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燕

[摘 要]东汉末年，皇室日衰，地方群雄并起，皆欲争霸天下。当此乱世，交州士家趁势而起，其家族雄踞交州，势力盛极一时。然而，士家虽称雄交州要塞，但在东汉末年之乱世，其却未参与争霸天下，仅致力于保存交州一隅之安宁，并最终在东吴势力的压迫下走向衰亡。综观其兴衰之原因，既有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缘故，也有其自身与别不同之因素。

[关键词]东汉末年；交州地区；士氏家族

东汉末年，各地群雄并起，多方名士、豪强凭着自身实力割据一方。各地方割据势力表面上虽仍表示要匡扶汉室，但实际上都各自为政，各有图谋。东汉末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皇权日衰、地方势力渐盛且相互混战、争夺领土的局势之中。

士氏家族乃东汉末年交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其家族先是因王莽之乱，避祸于交趾一地。经6世发展，至士赐开始有人出仕为官，从士燮一辈开始在官场上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至公元187年前后逐渐发展至顶峰。在东汉乱世中，交州因为有士家势力在统治，特别是由于士燮之治理有方，才能偏安一隅，“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1]。然而在当时，像士家这样一个本非官侯世家又非皇室贵胄的平凡家族是如何崛起壮大，最后又是因何遭到衰败的呢？本文拟在综合研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

一、起家模式及起家资本

东汉末年各地的割据势力有的出身王侯之后，如刘表、刘璋；有的出身公卿世家或名臣之后，如袁绍、孙坚、马腾；有的则曾为朝中重臣部下，如郭汜、李 。而与上述割据势力不同，士家在发迹之初既非王侯之后，也非公卿世家，在朝中又无重臣势力可倚靠，仅是偏远地区的一个普通富家大族。因此，其起家之模式与其他地方势力有所不同，主要遵循的是汉代传统的选官模式，依靠才学优异获得出仕，并通过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起家模式

汉代官吏选拔主要以察举、征辟为主。其中除征召是由皇帝直接下诏征聘外，察举和辟召之权实际都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由此可见，士子要获得出仕机会，除自身才干外，还必须获得掌权官员的赏识才能获得推荐。东汉后期，地方官长对察举、辟召权力的垄断愈演愈烈，并与地方世家大族相互勾结，彼此互惠互利。普通的地方大族通过自身的财力及社会地位影响地方官长，使自己的子孙成为察举、辟召的对象。一旦家族中有人出仕为官，就开始利用手中权力为家族牟利，进而又像其他地方官一般垄断察举、辟召之权，推荐同宗同族之人出仕，最终成为地方上的官宦世家。

士氏家族之起家所遵循的便是上述模式。先是士燮之父士赐出任日南太守，这是士家开始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崛起的标志。作为地方之长，不仅有权决定地方的一切事务，更有察举、辟召的权力。此后，士燮之被举孝廉，补尚书郎，以及因公事免官后又被举为茂才，任巫县县令，这些不仅是士燮本身才华所致，与其父之为官更有莫大的关系。

（二）起家资本

察举、征辟任官起源于西汉，其最初的标准是以才学为主，不论家世名望如何。而到了东汉，家世名望则日渐成为选贤任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东汉之选拔官吏在才学之外，更注重的是士人的家世背景和社会关系。要想出仕为官，非有雄厚的经济、社会资本不可。同理，士家之崛起除得益于汉代传统的选官制度以外，与其本身原有的资本和根基也有莫大的关系。

