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勇

[摘 要]关于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研究，国外学术界已经给予很多的关注，不仅在法国史学家撰写的法国革命历史著作中进行深入探讨，与之相关的研究也还将它置于1918世纪末欧洲国际关系的实际环境之下进行深入探讨，取得很多颇有建树的成果。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也一直在进行着，并取得一些成果，但远不及国外的研究那么深入。本文仅试图通过自己查阅到的资料对1793年形成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以期发现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第一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

关于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研究，在法国著名史学家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史》中对其论述最为丰富，勒费弗尔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将处在革命的法国置于当时的欧洲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这也足以见得法国大革命受当时的欧洲国际环境影响之深。因而，对反法同盟尤其是第一次反法同盟进行关注，不仅有助与我们认识18世纪末欧洲的国际局势，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法国革命的认识，这对初次进行探讨的我来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笔者发现对于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面，下面分节进行阐述。

一、关于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形成原因

1793年3月以来由英国组成的欧洲反法大同盟，追溯起来可以说是1792年2月组成的普奥同盟的继续和扩大。因为在1792年4月20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之后，战争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其组成的直接原因也是由于1793年2月1日法国国民公会通过了向英国宣战的法令，但是很多相关学者的研究却认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成因首先应该归结在英国身上，这也就涉及到促使第一次反法同盟形成的原因究竟是法国还是英国起到主要作用。

范瑞祥在《1793年—1815年的七次反法同盟》中对第一次反法同盟成因解释采纳了我国传统的史学观点，他认为各国反动势力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先后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妄图在法国复辟封建的波旁王朝，进而巩固欧洲的封建制度，这种观点是国内史学界最为传统的观点。不可否认其合理性，因为我们不能无视反法同盟诸国中确实有一些成员是为了复辟波旁王朝这一事实。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讲，“欧洲的古老政体在德意志比在法兰西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特征，然而即使是在德意志，它所创立的一部分制度，也已经到处遭到摧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既然连那些封建制度依然顽固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变革，他们又何必要为了这种制度在法国生存下去而不惜流血开战呢？

秦文山在《外国武装干涉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看到了外国武装干涉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影响，他认为处死路易十六和法军进攻比利时威胁英国工商业霸权，以及法国革命在英国国内引起广泛的民主运动导致了英法关系恶化，使得英国和普奥等反对法国革命国家接触，引起了1793年2月国民公会的宣战。他的观点看到了英国在第一次反法同盟形成的作用，但是他的文章还没有发现在处死路易十六之前的欧洲历次的国际会议上面，英国就已经在有意“撮合”普鲁士和奥地利了，尽管此前英国一直宣布中立。

周锦在《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反法同盟形成的原因》中认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形成在反法同盟及法国方面均可找到原因，认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形成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犯法列强们都感到无法与法国的新政权共存，原则的不同以及更重要的是实际利益的考虑，使他们暂时不顾彼此的矛盾，共同一致地组成反法同盟，必欲置其死地。而从法国一方来看，屡次孤军奋战，迎击联合起来的敌人围攻，其不得已的苦衷也是共同的。总之他认为，原则和利益之争正是则会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关键所在，而这在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指出了促使欧洲列强们在此时更加剧烈的反法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吉伦特派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比起前一时期的君主立宪派来要强硬的多。它主要从三方面进行阐述，即吉伦特派外交政策的进攻性；法军击退普奥联军的进击并深入敌境后，其外交更是咄咄逼人以及吉伦特派信奉世界主义和自然疆域思想。这个观点给我们以启发，一直标榜革命精神，解放精神的民族国家和此时以国家利益为准制定推行外交政策的民族国家究竟有没何区别？法国在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究竟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形成起到多大的作用？

勒费弗尔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他在本书的第三遍第五章中就反法大同盟产生进行了分析，他提到了法国革命对英国国内及西班牙南方诸国的影响，但他更为重视这一时期掌权的吉伦特派本身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对第一次反法同盟形成的作用，他认为吉伦特派控制下的国民公会的宣传战和领土兼并政策在法国决定同全欧洲开战这件事情上起着重要作用，指出这一时期法国对外政策的激进化在促成第一次反法同盟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这一时期法国国内的党派斗争在促使其对外宣战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勒费弗尔先生的论述值得我们注意。美国学者皮特也从小皮特本人的反法立场和英国的立场方面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形成原因有论述，但观点与前几位学者类似，此处不做赘述。

综上所述，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形成原因研究基本框架已经奠定，只是有些方面还有待深入，例如这一时期英国国内的民主运动状况，法国国内主战派的构成及各派的意图，法国的“自然疆界”原则究竟在其对外宣战中起怎样的作用等。

