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艳

[摘 要]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的主力军，其在严密、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坚持斗争，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地区的斗争主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初创期、鼎盛期和后期，其中东北抗日联军的初期和鼎盛时期的斗争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但是对东北抗日联军后期的战略转移，存在着很多认识的片面和误解，本文将从战略转移必要性、后果及影响的角度出发，结合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的实际，对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战略转移

一、引言

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是活跃在东北地区的主要抗争力量，在其建立初期给日寇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在1938年以前因为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还刚刚开始，人数和装备上处于劣势的东北抗日联军可以借助地形、情报信息的优势对其进行打击，但是在1938年以后因为日本在东北地区实行残酷而严密的殖民统治导致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斗争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东北抗联遭遇了严重的损失，1940年至1945年期间东北抗联被迫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休整，针对这一问题史学界有很多论调彼此争论不休，因此对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

二、关于抗联越境的必要性问题

当前对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的评价，最主要的评价内容就是其后期的越境问题，问题实质就在于东北抗联在斗争后期应不应该越境进入苏联。当前的评价主流的答案是否定的，普遍认为东北抗日联军进入苏联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实际上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后期进入苏联远东地区的原因很复杂，从1938年开始东北的抗日局势就变得极为严峻，东北抗日联军的抗争进入了一个艰苦卓绝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因为斗争的需要就有部分抗联部队进入苏联境内的情况，在1940年以后抗联队伍大批进入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整训，前后历时五年有其深刻的历时原因。

1935年为了适应在敌占区的军事斗争形势，中共满洲省委撤销，撤销以后设置了吉东、北满、东满和南满四个省委，以方便与各个地区抗联队伍的联系指挥抗联队伍的抗争。但是因为东北地区没有了统一的领导，四个省委在后期的残酷斗争中分别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因为战乱各个地区的省委之间、抗联部队之间、省委与抗联队伍之间也逐渐失去联系，抗联队伍基本上失去了外部的一切指导和支援在日军的分割包围下孤军奋战。因为东北抗日联军是一个结合了早期的土匪等武装力量的联合体，在日军的严酷围剿之下内部矛盾也开始逐渐激化。1940年初除了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因为遭围剿失去联系之外第二、第三路军都受到苏联远东军队的邀请到伯力召开会议，在会上双方对军队互相配合以及支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会后受邀的抗联军队又返回东北坚持抗战。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再一次邀请抗联第二、三路军领导人于年终参加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当时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已经因为日军的重点围剿而溃散，领导人杨靖宇被围困下落不明），并谎称会议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东北抗日联军长期以来存在的游击队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问题。东北抗联的领导者大喜过望纷纷向苏联远东地区靠近并参与了这次会议，但是在会上东北抗联的领导人发现苏联人的阴谋后，立即表示对对方做法的强烈抗议，并积极的准备返回东北继续抗日，其中抗联的第三路军三支队提前返回东北，南部驻屯所也有29名抗联战士被派回东北。但是第二批返回东北抗联部队的行程因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而被打断，东北抗联的主力不得不滞留苏联长达五年之久[2]。

从这一段史事中可以看出东北抗日联军进入苏联远东并滞留五年之久并不是东北抗联自身的意愿，其中包含着苏联的恶意引导以及《苏日中立合约》签订这样一个历史偶然因素。从主观意愿上来说东北抗联进入苏联远东地区并不是畏战逃跑的行为。从客观实际上来讲，在1940年以后因为孤立无援东北抗联的生存形势已经极为严峻，1938年东北抗联鼎盛时期，全军共有兵员3万多人。但是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0年东北抗联三路军总人数只有1000余人，战斗减员的数量之巨、幅度之大可见当时战斗的残酷。到1941年初东北抗联的第一路军就全军覆没领导人杨靖宇战死，东北抗联已经到了山群水尽的地步。在这种实际情况下东北抗联越境进入到苏联境内，避免了被全歼的结局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得以在1945年重回东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东北的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势下，东北抗联的越境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原则性错误[3]。

三、抗联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问题

东北抗联在东北地区的后期抗日斗争以1940年初的伯力会议为始。在这次会议以后抗联的部队基本上都集中在自己的游击区进行游击斗争，尽管从全国的抗日斗争全局来看，东北抗联的游击斗争并不存在十分明显的战略意义。但是抗联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实在的意义，表明了东北人民不屈的抗争意识，更是用实际行动打乱了日军的军事部署，让日军不得不在东北地区关键城市大量驻防，客观上起到了迟滞、拖延日军的作用。1941年苏联远东军区拒绝在其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返回东北以后，前期返回东北的第三路军三支队的游击斗争仍在继续，因为部队的建制更小，其游击斗争进行还比较活跃，第三支队成建制的游击斗争一直持续到1942年。

