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韶光

[摘 要]自《岳麓书院藏秦简（叁）》2013年6月出版发行以来，该书所载的十五个奏谳文书引起了历史学界、法律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第六个文书所载《暨过误失坐官案》，主要讲述了江陵县官员暨因为不满上级对自己的惩罚，提出上诉，经审讯减轻了惩罚的案件。本文试图从秦律条文出发，对官员暨受到不同判决的依据进行分析，反映了人的主观意愿在秦代法律判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揭示了由秦到汉，“严刑峻罚”逐渐动摇的趋势。

[关键词]相沓；累论；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之案例六“暨过误失坐官案”的主要内容如下：江陵丞暨因为粮仓失修、不当傅籍者却被傅籍、判处案件出现失误等问题，被检举告发了八次，因此被判“累论”，即诸种罪行相互累加、数罪并罚。暨进行申诉，第一次申诉判决结果如同首次判决，即数罪并罚；暨进行了第二次申诉，认为暨所犯过失非有意所为，判为“相沓”，即以多重惩罚中最重的惩罚为最终惩罚。

本文将对暨三次判处所受到的不同判决的依据分别进行探讨，由于前两次判决结果一致，遂分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

一、前两次判决

何为“累论”？岳麓简（叁）整理小组注：“累论，累积论罪，即每一行为算一罪并判一刑，也就是将多种‘过误失作为数罪处理。”也就是说，累论，即数罪并罚。同一个人犯两种以上罪行，把诸多罪行相互累加，则表现为所受惩罚的强度重于其中任何一个罪名所受的惩罚。

材料一：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49：“诬人盗直（值）廿，未断，有（又）有它盗，直（值）百，乃后觉，当并臧（赃）以论，且行真罪、有（又）以诬人论？当赀二甲一盾。”

材料二：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50：“上造甲盗一羊，狱未断，诬人曰盗一猪，论可（何）■（也）？当完城旦。”

在材料一中，该人犯了诬告他人和盗窃两种罪行，将两项赃值合并论处，罚“二甲一盾”。■谷至先生在《秦汉刑罚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秦律的赀罪是以赀一盾、赀一甲的武器为单位的，有四个等级，由重到轻依次为赀二甲→赀一甲→赀二盾→赀一盾。”可见赀二甲一盾的罪行是非常之重的。

在材料二中，上造甲犯了盗窃和诬告他人两种罪行，对其惩罚是“完为城旦”。甲为上造，秦律中对于有爵位之人的惩罚会有相应变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85：“内公孙母（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整理小组注释：“《汉书·惠帝记》：‘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及刑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注：‘内外公孙，国家宗室及外戚之孙也。据此，内公孙即宗室的后裔。本条与《汉书》这段文字可以互相参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对上造甲的论处也应视其身份有所减轻。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06：“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对比该条材料与材料二，上造甲的罪行在经过减轻之后，仍与犯盗窃罪的成年男子所判处得罪行等同，可见上造甲所受罪行之重。

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暨受到了“八劾”，即：“劾不传戍令”、“劾■”、“非系”、“劾■窗、豕”、“劾弩”、“坐丹”、“劾偃”等（还有一劾因简残缺，无法确定）。

根据上文分析，在秦律中有对犯多种罪行之人实行“数罪并罚”的情况，因此，前两次判决对暨实行“累论”是具有法律依据的。

二、第三次判决

在第三次判决中，对暨的惩罚方式是“相沓”。何为“相沓”？岳麓简（叁）整理小组解释“相沓”为：“相沓，罪状相及、相关，罪状相关的“过误失”都合并为一罪，仅判一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犯有数罪，处罚时，按照其所犯的最重的一个罪进行处罚”，即“重罪吸收轻罪”原则。

材料三：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131：“把其■（假）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自出，以亡论。其得，坐臧（赃）为盗；盗罪轻于亡，以亡论。”

材料四：睡虎地秦简《效律》简01：“为都官及县效律：其有赢、不备，物直（值）之，以其贾（价）多者罪之，勿赢（累）。”

在材料三中，该人犯了逃亡罪与盗窃罪，盗窃罪轻于逃亡罪，因此按照逃亡罪论处。

材料四是说，都官和县在核验物资和财产时，有超出或者不足时，应以价格最高的来定罪，不要把各种物品价值累加在一起定罪。

对比材料三、四可知，在秦律当中，也存在犯有多种罪行时以最重的一种罪行来论处的情况，而非“数罪并罚”，因此，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第三次判决也是符合秦律的要求的。

三、出现不同判决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前两次的判决结果较重，而第三次判决较轻。那么，出现这两种不同判决的原因出在哪里呢？

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在诘问暨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应“累论”时，暨说道：“不幸过误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法）令，赴隧以成私■（也）。”其大意是说，暨并不是故意违反法令的，是其一时疏忽所致。

秦律中对犯罪实施者的主观意图是十分注重的，并按照其主观意图，将犯罪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西田太一郎在《中国刑法史研究》中说道：“‘过失是用来表示广义的无犯罪意图的犯罪行为术语。”同时又指出：“对于‘志善者即动机是好的犯罪者减免处罚，而‘志恶即动机坏的即使犯罪未遂也要根据相应的法令给以刑罚。”

在睡虎地秦简中，就有相关记载。

材料五：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47：“甲告乙盗牛，今乙盗羊，问可（何）论？为告不审。”

材料六：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36：“甲有罪，吏智（知）而端重若轻之，论可（何）■（也）？为不直。”

材料七：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简043：“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

材料五中指出，甲控告乙盗牛，但是乙是盗羊，因为不是故意所为，即是过失犯罪，所以作为控告不实。

材料六中指出，吏明明知道甲的罪行，而故意从轻或从重判处，这就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例子。

从材料七中可知，如果甲是故意所为，则判为诬告罪，若不是故意所为，则作为控告不实。可见秦律中对于故意犯罪的论处要重于过失犯罪。

再看“暨过误失坐官案”，暨不经意犯了错误，对于部门内部坐官一事没有及时察觉，总之，违背法律一事完全出于无意。根据秦律中对于过失犯罪的处罚予以适当减轻的原则，在论处暨时，采用多种罪行中按最重的一种来进行处罚的判决也是符合规定的。

四、对秦汉间法律思想转变的认识

从“暨过误失坐官案”中可以看出，在秦统治时期“数罪并罚”与“重罪吸收轻罪”两种论处方式并行。但是在汉统治时期，发生了变化。

材料八：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99：“一人有数罪■，以其重罪罪之。”

材料九：《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传：“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何休注：“明当以重罪者罪之。犹律（汉律）一人有罪，以重者论之。”

由此可见，在汉初，就已经废除了数罪并罚的原则，而采用了“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秦则是向“重罪吸收轻罪”这一原则的转化时期，“重罪吸收轻罪”与“数罪并罚”虽然并存，但是“重罪吸收轻罪”逐渐占据了上风，这也是在“暨过误失坐官案”中，在对暨的最后一次审判时采用“重罪吸收轻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法律原则的转变，与其法律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秦以法家思想为治国之道，法律严苛，随着国力衰微，国家控制力的减弱，秦之初所创设的严刑酷法无法得到全面贯彻。且随着大众的反抗不断增加，统治者势必会对自身统治政策有所改变。直至汉的建立，汉初推崇黄老之术。这样一来可使国家和百姓得以休养，二来也是对秦二世而亡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 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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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7]李学勤.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