二、关于第一次反法同盟时期英法矛盾和俄法矛盾

第一次反法同盟时期法国的外部敌人主要是英国还是俄国这一问题，在史学界也有探讨，上个世纪还有过文章之间的争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第一次反法同盟时期法国的主要外部敌人是英国，代表性观点是王绳祖提出的，他在专著《国际关系史》中认为1789年-1794年，国际关系的主导方面，是法国革命政权与英国策动的反革命联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英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反法堡垒，法国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韩承文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外部敌人是英国》中明确指出这一时期法国的主要外部敌人就是英国，除了双方在历史上有根深蒂固的矛盾之外，英国急于争霸欧洲，控制欧洲它不能容忍欧洲有一个破坏欧洲的均势，能够与英国争夺商业霸权和殖民霸权的，强大的法国存在。而俄国此时期的战略重点不在西欧，而在波罗的海、波兰和土耳其地区，尽管它也仇视革命的法国，但并没有足够的精力同法国进行争夺进行干涉。

高照明在《俄国如何参加了其次反法同盟》中认为从七次反法联盟来看，俄参加了五次，第一次由于忙于对波、土、瑞战争基本上没有参加反法同盟。七次反法同盟中，俄国实际上只是个配角，俄国的落后决定了它在世界争霸中总是充当二流角色。然而，俄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却吸引了拿破仑及历代军事家，俄国是地缘政治的枢纽地带，这种位置易攻能守，注定使它永远处于不败之地。他进而提出其次反法同盟中，英俄两国是主要策划者，英法矛盾是主要矛盾。这就涉及到了对俄法矛盾和英法矛盾谁主谁次的争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法国主要外部敌人是俄国，这种观点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把整个欧洲划分为彼此对立和斗争的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在这两种势力的斗争中，沙俄帝国是欧洲泛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背阵地和后备军。这种观点有两个人提出过，主要是谢有实在《十七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对欧洲的争夺及其霸权的确立》，以及赵克毅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与沙皇俄国》。虽然我们不能忽视俄国在反法同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任然应该考虑到当时具体的国际环境去进行研究思考，以期得出更加中肯的观点。

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因为它涉及到在看待国际关系这一问题时候，我们是该基于意识形态还是基于国家民族利益去考察这个问题。

三、关于此时期英国对法政策及第一次反法同盟失败的原因

英国不仅是第一次反法同盟，而且是历次反法同盟的积极组织者，因而，这一时期英国的对法政策尤为重要，学者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李永清《论小皮特政府的对法政策》中将十八世纪末英国对法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对法友好政策（1783—1789年）、从中立走向干涉政策（1789—1793年初）、与法开战后的政策（1793年—1806年）。其中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反法大同盟建立之后，小皮特政府实行了重海洋轻大陆的政策：用补助金组建反法同盟，以小规模的对欧远征骚扰法国；英国专心在海上和殖民地建立自己的优势。王娜在它的基础之上对英国对法政策转变的原因做了浅度剖析，她在文章《浅析小皮特政府对法国革命政策转变的原因》中认为英国对法政策的这种转变是和英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英国战略注意力的转变相关的。

张勇《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中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有力冲击了欧洲大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也打破了欧洲原有的脆弱均势，引起了欧洲各君主国的不安。当时的资产阶级君主国英国，感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也受到了威胁，走进了反法的行列，并成为反法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将英国对法政策的转变归结为两点原因。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有力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运动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由于法国的领土扩张破坏了欧洲的均势。

对于英国对法政策的转变问题，学术界的分歧不大。我们还可以从英国内阁和国王关于对法政策的内部不同意见进行考察，深入看待英国对法政策转变的内部原因。

第一次反法同盟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战争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失败而告终。那么它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勒费弗尔的书中有详细的阐述。勒费弗尔认为，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虽然已经向法国开战，但是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各同盟国对战争的目的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而作战时兵力分散。他们对波兰、海战和殖民战争的关心至少等于或甚至超过对法的陆上进攻。在这点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反法同盟诸国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反法同盟诸国未能利用自己的物质优势，看不到这是一场崭新的战争，他们因循守旧，丝毫不改变作战和统治方法。当然，反法同盟的作战不利并不完全出于因循守旧，他们不敢要自己的臣民做出过分的牺牲，因为他们担心臣民们胜利后会反过来要他们作出相应的让步。

在此基础上勒费弗尔指出，普鲁士和奥地利过分关注对波兰的争夺瓜分，以及皮特在处理英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方法上的措施失当，是第一次反法同盟瓦解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还指出法兰西共和国本身在军事，革命精神上的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勒费弗尔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堪称经典。只是由于主题和篇幅限制，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组成、物资供应和共和精神以及这支军地究竟在取得胜利上起到多大作用等具体问题，没能给出更加深入的探讨，这都将是接下来我们研究的努力方向。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仅就英国政策做出了较为可取的成绩，但是对于后一部分的问题探讨还不够，这有待我们站在相关译著的基点上面，结合更多的外文文献进行进一步搜集研究和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1]周锦.《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反法同盟形成的原因》[J].《史林》.1989，（2）

[2]秦文山.《外国武装干涉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J].《河北大学学报》.1990，（2）

[3]范瑞祥.《1793—1815年的七次反法同盟》[J].《芒种》.2012，（9）

[4][法]勒费弗尔，顾良等译.《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5]李永清.《论小皮特政府的对法政策》[J].《史学月刊》.1988，（5）

[6]韩承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外部敌人是英国》[J].《河南大学学报》.1985

[7]高照明.《俄国如何参与了七次反法同盟》[J].《河南社会科学》.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