事实上在苏联远东整训期间东北抗联也没有停止抗日活动，在返回东北的请求被拒绝以后，返回东北无望，东北抗联成立了教导旅，专门执行在东北地区的抗战任务，其主要的方式是小规模的渗透游击战。通过向东北地区派出精锐的小规模队伍对日军进行打击。这种小规模的部队派遣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是派出10——20人的小部队返回东北执行收集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游击斗争的任务。其二是派出成建制的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活动，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第三支队，其在东北境内的游击斗争一直持续到1942年才结束。第三种是派出小部队专门执行对日军的侦查任务，这种任务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由苏军直接决定侦查活动的目标，由抗联抽调人手具体执行侦查任务，另一种是苏军抽调人员，任务互动方式、活动范围均由苏军决定的侦查活动[4]。这种侦查活动是针对日军的军营、机场、公路、铁路等关键机构信息的收集但并不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同时有的被派遣回国内的抗联队伍，在对日军关键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侦查的同时也伺机对这些关键设施进行扰袭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抗联滞留苏联远东时期，共派回执行游击斗争任务的小股部队26支、执行侦查任务的部队25支，累计达到1260人次。这些抗联战士在回到东北期间对日军展开侦查、扰袭、破坏。有效的监视了敌人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同时抗联的返回部队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941至1945年整个滞留期间派回东北的抗联队伍牺牲了200余人，这些抗联战士都是为了抗击东北日军而牺牲的，虽然这些小规模的抗击活动并没有改变东北的抗日形势，但是抗联的斗争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士气，扰乱了日军的战斗部署，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投入到抗争侵略者的活动中去，东北抗联的这种精神和实际抗争行为是应该受到肯定的[5]。

四、抗联进入远东后党的领导问题

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裁撤以后，形成了北满、吉东、南满、东满（在抗联斗争的后期东满并入南满，统称南满省委）四个省委领导东北抗联各部进行抗日斗争的新的领导形势，在初期这种分工合作的党组领导模式卓有成效，领导抗日联军进入到鼎盛时期。但是随着日本在满洲的殖民统治逐渐稳固，抗联的斗争困难日巨。首先是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斗争活动中相继牺牲，南满省委已经名存实亡，北满和吉东省委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斗争，但是在省委一层就已经与中央失去联系，同时因为缺乏统一的领导，省委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为复杂。在1940年以后随着与苏联远东军区的两次接触，在抗联内部党的领导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北党委过于依赖联共（布）的问题，这一问题因为涉及到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以及东北抗战活动的独立性所以变得异常敏感[6]。

在1940年东北的抗日局势急剧恶化，东北抗联的抗日活动开展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在客观上必须得到苏联远东军区的支持，要获取物质、信息上的支持不可避免的要与苏联合作，接受其指导。但是东北抗联在与苏联合作的同时认识到了东北党委和东北抗战独立性的重要意义，在与苏联合作的同时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与党内和苏联的“取消主义”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客观上保证了东北党委和东北抗日斗争的独立性，让中共党委在东北留下了抗战的火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大旗不倒[7]。

事实上联共（布）党内曾有过让中共党组织与抗日游击队分离的建议，这一建议就意味着剥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武装的指导权，让中国共产党与东北的抗战活动彻底脱离。对于这一建议东北抗联的领导者周保中等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东北的抗战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在特殊的情况下中共东北党委和东北抗联遭遇了挫折，但是这并不能影响二者的紧密连结。从当时的实际抗战情况来看，抗联在东北的抗日活动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一不小心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与苏联共产党的党组之间的合作，与苏联远东军区的军事合作是东北抗联唯一的选择，但是在合作过程中抗联坚持掌握自身的独立性。在合作过程中接受苏联军队的支持，同时也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但是一直抓住自身的独立性不放，与党内和党外的“取消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东北抗联自身的独立性，保证了东北抗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从属性。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8]。

结论：东北抗联作为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其在东北沦陷期间坚持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与日军战斗，其本身坚持斗争的精神以及对中国抗日斗争整体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针对东北抗联在后期斗争中在苏联整训的问题，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抗日实际，客观的予以评价。本文从关于抗联越境的必要性问题、抗联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问题、抗联进入远东后党的领导问题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在东北抗联的后期抗争中，抗联进入苏联是并非主观上的畏战逃跑行为而是受到了苏联的恶意引导，同时这也是当时抗日实际的客观需求。东北抗联在与苏联合作时期积极组织抗日队伍回到东北进行最大限度的抗战活动，在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共产党对抗联和抗战活动的领导，客观上辅正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苏裴裴.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地位之再思考[D].天津师范大学，2012.

[2]曹艺.《苏日中立条约》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后期斗争[A].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东北抗联史研究中心.东北抗联史学术交流会文集[C].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东北抗联史研究中心：，2011：14.

[3]王连捷，王惠宇.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几个问题的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2000，02：115-120.

[4]王连捷.论东北抗日联军后期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98-101.

[5]吴佳楠.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斗争及地位[D].沈阳师范大学，2014.

[6]尚金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7]管廷辉.苏联对东北抗联后期战略的重要影响[J].抗战史料研究，2013，02：68-74.

[8]尚金州，李正军.东北后期抗日战争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对“九一八”和东北抗战的论述[J].沈阳干部学刊，2011，05：49-51.