定刚到乌鲁木齐第一次会见杨增新时，看到“街道上建筑多是俄式建筑与维吾尔族式建筑混杂”。（2）220而到盛世才时期，便发生改变，斯文·赫定参加在乌鲁木齐公园的告别宴会时发现，“公园的主建筑被设计成稀奇古怪的汉族风格，其他地方有几座俄式风格的房子”。（2）231

通过斯文·赫定在著作中所描述的探险经历，清末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社会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他留下的数量可观且内容丰富的资料对我们今后进行新疆社会各领域的研究具有巨大的价值。在这里，各民族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但19世纪中期俄国势力向中国新疆渗透的加剧和经济的影响，英、俄等国逐步将其商品向中亚等地倾销，虽极大地改变了乌鲁木齐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内容，但社会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尽管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社会动荡局势长时期持续，使得物质生活水平依旧低下，人民生产方式依然落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与内地联系极少，严重影响了乌鲁木齐人民的正常生活。

参考文献：

一、书目（按出版顺序）

[1]斯文赫定.《马仲英逃亡记》（原名《大马的逃亡》）[M].年第一版.凌颂纯，王嘉琳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25》[M].1992年第一版.徐十周，王安红，王安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3]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回忆录》[M].王卫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斯文赫定.《丝绸之路》[M].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二、资料

[1]杨镰.《斯文·赫定及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J]

[2]任伊临.《斯文·赫定对新疆的探险与考察》[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二期.

注释：

（1）杨镰.《斯文·赫定及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2）任伊临：《斯文·赫定对新疆的探险与考察》，载《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2期。

（3）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25》，1992年第一版，徐十周、王安红、王安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25》，1992年第一版，徐十周、王安红、王安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6）斯文赫定：《马仲英逃亡记》（原名《大马的逃亡》），凌颂纯、王嘉琳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7）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回忆录》，王卫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9）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25》，1992年第一版，徐十周、王安红、王安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