1、经济资本

从《三国志》中关于士氏家族的描述，我们可大略知道士家的前身至少是个富贵之家。首先，从其先人故里所属之地域来看，鲁国汶阳在西汉时地属豫州（见《汉书·卷二十八下》：“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属豫州。”），而豫州处在西汉皇权政治中心的东面，毗邻中央政权的核心区域。西汉末年社会陷入动乱，外戚王莽夺权改制，造成国家动荡，社会混乱。当此天下大乱之际，士家先人从北至南，长途跋涉地逃至交州，并在此安定下来，实现子孙繁衍、世代相传，可见其家财之根基匪浅。其次，士燮之父士赐为日南太守，作为一郡之长，其所得的俸禄甚多。汉代太守的俸禄为二千石，根据当时百官的俸禄水平来看，二千石在全国排行第四，算得上是高官了。再次，士燮少年便游学京师，且能拜入颍川名士刘子奇门下，这些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是不能实现的。

由上述可知，士家之经济实力雄厚非常。殷实的家境为士家将来成为交州地区的一大豪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士家得以崛起的首要原因。

2、文化资本

汉朝自武帝以后，“通经入仕”逐渐成为许多士人出仕的重要途径。而士家之崛起也与这一路径密切相关。士家先人本鲁国汶阳人，因王莽之乱，不得已逃亡至交州。鲁国乃孔子故里，儒家思想原生于此；再加上武帝时对儒家学说的推崇，汉代时故鲁之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应该更为深远。由此可见，儒学对士家之影响匪浅。而士燮一辈更进一步游学京师，拜名师门下深入钻研儒学且小有所成。士燮之“耽玩《春秋》……《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尚书》兼通古今……”是其被察举和举茂才必要的条件之一。因此，精通儒学且才华出众，具有深厚的文化资本是士家崛起的又一原因。

3、社会资本

汉朝自建国以来在选贤任能上就开始实行察举制，此后又逐渐发展出征辟制、任子制等制度。其中察举、征辟是士人出仕的重要途径。然而，与西汉初有所不同的是，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乃至日渐发展成为官吏与士人之间彼此相互倚重的一种关系，并最终成为东汉士人走进仕途一个重要途径。东汉后期，察举征辟任官逐渐注重门第阀阅，官员任命在注重士人学识、才干之余也多有裙带关系之因。因此，士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仕途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巨大的影响。于是，一时之间，“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为重”。[2]士家子弟除其自身才干以外，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作支撑，在东汉末年之乱世中，想要跻身官场，必然是不可能的。

4、象征资本

象征资本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所获得的公认的名望、头衔、声誉或领袖地位等。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仓猝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遂形成不同的军事集团，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当此乱世，皇权日衰，其对地方的控制也进一步遭到削弱。在交州出现大乱之时，皇室根本无力平乱，而已割据荆州的刘表对该区域又虎视眈眈，若不依靠当地势力，就只能将其拱手相让。交州的地方势力中，实力雄厚者非士家莫属，再加上士燮之“谦虚下士”、“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等名望、声誉在外早有传扬，陈国袁徽等不少名士都对其赞誉有加。由此，更加强了朝廷对士家的信任及倚仗，对士家兄弟悉数委以郡守之职，并对士燮一再加官进爵，从而加速了士氏家族之崛起、兴盛。

二、发展策略

如果说汉代官吏的传统起家模式及士家本身雄厚的起家资本为其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东汉末年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及交州地区的形势则为士家之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契机。士氏家族，尤其是士燮，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为自身服务，最终发展壮大并盛极一时。

（一）利用时势，积极构建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

汉承秦制，汉代在政体上也采用中央集权制度。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实行严格的掌控。然而，东汉末年，随着皇室的衰微，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也日渐力不从心，开始出现松懈。各地方势力趁机夺权，并积极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让同宗同族或者门生故友出任地方官职，在地方上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对地方权力的垄断，最终发展成为雄踞一方的“独立王国”。

士氏家族之发展壮大也是通过上述途径。士燮趁交州夷贼大乱之际，向中央上表让其三个弟弟出任交州其中三郡的郡守，抓住机会扩大士家在交州的势力。而此时的中央政府除了仰仗强大的地方势力外，自身根本无力平乱。因此，面对士燮之上表，中央也只能准奏，而这样的情况在皇权强盛的时代是甚为鲜见的。士家也就趁此机会，将其家族在交州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以至于出现“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 也。”（《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的局面。

（二）明辨强弱，巧妙化解政治威胁，促进自身势力发展

东汉末年是一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随着皇权的衰落，各地方势力逐渐雄起，并为了扩大势力、争夺地盘而彼此混战。于是，当此乱世，各种地方势力起起落落。一些势力才刚崭露头角，但旋即就为他人所灭。只有那些实力足够强大的，才能在稳踞一地的同时又不断扩大地盘、扩充实力。

虽然皇权日衰，天下人人企图自立，但从道义上来说，作为臣下的始终不能犯上，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人必诛之。因此，士家的势力虽已足够盛大，以至于可以脱离中央政权的管辖，独自割据一方。但为首的士燮并未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依然对东汉政权表示臣服，并不远千里、不畏战乱险阻地派人前去朝贡。如此，既可获得朝廷的嘉奖与认可，让其势力变得名正言顺，又可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势力以“诛反贼”为名对自身的讨伐。这也是士燮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势力、在保守中促进势力发展的策略之一。

然而，东汉政权毕竟气数将尽，随着魏、蜀、吴的势力日渐强大并稳定，三分天下的局面也逐渐明朗。作为能够从多种势力中最终突出重围并站稳脚跟的三支，称霸天下是他们各自唯一的目的，加紧攻城略地，扩张势力范围更是势在必行之举。而其他与此三者相比相对较弱的势力，要么在与之对抗中遭到灭亡，要么择木而栖，选择归顺一方以保全自己。因此，面对强大的孙吴势力，士燮并未选择反抗，而是选择“率兄弟奉承节度”，并主动遣子入质，又诱导益州豪族归附之，种种举动虽是攀附，但也是保全自身的一种策略。因为与其硬碰硬，拼个人仰马翻，不如主动归顺，如此不仅能够免于战乱，还有可能保全家族原有的势力。而事实也证明士燮的选择是正确的，归顺孙吴后的几年里，士燮及其兄弟不仅获得了孙权的赏识，加官封侯，而且还顺势发展了自身的势力，子辈也相继受到重用，其威势与当年在东汉政权治下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衰败原因：孙吴日盛，排除异己

东汉末年之乱世，造就了无数的地方势力。然而在所有势力中，最终也只有魏、蜀、吴三方能够于乱世中突围，真正建立自己的政权，开启天下三分的时代。而此三者以外的势力，虽在乱世中获得过一时的兴盛，哪怕其本身并无称霸天下的决心，而仅想保全在此乱世中获取的势力，但随着称霸势力的日渐兴盛并建立正式的政权，在其政权统治区域内是绝不能容忍有其他强大的宗族势力存在的。因此，那些在乱世中崛起并兴盛一时，但却无法争霸天下的势力，最终也只能在这乱世中衰亡。

士家势力之终结也在于此。孙吴势力日渐强盛，最终建立了正式的政权，与蜀、魏三分天下。交州作为东吴政权治下的一片重地，却依然由拥有宗族兵力的士家把持，这必然是东吴王权所不能容忍的。故士燮逝世后，孙权就立马以交趾县远为借口，开始对交州实行新的行政区域划分，并在此过程中派遣自己的亲信任各行政区的刺史及郡守，借此打破并取代士家在交州原有的势力。而士家虽有宗兵，但面对能够三分天下的东吴势力，其必然是处于劣势之一方。因此，即使最后士徽等兄弟没有听信吕岱“令服罪，保无忧”之言，并坚持抗争到底，其最终也同样会落得被剿灭的下场。此乃乱世之中所有不能称霸为王之势力的最终结局。

参考文献：

[1]（晋）陈寿著，陈君慧译注，《三国志》[M].线装书局出版社，2008年；

[2]（南宋）徐天麟撰：《东汉会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18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